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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人类发明了许多种经济组织形式。历经数百年的反复验证,到目前为止,恐怕没有哪种形式比市场经济这种形式较能增进社会的财富了。前苏联和我们中国曾经试图尝试要以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但事实告诉人们,高度的中央集权会极大削弱人们的自我决策能力,大大降低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发展水平。正是基于这种体验,包括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都逐渐放弃了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模式,而走上市场经济这个屡试不爽且成效显著的道路。
关于市场经济,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的基尔克加特。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足以让其名垂青史的《国富论》(全称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一书。在此书中,亚当·斯密提出了震古烁今的被俗称为“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绝对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人的利己之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其他人,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都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私的打算。亚当·斯密还提出,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总之,在亚当·斯密看来,要让人们各行其是,而不要让政府到处插手,干预人们的经济行为,其结果将比政府胡乱干预要理想得多。亚当·斯密的著作为人类建立自由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可以说,当代人类建立的经济模式无不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之上。
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自由经济,因其一开始是建立在极端的私有化的基础之上,在给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确实也导致社会逐步走向畸形的两极化道路。《新约·马太福音》中有一则寓言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就是著名的“马太效应”的由来。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形态之下,奇特的马太效应更是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西方奴役东方;南方压迫北方;男性压迫女性;城市剥削农村,便是这种病态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几个世纪内,阶级斗争连绵不断,给人类生活的全面发展造成巨大灾难。
对这种不利于人类整体进化与提升的两极分化问题,人类并非无动于衷,相反,以英国、日本、德国、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提出建设全民福利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以图改变这种人间的不公平现象,而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1874年日本颁布《恤救规则》、1883年德国颁布《疾病保险法》、美国于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尤其是到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建设更是进入鼎盛期。在这期间,西方各个国家陆续推出有关福利国家建设的规章制度,在实践层面设立了现代福利国家制度所包含的主要保险项目和管理机构。各国政府对福利事业的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国家平均社会福利支出占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美国也占到18%。
社会主义运动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弥补了由单纯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缺陷,使当今社会逐步进入和谐化的轨道。其首要标志就是无产阶级逐步摆脱贫困而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即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成为社会的主流阶级或阶层。马克思时代所不可能出现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现象如今已十分普遍。中产阶级的崛起,为构建和谐的人类共同体创造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如今世界,全世界各个国家经常发生一些围绕选举而进行的各种游行、示威乃至暴力活动,但完全因经济的分化而引发的冲突则明显减少,这就是当代人类社会福利化的直接结果。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权威文献指出,我们正在见证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那就是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人口像今天这样彻底摆脱极端贫困。仅仅在21世纪头4年这段时间,就有几乎超过日本总人口那么多的人口(约1.35亿)告别赤贫,而到今天,全球告别赤贫的人口正在直追俄罗斯的人口。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今后几十年内,“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将从4.4亿猛增到1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也将由7.6%猛增到16.1%。
或许上面的数据存在一个标准和统一口径的问题,但起码说来,虽然我们不能说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均富社会了,但毫无疑问,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了。
就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来看,也是如此。在距今500年的时间之内,我们这个地球就处在西方民族的“单极”统治之下。西方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一切唯西方人马首是瞻。而在今天,随着东方日本、印度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这个世界则越来越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
以信息、技术、资本、货物、服务以及人口大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运动,虽然无法确保利益主体的均等化,虽然无法扭转这样一种趋势,即只有那些能够以最快速度接受和采用新兴技术的国家和集团,才能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无疑会促进全球经济的同质化趋向,并推进所有行业利润的平均化水平。在全球化的辐射之下,一些原本只是单方面成为资源输出者的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国家将获得均衡发展的机会。中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发展就是其直接的结果。正如“二战”之后美国的崛起彻底摧毁了英国人与欧洲人的傲慢一样,近50年时间内日本与中国、印度的崛起同样给欧洲和美国人的自信心构成致命性的打击。如今,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其经济都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在前进,与西方世界缓慢的发展速度构成鲜明的对比。经济上的差距逐渐缩小,必然促进全球政治格局也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如今在各种各样的国际场合,很难看见西方人过去那种骄横跋扈的模样,取而代之的则是温文尔雅的礼貌。姑且不说原本一直为西方所垄断的诸如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不断在东方举行,而且在这些历来依靠体力来进行比赛的国际性角逐中,东方人在诸多项目上不仅赶上西方,而且远远超过西方。尤其是在处理一些重大的国际性问题时,东方民族也不再是唯唯诺诺的旁听者,相反,在如全球变暖、核不扩散、全球性贫困等问题上,东方人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朝着扁平化方向大踏步地迈进。
此外,男女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那种多年形成的裂痕越来越小,一个东西平等、南北平等、男女平等、阶级平等、城乡平等的和谐世界正在风风火火地向我们走来。
(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超越2012:世界危机与人类的选择》 作者:李华平)
关于市场经济,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的基尔克加特。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足以让其名垂青史的《国富论》(全称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一书。在此书中,亚当·斯密提出了震古烁今的被俗称为“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绝对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人的利己之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其他人,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都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私的打算。亚当·斯密还提出,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总之,在亚当·斯密看来,要让人们各行其是,而不要让政府到处插手,干预人们的经济行为,其结果将比政府胡乱干预要理想得多。亚当·斯密的著作为人类建立自由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可以说,当代人类建立的经济模式无不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之上。
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自由经济,因其一开始是建立在极端的私有化的基础之上,在给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确实也导致社会逐步走向畸形的两极化道路。《新约·马太福音》中有一则寓言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就是著名的“马太效应”的由来。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形态之下,奇特的马太效应更是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西方奴役东方;南方压迫北方;男性压迫女性;城市剥削农村,便是这种病态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几个世纪内,阶级斗争连绵不断,给人类生活的全面发展造成巨大灾难。
对这种不利于人类整体进化与提升的两极分化问题,人类并非无动于衷,相反,以英国、日本、德国、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提出建设全民福利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以图改变这种人间的不公平现象,而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1874年日本颁布《恤救规则》、1883年德国颁布《疾病保险法》、美国于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尤其是到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建设更是进入鼎盛期。在这期间,西方各个国家陆续推出有关福利国家建设的规章制度,在实践层面设立了现代福利国家制度所包含的主要保险项目和管理机构。各国政府对福利事业的投入力度也越来越大。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国家平均社会福利支出占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美国也占到18%。
社会主义运动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弥补了由单纯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缺陷,使当今社会逐步进入和谐化的轨道。其首要标志就是无产阶级逐步摆脱贫困而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即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成为社会的主流阶级或阶层。马克思时代所不可能出现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现象如今已十分普遍。中产阶级的崛起,为构建和谐的人类共同体创造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如今世界,全世界各个国家经常发生一些围绕选举而进行的各种游行、示威乃至暴力活动,但完全因经济的分化而引发的冲突则明显减少,这就是当代人类社会福利化的直接结果。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权威文献指出,我们正在见证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那就是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人口像今天这样彻底摆脱极端贫困。仅仅在21世纪头4年这段时间,就有几乎超过日本总人口那么多的人口(约1.35亿)告别赤贫,而到今天,全球告别赤贫的人口正在直追俄罗斯的人口。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今后几十年内,“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将从4.4亿猛增到1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也将由7.6%猛增到16.1%。
或许上面的数据存在一个标准和统一口径的问题,但起码说来,虽然我们不能说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均富社会了,但毫无疑问,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了。
就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来看,也是如此。在距今500年的时间之内,我们这个地球就处在西方民族的“单极”统治之下。西方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一切唯西方人马首是瞻。而在今天,随着东方日本、印度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这个世界则越来越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
以信息、技术、资本、货物、服务以及人口大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运动,虽然无法确保利益主体的均等化,虽然无法扭转这样一种趋势,即只有那些能够以最快速度接受和采用新兴技术的国家和集团,才能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无疑会促进全球经济的同质化趋向,并推进所有行业利润的平均化水平。在全球化的辐射之下,一些原本只是单方面成为资源输出者的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国家将获得均衡发展的机会。中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发展就是其直接的结果。正如“二战”之后美国的崛起彻底摧毁了英国人与欧洲人的傲慢一样,近50年时间内日本与中国、印度的崛起同样给欧洲和美国人的自信心构成致命性的打击。如今,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其经济都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在前进,与西方世界缓慢的发展速度构成鲜明的对比。经济上的差距逐渐缩小,必然促进全球政治格局也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如今在各种各样的国际场合,很难看见西方人过去那种骄横跋扈的模样,取而代之的则是温文尔雅的礼貌。姑且不说原本一直为西方所垄断的诸如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不断在东方举行,而且在这些历来依靠体力来进行比赛的国际性角逐中,东方人在诸多项目上不仅赶上西方,而且远远超过西方。尤其是在处理一些重大的国际性问题时,东方民族也不再是唯唯诺诺的旁听者,相反,在如全球变暖、核不扩散、全球性贫困等问题上,东方人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朝着扁平化方向大踏步地迈进。
此外,男女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那种多年形成的裂痕越来越小,一个东西平等、南北平等、男女平等、阶级平等、城乡平等的和谐世界正在风风火火地向我们走来。
(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超越2012:世界危机与人类的选择》 作者:李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