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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恽代英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恽代英在当时积极承担起了领导学生运动的大任，做出了教育、引导学生不畏强权，坚持斗争的一系列行动选择。在领导武汉学生运动的实践中，恽代英形成了关于学生运动的正确认识，又将这些正确认识应用于实践，成功推动了武汉学生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恽代英;五四运动;武汉学生运动
[中图分类号] D4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6-0026-04
恽代英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他在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了列强的瓜分豆剖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并将“救亡图存”作为他一生的信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促使他在当时积极承担起了领导学生运动的大任，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不畏强权，坚持斗争。
一、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兴起的背景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以后，武汉学生群起响应，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的兴起，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
首先，救亡图存是学生运动兴起直接动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陷入被侵略被压迫的境地。尽管辛亥革命为中国的封建帝制画上句号，却并未能把中国引向光明之途，人民生活困苦，政治更加黑暗。北洋军阀集团不惜卖国求荣，与列强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为自己谋得利益。胸怀一腔爱国情的青年学生们在经历了对政府的无限失望以后纷纷采取行动，为挽救国家危亡做出自己的努力。
其次，现代经济的起步奠定了学生运动的经济基础。武汉的现代经济起步较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就成为了通商口岸，洋务运动时期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大部分地区也兴办了大量工厂，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民国初期武汉的民族工业发展势态较好，较好的经济发展条件为当地青年学生将精力放在忧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上奠定了基础。
再次，西方民主思想的涌入为学生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随着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西方的各种思潮也相继涌进国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等人倡导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的火种传播到湖北武汉，给困惑的学生群体带来了曙光。当时的两湖总督张之洞注重新式教育，在武汉创办了许多西式学堂，当地青年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在比较现代化的学堂里接受思想和教育，使得武汉地区风气开化得较早，学生的思想也比较先进。
第四，革命斗争中学生群体的成长为学生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央政府的不作为，社会的动荡不安，促使青年学生逐渐走向政府的对立面。在1911年的保路运动中就有大批的爱国学生参与其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在武昌首义中学生群体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洗礼，武汉的学生群体正逐渐成为一支坚强的斗争力量。这支力量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其一，青年学生接受新思想较快，思维活跃，较容易从传统封建思想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不囿于传统;其二，青年学生做事容易冲动，对于政府的懦弱往往义愤填膺，积极投入政治运动中进行抗争。
总而言之，在国事衰微、政局动荡的大背景下，武汉学生勇担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在武汉兴起。
二、恽代英在武汉学生运动中的行动选择
恽代英自青少年时期就明确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并将其确立为终生的信条从未动摇过。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激励下，恽代英积极参与并领导了五四时期武汉的学生运动。
（一）响应北京，抵制日货、提倡国货。1915年，当袁世凯答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恽代英立即呼吁武昌的爱国学生抵制日货，反抗帝国主义恶劣行径，维护国家正当主权，并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希望可以激起更多国民的爱国心和爱国行。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从北京传到武汉时，恽代英在5月6日当晚即动笔写下《四年五月七日之事》，连夜将其印成传单，连着几日散发。他满腔激愤地提醒国民不要忘记四年前“二十一条”的耻辱，痛斥日本盤剥中国的恶行，字字铿锵有力，饱含深情，像号角催促着爱国学生投入到救国的洪流中。恽代英后来在日记中高度赞扬北京的五四运动，认为这场运动可以给卖国贼以痛击，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是不允许他们肆意出卖国家主权的，自己亦“恨不躬逢其盛”[1]。然而，北洋军阀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沉重打击了学生群体，学生运动锐气大挫。为鼓舞学生士气，更为致敬英烈，恽代英等人筹备并参加了在爱国运动中殉难学生的追悼大会，并撰写文章赞扬青年学生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
为了反对日本强占山东半岛，恽代英组织发起“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并草拟办法大纲，做出“入团者非不得已不用外国货、对社会于提倡国货尽调查劝告扶助之责”[2]等规定，坚决抵制日货。1919年5月17日，恽代英一鼓作气写下《呼吁青岛》，旗帜鲜明地要求饱受日本奴役的中国人坚决抵制日货，向国民提出质问：“为甚么甘心做奴隶？”[3]并将其印制成传单，组织互助社社员沿街散发，试图以此来激发国民的爱国斗争意识。
恽代英身体力行，自己首先做出表率，克服困难抵制日货。在印制的传单上会特意标明用的是中国造的纸，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也竭力不用日货。在《勿忘国耻》的办刊法中专门提及要有“国货介绍”[4]这一项重要内容，强调要详细介绍每一件国货，尤其要说清楚在哪个地方可以买到，方便大家购买。他还亲自为《学生周刊》制定办刊宗旨，明确提到要“提倡国货坚持到底”[5]。
（二）办报撰文，动员学生群体。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恽代英通过创办报刊并撰写文章，用笔杆子教育广大学生，给学生以思想启迪，帮助青年学生摆脱蒙昧。恽代英受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委托主办《光华学报》，同时也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抨击西方列强和国内腐朽统治的文章，积极宣传新思想，帮助广大学生廓清蒙昧，接受新知。他在拟定的《学生周刊》发刊词中写道：“维我学界 风潮澎湃……望我学生 积极进行”[6]，注重以激扬的文字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鼓舞学生坚持斗争。他支持创办《新声》杂志，提出要让《新声》杂志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即启发少年思想、示范后来同学。 恽代英通过撰文对学生进行思想动员，开辟了一片宣传的新天地。他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支持学生运动，帮助学生群体，以其卓越的文采和流畅的文笔，为学生团体及學生运动撰写了诸多电文、公函、宣言书等文字材料。在北京青年学生斗争热情的感召下，武昌各校代表欲成立武昌学生团，委托恽代英拟宣言书。宣言书一文四千字，阐明了中日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揭露反动统治者勾结列强、甘当卖国贼的丑恶嘴脸，疾呼全国人民再不行动国家就要亡了，同时也正告统治者不要镇压学生运动。武昌学生团成立以后，将《武昌学生团宣言书》电告全国，表明学生群体不再坐以待毙，开始凝聚成一股力量采取救国的行动。
当知道反动当局想通过让学生提早放假来熄灭这股熊熊燃烧的斗争火焰时，恽代英随即写下《武昌中等以上学生放假留言》，从而向广大学生揭露了统治当局“阻止学生爱国”的计划。同时他还鼓励学生要相信自己的正义之举，不要害怕被捕，要不惧权威和暴力，敢于向卖国的政府挑战。
恽代英认为：“传播时事真知识，为最切要的爱国活动。”[7]他在领导武汉学生爱国运动时期接连撰写了《中国与日本最后之决斗》《青岛同山东权利》《参加爱国活动的诸君请听》等文章，揭露日本罪行，激励包括学生在内的国民起来斗争。学生运动平静以后，恽代英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并没有止步，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致力于改革教育，培养实用的爱国人才。
（三）呼吁罢市、罢工，争取民众支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为维护国家主权，北京学生群起反抗。不久武汉学生联合会即发布罢课宣言，举行罢课斗争，支援北京学生。湖北军阀王占元粗暴地命令军警向无辜学生开枪，造成血腥的“六一”“六三”惨案。血的教训使恽代英清楚地看到，学生孤军奋战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不仅不能动摇反动当局的统治，反而会伤及自身。于是他开始走访武汉商界联合会的核心人物，争取他们支援学生运动。恽代英和施洋出席武汉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号召商人罢市支援学生斗争。他在《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中提到，“把工商界及整个社会都发动起来，坚持斗争”[8]。他向与会的各位代表详细阐述罢市的道理：不仅可以维护国家主权、惩治卖国贼还可以“提高人格”[9]。虽然大会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但毕竟激发了商界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感，在思想上给武汉商人一些触动，为随后的武汉商界罢市奠定了思想基础。
恽代英积极关注商界情况，散发传单鼓动罢市，由鼓动商界代表到直接劝告商民。他在传单上鼓励商民：“我们赶早罢市，可以尽国民一份天职。”[10]在恽代英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武昌终于在1919年6月12日出现了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热烈场面，在武汉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武汉工、商界有力地支援了当地学生运动。至此，武汉形成了学、工、商集体抗争的局面，学生拥有了强大的后盾，不再是孤军奋战。
（四）创建社团，培养学生运动骨干。恽代英1918年从中华大学毕业后即任中华附中的教务主任，从事教育工作，他领导的武汉学生爱国运动主要是通过创办社团、创办报刊等途径对青年学生群体进行思想教育和实践教育。其中，社团的创建为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从1917年初恽代英创建的第一个社团“our club”，到他领导武汉学生运动，前后创立了互助社、利群书社、共存社等大大小小多个学生社团。五四时期，恽代英参与创建的社团的数量和质量又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恽代英认为赤诚团体的联合“比革命的现实还急要”[11]。虽然他不是特意为领导学生运动而创立社团，但他通过社团培养了一大批爱国学生骨干，这个群体后来成为武汉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在运动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恽代英对他所参与创建的社团及其成员都是有高标准、严要求的。他在社团成立之初就会明确社团宗旨，通过订立社团章程来规范社员行为，凝聚社员力量，保证社团的纯洁性质。恽代英不仅注重对社员自身的道德品质教育，更注重引导社员奉献社会、奉献国家，把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些社团的影响下，武汉青年中的先进分子走上了探索救国真理的人生道路，成为了后来湖北青年运动和湖北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与骨干。同时恽代英在组织社团、教育青年学生的过程中也在进行自我教育，他正是在创建社团的实践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三、恽代英对早期学生运动的认识的形成
青年时期的恽代英不仅参与和领导了湖北武汉的学生运动，而且在领导学生运动的过程中注重总结和反思，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学生运动的正确认识。
（一）学生运动是一场在实践中的教育。恽代英认为，学生运动也是一场教育，是“刺激性稍强”“有效力”[12]的教育。学生运动可以锻炼学生，使其不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到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去接受锻炼和教育。他在《力行救国论》中提出，“不力行，则能力不能切实而增长”[13]。在运动的实践中，学生可以践行在学校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在实践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救国使命感。斗争不仅教育学生，更激励包括学生在内的全体国民为救国而斗争。恽代英主张学生群体应坚决地站在反动军阀的对立面，不为军阀的伪装所蒙蔽，真正在实践中将爱国情转化为报国行。
（二）学生运动需要严格约束和统一指挥。恽代英提出要制定严格、明确的章程约束、凝聚学生力量，保证学生群体的纯洁性。他在和友人的谈话中提出，“宜确定一严格之共同戒约，才能统一耳目心志”[14]。严密的组织章程和明晰的斗争计划是学生运动顺利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恽代英在五四运动时期参与筹建互助社、利群书社等社团，都会亲自参与拟定社团宗旨和章程并要求全体社员严格遵守。针对青年学生普遍存在的性格上容易冲动的特点，恽代英认为学生在运动中不得意气用事，要行动统一听指挥。如果运动受挫，要不气馁坚持斗争，运动侥幸成功亦不要盲目乐观，时刻警惕统治者反扑。斗争要讲究策略和方法，与反动当局斗智斗勇，识破其奸计，直击其软肋，快速达到斗争目的。
（三）学生运动必须争取民众的联合。武汉的学生运动深刻教育了恽代英，使其认识到，学生运动并不应限于一时一地，斗争应是长期的、广泛的。必须争取全国学生的大联合，并且引导其坚持斗争，不得半途而废。恽代英在运动中深刻地感受到，青年学生是极富有斗争热情的，然耐力又是最不能持久的，容易“三分钟热度”，需要时常激励，引导他们坚持斗争。斗争目标也绝不是靠几个学校的学生到大街上闹一闹，搞一场示威游行就能实现了的，要最大范围地争取社会力量的援助。学生群体的孤军奋战对统治者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只有动员全社会起来斗争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恽代英强调学生与工农的联合，鼓励青年学生到民间去了解农民生活、获得农民同情、争取农民支持和帮助。武汉学生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容易遭反动军警镇压，只有当工、商、学一并起来抗争的时候，反动军阀才会做出让步，这一事实更证明了群众联合斗争的力量之大。
恽代英在参与和领导早期武汉学生运动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关于学生运动的正确认识，又将这些正确认识应用于实践，成功推动了武汉学生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恽代英很快便申请入党，此后，他又将前期的经验和认识运用到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教育工作中。
参考文献
[1][3][5][6][8][9][10][11][12][14]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8.121.125.123.129.127.128.177.135.111.
[2][4][7]恽代英日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47.550.555.
[13]恽代英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8.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丁 达
[关键词]恽代英;五四运动;武汉学生运动
[中图分类号] D4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6-0026-04
恽代英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他在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了列强的瓜分豆剖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并将“救亡图存”作为他一生的信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情促使他在当时积极承担起了领导学生运动的大任，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不畏强权，坚持斗争。
一、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兴起的背景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以后，武汉学生群起响应，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的兴起，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
首先，救亡图存是学生运动兴起直接动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陷入被侵略被压迫的境地。尽管辛亥革命为中国的封建帝制画上句号，却并未能把中国引向光明之途，人民生活困苦，政治更加黑暗。北洋军阀集团不惜卖国求荣，与列强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为自己谋得利益。胸怀一腔爱国情的青年学生们在经历了对政府的无限失望以后纷纷采取行动，为挽救国家危亡做出自己的努力。
其次，现代经济的起步奠定了学生运动的经济基础。武汉的现代经济起步较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就成为了通商口岸，洋务运动时期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大部分地区也兴办了大量工厂，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民国初期武汉的民族工业发展势态较好，较好的经济发展条件为当地青年学生将精力放在忧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上奠定了基础。
再次，西方民主思想的涌入为学生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随着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西方的各种思潮也相继涌进国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等人倡导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的火种传播到湖北武汉，给困惑的学生群体带来了曙光。当时的两湖总督张之洞注重新式教育，在武汉创办了许多西式学堂，当地青年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在比较现代化的学堂里接受思想和教育，使得武汉地区风气开化得较早，学生的思想也比较先进。
第四，革命斗争中学生群体的成长为学生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央政府的不作为，社会的动荡不安，促使青年学生逐渐走向政府的对立面。在1911年的保路运动中就有大批的爱国学生参与其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在武昌首义中学生群体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洗礼，武汉的学生群体正逐渐成为一支坚强的斗争力量。这支力量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其一，青年学生接受新思想较快，思维活跃，较容易从传统封建思想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不囿于传统;其二，青年学生做事容易冲动，对于政府的懦弱往往义愤填膺，积极投入政治运动中进行抗争。
总而言之，在国事衰微、政局动荡的大背景下，武汉学生勇担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在武汉兴起。
二、恽代英在武汉学生运动中的行动选择
恽代英自青少年时期就明确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并将其确立为终生的信条从未动摇过。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激励下，恽代英积极参与并领导了五四时期武汉的学生运动。
（一）响应北京，抵制日货、提倡国货。1915年，当袁世凯答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恽代英立即呼吁武昌的爱国学生抵制日货，反抗帝国主义恶劣行径，维护国家正当主权，并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希望可以激起更多国民的爱国心和爱国行。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从北京传到武汉时，恽代英在5月6日当晚即动笔写下《四年五月七日之事》，连夜将其印成传单，连着几日散发。他满腔激愤地提醒国民不要忘记四年前“二十一条”的耻辱，痛斥日本盤剥中国的恶行，字字铿锵有力，饱含深情，像号角催促着爱国学生投入到救国的洪流中。恽代英后来在日记中高度赞扬北京的五四运动，认为这场运动可以给卖国贼以痛击，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是不允许他们肆意出卖国家主权的，自己亦“恨不躬逢其盛”[1]。然而，北洋军阀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沉重打击了学生群体，学生运动锐气大挫。为鼓舞学生士气，更为致敬英烈，恽代英等人筹备并参加了在爱国运动中殉难学生的追悼大会，并撰写文章赞扬青年学生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
为了反对日本强占山东半岛，恽代英组织发起“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并草拟办法大纲，做出“入团者非不得已不用外国货、对社会于提倡国货尽调查劝告扶助之责”[2]等规定，坚决抵制日货。1919年5月17日，恽代英一鼓作气写下《呼吁青岛》，旗帜鲜明地要求饱受日本奴役的中国人坚决抵制日货，向国民提出质问：“为甚么甘心做奴隶？”[3]并将其印制成传单，组织互助社社员沿街散发，试图以此来激发国民的爱国斗争意识。
恽代英身体力行，自己首先做出表率，克服困难抵制日货。在印制的传单上会特意标明用的是中国造的纸，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也竭力不用日货。在《勿忘国耻》的办刊法中专门提及要有“国货介绍”[4]这一项重要内容，强调要详细介绍每一件国货，尤其要说清楚在哪个地方可以买到，方便大家购买。他还亲自为《学生周刊》制定办刊宗旨，明确提到要“提倡国货坚持到底”[5]。
（二）办报撰文，动员学生群体。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恽代英通过创办报刊并撰写文章，用笔杆子教育广大学生，给学生以思想启迪，帮助青年学生摆脱蒙昧。恽代英受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委托主办《光华学报》，同时也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抨击西方列强和国内腐朽统治的文章，积极宣传新思想，帮助广大学生廓清蒙昧，接受新知。他在拟定的《学生周刊》发刊词中写道：“维我学界 风潮澎湃……望我学生 积极进行”[6]，注重以激扬的文字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鼓舞学生坚持斗争。他支持创办《新声》杂志，提出要让《新声》杂志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即启发少年思想、示范后来同学。 恽代英通过撰文对学生进行思想动员，开辟了一片宣传的新天地。他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支持学生运动，帮助学生群体，以其卓越的文采和流畅的文笔，为学生团体及學生运动撰写了诸多电文、公函、宣言书等文字材料。在北京青年学生斗争热情的感召下，武昌各校代表欲成立武昌学生团，委托恽代英拟宣言书。宣言书一文四千字，阐明了中日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揭露反动统治者勾结列强、甘当卖国贼的丑恶嘴脸，疾呼全国人民再不行动国家就要亡了，同时也正告统治者不要镇压学生运动。武昌学生团成立以后，将《武昌学生团宣言书》电告全国，表明学生群体不再坐以待毙，开始凝聚成一股力量采取救国的行动。
当知道反动当局想通过让学生提早放假来熄灭这股熊熊燃烧的斗争火焰时，恽代英随即写下《武昌中等以上学生放假留言》，从而向广大学生揭露了统治当局“阻止学生爱国”的计划。同时他还鼓励学生要相信自己的正义之举，不要害怕被捕，要不惧权威和暴力，敢于向卖国的政府挑战。
恽代英认为：“传播时事真知识，为最切要的爱国活动。”[7]他在领导武汉学生爱国运动时期接连撰写了《中国与日本最后之决斗》《青岛同山东权利》《参加爱国活动的诸君请听》等文章，揭露日本罪行，激励包括学生在内的国民起来斗争。学生运动平静以后，恽代英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并没有止步，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致力于改革教育，培养实用的爱国人才。
（三）呼吁罢市、罢工，争取民众支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为维护国家主权，北京学生群起反抗。不久武汉学生联合会即发布罢课宣言，举行罢课斗争，支援北京学生。湖北军阀王占元粗暴地命令军警向无辜学生开枪，造成血腥的“六一”“六三”惨案。血的教训使恽代英清楚地看到，学生孤军奋战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不仅不能动摇反动当局的统治，反而会伤及自身。于是他开始走访武汉商界联合会的核心人物，争取他们支援学生运动。恽代英和施洋出席武汉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号召商人罢市支援学生斗争。他在《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中提到，“把工商界及整个社会都发动起来，坚持斗争”[8]。他向与会的各位代表详细阐述罢市的道理：不仅可以维护国家主权、惩治卖国贼还可以“提高人格”[9]。虽然大会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但毕竟激发了商界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感，在思想上给武汉商人一些触动，为随后的武汉商界罢市奠定了思想基础。
恽代英积极关注商界情况，散发传单鼓动罢市，由鼓动商界代表到直接劝告商民。他在传单上鼓励商民：“我们赶早罢市，可以尽国民一份天职。”[10]在恽代英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武昌终于在1919年6月12日出现了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热烈场面，在武汉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武汉工、商界有力地支援了当地学生运动。至此，武汉形成了学、工、商集体抗争的局面，学生拥有了强大的后盾，不再是孤军奋战。
（四）创建社团，培养学生运动骨干。恽代英1918年从中华大学毕业后即任中华附中的教务主任，从事教育工作，他领导的武汉学生爱国运动主要是通过创办社团、创办报刊等途径对青年学生群体进行思想教育和实践教育。其中，社团的创建为五四时期武汉学生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从1917年初恽代英创建的第一个社团“our club”，到他领导武汉学生运动，前后创立了互助社、利群书社、共存社等大大小小多个学生社团。五四时期，恽代英参与创建的社团的数量和质量又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恽代英认为赤诚团体的联合“比革命的现实还急要”[11]。虽然他不是特意为领导学生运动而创立社团，但他通过社团培养了一大批爱国学生骨干，这个群体后来成为武汉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在运动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恽代英对他所参与创建的社团及其成员都是有高标准、严要求的。他在社团成立之初就会明确社团宗旨，通过订立社团章程来规范社员行为，凝聚社员力量，保证社团的纯洁性质。恽代英不仅注重对社员自身的道德品质教育，更注重引导社员奉献社会、奉献国家，把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些社团的影响下，武汉青年中的先进分子走上了探索救国真理的人生道路，成为了后来湖北青年运动和湖北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与骨干。同时恽代英在组织社团、教育青年学生的过程中也在进行自我教育，他正是在创建社团的实践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三、恽代英对早期学生运动的认识的形成
青年时期的恽代英不仅参与和领导了湖北武汉的学生运动，而且在领导学生运动的过程中注重总结和反思，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学生运动的正确认识。
（一）学生运动是一场在实践中的教育。恽代英认为，学生运动也是一场教育，是“刺激性稍强”“有效力”[12]的教育。学生运动可以锻炼学生，使其不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到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去接受锻炼和教育。他在《力行救国论》中提出，“不力行，则能力不能切实而增长”[13]。在运动的实践中，学生可以践行在学校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在实践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救国使命感。斗争不仅教育学生，更激励包括学生在内的全体国民为救国而斗争。恽代英主张学生群体应坚决地站在反动军阀的对立面，不为军阀的伪装所蒙蔽，真正在实践中将爱国情转化为报国行。
（二）学生运动需要严格约束和统一指挥。恽代英提出要制定严格、明确的章程约束、凝聚学生力量，保证学生群体的纯洁性。他在和友人的谈话中提出，“宜确定一严格之共同戒约，才能统一耳目心志”[14]。严密的组织章程和明晰的斗争计划是学生运动顺利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恽代英在五四运动时期参与筹建互助社、利群书社等社团，都会亲自参与拟定社团宗旨和章程并要求全体社员严格遵守。针对青年学生普遍存在的性格上容易冲动的特点，恽代英认为学生在运动中不得意气用事，要行动统一听指挥。如果运动受挫，要不气馁坚持斗争，运动侥幸成功亦不要盲目乐观，时刻警惕统治者反扑。斗争要讲究策略和方法，与反动当局斗智斗勇，识破其奸计，直击其软肋，快速达到斗争目的。
（三）学生运动必须争取民众的联合。武汉的学生运动深刻教育了恽代英，使其认识到，学生运动并不应限于一时一地，斗争应是长期的、广泛的。必须争取全国学生的大联合，并且引导其坚持斗争，不得半途而废。恽代英在运动中深刻地感受到，青年学生是极富有斗争热情的，然耐力又是最不能持久的，容易“三分钟热度”，需要时常激励，引导他们坚持斗争。斗争目标也绝不是靠几个学校的学生到大街上闹一闹，搞一场示威游行就能实现了的，要最大范围地争取社会力量的援助。学生群体的孤军奋战对统治者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只有动员全社会起来斗争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恽代英强调学生与工农的联合，鼓励青年学生到民间去了解农民生活、获得农民同情、争取农民支持和帮助。武汉学生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容易遭反动军警镇压，只有当工、商、学一并起来抗争的时候，反动军阀才会做出让步，这一事实更证明了群众联合斗争的力量之大。
恽代英在参与和领导早期武汉学生运动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关于学生运动的正确认识，又将这些正确认识应用于实践，成功推动了武汉学生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恽代英很快便申请入党，此后，他又将前期的经验和认识运用到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教育工作中。
参考文献
[1][3][5][6][8][9][10][11][12][14]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8.121.125.123.129.127.128.177.135.111.
[2][4][7]恽代英日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47.550.555.
[13]恽代英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8.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丁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