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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时至今日，人们不会再以“花儿”是“情歌”伤风败俗，“花儿”是“野曲”难登大雅之堂来审视“花儿”、妄评“花儿”。也不会用“花椒树上你要上，／上去时树杈儿挂哩，／庄子里去了你霎唱，／胡唱时老汉们骂哩”禁锢“花儿”的演唱活动。
“花儿”作为口传心授的民歌，一种传统文化的载体，早以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众多的曲令，特色各异的演唱方式深深根植于汉、回、土、藏、东乡、保安、裕固、撒拉、蒙古九个民族之中，徜徉在西北五省(区)广袤的山川、河流，饱含着泥土的芳香，挟带着天地的灵秀流淌在西北人民的心里。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吐蕊飘香。仅从它的流传区域和覆盖民族之广而言，“花儿”当属民歌中的佼佼者。没有哪一种民歌像“花儿”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民族作为自己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没有哪一种民歌能够跨越五个省(区)的疆界，在广袤的西北高原涓涓流淌。西北的诸多民族虽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尽管生活习惯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对“花儿”的喜爱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倾诉的是人间的真情。可以说“花儿”是西北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奇特的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民族团结、和谐的象征，是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西北人民奉献给人类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距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儒家的“六艺”反映的是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的社会万象。大凡305篇中，最为经典的当属《国风》，是那个年代的民歌，占了很大篇幅。而作为西北民歌之魂的“花儿”，据史料记载，掐指算来也有近千年的历史。明万历年间，诗人高洪《古鄯行吟》中“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的诗句，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生动多彩的民俗风情图。反映的是当时青海民和古鄯地区人们漫“花儿”的场景。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六百余年，但诗中描绘的场景在西北高原仍然随处可见。我们可以断想，诗人生活的那个年代处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共生、发展的西北，“花儿”这朵奇葩已叶繁枝茂，花艳果硕了。“河里的鱼娃儿离不开水，／没水时它咋个活哩?／花儿是我们心上的油，／不唱时我咋个活哩?”我们有理由说，由九个民族共同培育、传唱的“花儿”是西北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花儿”不是一种简单的区域性民歌，而是一种极具文化模式的传统文化载体，是体现多民族文化心理兼容性很强的文化品种。她以曲令丰富多彩、歌手辈出著称，以曲词严谨特殊、比拟生动质朴感人。纵观中国民歌史的发展，时至今日，还没有用拟物化的手法称呼一种民歌为“花儿”的。可见人们对她的钟爱。从体例上讲，“花儿”分为传统“花儿”和新编“花儿”，从曲令来看，她有以地域之分的“河州大令”、“马营令”、“东峡令”等；以民族之分的“撒拉令”、“土族令”、“东乡令”、“保安令”、“回族直令”等；还有以花卉为名的“绯红花令”、“二牡丹令”等。曲令多达二百余种，广为流传的也有四十余种。
“花儿”作为词曲相配的民歌，章句如诗，韵律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唱起来悦耳动听。而她独到、精美、传神的语言风格更是别具一格。人们熟知的“白牡丹白着耀人哩，／红牡丹红着破哩”中的“耀”和“破”字，一字传神，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活龙活现的群芳争艳，万木闹春的迎春图。白牡丹清新秀丽、婀娜多姿，红牡丹艳丽芬芳、摇曳婆娑的倩姿跃然而出。“南山根里的黑云彩，／清风送着个雨来。／尕妹妹好比个嫩白菜，／一指头弹出个水来。”一个“弹”字把姑娘清新秀丽、文静淑雅的倩姿描绘的活灵活现，秀色可餐。而“白云彩起来了挽疙瘩，／朵朵儿像莲花，／又像是才开的棉花，／我搭上个梯子了尕手俩款款儿摘下。／尕妹妹好比是白棉花，／纺成个线织成个布，／缝上个挨肉的汗裼，／穿身上心里热火着没法。”的词句，比拟生动、浪漫夸张、感情真炽，撼人心魄。“荷花叶叶上一洼洼水，／风吹时叶叶动里。／毛敦敦眼睛酒窝窝嘴，／你说话时我心动弹哩。”比拟形象生动，姑娘秀丽可爱的芳容美艳醉人，跃然纸上。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孟子云：“食，色，性也。”希腊神话中人类的诞生，《圣经》中人类始祖夏娃、亚当的故事，以及《古兰经》中穆圣的圣谕，对于人类的情爱都有阐述。从根本上说情爱是人的天性，人性的使然。一本言情小说、一出爱情戏剧、一部抒情影视片，人们看得津津有味，乐不可支。但是爱情“花儿”过去却被说三道四，备加责难。
“花儿”中表现男女情爱的题材颇多，信手拈来，细细品味，她的质朴、艺术魅力、表现手法，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清茶熬成个牛血了，／茶叶子滚成个纸了。／浑身的肉儿想干了，／只剩下一口气了。”情之真，意之切憾天动地，令人动容。“一把一把地拔草哩，／尕背斗啥时候满哩，／一阵一阵儿地想你哩，／一个月的日子啥时候完哩。”思念的惆怅，度日的难心跃然而出。“大河的沿上牛吃水，／鼻圈儿落着个水哩，／端起个饭碗想起你，／面叶儿捞不到嘴里。”苦思痴恋的神态入木三分。当然，“花儿”中除了反映男女之间思恋的题材外，也有争取婚姻自由、婚誓的题材。“十冬腊月里好冷天，／雪压山，／羊吃了路边的马莲。／若要我俩的婚姻散，／三九天，／冰滩上开一朵牡丹。”“出了大门山对山，／对儿山，／羊吃了路边的草了；／若要我俩的婚姻散，／八宝山，／舀着黄河的水干。”这两组“花儿”是男女青年矢志不渝的婚誓宣言，他们的执着，对爱情的忠贞，坚定的决心感天动地。
我们知道《关雎》是《诗经》里的首篇，主题是反映男女情爱。“花儿”“天上的星星明着哩，／月影里下雪着哩；／尕妹的门上蹲着哩，／毡帽里捂脚着哩。”、“天大的窟窿我戳哩，／地大的补丁俩补哩。／五尺的身子我豁哩，／三魂儿赔你着坐哩。”反映的也是男女情爱。但我们看到《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中描述的是一位男子渴求得到心爱姑娘的企盼、无奈和欲与梦寐以求的姑娘结为伉俪的情景。这位青年男子的爱恋更多的体现在想象中，爱得含蓄，尚缺大胆、热烈和执着。同样，上面这首“花儿”描述的也是一位青年男子渴求得到心爱之人的景状，尽管岁至深秋，寒夜难挨，但为了和自己心爱之人相会，这位男子甘愿忍饥受冻，大胆地蹲在姑娘门前苦苦等待，无惧无畏。为了得到心爱之人，他“天大的窟窿”敢“戳”，“五尺的身子”敢“豁”，爱的大胆、热烈、执着。与《关雎》中的男青年相比，西北汉子的率直、豪爽、果敢的秉性张扬得淋漓尽致。
“花儿”的曲令众多，“花儿”的唱词浩繁，涉及到 的内容极其广泛，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山川河流、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奇风异俗、鸟鱼花虫，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囊括了高原各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她是高原人民的百科全书。而她具有的比兴手法，可以与《诗经》媲美。由于“花儿”涉及的内容不同，题材不同，演唱的方法也不同，所以“花儿”形成了多样的风格和特色。有的婉约，有的豪放；有的缠绵，有的刚健；有的含蓄，有的明快；有的诙谐，有的深沉；有的朴实，有的夸张。音韵和谐，情真意切，唱到动情处，使听者无不动容。“花儿”实际上是生活在高原的各族人民，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创造出的抒发内心情感的歌。在那曲调高亢悠扬、旋律优美徘徊的歌声中，倾注了对生活、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花儿”内容质朴率真，唱词大胆热烈，让人回味无穷。“花儿”何止是一种民歌，她是生活在西北高原各族群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是他们对祖祖辈辈背井离乡、辛勤劳作、战胜苦难、渴求美好生活和纯真爱情的情感宣泄，也是为自己创造的一种无法替代的人文关怀，一种心灵的慰藉。
“花儿”是从人们心底流淌出的歌，是一泓裸露情感、奔泻人性的小溪。那些炽热滚烫的语言足以让人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当然，并非所有的“花儿”都歌唱爱情的甜蜜和幸福。其中也有一些用眼泪“哭”出来的“苦花儿”直让人听得泪涕涟涟，肝肠寸断。人间世态的炎凉，爱恨情仇，人生的荣辱苦乐、恩恩怨怨都被“苦花儿”诠释得淋漓尽致。每当演唱这类“苦花儿”时，歌手们便神态凝重、情绪低沉，悲怆的声调中透出柔肠百结的惆怅和哀怨，听者也是一片唏嘘和感叹。“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山湿。”唱到伤心处，歌手和听众都会热泪满面。
还有一类劝导人心的“哲理花儿”，也是人们非常喜欢的“花儿”精品。它们虽然没有爱情“花儿”那样缠绵悱恻，但以哲理的朴素精辟让人折服，让听者细细品味后茅塞顿开、大彻大悟。“花儿王”朱仲禄先生曾多次演唱过这样一首“花儿”：“北斗七星乾坤转，／明月亮，／一年里有几次能圆；／一去一黄的又一年，／好朋友，／一年里有几次团圆。”这首诘问方式表达的“花儿”，将朋友之间团聚惜别、珍重友情的心境描绘的鲜活逼真，听了之后无不让人动容。可见，哲理的朴实无华是最具感染力和最能打动人心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类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一体的哲理“花儿”来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花儿”是人们真情世界的渲露，反映的是世间的万象，应时喻事。历代旧王朝对回族人民残酷镇压，惨无人道地迫害，回族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做沙娃，当长工，打短工，下黑苦。“星宿海沙滩里背沙子，／一辈子，／黑天半夜的下苦；／带信给姊妹你嫁去，／(不要）着气，／你去时有我的‘口唤’哩。”的“花儿”就是处在“三座大山”压榨下的回族人民对旧世道的控诉。出门在外的丈夫，挣不上钱，养不活家，只好把朝夕企盼丈夫能挣来钱养家糊口的患难妻子给掉“口唤”，叫她出门嫁人。生离死别，凄惨悲切令人悲叹。还有两首“花儿”这样唱到“一哇哇韭菜两哇哇葱，／塄坎上，／又点了红皮儿蒜了；／旧社会活人着实难心，／穆斯林，／实实把共产党盼了。”“千年的冤仇万年的恨，／穆斯林，／诉不尽受罪的难心，／共产党来了天地动。／刨穷根，／回回们才有了救星。”反映了深受灾难的广大穆斯林群众欢庆翻身解放的喜悦。
“花儿”是护心的油、心里的歌，广袤的西北高原孕育了她，质朴、厚实、勤劳的西北人民滋润着她。借物喻事，劝化人性是“花儿”特殊的效能。与时俱进，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花儿”引领着时代进发的春潮。“大河沿上的倒枝柳，／风吹着叶叶儿摆开，／高跟皮鞋健美裤，／尕脸脑一看时OK。”当今社会多元文化共生共荣，涉洋的“花儿”也应运而生。“山里的庄稼成下了，／老汉们说话的口气大了；／姑娘们学哈文化了了不得，／电脑俩说开话了。”“石崖头上的山丹花，／石头的缝缝里挣扎；／把失学的娃娃们拉一把，钱算个啥?／美名声青史上留下!”“丰收的麦捆摊上场，／把一场碾成两场；／如今的百姓们不纳粮，／尕日子过下的美当!”“斑斑们办下的论坛好，帖子俩传个花儿，钻到个坛子里等CC，心急着没个法儿。”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花儿”反映的题材也与时俱进，应事发展。
“花儿”演唱活动在西北这块神奇的高原延续数百年，是一项重大的民俗活动，是西北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和狂欢节，是传承“花儿”艺术的有效载体。每年春夏之际，山河披绿，群花吐艳的时候，各地群众性的“花儿”演唱活动此起彼伏，竞相绽放，成为高原上蔚为壮观的人文景观。而在“三月三”“四月八”“端午节”“六月六”这些民俗节庆的日子里，“花儿”演唱活动更是如火如荼，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青海大通老爷山、互助丹麻的土族“花儿”会、乐都瞿昙寺、民和七里寺的“花儿”会、甘肃莲花山和政“花儿”会、宁夏六盘山“花儿”会，新疆昌吉、焉耆等地“花儿”会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审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由青海省文化馆策划主办的“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已在省城西宁风景秀丽的凤凰山成功举办七届，成为省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9年活动期间，观众达到三十万之多，2010年此项活动得到了国台办海峡两岸出版文化交流中心的支持，活动期间三个会场近五十万群众参加了活动，规模空前。连续七届成功举办演唱会为五省(区)歌手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整合了资源，扩大了“花儿”艺术的影响力，“花儿”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如今，一年一度的演唱会已成为西宁人日常生活中的大事、盛事和喜事，是西北五省(区)人气最旺，参赛歌手最多、规模最大的“花儿”演唱活动，成为促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推手和宣传大美青海的金色名片。2010年在西宁凤凰山主会场上撰写的“32省九族凤凰山上花儿漫红大美青海，四句六言河湟谷地少年唱响和谐社会”的对联，是对此项活动的最佳点评。经过几年的打磨，“花儿”演唱活动在青海全省各地空前繁荣。各种形式、各个层面的群众性“花儿”演唱活动已不分季节，不分时段，规模不等，蔚然成风。“花儿”艺术的民族、地域特色得到充分彰显。“花儿”出现了由东部向西部扩散，从农村向城市进展的新势头，开始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由此引领的“花儿”茶社和演出场所作为新的文化业态，在全省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在乐民扬善、文化致富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培养新人、传承“花儿”艺术的同时，也成为当地文化旅游发展的有力推手，昭示出勃勃生机。
现在五省(区)都在打造“花儿”品牌，都云是“花儿”的故乡，这对历经艰辛、备受责难的“花儿”来说是一件好事，无疑会对“花儿”艺术的传承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探求谁是花儿的故乡上，消磨时光，耗费精力，我认为这未必是明智之举。人们都知道，一代歌王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他留给世人的经典名曲，但未必人人都知道这首旷世名作就诞生在美丽的青海湖畔。人们也知道《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十送红军》是红色经典，但不一定人人都知道它们是陕北民歌和江西民歌，它们早已超出了地域的空间。集“花儿”艺术编创、研究、演唱于一身的“花儿王”朱仲禄先生生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地区，由他编创、传唱的《花儿与少年》、《下四川》、《上去高山望平川》、《雪白的鸽子》已成为经典名曲，广为人们传唱。《上去高山望平川》已选人我国高等院校音乐教材，《花儿与少年》曾是第七届亚运会的开场曲，它们早已超出了地域时空，我们再去追探它是哪里的民歌有什么意义呢?“花儿”她生在民间，无地域民族之分；她已名扬天下，何必辨甘、青、宁、新。我想如何把“花儿”打造成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驰名文化品牌，应是我们五省(区)文化工作者深刻思考的问题。东北“二人转”的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花儿”歌手是“花儿”得以传承、光大的主体，善待“花儿”歌手和关心、培育他们的成长是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责任。岁月蹉跎，世事沧桑，数百年来一代代歌手心手相连。口授心传延续了“花儿”的香火，他(她)们用自己毕生的心力，献身“花儿”艺术，为生计奔波，给人们欢乐。他们从事的事业是乐民工程，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增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应该褒赏。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奉献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应有的尊重。时下，说起“花儿”歌手，尚有人不屑一顾，为他们的劳动付点报酬也是千难万难。为什么人们动辄数万、几十万地捧星追悦开演唱会、办艺术节，而对“花儿”歌手如此责难和吝啬呢?既然“花儿”已一扫“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窘境，走出“深闺”，登上大雅之堂，而身为传承“花儿”主体的歌手为什么就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呢?身价不菲的明星们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多少动力?我看未必，而“花儿”歌手们实实在在把欢乐带给了喜爱它的人民，我们的衣食父母。我想该是我们这些文化官员、文化工作者和追星族们清醒的时候了。“花儿”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把她打造成优秀的文化品牌，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责任。
“花儿”作为口传心授的民歌，一种传统文化的载体，早以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众多的曲令，特色各异的演唱方式深深根植于汉、回、土、藏、东乡、保安、裕固、撒拉、蒙古九个民族之中，徜徉在西北五省(区)广袤的山川、河流，饱含着泥土的芳香，挟带着天地的灵秀流淌在西北人民的心里。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吐蕊飘香。仅从它的流传区域和覆盖民族之广而言，“花儿”当属民歌中的佼佼者。没有哪一种民歌像“花儿”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民族作为自己文化传播的载体，也没有哪一种民歌能够跨越五个省(区)的疆界，在广袤的西北高原涓涓流淌。西北的诸多民族虽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尽管生活习惯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对“花儿”的喜爱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倾诉的是人间的真情。可以说“花儿”是西北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奇特的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民族团结、和谐的象征，是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西北人民奉献给人类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距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儒家的“六艺”反映的是西周至春秋五百年间的社会万象。大凡305篇中，最为经典的当属《国风》，是那个年代的民歌，占了很大篇幅。而作为西北民歌之魂的“花儿”，据史料记载，掐指算来也有近千年的历史。明万历年间，诗人高洪《古鄯行吟》中“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的诗句，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生动多彩的民俗风情图。反映的是当时青海民和古鄯地区人们漫“花儿”的场景。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六百余年，但诗中描绘的场景在西北高原仍然随处可见。我们可以断想，诗人生活的那个年代处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共生、发展的西北，“花儿”这朵奇葩已叶繁枝茂，花艳果硕了。“河里的鱼娃儿离不开水，／没水时它咋个活哩?／花儿是我们心上的油，／不唱时我咋个活哩?”我们有理由说，由九个民族共同培育、传唱的“花儿”是西北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花儿”不是一种简单的区域性民歌，而是一种极具文化模式的传统文化载体，是体现多民族文化心理兼容性很强的文化品种。她以曲令丰富多彩、歌手辈出著称，以曲词严谨特殊、比拟生动质朴感人。纵观中国民歌史的发展，时至今日，还没有用拟物化的手法称呼一种民歌为“花儿”的。可见人们对她的钟爱。从体例上讲，“花儿”分为传统“花儿”和新编“花儿”，从曲令来看，她有以地域之分的“河州大令”、“马营令”、“东峡令”等；以民族之分的“撒拉令”、“土族令”、“东乡令”、“保安令”、“回族直令”等；还有以花卉为名的“绯红花令”、“二牡丹令”等。曲令多达二百余种，广为流传的也有四十余种。
“花儿”作为词曲相配的民歌，章句如诗，韵律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唱起来悦耳动听。而她独到、精美、传神的语言风格更是别具一格。人们熟知的“白牡丹白着耀人哩，／红牡丹红着破哩”中的“耀”和“破”字，一字传神，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活龙活现的群芳争艳，万木闹春的迎春图。白牡丹清新秀丽、婀娜多姿，红牡丹艳丽芬芳、摇曳婆娑的倩姿跃然而出。“南山根里的黑云彩，／清风送着个雨来。／尕妹妹好比个嫩白菜，／一指头弹出个水来。”一个“弹”字把姑娘清新秀丽、文静淑雅的倩姿描绘的活灵活现，秀色可餐。而“白云彩起来了挽疙瘩，／朵朵儿像莲花，／又像是才开的棉花，／我搭上个梯子了尕手俩款款儿摘下。／尕妹妹好比是白棉花，／纺成个线织成个布，／缝上个挨肉的汗裼，／穿身上心里热火着没法。”的词句，比拟生动、浪漫夸张、感情真炽，撼人心魄。“荷花叶叶上一洼洼水，／风吹时叶叶动里。／毛敦敦眼睛酒窝窝嘴，／你说话时我心动弹哩。”比拟形象生动，姑娘秀丽可爱的芳容美艳醉人，跃然纸上。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孟子云：“食，色，性也。”希腊神话中人类的诞生，《圣经》中人类始祖夏娃、亚当的故事，以及《古兰经》中穆圣的圣谕，对于人类的情爱都有阐述。从根本上说情爱是人的天性，人性的使然。一本言情小说、一出爱情戏剧、一部抒情影视片，人们看得津津有味，乐不可支。但是爱情“花儿”过去却被说三道四，备加责难。
“花儿”中表现男女情爱的题材颇多，信手拈来，细细品味，她的质朴、艺术魅力、表现手法，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清茶熬成个牛血了，／茶叶子滚成个纸了。／浑身的肉儿想干了，／只剩下一口气了。”情之真，意之切憾天动地，令人动容。“一把一把地拔草哩，／尕背斗啥时候满哩，／一阵一阵儿地想你哩，／一个月的日子啥时候完哩。”思念的惆怅，度日的难心跃然而出。“大河的沿上牛吃水，／鼻圈儿落着个水哩，／端起个饭碗想起你，／面叶儿捞不到嘴里。”苦思痴恋的神态入木三分。当然，“花儿”中除了反映男女之间思恋的题材外，也有争取婚姻自由、婚誓的题材。“十冬腊月里好冷天，／雪压山，／羊吃了路边的马莲。／若要我俩的婚姻散，／三九天，／冰滩上开一朵牡丹。”“出了大门山对山，／对儿山，／羊吃了路边的草了；／若要我俩的婚姻散，／八宝山，／舀着黄河的水干。”这两组“花儿”是男女青年矢志不渝的婚誓宣言，他们的执着，对爱情的忠贞，坚定的决心感天动地。
我们知道《关雎》是《诗经》里的首篇，主题是反映男女情爱。“花儿”“天上的星星明着哩，／月影里下雪着哩；／尕妹的门上蹲着哩，／毡帽里捂脚着哩。”、“天大的窟窿我戳哩，／地大的补丁俩补哩。／五尺的身子我豁哩，／三魂儿赔你着坐哩。”反映的也是男女情爱。但我们看到《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中描述的是一位男子渴求得到心爱姑娘的企盼、无奈和欲与梦寐以求的姑娘结为伉俪的情景。这位青年男子的爱恋更多的体现在想象中，爱得含蓄，尚缺大胆、热烈和执着。同样，上面这首“花儿”描述的也是一位青年男子渴求得到心爱之人的景状，尽管岁至深秋，寒夜难挨，但为了和自己心爱之人相会，这位男子甘愿忍饥受冻，大胆地蹲在姑娘门前苦苦等待，无惧无畏。为了得到心爱之人，他“天大的窟窿”敢“戳”，“五尺的身子”敢“豁”，爱的大胆、热烈、执着。与《关雎》中的男青年相比，西北汉子的率直、豪爽、果敢的秉性张扬得淋漓尽致。
“花儿”的曲令众多，“花儿”的唱词浩繁，涉及到 的内容极其广泛，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山川河流、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奇风异俗、鸟鱼花虫，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囊括了高原各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她是高原人民的百科全书。而她具有的比兴手法，可以与《诗经》媲美。由于“花儿”涉及的内容不同，题材不同，演唱的方法也不同，所以“花儿”形成了多样的风格和特色。有的婉约，有的豪放；有的缠绵，有的刚健；有的含蓄，有的明快；有的诙谐，有的深沉；有的朴实，有的夸张。音韵和谐，情真意切，唱到动情处，使听者无不动容。“花儿”实际上是生活在高原的各族人民，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创造出的抒发内心情感的歌。在那曲调高亢悠扬、旋律优美徘徊的歌声中，倾注了对生活、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花儿”内容质朴率真，唱词大胆热烈，让人回味无穷。“花儿”何止是一种民歌，她是生活在西北高原各族群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是他们对祖祖辈辈背井离乡、辛勤劳作、战胜苦难、渴求美好生活和纯真爱情的情感宣泄，也是为自己创造的一种无法替代的人文关怀，一种心灵的慰藉。
“花儿”是从人们心底流淌出的歌，是一泓裸露情感、奔泻人性的小溪。那些炽热滚烫的语言足以让人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当然，并非所有的“花儿”都歌唱爱情的甜蜜和幸福。其中也有一些用眼泪“哭”出来的“苦花儿”直让人听得泪涕涟涟，肝肠寸断。人间世态的炎凉，爱恨情仇，人生的荣辱苦乐、恩恩怨怨都被“苦花儿”诠释得淋漓尽致。每当演唱这类“苦花儿”时，歌手们便神态凝重、情绪低沉，悲怆的声调中透出柔肠百结的惆怅和哀怨，听者也是一片唏嘘和感叹。“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山湿。”唱到伤心处，歌手和听众都会热泪满面。
还有一类劝导人心的“哲理花儿”，也是人们非常喜欢的“花儿”精品。它们虽然没有爱情“花儿”那样缠绵悱恻，但以哲理的朴素精辟让人折服，让听者细细品味后茅塞顿开、大彻大悟。“花儿王”朱仲禄先生曾多次演唱过这样一首“花儿”：“北斗七星乾坤转，／明月亮，／一年里有几次能圆；／一去一黄的又一年，／好朋友，／一年里有几次团圆。”这首诘问方式表达的“花儿”，将朋友之间团聚惜别、珍重友情的心境描绘的鲜活逼真，听了之后无不让人动容。可见，哲理的朴实无华是最具感染力和最能打动人心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类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一体的哲理“花儿”来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花儿”是人们真情世界的渲露，反映的是世间的万象，应时喻事。历代旧王朝对回族人民残酷镇压，惨无人道地迫害，回族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做沙娃，当长工，打短工，下黑苦。“星宿海沙滩里背沙子，／一辈子，／黑天半夜的下苦；／带信给姊妹你嫁去，／(不要）着气，／你去时有我的‘口唤’哩。”的“花儿”就是处在“三座大山”压榨下的回族人民对旧世道的控诉。出门在外的丈夫，挣不上钱，养不活家，只好把朝夕企盼丈夫能挣来钱养家糊口的患难妻子给掉“口唤”，叫她出门嫁人。生离死别，凄惨悲切令人悲叹。还有两首“花儿”这样唱到“一哇哇韭菜两哇哇葱，／塄坎上，／又点了红皮儿蒜了；／旧社会活人着实难心，／穆斯林，／实实把共产党盼了。”“千年的冤仇万年的恨，／穆斯林，／诉不尽受罪的难心，／共产党来了天地动。／刨穷根，／回回们才有了救星。”反映了深受灾难的广大穆斯林群众欢庆翻身解放的喜悦。
“花儿”是护心的油、心里的歌，广袤的西北高原孕育了她，质朴、厚实、勤劳的西北人民滋润着她。借物喻事，劝化人性是“花儿”特殊的效能。与时俱进，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花儿”引领着时代进发的春潮。“大河沿上的倒枝柳，／风吹着叶叶儿摆开，／高跟皮鞋健美裤，／尕脸脑一看时OK。”当今社会多元文化共生共荣，涉洋的“花儿”也应运而生。“山里的庄稼成下了，／老汉们说话的口气大了；／姑娘们学哈文化了了不得，／电脑俩说开话了。”“石崖头上的山丹花，／石头的缝缝里挣扎；／把失学的娃娃们拉一把，钱算个啥?／美名声青史上留下!”“丰收的麦捆摊上场，／把一场碾成两场；／如今的百姓们不纳粮，／尕日子过下的美当!”“斑斑们办下的论坛好，帖子俩传个花儿，钻到个坛子里等CC，心急着没个法儿。”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花儿”反映的题材也与时俱进，应事发展。
“花儿”演唱活动在西北这块神奇的高原延续数百年，是一项重大的民俗活动，是西北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和狂欢节，是传承“花儿”艺术的有效载体。每年春夏之际，山河披绿，群花吐艳的时候，各地群众性的“花儿”演唱活动此起彼伏，竞相绽放，成为高原上蔚为壮观的人文景观。而在“三月三”“四月八”“端午节”“六月六”这些民俗节庆的日子里，“花儿”演唱活动更是如火如荼，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青海大通老爷山、互助丹麻的土族“花儿”会、乐都瞿昙寺、民和七里寺的“花儿”会、甘肃莲花山和政“花儿”会、宁夏六盘山“花儿”会，新疆昌吉、焉耆等地“花儿”会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审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由青海省文化馆策划主办的“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已在省城西宁风景秀丽的凤凰山成功举办七届，成为省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9年活动期间，观众达到三十万之多，2010年此项活动得到了国台办海峡两岸出版文化交流中心的支持，活动期间三个会场近五十万群众参加了活动，规模空前。连续七届成功举办演唱会为五省(区)歌手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整合了资源，扩大了“花儿”艺术的影响力，“花儿”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如今，一年一度的演唱会已成为西宁人日常生活中的大事、盛事和喜事，是西北五省(区)人气最旺，参赛歌手最多、规模最大的“花儿”演唱活动，成为促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推手和宣传大美青海的金色名片。2010年在西宁凤凰山主会场上撰写的“32省九族凤凰山上花儿漫红大美青海，四句六言河湟谷地少年唱响和谐社会”的对联，是对此项活动的最佳点评。经过几年的打磨，“花儿”演唱活动在青海全省各地空前繁荣。各种形式、各个层面的群众性“花儿”演唱活动已不分季节，不分时段，规模不等，蔚然成风。“花儿”艺术的民族、地域特色得到充分彰显。“花儿”出现了由东部向西部扩散，从农村向城市进展的新势头，开始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由此引领的“花儿”茶社和演出场所作为新的文化业态，在全省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在乐民扬善、文化致富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培养新人、传承“花儿”艺术的同时，也成为当地文化旅游发展的有力推手，昭示出勃勃生机。
现在五省(区)都在打造“花儿”品牌，都云是“花儿”的故乡，这对历经艰辛、备受责难的“花儿”来说是一件好事，无疑会对“花儿”艺术的传承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探求谁是花儿的故乡上，消磨时光，耗费精力，我认为这未必是明智之举。人们都知道，一代歌王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他留给世人的经典名曲，但未必人人都知道这首旷世名作就诞生在美丽的青海湖畔。人们也知道《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十送红军》是红色经典，但不一定人人都知道它们是陕北民歌和江西民歌，它们早已超出了地域的空间。集“花儿”艺术编创、研究、演唱于一身的“花儿王”朱仲禄先生生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地区，由他编创、传唱的《花儿与少年》、《下四川》、《上去高山望平川》、《雪白的鸽子》已成为经典名曲，广为人们传唱。《上去高山望平川》已选人我国高等院校音乐教材，《花儿与少年》曾是第七届亚运会的开场曲，它们早已超出了地域时空，我们再去追探它是哪里的民歌有什么意义呢?“花儿”她生在民间，无地域民族之分；她已名扬天下，何必辨甘、青、宁、新。我想如何把“花儿”打造成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驰名文化品牌，应是我们五省(区)文化工作者深刻思考的问题。东北“二人转”的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花儿”歌手是“花儿”得以传承、光大的主体，善待“花儿”歌手和关心、培育他们的成长是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责任。岁月蹉跎，世事沧桑，数百年来一代代歌手心手相连。口授心传延续了“花儿”的香火，他(她)们用自己毕生的心力，献身“花儿”艺术，为生计奔波，给人们欢乐。他们从事的事业是乐民工程，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增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应该褒赏。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奉献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应有的尊重。时下，说起“花儿”歌手，尚有人不屑一顾，为他们的劳动付点报酬也是千难万难。为什么人们动辄数万、几十万地捧星追悦开演唱会、办艺术节，而对“花儿”歌手如此责难和吝啬呢?既然“花儿”已一扫“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窘境，走出“深闺”，登上大雅之堂，而身为传承“花儿”主体的歌手为什么就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呢?身价不菲的明星们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多少动力?我看未必，而“花儿”歌手们实实在在把欢乐带给了喜爱它的人民，我们的衣食父母。我想该是我们这些文化官员、文化工作者和追星族们清醒的时候了。“花儿”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把她打造成优秀的文化品牌，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