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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64。
在女性主义的历史上，对“女性”这一范畴的每一次重新阐释，往往都会触发理论的突破。这也是我读到王虹《“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民族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一书，觉得耳目一新之余，更认为她提出的“近女性”概念大有理论潜力可挖的原因。
“理论”是人类在实践中，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知识。一种新的理论的形成过程，得力于实践的源泉、动力。女性主义运动是在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相互促发中呈阶段性推进的，新的处境、新的诉求，自然也会要求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在西方，女性主義的发展从18世纪至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女权运动是随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而兴起的，主题是为女性群体争取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并未质疑对人类群体进行的性别划分，基本上默认“女性”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这一阶段的成就以女性获得选举权为标志。进入20世纪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法律上的平等、政治身份和经济的独立，并不能根除社会文化观念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有必要深入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这就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的内在原因。西蒙娜·德·波伏娃起到理论先驱的作用，她在《第二性》一书中率先提出，“女性”不止是一个生物学事实，更是一个社会学事实，附加于“女性”的价值观念，是父权制为保证男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而进行的社会建构，是一套把“女性”贬为“第二性”的意识形态，并非女性的先天本质。这实际上是区分了“女性”这一范畴中的生物学含义和社会学含义，并取消了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为女性群体解除文化上、精神上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武器。这是女性主义运动迈出的意义深远的一步。此后第三阶段，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理论强调“主体”是不确定的、可变化的，始终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并非静态的存在。由此，女性主义理论也进一步淡化“女性”范畴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的关系，在朱迪思·巴特勒那里，性别被视为是一系列反复表演的文化仪式，一套反复引用的话语，“女性”成为一个身份认同的行为过程，而不是一种主体属性。这样的理论设想解构了历史上的性别二元区分的意义，但也弱化了现实中的女权运动的基础，体现了西方后女性主义阶段的特点。理论一骑，狂飙突进，而女性群体的现实处境仍然有待切实地改善。
“女性主义”对于中国人而言算是一个舶来词，是在近代之后才逐渐被引入到中国来的，因此它注定具有跨文化元素，但目前中国学界对于汉语语境中“女性”、“女性主义”的复杂内涵和社会学背景还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王虹的著作提出“近女性”与“流”的概念，可谓是在这一薄弱地带的尝试性开拓，试图建立一个兼容中西理论资源，打破固化性别分野的汉语的女性主义范畴，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敞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虽然王虹对这一范畴的阐释和运用主要在艺术哲学领域，但其理论创新的潜力是值得肯定的。
“近女性”这一创新概念，是一种抽象化的女性理论概念，它建立在解构传统二元对立本质主义性别概念的基础上。王虹的著作攫取晚近西方哲学中柏格森的“绵延”和德勒兹的“分子女人”概念，同中国儒家孟子“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公孙丑上》）、佛家禅宗慧能“真空假有，明心见性”（《坛经》）、道家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章》）和庄子的“乘物以游心”（《庄子·逍遥游》）等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共同构筑其内涵，又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国家理论”展现其外延，从而避免了固执于本质主义的“女性”概念，同时又不脱离“女性”这个现实范畴，并且反对相对主义对现实性别差异的抹杀。它既表明与“女性”概念的相关性，又脱离了二元对立的性别观。这样，“近女性”概念就以女性主义哲学的形而上的方式走出了后女性主义理论的误区。
“近女性”概念是审美与思辨、美学与哲学、艺术与理论、女性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融合，它将改变女性主义理论中拘泥于性别视角而忽视政治视角、缺乏哲学思想而无法拓展理论视野的局面，从而促成当今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发展。这一基于理性思维而又超越理性思维限制的思考，既始于女性主义而又扩展为人类关怀的理论探讨，是通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所预言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真正自由平等的女性与男性、与他人的联合以及人与社会的结合。“近女性”揭示了政治思想形式从“共同体”到“共通体”的转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转变将在世界地缘政治关系、经济规划、科技文化发展的实践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虹试图把“流”作为“近女性”概念的核心内涵，以“流”承载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之道。她认为，“流”（流动、流变、流通）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精髓，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此有大量阐释，中国儒家的孔子曾有“天何言哉，四时兴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之说，道家的老子也有“道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和庄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之论，佛家南宗禅慧能亦有“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之说;西方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格森、德勒兹等，多以“流”、“绵延”、“一切都在流动之中”立论，凡此种种，足以证其“流”是解释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精要所在。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流”的哲学可以为解释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推进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路径，而一直致力于质疑固化的性别区分，反对本质主义主体论的女性主义，正好可以从“流”的哲学中寻找到资源，至少可以从“流”的哲学中得到理论支持。然而国内的女性主义研究，还没有充分地从运动的、流变的方面来理解社会和性别问题，因此在高度发展的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对性别领域的变化很难做出深入而合理的解释，这正是王虹提出、强调“流”的哲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她将“近女性”这一创新概念寓于“流”的哲学之中，以南宗禅非理性思维的“真空假有”、“顿见真如本性”（《坛经》），求证出女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生命本真——一种摆脱了二元对立男性树根文化思想意识束缚的人性追求，以“近女性”概念来摆脱“女性”理论范畴中沉重的历史因袭和形而上学思维模式。 “流”是生命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生命活动实践的载体。作者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近女性”和“流”这两个范畴中蕴含的突破性意义，更结合中外诸多含有“女性式精神”的艺术作品，进一步向读者展示这两个范畴在艺术批评、文化批评中的实践性价值。从意识流文学、广告创意，到电影、电视，再到音乐、舞蹈、雕塑、装置艺术乃至招贴、海报等各类作品中，以时间维度的“流”作为线索，梳理女性主义理论，探讨“近女性”生命哲学的内涵与认识论问题;以“流变”为旨归，对西方思想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中国佛道“形而上”的哲理进行比较、连接与会通，彰显女性意识的本真，揭示女性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流变;以超越学科界限、反映社会实践的艺术作品作为展开方式，打破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传统理性思维的局限，开启新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方向，完成“女性式”实践的抽象化的提升与创新。
新的理论来源于现阶段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随着社会的变迁，当前，在旧的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已经形成了新女性主义理论的因素，它们正以一个方式否定另一个方式相互联系着。为阐述“近女性”这一创新概念，王虹不但借助当代艺术实践，也倚重于对20世纪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非理性哲学，在《“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的“引言”中，作者就通过对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一书中的引语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德勒兹指出：“一种是性质精确（理性）的、量的、方程式的概念，它们只有精确才有意义……也有一些概念从根本上说是非精确（非理性）的，但却是绝对严密的……这些概念并非因其缺陷而模糊，而是因其性质和内涵而如此。”王虹认为，正是因为女性主义的“性质和内涵”，有必要使用非精确的、非固定的“近女性”概念，它始终不是固定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概念，或者说它根本就是一个艺术化的装置，是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新型文化探索。对于这个意图，以西苏、克里斯蒂娃等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做出过尝试，当前西方的后女性主义理论也致力于此，王虹提出的 “近女性”概念，则体现了中国学界在女性主义理论突破上的努力。
当然，任何一个新的理论范畴的建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敏锐的理论眼光、深厚的学术功力，也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关注。《“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的著作，在“近女性”、“流”、“实践”等概念的解析和连接上尚有不足，但作者独辟蹊径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其标新立异所体现的理论勇气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更是难能可贵的。
（責任编辑：何 频）
社会科学研究 2014.1.
在女性主义的历史上，对“女性”这一范畴的每一次重新阐释，往往都会触发理论的突破。这也是我读到王虹《“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民族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一书，觉得耳目一新之余，更认为她提出的“近女性”概念大有理论潜力可挖的原因。
“理论”是人类在实践中，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知识。一种新的理论的形成过程，得力于实践的源泉、动力。女性主义运动是在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相互促发中呈阶段性推进的，新的处境、新的诉求，自然也会要求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在西方，女性主義的发展从18世纪至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女权运动是随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而兴起的，主题是为女性群体争取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并未质疑对人类群体进行的性别划分，基本上默认“女性”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这一阶段的成就以女性获得选举权为标志。进入20世纪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法律上的平等、政治身份和经济的独立，并不能根除社会文化观念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有必要深入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这就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的内在原因。西蒙娜·德·波伏娃起到理论先驱的作用，她在《第二性》一书中率先提出，“女性”不止是一个生物学事实，更是一个社会学事实，附加于“女性”的价值观念，是父权制为保证男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而进行的社会建构，是一套把“女性”贬为“第二性”的意识形态，并非女性的先天本质。这实际上是区分了“女性”这一范畴中的生物学含义和社会学含义，并取消了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为女性群体解除文化上、精神上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武器。这是女性主义运动迈出的意义深远的一步。此后第三阶段，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理论强调“主体”是不确定的、可变化的，始终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并非静态的存在。由此，女性主义理论也进一步淡化“女性”范畴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的关系，在朱迪思·巴特勒那里，性别被视为是一系列反复表演的文化仪式，一套反复引用的话语，“女性”成为一个身份认同的行为过程，而不是一种主体属性。这样的理论设想解构了历史上的性别二元区分的意义，但也弱化了现实中的女权运动的基础，体现了西方后女性主义阶段的特点。理论一骑，狂飙突进，而女性群体的现实处境仍然有待切实地改善。
“女性主义”对于中国人而言算是一个舶来词，是在近代之后才逐渐被引入到中国来的，因此它注定具有跨文化元素，但目前中国学界对于汉语语境中“女性”、“女性主义”的复杂内涵和社会学背景还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王虹的著作提出“近女性”与“流”的概念，可谓是在这一薄弱地带的尝试性开拓，试图建立一个兼容中西理论资源，打破固化性别分野的汉语的女性主义范畴，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敞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虽然王虹对这一范畴的阐释和运用主要在艺术哲学领域，但其理论创新的潜力是值得肯定的。
“近女性”这一创新概念，是一种抽象化的女性理论概念，它建立在解构传统二元对立本质主义性别概念的基础上。王虹的著作攫取晚近西方哲学中柏格森的“绵延”和德勒兹的“分子女人”概念，同中国儒家孟子“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公孙丑上》）、佛家禅宗慧能“真空假有，明心见性”（《坛经》）、道家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章》）和庄子的“乘物以游心”（《庄子·逍遥游》）等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共同构筑其内涵，又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国家理论”展现其外延，从而避免了固执于本质主义的“女性”概念，同时又不脱离“女性”这个现实范畴，并且反对相对主义对现实性别差异的抹杀。它既表明与“女性”概念的相关性，又脱离了二元对立的性别观。这样，“近女性”概念就以女性主义哲学的形而上的方式走出了后女性主义理论的误区。
“近女性”概念是审美与思辨、美学与哲学、艺术与理论、女性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融合，它将改变女性主义理论中拘泥于性别视角而忽视政治视角、缺乏哲学思想而无法拓展理论视野的局面，从而促成当今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发展。这一基于理性思维而又超越理性思维限制的思考，既始于女性主义而又扩展为人类关怀的理论探讨，是通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所预言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真正自由平等的女性与男性、与他人的联合以及人与社会的结合。“近女性”揭示了政治思想形式从“共同体”到“共通体”的转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转变将在世界地缘政治关系、经济规划、科技文化发展的实践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虹试图把“流”作为“近女性”概念的核心内涵，以“流”承载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之道。她认为，“流”（流动、流变、流通）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精髓，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此有大量阐释，中国儒家的孔子曾有“天何言哉，四时兴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之说，道家的老子也有“道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和庄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之论，佛家南宗禅慧能亦有“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之说;西方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格森、德勒兹等，多以“流”、“绵延”、“一切都在流动之中”立论，凡此种种，足以证其“流”是解释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精要所在。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流”的哲学可以为解释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推进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路径，而一直致力于质疑固化的性别区分，反对本质主义主体论的女性主义，正好可以从“流”的哲学中寻找到资源，至少可以从“流”的哲学中得到理论支持。然而国内的女性主义研究，还没有充分地从运动的、流变的方面来理解社会和性别问题，因此在高度发展的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对性别领域的变化很难做出深入而合理的解释，这正是王虹提出、强调“流”的哲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她将“近女性”这一创新概念寓于“流”的哲学之中，以南宗禅非理性思维的“真空假有”、“顿见真如本性”（《坛经》），求证出女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生命本真——一种摆脱了二元对立男性树根文化思想意识束缚的人性追求，以“近女性”概念来摆脱“女性”理论范畴中沉重的历史因袭和形而上学思维模式。 “流”是生命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生命活动实践的载体。作者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近女性”和“流”这两个范畴中蕴含的突破性意义，更结合中外诸多含有“女性式精神”的艺术作品，进一步向读者展示这两个范畴在艺术批评、文化批评中的实践性价值。从意识流文学、广告创意，到电影、电视，再到音乐、舞蹈、雕塑、装置艺术乃至招贴、海报等各类作品中，以时间维度的“流”作为线索，梳理女性主义理论，探讨“近女性”生命哲学的内涵与认识论问题;以“流变”为旨归，对西方思想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析”、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中国佛道“形而上”的哲理进行比较、连接与会通，彰显女性意识的本真，揭示女性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流变;以超越学科界限、反映社会实践的艺术作品作为展开方式，打破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传统理性思维的局限，开启新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方向，完成“女性式”实践的抽象化的提升与创新。
新的理论来源于现阶段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随着社会的变迁，当前，在旧的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已经形成了新女性主义理论的因素，它们正以一个方式否定另一个方式相互联系着。为阐述“近女性”这一创新概念，王虹不但借助当代艺术实践，也倚重于对20世纪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非理性哲学，在《“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的“引言”中，作者就通过对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一书中的引语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德勒兹指出：“一种是性质精确（理性）的、量的、方程式的概念，它们只有精确才有意义……也有一些概念从根本上说是非精确（非理性）的，但却是绝对严密的……这些概念并非因其缺陷而模糊，而是因其性质和内涵而如此。”王虹认为，正是因为女性主义的“性质和内涵”，有必要使用非精确的、非固定的“近女性”概念，它始终不是固定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概念，或者说它根本就是一个艺术化的装置，是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新型文化探索。对于这个意图，以西苏、克里斯蒂娃等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做出过尝试，当前西方的后女性主义理论也致力于此，王虹提出的 “近女性”概念，则体现了中国学界在女性主义理论突破上的努力。
当然，任何一个新的理论范畴的建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敏锐的理论眼光、深厚的学术功力，也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关注。《“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的著作，在“近女性”、“流”、“实践”等概念的解析和连接上尚有不足，但作者独辟蹊径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其标新立异所体现的理论勇气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更是难能可贵的。
（責任编辑：何 频）
社会科学研究 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