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４日，一个叫熊德明的农妇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反映了民工欠薪问题，温总理为她家讨要工钱的事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方面对民工欠薪问题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由此引发了有政府职能部门参与的一场追薪大风暴。关于民工的追薪风暴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索：他们的欠薪问题在得到重视的同时，情感生活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根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数字，现在全国的民工大概有１亿人，他们因职业的特殊性，身边缺少异性的关怀，长期的性生活缺失导致他们出现烦躁、郁闷、性幻想等不良心理，这种心理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为此，本刊就民工的情感生活专门作了一次社会调查。从被访者的自述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民工们人性本能的欲望被暂时封闭后所流露出的一种无奈、心酸和苦恼，以及他们希望此事能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殷切企盼。
无奈：把对性的渴望埋在心里
[杨强，２８岁，贵州省沿河县人]
（自述者的话：我和我的妻子都在经历着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我们只有把对性的渴望埋在心里，盼望着一年一度的春节早点到来。）
２０００年冬天，妻子生下一个男孩。为了能让妻儿过上好日子，我不想在县城的建筑工地待下去了。我们村有很多人在广东的建筑工地打工，听说在那边干活工资很高，我和妻子商量后，就踏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
来到广州后，没费多少周折我就在一个商住楼的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活干。因为是熟手，刚上班我就被分配到钢筋班，钢筋班的工资要比其他班的工资高—些。我庆幸自己初次出远门就找到了一份挺满意的活儿，干起活儿来格外精神，尽管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痛，但想到每天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心里十分踏实。
这个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主要来自四川、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工地上的施工人员全是男性，就连伙房也是男人掌勺。听说几个月前工地上本来是一对母女负责做饭的，有一天，一个民工摸进伙房对煮饭的女孩子进行性骚扰，那女孩的母亲当即带着她的女儿离开了工地。这件事是老王告诉我的。老王是广西人，四十多岁了，看上去显得精神饱满。那天在食堂吃饭时，他还说，他以前在一个工地干活时，将老婆带出来同在工地上吃住，没半月他老婆就嚷着要回家去带孩子，原因是老王的老婆受不了工地上民工们经常拿她开露骨的玩笑。老王自嘲地笑笑，对我说：“兄弟，自古男女授受不亲，咱们男儿国里容不下女人啊！”
我们的宿舍是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几十个人睡在一间屋子里，每到休息的时候，大伙儿都要相互讲一两个荤段子才入睡。有天晚上，没有工友讲笑话，我居然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想想便释然：自己离家已有数月，差不多半年时间没有和妻子亲热了，那些荤段子恰好起到一种望梅止渴的作用。失眠的夜晚，我的大脑满是对性的幻想，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和妻子亲热时的情景，真恨不得立马将妻子搂在怀里啃几下。
一天晚上，和我睡同一张床的老王附到我耳边，悄悄问我：“小林，你想老婆不？”我一怔，随即答道：“想啊，做梦都想着她呢！”“我也是。”老王说，“说出来不怕兄弟笑话，每到夜深人静时，我最想的就是老婆。外出打工又快一年了，我已忘记上次和老婆亲热是什么时候了！”
老王的话让我的心里十分难受。以前在家乡的县城打工时，每周我都要回家一趟；而现在来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如果回一趟家就仅仅为了与妻子亲热一番，实在太不划算了！我只有把对性的渴望埋在心里，盼望一年一度的春节早点到来。２００２年４月，工程竣工后我没有随建筑队去另外—个工地，而是怀揣着用汗水换回的１万多块钱回了家。近一年没有和妻子亲热的我，长久的性压抑得到彻底的释放。妻子枕在我的臂弯里，一脸的娇羞，可爱极了。
２００２年６月，我再次外出打工。临别那晚，妻子搂着我，无声地哭了。我安慰她，说等咱挣足建新房的钱，就不再外出打工了。那天晚上我和妻子极尽缠绵。我知道，这一走，我将和妻子再次品尝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把对性的渴望埋在心里。
心酸：一个人的性生活真苦啊
[陈进金，２７岁，山西省运城人]
（自述者的话：我养成了一个人过性生活的不良习惯，但过于频繁的手淫令我的身体受到了严重伤害。）
１９９７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邻村一个叫秋芬的女孩，相处一段时间后我们便结了婚。那时南下打工的人很多，我也想出去见见世面，挣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刚服侍完妻子坐月子，我就随村人南下广州打工了。
来到广州后，四处找工无望，无奈我只有和几个老乡在一个建筑工地待下来。在漫长的打工生活中，我最难忍受的就是远离妻儿的那份相思之苦。第一次“自慰”，是２０００年的事吧。那年春节，因为没有挣到多少钱，我没有回家。那一年的春节过得格外冷清，同宿舍的除了小王和我，其余的工友因为离家近，都回家与亲人团聚了。小王是新疆人，和我一样，都属于路途比较远的民工。无所事事的日子实在无聊，我向小王借了本书看。哪晓得那是一本黄书，这一看就将我迷住了。书中赤裸裸的性描写让人看了非常刺激。受其影响，我渐渐习惯了通过“自慰”来解决生理上的问题，并且隔三差五和小王去录像厅看那种录像。２００３年８月，我所在的工地竣工后，我随建筑队转移到另一个工地，自慰的习惯也长期保持了下来。虽然从杂志上得知自慰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有时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这哪能和妻子温软的身体相比？还是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由于频繁的手淫，我的精神变得委靡不振，身体也出现了问题，有时扛一个重一点的东西，腰就胀痛得十分难受，而且晚上至少要上４到５次厕所。
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我除了经常和妻子通电话外，还利用休息时间去附近的公园玩。很快我就发现，在那种公共场所，我不但没有分散精力，相反当看到一对对情侣亲密无间地相依在一起时，心里很酸，很难受，有无奈的嫉妒心理。去了几次公园后，我不再对那种场所感兴趣了。应该说，是那种场所根本就不适合我。但哪里才有我们的业余活动空间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城市喧嚣的背后，活色生香的故事轮不到我们去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只是这个城市中最卑微的体力劳动者。
我决定今年回家时一定把妻子带出来，一个人的性生活真是太痛苦了！
耻辱：生命中不能承受性病之痛
[王平，２９岁，四川省巴中人]
（自述者的话：在这里，我想给广大和我有一样想法的打工朋友说一句话：如果老婆不在身边，再怎么难熬，也不要去找小姐，否则，那将会是你一生的伤痛。）
２００３年刚过罢年，我便随同村的几个人一起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我家的房子已经很破了，在村里，房子破就会被人瞧不起，由于村里的土地越来越少，每年虽然辛辛苦苦，却只是仅仅够温饱，要想挣钱，只有出去打工这一条路了。无奈，我也只好告别结婚三年的老婆，去广东东莞打工。
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玩具厂，在那里扛包。工作每天都很辛苦，有时一直加班到夜里１１点。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活儿太累，每天躺下我就睡着了，可时间一长，就开始拼命地想老婆了，躺在床上时，即使很累，也常常睡不着，觉得一直有一股气发泄不出去。我们两个星期轮休一天。那天傍晚，我和同村的老李无所事事地到玩具厂外的小镇上玩，走过一家发廊的时候，看到一个３０岁左右的女人朝我们轻轻地钩了钩手指。老李说，别理她，那是个鸡。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她几眼，她描画得夸张的脸在我的眼里此刻竟是那么漂亮。
晚上，背着老李，我找到了那家发廊。一宵之欢后，我觉得非常满足，此后，过一段时间，我便会去找个发廊的小姐解决一下喷薄的欲望。然而到８月份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下体奇痒，无论怎么洗澡都不管用。去一个偏僻的小诊所一看，晴天霹雳，原来我已得了性病。我觉得无比羞耻，医生说，要抓紧时间治疗，否则，不但会传染到自己的性伴侣身上，以后还可能影响性功能。无奈，我只好把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都用在了治疗上，吃了无数的药，才慢慢地控制住了。可钱已花得一分不剩。年底回家的时候，妻子欢天喜地地问我挣了多少钱，说我们的房子这下有希望了，我只好骗她说，我挣了１万多，可钱被一个老乡借走了。
２００４年，还没过完年我就离开了家，我怕面对妻子那双信任与企盼的眼睛。可是，我往哪里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１万元钱？我都后悔死了。
后来才知道我这还算是好的，离我们村不远的李村，有一个人因为嫖娼花掉了打工几年的积蓄，还染上了性病，他去找将病传染给他的那个小姐要钱治病，那个女人根本不搭理他，恼羞成怒的他失去了理智，掏出刀子将那个女人扎伤，那个女人被送进医院以后，他自己也被“请”进了牢房……
痛苦：谁能体会一个民工的断腿之苦
[黄岳，３２岁，湖北省仙桃市人]
（自述者的话：人性本能的欲望驱使我对她想入非非，尽管我知道有这样的想法很不道德，但是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
我叫黄岳，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９６年结婚后，便南下广州打工。因为没什么知识，找不到厂进，只有到建筑工地上打工。为了生活，在这几年的打工时间里，我只回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妻子生小孩那年，第二次是我的母亲去世那年。长时间的性压抑让我感觉生活了无意趣，而远离家庭、远离妻子的痛苦和思念是无法抑制的。
工地上有我的一个老乡叫何刚，他妻子就在附近的一个服装厂打工。他们每周都会见一次面。我很羡慕他，很想将我妻子也带出来，像何刚那样，结束牛郎织女般的生活。但是孩子毕竟太小，放在家里无人照管啊。将孩子带出来，昂贵的托儿费又岂是我的经济水平所能承受得了的？有时想到痛苦处，我真后悔那么早就要了孩子，但孩子无罪，他毕竟是爹妈的心头肉啊。我这么辛苦挣钱，不是为了孩子将来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吗？
２００３年９月初，何刚的岳母从家里来到广州。他岳母原在家里做豆腐生意，在家里挣不到钱，在何刚的建议下，便来广州做生意了。按辈分，我该称何刚的岳母为姨。她姓黄，我叫她黄姨。别看黄姨快５０岁了，守寡已近１０年，看上去却一点也不显老。黄姨的摊位就在工地附近的一个菜市场，租房离工地也没有多远。因为我对豆腐制作这门手艺略通一二，所以黄姨经常请我去做她的帮手。时间一长，我在心里莫名地对黄姨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人性本能的欲望促使我对她想入非非。尽管我知道有这样的想法很不道德，但是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人就是这么奇怪，越是努力不去想的事情脑海里越是浮想联翩。
黄姨通常晚上将豆腐做好，第二天一早拿到市场上去卖。那晚，黄姨捎信来让我过去帮忙。我本想叫上何刚一起去，刚巧何刚正在和工友们打牌，我就一个人去了。那天晚上的我也许是着了魔，鬼使神差地和黄姨开了些荤玩笑。黄姨的脸红得如妻子新婚时娇羞的模样，我的心一动，一只手便搭在了黄姨的肩上……事后我和黄姨后悔不迭。我想，我向黄姨提出那种要求时如果她稍稍拒绝我，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发生那种关系。自和黄姨有过一次畸形之欢后，我心里总是有一种无法说清的罪恶感。我在不断的自责中对妻子忏悔，而那晚的偷情带给我的刺激让我回味无穷。我在自责与欲望中度日如年。
一个月后的一天，何刚问我为何不去帮他岳母做豆腐了，我谎称白天干活儿太累了。何刚说：“我岳母要你去帮忙呢，你总不能不给我面子吧？”何刚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还能拒绝吗？明知道那是一个诱惑，但我还是去了。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我不好意思对你们说，因为那实在太荒唐。说不清是谁引诱谁，我和黄姨有了一次，两次，接下去的无数次就显得顺理成章了。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晚，我和黄姨正亲热，何刚不知什么时候推开了门……人世间最丑恶的一幕暴露在何刚的面前，可以想像，那个场面是多么尴尬。几天后，黄姨和她女儿回了家，是何刚强令他妻子带他岳母回去的。他对我说：“想女人想疯了可以去大街上找三陪去呀，背着老婆去勾引一个老太婆，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羞得无地自容，真想一头扎进珠江死掉算了！
发生了这样不光彩的事，我的心很乱，担心何刚的妻子回家后将那事传出去。那事如果让我妻子知道了，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她呢？１２月１５日早上，我出工时，因为精神恍惚，脑子里老是想这想那，高空作业时不小心从５米多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左脚骨折！经医生诊断为粉碎性骨折。那天我恰恰忘记系安全绳了，违反了施工安全条例。工地负责人按照有关法规一次性赔偿我几万块钱后便与我终止了劳动关系。
我的脚已经做过一次手术，没有成功。看来，可能要残废了。残疾的我，除了选择回家，还能怎样呢？回到家后，我的妻子会原谅我吗？我将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又有谁能体会到我的断腿之苦呢？
[专家发言]北京石景山医院于大夫认为：现在的工地上全是男性，人长期在单一群体中生活，心理状态肯定与正常人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民工可能会出去找“小姐”，或是发生婚外情，这样就会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面对这种矛盾，一种方法是加强自我调节，或者多参加一些活动分散这方面的注意力，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关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周教授说：为了经济动因，民工们来到城市干活，他们的经济水平肯定不允许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出来。但他们也是人，需要最基本的人文关怀。他还认为：即使不从人的利益出发，就是从全社会的稳定来说，关注民工性生活对社会的良性运转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社会学界对民工性生活的研究和调查目前还是一个空白，即使有也是小范围的，不具代表性的。现在我们的媒体开始关注民工性生活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
[本刊观点]通过以上几个关于民工的私密故事，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工们因为性生活的缺失而表现出的彷徨与无奈。他们的性压抑、困惑，相信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这就引发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民工的性压抑长期被忽视，谁来关心他们的“性”福生活？
相关采访资料显示：在民工群体中，有８０％以上的民工表示从没有过正常的性生活；有７％的民工明确表态会去找“小姐”；有３％的民工因为长时间的性生活缺失，对性生活基本上没有欲望；而选择通过“自慰”的方式解决生理需要的民工则占据了２１％左右。民工如何解决性压抑所带来的困惑？本刊认为，首先应在心理上作自我调整，尽量避免接触与性有关的东西，比如黄色书刊、淫秽录像等，并努力多参加些有益而健康的娱乐活动，以转移注意力。并且对性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如果有条件，最好夫妻在一处打工，既便于相互照顾，又解决了生理问题。其次政府职能部门也应多一些人性化的举措，如为民工修建一些属于他们的娱乐场所，不定期举办一些有益的活动等。如果夫妻在同一个工地，可考虑盖一些夫妻宿舍。这样就更可以体现出对民工的关怀，让他们体会到一种没有被排斥的感觉，有一种家的温暖。
不可否认，民工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这个群体是农民中比较先进、比较积极的部分，他们在用双手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也将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所以，民工性压抑问题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了。它是一个现实的情感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关注民工，关注他们的情感生活，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并采取一些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为此，本刊就民工的情感生活专门作了一次社会调查。从被访者的自述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民工们人性本能的欲望被暂时封闭后所流露出的一种无奈、心酸和苦恼，以及他们希望此事能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殷切企盼。
无奈：把对性的渴望埋在心里
[杨强，２８岁，贵州省沿河县人]
（自述者的话：我和我的妻子都在经历着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我们只有把对性的渴望埋在心里，盼望着一年一度的春节早点到来。）
２０００年冬天，妻子生下一个男孩。为了能让妻儿过上好日子，我不想在县城的建筑工地待下去了。我们村有很多人在广东的建筑工地打工，听说在那边干活工资很高，我和妻子商量后，就踏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
来到广州后，没费多少周折我就在一个商住楼的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活干。因为是熟手，刚上班我就被分配到钢筋班，钢筋班的工资要比其他班的工资高—些。我庆幸自己初次出远门就找到了一份挺满意的活儿，干起活儿来格外精神，尽管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痛，但想到每天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心里十分踏实。
这个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主要来自四川、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工地上的施工人员全是男性，就连伙房也是男人掌勺。听说几个月前工地上本来是一对母女负责做饭的，有一天，一个民工摸进伙房对煮饭的女孩子进行性骚扰，那女孩的母亲当即带着她的女儿离开了工地。这件事是老王告诉我的。老王是广西人，四十多岁了，看上去显得精神饱满。那天在食堂吃饭时，他还说，他以前在一个工地干活时，将老婆带出来同在工地上吃住，没半月他老婆就嚷着要回家去带孩子，原因是老王的老婆受不了工地上民工们经常拿她开露骨的玩笑。老王自嘲地笑笑，对我说：“兄弟，自古男女授受不亲，咱们男儿国里容不下女人啊！”
我们的宿舍是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几十个人睡在一间屋子里，每到休息的时候，大伙儿都要相互讲一两个荤段子才入睡。有天晚上，没有工友讲笑话，我居然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想想便释然：自己离家已有数月，差不多半年时间没有和妻子亲热了，那些荤段子恰好起到一种望梅止渴的作用。失眠的夜晚，我的大脑满是对性的幻想，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和妻子亲热时的情景，真恨不得立马将妻子搂在怀里啃几下。
一天晚上，和我睡同一张床的老王附到我耳边，悄悄问我：“小林，你想老婆不？”我一怔，随即答道：“想啊，做梦都想着她呢！”“我也是。”老王说，“说出来不怕兄弟笑话，每到夜深人静时，我最想的就是老婆。外出打工又快一年了，我已忘记上次和老婆亲热是什么时候了！”
老王的话让我的心里十分难受。以前在家乡的县城打工时，每周我都要回家一趟；而现在来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如果回一趟家就仅仅为了与妻子亲热一番，实在太不划算了！我只有把对性的渴望埋在心里，盼望一年一度的春节早点到来。２００２年４月，工程竣工后我没有随建筑队去另外—个工地，而是怀揣着用汗水换回的１万多块钱回了家。近一年没有和妻子亲热的我，长久的性压抑得到彻底的释放。妻子枕在我的臂弯里，一脸的娇羞，可爱极了。
２００２年６月，我再次外出打工。临别那晚，妻子搂着我，无声地哭了。我安慰她，说等咱挣足建新房的钱，就不再外出打工了。那天晚上我和妻子极尽缠绵。我知道，这一走，我将和妻子再次品尝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把对性的渴望埋在心里。
心酸：一个人的性生活真苦啊
[陈进金，２７岁，山西省运城人]
（自述者的话：我养成了一个人过性生活的不良习惯，但过于频繁的手淫令我的身体受到了严重伤害。）
１９９７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邻村一个叫秋芬的女孩，相处一段时间后我们便结了婚。那时南下打工的人很多，我也想出去见见世面，挣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刚服侍完妻子坐月子，我就随村人南下广州打工了。
来到广州后，四处找工无望，无奈我只有和几个老乡在一个建筑工地待下来。在漫长的打工生活中，我最难忍受的就是远离妻儿的那份相思之苦。第一次“自慰”，是２０００年的事吧。那年春节，因为没有挣到多少钱，我没有回家。那一年的春节过得格外冷清，同宿舍的除了小王和我，其余的工友因为离家近，都回家与亲人团聚了。小王是新疆人，和我一样，都属于路途比较远的民工。无所事事的日子实在无聊，我向小王借了本书看。哪晓得那是一本黄书，这一看就将我迷住了。书中赤裸裸的性描写让人看了非常刺激。受其影响，我渐渐习惯了通过“自慰”来解决生理上的问题，并且隔三差五和小王去录像厅看那种录像。２００３年８月，我所在的工地竣工后，我随建筑队转移到另一个工地，自慰的习惯也长期保持了下来。虽然从杂志上得知自慰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有时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这哪能和妻子温软的身体相比？还是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由于频繁的手淫，我的精神变得委靡不振，身体也出现了问题，有时扛一个重一点的东西，腰就胀痛得十分难受，而且晚上至少要上４到５次厕所。
为了调整自己的心态，我除了经常和妻子通电话外，还利用休息时间去附近的公园玩。很快我就发现，在那种公共场所，我不但没有分散精力，相反当看到一对对情侣亲密无间地相依在一起时，心里很酸，很难受，有无奈的嫉妒心理。去了几次公园后，我不再对那种场所感兴趣了。应该说，是那种场所根本就不适合我。但哪里才有我们的业余活动空间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城市喧嚣的背后，活色生香的故事轮不到我们去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只是这个城市中最卑微的体力劳动者。
我决定今年回家时一定把妻子带出来，一个人的性生活真是太痛苦了！
耻辱：生命中不能承受性病之痛
[王平，２９岁，四川省巴中人]
（自述者的话：在这里，我想给广大和我有一样想法的打工朋友说一句话：如果老婆不在身边，再怎么难熬，也不要去找小姐，否则，那将会是你一生的伤痛。）
２００３年刚过罢年，我便随同村的几个人一起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我家的房子已经很破了，在村里，房子破就会被人瞧不起，由于村里的土地越来越少，每年虽然辛辛苦苦，却只是仅仅够温饱，要想挣钱，只有出去打工这一条路了。无奈，我也只好告别结婚三年的老婆，去广东东莞打工。
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玩具厂，在那里扛包。工作每天都很辛苦，有时一直加班到夜里１１点。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活儿太累，每天躺下我就睡着了，可时间一长，就开始拼命地想老婆了，躺在床上时，即使很累，也常常睡不着，觉得一直有一股气发泄不出去。我们两个星期轮休一天。那天傍晚，我和同村的老李无所事事地到玩具厂外的小镇上玩，走过一家发廊的时候，看到一个３０岁左右的女人朝我们轻轻地钩了钩手指。老李说，别理她，那是个鸡。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她几眼，她描画得夸张的脸在我的眼里此刻竟是那么漂亮。
晚上，背着老李，我找到了那家发廊。一宵之欢后，我觉得非常满足，此后，过一段时间，我便会去找个发廊的小姐解决一下喷薄的欲望。然而到８月份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下体奇痒，无论怎么洗澡都不管用。去一个偏僻的小诊所一看，晴天霹雳，原来我已得了性病。我觉得无比羞耻，医生说，要抓紧时间治疗，否则，不但会传染到自己的性伴侣身上，以后还可能影响性功能。无奈，我只好把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都用在了治疗上，吃了无数的药，才慢慢地控制住了。可钱已花得一分不剩。年底回家的时候，妻子欢天喜地地问我挣了多少钱，说我们的房子这下有希望了，我只好骗她说，我挣了１万多，可钱被一个老乡借走了。
２００４年，还没过完年我就离开了家，我怕面对妻子那双信任与企盼的眼睛。可是，我往哪里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１万元钱？我都后悔死了。
后来才知道我这还算是好的，离我们村不远的李村，有一个人因为嫖娼花掉了打工几年的积蓄，还染上了性病，他去找将病传染给他的那个小姐要钱治病，那个女人根本不搭理他，恼羞成怒的他失去了理智，掏出刀子将那个女人扎伤，那个女人被送进医院以后，他自己也被“请”进了牢房……
痛苦：谁能体会一个民工的断腿之苦
[黄岳，３２岁，湖北省仙桃市人]
（自述者的话：人性本能的欲望驱使我对她想入非非，尽管我知道有这样的想法很不道德，但是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
我叫黄岳，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９６年结婚后，便南下广州打工。因为没什么知识，找不到厂进，只有到建筑工地上打工。为了生活，在这几年的打工时间里，我只回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妻子生小孩那年，第二次是我的母亲去世那年。长时间的性压抑让我感觉生活了无意趣，而远离家庭、远离妻子的痛苦和思念是无法抑制的。
工地上有我的一个老乡叫何刚，他妻子就在附近的一个服装厂打工。他们每周都会见一次面。我很羡慕他，很想将我妻子也带出来，像何刚那样，结束牛郎织女般的生活。但是孩子毕竟太小，放在家里无人照管啊。将孩子带出来，昂贵的托儿费又岂是我的经济水平所能承受得了的？有时想到痛苦处，我真后悔那么早就要了孩子，但孩子无罪，他毕竟是爹妈的心头肉啊。我这么辛苦挣钱，不是为了孩子将来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吗？
２００３年９月初，何刚的岳母从家里来到广州。他岳母原在家里做豆腐生意，在家里挣不到钱，在何刚的建议下，便来广州做生意了。按辈分，我该称何刚的岳母为姨。她姓黄，我叫她黄姨。别看黄姨快５０岁了，守寡已近１０年，看上去却一点也不显老。黄姨的摊位就在工地附近的一个菜市场，租房离工地也没有多远。因为我对豆腐制作这门手艺略通一二，所以黄姨经常请我去做她的帮手。时间一长，我在心里莫名地对黄姨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人性本能的欲望促使我对她想入非非。尽管我知道有这样的想法很不道德，但是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人就是这么奇怪，越是努力不去想的事情脑海里越是浮想联翩。
黄姨通常晚上将豆腐做好，第二天一早拿到市场上去卖。那晚，黄姨捎信来让我过去帮忙。我本想叫上何刚一起去，刚巧何刚正在和工友们打牌，我就一个人去了。那天晚上的我也许是着了魔，鬼使神差地和黄姨开了些荤玩笑。黄姨的脸红得如妻子新婚时娇羞的模样，我的心一动，一只手便搭在了黄姨的肩上……事后我和黄姨后悔不迭。我想，我向黄姨提出那种要求时如果她稍稍拒绝我，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发生那种关系。自和黄姨有过一次畸形之欢后，我心里总是有一种无法说清的罪恶感。我在不断的自责中对妻子忏悔，而那晚的偷情带给我的刺激让我回味无穷。我在自责与欲望中度日如年。
一个月后的一天，何刚问我为何不去帮他岳母做豆腐了，我谎称白天干活儿太累了。何刚说：“我岳母要你去帮忙呢，你总不能不给我面子吧？”何刚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还能拒绝吗？明知道那是一个诱惑，但我还是去了。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我不好意思对你们说，因为那实在太荒唐。说不清是谁引诱谁，我和黄姨有了一次，两次，接下去的无数次就显得顺理成章了。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晚，我和黄姨正亲热，何刚不知什么时候推开了门……人世间最丑恶的一幕暴露在何刚的面前，可以想像，那个场面是多么尴尬。几天后，黄姨和她女儿回了家，是何刚强令他妻子带他岳母回去的。他对我说：“想女人想疯了可以去大街上找三陪去呀，背着老婆去勾引一个老太婆，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羞得无地自容，真想一头扎进珠江死掉算了！
发生了这样不光彩的事，我的心很乱，担心何刚的妻子回家后将那事传出去。那事如果让我妻子知道了，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她呢？１２月１５日早上，我出工时，因为精神恍惚，脑子里老是想这想那，高空作业时不小心从５米多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左脚骨折！经医生诊断为粉碎性骨折。那天我恰恰忘记系安全绳了，违反了施工安全条例。工地负责人按照有关法规一次性赔偿我几万块钱后便与我终止了劳动关系。
我的脚已经做过一次手术，没有成功。看来，可能要残废了。残疾的我，除了选择回家，还能怎样呢？回到家后，我的妻子会原谅我吗？我将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又有谁能体会到我的断腿之苦呢？
[专家发言]北京石景山医院于大夫认为：现在的工地上全是男性，人长期在单一群体中生活，心理状态肯定与正常人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民工可能会出去找“小姐”，或是发生婚外情，这样就会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面对这种矛盾，一种方法是加强自我调节，或者多参加一些活动分散这方面的注意力，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关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周教授说：为了经济动因，民工们来到城市干活，他们的经济水平肯定不允许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出来。但他们也是人，需要最基本的人文关怀。他还认为：即使不从人的利益出发，就是从全社会的稳定来说，关注民工性生活对社会的良性运转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社会学界对民工性生活的研究和调查目前还是一个空白，即使有也是小范围的，不具代表性的。现在我们的媒体开始关注民工性生活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
[本刊观点]通过以上几个关于民工的私密故事，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工们因为性生活的缺失而表现出的彷徨与无奈。他们的性压抑、困惑，相信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这就引发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民工的性压抑长期被忽视，谁来关心他们的“性”福生活？
相关采访资料显示：在民工群体中，有８０％以上的民工表示从没有过正常的性生活；有７％的民工明确表态会去找“小姐”；有３％的民工因为长时间的性生活缺失，对性生活基本上没有欲望；而选择通过“自慰”的方式解决生理需要的民工则占据了２１％左右。民工如何解决性压抑所带来的困惑？本刊认为，首先应在心理上作自我调整，尽量避免接触与性有关的东西，比如黄色书刊、淫秽录像等，并努力多参加些有益而健康的娱乐活动，以转移注意力。并且对性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如果有条件，最好夫妻在一处打工，既便于相互照顾，又解决了生理问题。其次政府职能部门也应多一些人性化的举措，如为民工修建一些属于他们的娱乐场所，不定期举办一些有益的活动等。如果夫妻在同一个工地，可考虑盖一些夫妻宿舍。这样就更可以体现出对民工的关怀，让他们体会到一种没有被排斥的感觉，有一种家的温暖。
不可否认，民工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这个群体是农民中比较先进、比较积极的部分，他们在用双手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也将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所以，民工性压抑问题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了。它是一个现实的情感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关注民工，关注他们的情感生活，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并采取一些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