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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本纪》在追述秦先祖历史时，有一段备受争议的叙述：“大费生子二人：一日大廉，实鸟俗氏；二日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日盂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
这段话有好几处模糊之处：首先，句中的“鸟身人言”的主体应当是谁?是孟戏，还是中衍?但有—点可以确定，两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鸟身人言”这—特征的；否则，下文中的太戊“妻之”当何属?针对这个问题，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作出了明确的答案：“旧解以孟戏、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当是二人名也。”清梁玉绳也说：“《人表》亦分作二人，但‘鸟身’上似脱‘中衍’二字。”[1](按《汉书·古今人表》盂戏作盂献)
既然“鸟身人言”这—特征的主体是中衍，那么“鸟身人盲”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且看以下各注家、泽者对“鸟身人言”的注解与翻译：
《史记·正义》曰：“身体是鸟而能人言，又云口及手足似鸟也。”
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中衍形状似鸟，说人的话。”
杨燕起《史记全译》：“大廉的玄孙名叫孟戏、中衍，中衍身体像鸟能说人话。”
近年来，出版的《史记》注释本，不下十余种。对“鸟身人言”的解释，都以为中衍“长着鸟的身体”或其身体“似鸟”却能像人—样地说话。笔者以为选种解释完全背离了太史公的原意。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谨的。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对所用的材料都经过严格筛选。上古时期的历史掺杂了大量神话与传说的成分，他认为不可信，因此在《五帝本纪》中删去了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这样来看，说殷商复兴时期，诸侯来朝，太戊竟用一只能言之鸟来为自己驾车，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同时，秦的先祖皆为人，但至中衍却成了一只能言的鸟，完全有悖于人情事理。
那么，“鸟身人言”—句到底应当作伺解释呢?笔者以为，此句当译做：(中衍)身上刺着鸟的文身，但却会说殷商人的话。“(中衍)鸟身”即(中衍)刺飞鸟于其身，即文身的图案为鸟；不能解释为中衍的身体“像鸟”或“是鸟”。“人言”，也就是“会说文明人的语言”；此处的“文明人”应指的是“殷商人”。
秦本嬴姓。《说文解字》云：“嬴，帝少昊之姓也。”周初之前秦人一直地处东方，为东夷部落，属少昊氏。[2]《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由此可知，东夷人具有文身的习俗，且与当时的殷商王朝相比，文化是相当落后的，其饮食习俗尚处于原始的阶段。蔡元培先生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文中明确指出，“例如未开化的民族，最初都有文身的习惯。”因此，中衍身上有文身既是其民族习俗的体现，又反映了当时秦人较低的文明程度。
那么中衍为何要在身上文上鸟的图案呢?因为少昊氏以鸟名官，把鸟作为本部落图腾的标志。《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对昭公之言表明，在少昊氏这个鸟族部落集团中有各种鸟图腾：“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鸥鸠氏，司马也；鸬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据此可知，少昊氏这个部落集团“纪于鸟”而以鸟名官，即全是以鸟为图腾的。实际上，不仅少昊氏，中国古代夷、越地区原始居民，几乎都自以为是太阳鸟同类的子孙。将自身的生命归结于太阳鸟感生和卵生的信仰，是古吴越、东夷、东北夷先民文化观念的—大特色。团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来看，“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俯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是嬴秦的先阻；中衍的祖父，名为大廉，大廉“实鸟俗氏”。可知秦人的先祖确是把鸟作为图腾来崇拜的。中衍在身上刺上鸟的图案，以此作为本部落图腾崇拜的象征，当然其中抑或具有装饰美化的心理。所以，无论从秦人的民族习俗，还是从秦人的崇拜心理来看，“鸟身”一词译成“在身上刺上鸟的文身”较为合适。
既然。鸟身”一词的解释为“身上刺着鸟的文身”，那么“人言”应如何正确理解呢?
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整个先秦时代，有相当一段时期，以中原政权为正统，徘徊在对中原地域的尊崇上，形成了尊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4]在夏商周时期，随着华夏族的形成与发展，在民族交往中，便逐步出现了“四夷”的观念，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种观念在夏时就产生了，发展到商周便比较稳定了。例如，殷墟出士的甲骨卜辞中，有了夷(尸)、狄、蛮等字，是对四方民族的称谓。中原人以居住在中原地区为自豪，以中原以外的四周方国为鄙域。“蛮”、“夷”、“戎”、“狄”是一种对四周少数民族的贱称。秦人在殷商时期属于“不火食”的东夷部落，在殷人的眼里，自与野蛮的蛮夷戎狄各族无异，是不被当作文明人来看待的。“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于戎翟。”阎而“文身”则是野蛮民族的标志之一。如周太伯、仲雍二位是周太王的长子与次子，但大王想将王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及季历之子姬昌，因此，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6]这些例子，都证明了“文身”与中原文明格格不入。中衍因为是东夷人，又“鸟身”，在帝太戊看来自然属于野蛮之人。
但帝太戊为何会使用一个野蛮人来替自己驾车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商族的祖先也是以鸟为图腾。蜗经·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纪·殷本纪》记载：殷祖契，“母曰简狄，有蜮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殷商族的男性祖先契与嬴秦族的男性祖先大业，都是其母吞玄鸟卵而生，所以这两族均为鸟族图腾。共同的图腾崇拜，在民族感情上产生了—种亲和力。因此，殷商与赢秦两族在民族交往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极其自然的事。
其次，从中衍的先祖来看，中衍的先祖大费“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这—技之长代代相传，一直沿袭到中衍的六世孙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中衍“鸟身”固然是其部落的标志，但也表明了中衍同样具有善驯鸟兽的本领，驾驭马车自是其特长，因此得到帝太戊的青睐。
仅有超群的驾车本领，如果语言上存在着障碍，还是不行的。殷人与秦人所处的地域不同，并且殷人子姓，秦人嬴姓，不同族，因而语言差异亦大。《周礼·秋官·象胥》载：“象胥尝掌蛮、夷、闽、戎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郑玄注：“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按照郑玄的解释，所谓象胥，就是负责翻译的官员。由此可知，蛮夷地区与中原自古以来在语言上就存在着差异，没有翻译官员就无法沟通。西晋江统在《徙戎论》中写到：“蛮、夷、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疏。”这进—步证明了中原与四夷地区在语言上的迥异。如果语言障碍不克B艮，帝太戊与中衍还是无法沟通的。但中衍因为能“人言”，终于得到帝太戊的任用。可见“人言”—词意为“能说文明人的话”，此处的“文明人”当指殷人无异。
中衍能“人言”，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意义：首先，它说明秦人在其先祖时期就已拉近与自称文明人的殷商人的距离，使其后世逐渐有了与中原地区接触的机会。其次，中衍因能“人言”并为帝太戊驾车，也正表明了早期秦人极易跨越民族障碍；加速民族融合的事实。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中衍“鸟身人言”的特点其实是寓有深意的：即表明了秦人与蛮夷戎狄各族的联系与区别，又表明秦人正处于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社会形态。
综上所论，“鸟身人言”这句话，其正确的释意应为：(中衍)身上刺着鸟的文身，但却会说殷商人的语言。不知方家学者赞同否?
注释：
[1]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
[2]参见白寿彝编《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卷第182、376页。
[3]参见陈勤建：(关于乌化宇宙观的思考．中国鸟信仰)之《太阳鸟信仰的历史意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4]参见胡克森：《论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之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5]《史记·六国年表序》。
[6]《史记·吴太伯世家》。
作者：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硕士研究生
这段话有好几处模糊之处：首先，句中的“鸟身人言”的主体应当是谁?是孟戏，还是中衍?但有—点可以确定，两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鸟身人言”这—特征的；否则，下文中的太戊“妻之”当何属?针对这个问题，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作出了明确的答案：“旧解以孟戏、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当是二人名也。”清梁玉绳也说：“《人表》亦分作二人，但‘鸟身’上似脱‘中衍’二字。”[1](按《汉书·古今人表》盂戏作盂献)
既然“鸟身人言”这—特征的主体是中衍，那么“鸟身人盲”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且看以下各注家、泽者对“鸟身人言”的注解与翻译：
《史记·正义》曰：“身体是鸟而能人言，又云口及手足似鸟也。”
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中衍形状似鸟，说人的话。”
杨燕起《史记全译》：“大廉的玄孙名叫孟戏、中衍，中衍身体像鸟能说人话。”
近年来，出版的《史记》注释本，不下十余种。对“鸟身人言”的解释，都以为中衍“长着鸟的身体”或其身体“似鸟”却能像人—样地说话。笔者以为选种解释完全背离了太史公的原意。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谨的。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对所用的材料都经过严格筛选。上古时期的历史掺杂了大量神话与传说的成分，他认为不可信，因此在《五帝本纪》中删去了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这样来看，说殷商复兴时期，诸侯来朝，太戊竟用一只能言之鸟来为自己驾车，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同时，秦的先祖皆为人，但至中衍却成了一只能言的鸟，完全有悖于人情事理。
那么，“鸟身人言”—句到底应当作伺解释呢?笔者以为，此句当译做：(中衍)身上刺着鸟的文身，但却会说殷商人的话。“(中衍)鸟身”即(中衍)刺飞鸟于其身，即文身的图案为鸟；不能解释为中衍的身体“像鸟”或“是鸟”。“人言”，也就是“会说文明人的语言”；此处的“文明人”应指的是“殷商人”。
秦本嬴姓。《说文解字》云：“嬴，帝少昊之姓也。”周初之前秦人一直地处东方，为东夷部落，属少昊氏。[2]《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由此可知，东夷人具有文身的习俗，且与当时的殷商王朝相比，文化是相当落后的，其饮食习俗尚处于原始的阶段。蔡元培先生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文中明确指出，“例如未开化的民族，最初都有文身的习惯。”因此，中衍身上有文身既是其民族习俗的体现，又反映了当时秦人较低的文明程度。
那么中衍为何要在身上文上鸟的图案呢?因为少昊氏以鸟名官，把鸟作为本部落图腾的标志。《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对昭公之言表明，在少昊氏这个鸟族部落集团中有各种鸟图腾：“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鸥鸠氏，司马也；鸬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据此可知，少昊氏这个部落集团“纪于鸟”而以鸟名官，即全是以鸟为图腾的。实际上，不仅少昊氏，中国古代夷、越地区原始居民，几乎都自以为是太阳鸟同类的子孙。将自身的生命归结于太阳鸟感生和卵生的信仰，是古吴越、东夷、东北夷先民文化观念的—大特色。团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来看，“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俯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是嬴秦的先阻；中衍的祖父，名为大廉，大廉“实鸟俗氏”。可知秦人的先祖确是把鸟作为图腾来崇拜的。中衍在身上刺上鸟的图案，以此作为本部落图腾崇拜的象征，当然其中抑或具有装饰美化的心理。所以，无论从秦人的民族习俗，还是从秦人的崇拜心理来看，“鸟身”一词译成“在身上刺上鸟的文身”较为合适。
既然。鸟身”一词的解释为“身上刺着鸟的文身”，那么“人言”应如何正确理解呢?
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整个先秦时代，有相当一段时期，以中原政权为正统，徘徊在对中原地域的尊崇上，形成了尊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4]在夏商周时期，随着华夏族的形成与发展，在民族交往中，便逐步出现了“四夷”的观念，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种观念在夏时就产生了，发展到商周便比较稳定了。例如，殷墟出士的甲骨卜辞中，有了夷(尸)、狄、蛮等字，是对四方民族的称谓。中原人以居住在中原地区为自豪，以中原以外的四周方国为鄙域。“蛮”、“夷”、“戎”、“狄”是一种对四周少数民族的贱称。秦人在殷商时期属于“不火食”的东夷部落，在殷人的眼里，自与野蛮的蛮夷戎狄各族无异，是不被当作文明人来看待的。“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于戎翟。”阎而“文身”则是野蛮民族的标志之一。如周太伯、仲雍二位是周太王的长子与次子，但大王想将王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及季历之子姬昌，因此，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6]这些例子，都证明了“文身”与中原文明格格不入。中衍因为是东夷人，又“鸟身”，在帝太戊看来自然属于野蛮之人。
但帝太戊为何会使用一个野蛮人来替自己驾车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商族的祖先也是以鸟为图腾。蜗经·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纪·殷本纪》记载：殷祖契，“母曰简狄，有蜮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殷商族的男性祖先契与嬴秦族的男性祖先大业，都是其母吞玄鸟卵而生，所以这两族均为鸟族图腾。共同的图腾崇拜，在民族感情上产生了—种亲和力。因此，殷商与赢秦两族在民族交往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极其自然的事。
其次，从中衍的先祖来看，中衍的先祖大费“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这—技之长代代相传，一直沿袭到中衍的六世孙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中衍“鸟身”固然是其部落的标志，但也表明了中衍同样具有善驯鸟兽的本领，驾驭马车自是其特长，因此得到帝太戊的青睐。
仅有超群的驾车本领，如果语言上存在着障碍，还是不行的。殷人与秦人所处的地域不同，并且殷人子姓，秦人嬴姓，不同族，因而语言差异亦大。《周礼·秋官·象胥》载：“象胥尝掌蛮、夷、闽、戎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郑玄注：“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按照郑玄的解释，所谓象胥，就是负责翻译的官员。由此可知，蛮夷地区与中原自古以来在语言上就存在着差异，没有翻译官员就无法沟通。西晋江统在《徙戎论》中写到：“蛮、夷、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疏。”这进—步证明了中原与四夷地区在语言上的迥异。如果语言障碍不克B艮，帝太戊与中衍还是无法沟通的。但中衍因为能“人言”，终于得到帝太戊的任用。可见“人言”—词意为“能说文明人的话”，此处的“文明人”当指殷人无异。
中衍能“人言”，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意义：首先，它说明秦人在其先祖时期就已拉近与自称文明人的殷商人的距离，使其后世逐渐有了与中原地区接触的机会。其次，中衍因能“人言”并为帝太戊驾车，也正表明了早期秦人极易跨越民族障碍；加速民族融合的事实。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中衍“鸟身人言”的特点其实是寓有深意的：即表明了秦人与蛮夷戎狄各族的联系与区别，又表明秦人正处于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社会形态。
综上所论，“鸟身人言”这句话，其正确的释意应为：(中衍)身上刺着鸟的文身，但却会说殷商人的语言。不知方家学者赞同否?
注释：
[1]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
[2]参见白寿彝编《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卷第182、376页。
[3]参见陈勤建：(关于乌化宇宙观的思考．中国鸟信仰)之《太阳鸟信仰的历史意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4]参见胡克森：《论中国古代正统观的演变与中华民族融合之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5]《史记·六国年表序》。
[6]《史记·吴太伯世家》。
作者：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