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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农业产业化，还是旅游经济的勃兴，都会给哪怕大山深处的古村落带去一些新变化
自古徽州，两条正路，非耕即读。农业社会，人们的选择就是如此之少、如此个人化。
而如今，代表传统农业生产的“耕”正在被农业产业化所代替，旅游业向乡村的渗透则更加深远的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结构，相比较求学与打工，前两者越来越成为中国乡村集体化更新的动力。
黄山，从古徽州走出来，正在经历这样的历史变迁。
产业化农民
在黄山可利用的农业资源中，茶叶排第一位。根据黄山市农委王主任介绍，黄山市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茶叶生产企业按现代农业模式进行经营管理，连续三年产值年增长1个亿，到2006年黄山市茶叶经济总产值达到7个亿，与茶叶有关的产业链条产出将近28个亿。
但是，这样一个产业的欣欣向荣和遍布大山的茶农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王主任这样描述：龙头企业加农民合作组织——一家一户的茶园，依托当地能人和合作组织协会组织起来，按照高产高质生态安全的要求采茶种茶，茶厂负责收购、制作加工和销售，年终企业返利于自己的茶农会员。
此前，茶农是茶叶经济的主体，采茶种茶卖茶是他们需要自己盘算的所有关于“耕”的生计；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只是：采茶和种茶——耕作内容的减少，实际上是产业化分工的深化，这一点与工业化在城市手工业者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一样的。
但是，产业化农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谢裕大”，黄山毛峰创始人谢正安创下的百年老字号，老徽州五大茶商之首，这一金字招牌如今落在第五代传人谢一平的手中。谢一平高中毕业即进入当地茶叶公司做营销员，一来二往，在茶农中树立起良好的口碑。
但这并不等于他后来自己做茶厂也能理所当然的继承当年和茶农之间的好关系。这一点，谢一平也是在“谢裕大”不断做强做大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的。
事实上，农产品企业竞争的压力往往是原产地的竞争。黄山市农委王主任总结平日和农业企业打交道的心得莫过于：一个有战略眼光的现代农业企业，将来要占领市场，现在就必须要占领源头的农产品生态基地，茶叶企业也是如此。“这件事情做到位了，这个老祖宗的品牌就可以延续下去了。”谢一平说。
但是，“农村土地都已经分散到农户手里，对于企业来说，资源分散后农产品的安全性就很难掌控了。”
2002年，谢一平牵头成立了徽州有机茶协会。通过协会，“谢裕大”和茶农之间建立起松散的关系，企业对农户免费提供有机肥料，委托村干部出茶叶安全生产和发展趋势的黑板报。“这样做了两年，起了一个作用，农民知道不该打农药了，”谢一平嘿嘿一笑，“就是打了（农药）也讲没打。我想，这也算个进步，知道农药有害了。”
谢一平心平气和的认为“第一步效果已经达到”。但实际情况是，他和他的质检人员更加不放心了，因此每一批茶叶还是要检了又检，相应的成本一点没有减少。
第二步，谢一平准备推广茶农会员制，但是“这就不那么顺利了”。因为茶农要入会，对茶叶生态指标的严格性就要提高，比如茶厂要求茶农不打除草剂，要人工除草，仅这一项就推行了两年。因为茶农给谢一平算了另一笔账：现在除草剂效果好，一撒能管半年，一亩地一个人半天就搞定，要是人工除草，得四个人管一亩地，还只能管一个两个月，这不对，人太累太苦。
谢一平算的则是茶农的收成：茶厂收购价按收购时市价年终结算（结算时略有浮动，由于农产品价格波动比较大，而茶厂通常提前一年收购，因此价格风险实际上大部分由茶厂承担），同时还奖励茶农有机肥以及购买除草剂所需的现金。
在谢一平的心里，茶农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的意识里，可是“谢裕大”已经被市场竞争逼到非产业化发展不可的大市场经济时代，要茶农接受产业化专业分工，实际上是要他们接受新的价值决定和利益分配机制。
“那几年，茶农不满意，我也不满意，中间没有一个有效的保证，老百姓觉得我在忽悠，我也不放心茶叶的质量。”谢一平一心想做好老祖宗留下的品牌，却没有想到他已经触及到农业化生产中的核心问题。“你给茶农这样算帐，他就给你少报；你那样算，他就给你多报。”——不仅仅是价格的高低，以前农民从来没有考虑的人力成本，都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到了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的阶段，这在传统农业中是没有过的。不论如何，站在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角度，小农意识的后果是：谈判双方缺乏沟通基础。
“现在的达标不是在我们掌控之下的达标。”谢一平坦诚，就算茶叶检测100%合格，也还是很担心农民私自打农药。于是，他开始考虑，农业生产基地是由企业直接管理好，还是保持和努力改善农户和企业的联动关系更切实际。
去年，谢一平去了一趟浙江。他说，浙江茶厂在这一方面的实践走在了前面。据了解，浙江现在的模式有两种，松散型的，“也是存在和我们一样的忧患，”谢一平说，“浙江给我介绍的经验是：要想绝对可靠，就是自己来搞（茶园基地）。”，谢一平笑道，我没有打农药，农民不会自己拿农药来帮我打。
但是，黄山和浙江不同，前者在山区，后者是丘陵，山区的茶园往往根据土质的不同十分分散，规模也大小不一，这样自己开发和管理茶园的成本又太大，“不如和茶农共存。”
在当前的农业企业，谢一平恐怕还不能仅仅从成本收益角度来权衡企业的战略问题。他们被赋予了新农村建设中的“龙头”作用。
“把农户的茶园集中到我的手里来，政府那边也有压力，”谢一平表示理解，产品安全的提高固然应该支持，但是“站在在政府的角度，只有龙头企业才能带动农户增收。”
——“你们在转变的时候，不能让农户吃亏。”政府通常会这样说。
企业发展是第一位，农户增收也是第一位，钱似乎可以让两者不再矛盾而和谐一致。这两年，“谢裕大”投了不少资金在数控化上，工人偷懒不要紧，机器不得闲。但是农民组织松散，层次高低不齐，茶园和农户管理的难度并没有因此而减小。“农产品安全得不到保证，牌子要是砸了，黄山毛峰卖不出价钱，5块钱10块钱一斤的，茶农还不如出去打工。”谢一平说，农业产业化作为企业加工工艺品牌都做起来了，但分散的农户要过渡到集约型，需要的不仅仅是企业出钱。
谢一平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建立茶农信用户：把茶农的家庭资料、茶园资料、产量情况等信息全都储存在一张卡里，采取实名制，对守信用的茶农，“我从我厂里的利润给钱给你，只要你好好搞，保证你收入的提高。”这叫效益共存。
这一次，谢一平采取的办法是一户一户的单独签约，“十户十户的，搞不清楚，也搞他们不过。”为此，谢一平对自己的销售体系、账户账簿都做了规范化管理的改进，“不存在价格欺诈，不存在卖了100给老百姓讲50，”谢说，茶厂的合理生产成本、精加工、粗加工、包装、市场渠道和广告费用等都有账可查，“不这样，农民没有信任和信心。”
但是，谢一平也还在尝试自己建一片试验茶园，他说要进行茶农的成本估算。
这一切，看上去是一个企业家和农民的锱铢必较，但是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这其实是一个必需的价格体系的重构过程——否则如何弥补农民心中巨大的价值补偿鸿沟？
据了解，谢一平的信用户制度从去年开始实行了一年，去年给茶农的分成是10%。“70%的农户可以接受，30%的农户骂我——你的厂房盖这么大，要花这么多钱……”
不论如何，这条利益链已经越来越紧密。“谢裕大”所在的富溪乡农民茶叶收购价格是黄山毛峰中最高的，2006年茶农人均增收480元，全区广大茶农人均收入由茶厂兴办前的850元增加到3460元。
旅游这笔账
和所有的乡村一样，大力发展村落旅游，也是黄山新农村建设的增长点。在黄山，50%的村都可以开展乡村旅游。但资源并不能自然地生出利润，数字也代表不了市场准入的底线。
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地。作为一个有着浓郁皖南风格的古村落，无疑是旅游的黄金地。从1984年2毛钱门票开始，现在宏村核心景区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10元。
据了解，宏村旅游就经历了好几种模式。镇政府、县旅游局、镇办企业都曾经营管理过。1997年，宏村村民看到西递（另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村）村民自办企业的效果不错，也尝试自己来管，结果当西递达到300万元门票收入的时候，宏村仍然只有17万元。
老百姓不满意，黟县县委、县政府也很着急，最后决定通过招商引资，由专业公司来承包经营宏村的旅游经营权。于是有了后来黄山京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宏村旅游经营权的30年承包。1998年，宏村门票收入40万元，1999年80万元，2000年超过100万元，到2001年的时候达到300万元，并于2006年实现2800万元，超过了西递村。
旅游的确是可以富民的。宏村村委会干部如是说。目前，宏村旅游门票收入的33%交给当地，其中20%用来整个黟县的古民居保护和旅游开发基金，8%交给宏村的老百姓。
2006年，村百姓人均分到1000元钱，60岁以上的老百姓还可以得到每月定期50元的生活补助，村里给18到60岁的村民买意外保险，供应村民的有线电视，村庄的专职消防队、水利设施、清洁卫生、村中道路的维修等公用事业，都由旅游收入的分成而来。
在宏村，沿着独具特色的“牛胃”水系，到处可以看到写生的学生，村干部说：“这只是旅游带动村庄第三产业的例子之一。”据介绍，全国大概有300家大中院校都在宏村设有写生基地，晚上在宏村居住的学生最多的时候能达5000多人次。因此，“宏村的夜晚比县城还要热闹呢。”学生们在村边的空地上唱歌跳舞，篝火烧烤。
宏村还有一个小商品市场，据说一个3平方米的摊位一年的租金要1500元，都赶上黄山市区屯溪老街上的行情了。竹工艺品是摊位上畅销的商品，200多个宏村家庭在从事竹工艺品的粗加工和精细雕刻。据说，在宏村周边的一座山上，一个不通车的自然村，原来七八十口人现在都搬到宏村或附近，摆摊设点或加工毛竹——村干部说，农民都是很现实的，没有诱人的收入，他们不会这样。
“去年，芜湖有一个业余的黄梅戏团来到宏村，一演就是27天，演出盘子捧出来，（里面扔的钱）都50元一张、100元一张的。”
然而，从门票收入的17万元到2800万元，再到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这笔账与农耕收成的掐指算法截然不同。
事实上，1998年的承包经营合同规定：不论经营状况如何，旅游开发公司都要每年上交当地17万元以及增加门票收入的5%。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宏村的旅游能够发展到后来的规模——毕竟，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同时也造就了农民对收成的本分期待。
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利益下，各方矛盾凸现了，为了经营权的归属问题，官司甚至打到了安徽省高院，直到终于调整合同，于2001年确立了今天仍在执行的33%分成比例。
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各方利益都能有所维护的安排。而且村民在不断增长的利益面前也开始变得冷静，“他们知道，门票收入仅仅是旅游收益的一方面，再说村民自己搞也搞不起来。”村干部不无欣慰地说，“京黟公司也并没有将从宏村挣到的钱带到别处，他们继续在宏村周边投资，”捐资8000万元修复了宏村镇在唐朝时的寺庙，另投资两个多亿修建了一个五星级度假村，以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能带来的游客。
而西递，同样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却走着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西递村从1986年开始发展旅游业，“一开始就是村两委几个干部自己印的门票，也没有经过税务登记，两毛钱一张，五毛钱一张，然后到一块钱，一点点发展过来。”真正的起步在90年代初成立西递旅游服务公司之后。1992年，旅游收入30多万元；到2006年，旅游直接收入达到1800万元，旅游总收入达到1.2亿元。
和宏村一样，这些收入一定是会体现在农民身上的。西递镇书记陶平介绍说：目前，西递村的老百姓80%从一产转到三产，有在饭店打工的，有各种手工艺和制造工匠，有直接从事旅游产品经营的，“人均纯收入上报的是5200元，实际上从村里收集的数字达到6000多元。”
西递没有经历过宏村的盘算和矛盾，因为西递的旅游服务公司是当地农民自己的集体企业。但是，关于长远利益的新“合计”却正在酝酿之中。
陶平告诉记者，当初建立西递旅游服务公司的时候，集体企业发展正有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两种，苏南模式比较多一些，于是，“我们走的也是苏南模式：村支部书记兼旅游公司的老总，一直都到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后来，浙江模式在企业机制创新方面比苏南模式走得更快，西递也在竞争中感受到来自宏村的活力，“当时，我们也有一些想法，想通过企业的改革，把企业产权出让或经营权出让。”陶平说，“但是老百姓没有答应，企业毕竟是村民自己的。”于是，西递旅游服务公司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生变化。
老百姓的这笔账算得是合适的。目前，每年村里都要从旅游收入中拿出10%在春节前以现金的方式直接分给老百姓，其中6%是要根据房子的年代划分不同分配标准，因为老百姓要承担保护自有产权古民居的义务，另外4%则发放给村民用于文明创建、门前卫生三包，以提高自身文明习惯；因为有了自主支配的旅游收入，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不论男女，从2006年开始每月领取80块钱的养老金；同时，有线电视、农村合作医疗、村民人身意外保险，全部都由村里拿钱支付；至于所有古民居的财产保险，则是由县财政、村里和村民个人三三制承担。再加上县财政在门票收入里征收20%做文物保护基金用于白蚁防治和基础设施等，旅游公司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200万元左右用于街巷和环境的整治。
“事实上，从旅游中有大概40%的收入以不同形式返利于民。”陶平说——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仿佛都知道还是算账来得更实际——“还有一些景点被旅游公司租赁，年终返给房屋产权人最高能达1万多元。”
但是在未来增长的压力下，尤其是宏村近两年已经超过西递，过去的“一团和气”是否还能稳住阵脚？这是陶平正在算的另一笔账。他发现人才、理念、管理都开始成为制约西递模式的问题——而村民们可能不再计较这些：他们一方面享受着过去的成绩，一方面满足于自办企业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田园温情，“但正是这样的人情，制约了人才和理念的引进，机制不活。”在陶平看来，西递的经营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在营销上属于守株待兔式的，不能用创新的理念去开拓市场，管理上也很薄弱，没有专门的人才。
据了解，西递县委已经决定要对企业进行机制上的改革了：考虑到遗产保护的问题，企业性质暂时不发生任何变化，改革和创新的是企业的机制——建立由村民组成的董事会，并形成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负责管理，总经理负责经营，在做好老员工分流的工作下由总经理引进人才。“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不能变。”
到此为止，无论是西递还是宏村，新农村旅游正在让原来只重眼前的农民学会更加精明和从长计议。
“收入都给开发商搞去了，农民得不到实惠，不能每年增长，不能每年从乡村旅游当中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这个乡村旅游总是不长远的，那叫什么新农村建设呢？”黄山市农委王主任说，乡村旅游必须以乡村为载体，以农民为主体；农民必须既是参与的主体，也是受益的主体。
新文化运动
其实，不论是农业产业化，还是旅游经济的勃兴，都会给哪怕大山深处的村落带去一些新文化的气息。
比如，乡村规划。就在全国很多农村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大修大盖的时候，黄山的村落正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家园。
“我们一般不建新村，除了地质灾害，除了少量非搬不可的，对于老房子也要修旧如旧。”至于“农家乐”，“为了不至于把我们的徽州农村搞得不伦不类的，我们对农家乐制定了标准，比如说草坪要种当地的草，如果引来外地甚至国外的草，就不对了。”而这一点，恐怕在一些所谓的文明大城市管辖的周边乡村，也是被忽略了的。
宏村核心景区现在仍有396户人家，1228口人，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增加。这对农村旅游和古民居的保护都是一个压力。毕竟，老百姓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子女长大要分家立业。于是，镇政府从2000年开始了三次村外规划，分别解决老百姓住房、经商等各方面的需求。与此同时，学校和政府办公楼也都相继从核心区中搬了出来。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给旅游腾空间和为世界保护遗产的过程；这恰恰反映了一个曾经在城市化过程中被忽略并正在付出代价的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正在农村得到重视。
西递镇书记陶平对记者说：要发展旅游，要保护遗产，但我们这里不是一座空城，建筑和生态环境是立体的，包括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都是需要保护的组成部分。
“我们西递村有30多家老百姓买小汽车了，我们村里哪有这些基础设施。”西递村目前分为三级保护：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三个保护区都不能建任何新建筑，包括停车场。“本来是田园风光，我给建设一个停车场，这环境就破坏了，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很多问题都会有，不说空调，包括在老房子放一个洗衣机，一天到晚咣当咣当转，我觉得也是一种污染。”陶平说，随着旅游人口的增多，环境的承载能力是很脆弱的。
据了解，西递村也在着手谋划新村的建设，新区和老区之间正好有一座山，天然隔开人文和生态环境不调和之处。陶平说，外面的文化一定会改变这里的一切，但是对于原生态的古村落我们能够做到“减缓”就很不错了，古村落的寿命就会延长。“你在新村从事工作和经营，回到古村落是生活的，不要让人们用新的生活方式取代原生态的传承。”
黄山的古村落从来都不是空村一座，这正是新农村建设的种种措施能够从经济范畴向文化领域延伸的重要基础。
比如，乡村民主管理的推进。
因为世界遗产的头衔，在黄山的村庄里，人们无论在做什么的时候都会牵涉遗产的保护，都会产生需要协调和自律的矛盾冲突。
陶平回忆说，2001年他刚到西递的时候，西递村有27栋违章建筑。随着广泛涉及村民日常行为的管理细则和奖惩机制的建立，改变慢慢发生了——如乱倒垃圾扣5分，破坏古民居一票否决，计分与年终分成挂钩，即如果你扣了40分，人家拿100你就拿60。这样，2003年的时候，被扣的户数为17户，到2006年只扣了2户，“这2户都是因为广告牌子没有放好。”
这样一来，这里的村民们反倒有机会比一些城里人还要懂得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的边界，他们无论是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还是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公家和私人的账都是要算得清清楚楚的；而另一方面，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不论职能上的还是财政上的——也就鲜明起来，相关的规定和制度安排细之再细，相应的分而治之也有条有理。
而在这些制度推行之前，“我都会到村里到处转转，把我的想法到处跟村民说，让他们议论。”陶平说，“我可不想让他们说，什么事都是我书记说了算。”
事实上，近20年来，无论西递还是宏村在选择旅游发展模式问题上的经历，都在促进民主管理在新农村的推进。
对于宏村和京黟公司最终33%利益分配格局的达成，宏村村委会干部的感触是：现在宏村的旅游发展是村民和企业之间的和谐共存，而村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既要维护村民的利益，又要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而西递村旅游服务公司的改革方案本来也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股份制（即把老百姓的房子按平方米折成股份）、托管（即委托一家公司管理，和酒店一样），“但是，利益分配上和村民的利益相冲突，再加上遗产保护的问题，我们最后回到现在的方案。”陶平说，他还要到村子里跟村民们先说道说道去。
“新农村建设不是还要培养新农民吗？”黄山市农委王主任说。“新农民”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文明程度的提高。
这一点上，被“谢裕大”产业化的茶农应该有所获益。谢一平从1998年开始成为国际企业联合利华的长期供应商，并通过联合利华间接出口。包括谢一平本人的现代安全生产和农产品质量意识都是从此树立起来的，“联合利华要求我们车间的灯上都要有安全罩，为了防止灯泡万一爆炸，碎片落入茶叶；要安装纱窗防虫，给我们特别的水泥地配方，可以越用越亮而不起尘土……”这里面的内涵有很多，谢一平说：以人为本。
而直到现在，很多地方的茶农们依然还在家门口、后院和路边翻炒茶叶——这或许可以成为一道供观赏的原生态风景，但是却并非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黄山只是一面镜子，但不论如何，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自古徽州，两条正路，非耕即读。农业社会，人们的选择就是如此之少、如此个人化。
而如今，代表传统农业生产的“耕”正在被农业产业化所代替，旅游业向乡村的渗透则更加深远的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结构，相比较求学与打工，前两者越来越成为中国乡村集体化更新的动力。
黄山，从古徽州走出来，正在经历这样的历史变迁。
产业化农民
在黄山可利用的农业资源中，茶叶排第一位。根据黄山市农委王主任介绍，黄山市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茶叶生产企业按现代农业模式进行经营管理，连续三年产值年增长1个亿，到2006年黄山市茶叶经济总产值达到7个亿，与茶叶有关的产业链条产出将近28个亿。
但是，这样一个产业的欣欣向荣和遍布大山的茶农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王主任这样描述：龙头企业加农民合作组织——一家一户的茶园，依托当地能人和合作组织协会组织起来，按照高产高质生态安全的要求采茶种茶，茶厂负责收购、制作加工和销售，年终企业返利于自己的茶农会员。
此前，茶农是茶叶经济的主体，采茶种茶卖茶是他们需要自己盘算的所有关于“耕”的生计；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只是：采茶和种茶——耕作内容的减少，实际上是产业化分工的深化，这一点与工业化在城市手工业者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一样的。
但是，产业化农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谢裕大”，黄山毛峰创始人谢正安创下的百年老字号，老徽州五大茶商之首，这一金字招牌如今落在第五代传人谢一平的手中。谢一平高中毕业即进入当地茶叶公司做营销员，一来二往，在茶农中树立起良好的口碑。
但这并不等于他后来自己做茶厂也能理所当然的继承当年和茶农之间的好关系。这一点，谢一平也是在“谢裕大”不断做强做大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的。
事实上，农产品企业竞争的压力往往是原产地的竞争。黄山市农委王主任总结平日和农业企业打交道的心得莫过于：一个有战略眼光的现代农业企业，将来要占领市场，现在就必须要占领源头的农产品生态基地，茶叶企业也是如此。“这件事情做到位了，这个老祖宗的品牌就可以延续下去了。”谢一平说。
但是，“农村土地都已经分散到农户手里，对于企业来说，资源分散后农产品的安全性就很难掌控了。”
2002年，谢一平牵头成立了徽州有机茶协会。通过协会，“谢裕大”和茶农之间建立起松散的关系，企业对农户免费提供有机肥料，委托村干部出茶叶安全生产和发展趋势的黑板报。“这样做了两年，起了一个作用，农民知道不该打农药了，”谢一平嘿嘿一笑，“就是打了（农药）也讲没打。我想，这也算个进步，知道农药有害了。”
谢一平心平气和的认为“第一步效果已经达到”。但实际情况是，他和他的质检人员更加不放心了，因此每一批茶叶还是要检了又检，相应的成本一点没有减少。
第二步，谢一平准备推广茶农会员制，但是“这就不那么顺利了”。因为茶农要入会，对茶叶生态指标的严格性就要提高，比如茶厂要求茶农不打除草剂，要人工除草，仅这一项就推行了两年。因为茶农给谢一平算了另一笔账：现在除草剂效果好，一撒能管半年，一亩地一个人半天就搞定，要是人工除草，得四个人管一亩地，还只能管一个两个月，这不对，人太累太苦。
谢一平算的则是茶农的收成：茶厂收购价按收购时市价年终结算（结算时略有浮动，由于农产品价格波动比较大，而茶厂通常提前一年收购，因此价格风险实际上大部分由茶厂承担），同时还奖励茶农有机肥以及购买除草剂所需的现金。
在谢一平的心里，茶农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的意识里，可是“谢裕大”已经被市场竞争逼到非产业化发展不可的大市场经济时代，要茶农接受产业化专业分工，实际上是要他们接受新的价值决定和利益分配机制。
“那几年，茶农不满意，我也不满意，中间没有一个有效的保证，老百姓觉得我在忽悠，我也不放心茶叶的质量。”谢一平一心想做好老祖宗留下的品牌，却没有想到他已经触及到农业化生产中的核心问题。“你给茶农这样算帐，他就给你少报；你那样算，他就给你多报。”——不仅仅是价格的高低，以前农民从来没有考虑的人力成本，都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到了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的阶段，这在传统农业中是没有过的。不论如何，站在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角度，小农意识的后果是：谈判双方缺乏沟通基础。
“现在的达标不是在我们掌控之下的达标。”谢一平坦诚，就算茶叶检测100%合格，也还是很担心农民私自打农药。于是，他开始考虑，农业生产基地是由企业直接管理好，还是保持和努力改善农户和企业的联动关系更切实际。
去年，谢一平去了一趟浙江。他说，浙江茶厂在这一方面的实践走在了前面。据了解，浙江现在的模式有两种，松散型的，“也是存在和我们一样的忧患，”谢一平说，“浙江给我介绍的经验是：要想绝对可靠，就是自己来搞（茶园基地）。”，谢一平笑道，我没有打农药，农民不会自己拿农药来帮我打。
但是，黄山和浙江不同，前者在山区，后者是丘陵，山区的茶园往往根据土质的不同十分分散，规模也大小不一，这样自己开发和管理茶园的成本又太大，“不如和茶农共存。”
在当前的农业企业，谢一平恐怕还不能仅仅从成本收益角度来权衡企业的战略问题。他们被赋予了新农村建设中的“龙头”作用。
“把农户的茶园集中到我的手里来，政府那边也有压力，”谢一平表示理解，产品安全的提高固然应该支持，但是“站在在政府的角度，只有龙头企业才能带动农户增收。”
——“你们在转变的时候，不能让农户吃亏。”政府通常会这样说。
企业发展是第一位，农户增收也是第一位，钱似乎可以让两者不再矛盾而和谐一致。这两年，“谢裕大”投了不少资金在数控化上，工人偷懒不要紧，机器不得闲。但是农民组织松散，层次高低不齐，茶园和农户管理的难度并没有因此而减小。“农产品安全得不到保证，牌子要是砸了，黄山毛峰卖不出价钱，5块钱10块钱一斤的，茶农还不如出去打工。”谢一平说，农业产业化作为企业加工工艺品牌都做起来了，但分散的农户要过渡到集约型，需要的不仅仅是企业出钱。
谢一平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建立茶农信用户：把茶农的家庭资料、茶园资料、产量情况等信息全都储存在一张卡里，采取实名制，对守信用的茶农，“我从我厂里的利润给钱给你，只要你好好搞，保证你收入的提高。”这叫效益共存。
这一次，谢一平采取的办法是一户一户的单独签约，“十户十户的，搞不清楚，也搞他们不过。”为此，谢一平对自己的销售体系、账户账簿都做了规范化管理的改进，“不存在价格欺诈，不存在卖了100给老百姓讲50，”谢说，茶厂的合理生产成本、精加工、粗加工、包装、市场渠道和广告费用等都有账可查，“不这样，农民没有信任和信心。”
但是，谢一平也还在尝试自己建一片试验茶园，他说要进行茶农的成本估算。
这一切，看上去是一个企业家和农民的锱铢必较，但是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这其实是一个必需的价格体系的重构过程——否则如何弥补农民心中巨大的价值补偿鸿沟？
据了解，谢一平的信用户制度从去年开始实行了一年，去年给茶农的分成是10%。“70%的农户可以接受，30%的农户骂我——你的厂房盖这么大，要花这么多钱……”
不论如何，这条利益链已经越来越紧密。“谢裕大”所在的富溪乡农民茶叶收购价格是黄山毛峰中最高的，2006年茶农人均增收480元，全区广大茶农人均收入由茶厂兴办前的850元增加到3460元。
旅游这笔账
和所有的乡村一样，大力发展村落旅游，也是黄山新农村建设的增长点。在黄山，50%的村都可以开展乡村旅游。但资源并不能自然地生出利润，数字也代表不了市场准入的底线。
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地。作为一个有着浓郁皖南风格的古村落，无疑是旅游的黄金地。从1984年2毛钱门票开始，现在宏村核心景区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10元。
据了解，宏村旅游就经历了好几种模式。镇政府、县旅游局、镇办企业都曾经营管理过。1997年，宏村村民看到西递（另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村）村民自办企业的效果不错，也尝试自己来管，结果当西递达到300万元门票收入的时候，宏村仍然只有17万元。
老百姓不满意，黟县县委、县政府也很着急，最后决定通过招商引资，由专业公司来承包经营宏村的旅游经营权。于是有了后来黄山京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宏村旅游经营权的30年承包。1998年，宏村门票收入40万元，1999年80万元，2000年超过100万元，到2001年的时候达到300万元，并于2006年实现2800万元，超过了西递村。
旅游的确是可以富民的。宏村村委会干部如是说。目前，宏村旅游门票收入的33%交给当地，其中20%用来整个黟县的古民居保护和旅游开发基金，8%交给宏村的老百姓。
2006年，村百姓人均分到1000元钱，60岁以上的老百姓还可以得到每月定期50元的生活补助，村里给18到60岁的村民买意外保险，供应村民的有线电视，村庄的专职消防队、水利设施、清洁卫生、村中道路的维修等公用事业，都由旅游收入的分成而来。
在宏村，沿着独具特色的“牛胃”水系，到处可以看到写生的学生，村干部说：“这只是旅游带动村庄第三产业的例子之一。”据介绍，全国大概有300家大中院校都在宏村设有写生基地，晚上在宏村居住的学生最多的时候能达5000多人次。因此，“宏村的夜晚比县城还要热闹呢。”学生们在村边的空地上唱歌跳舞，篝火烧烤。
宏村还有一个小商品市场，据说一个3平方米的摊位一年的租金要1500元，都赶上黄山市区屯溪老街上的行情了。竹工艺品是摊位上畅销的商品，200多个宏村家庭在从事竹工艺品的粗加工和精细雕刻。据说，在宏村周边的一座山上，一个不通车的自然村，原来七八十口人现在都搬到宏村或附近，摆摊设点或加工毛竹——村干部说，农民都是很现实的，没有诱人的收入，他们不会这样。
“去年，芜湖有一个业余的黄梅戏团来到宏村，一演就是27天，演出盘子捧出来，（里面扔的钱）都50元一张、100元一张的。”
然而，从门票收入的17万元到2800万元，再到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这笔账与农耕收成的掐指算法截然不同。
事实上，1998年的承包经营合同规定：不论经营状况如何，旅游开发公司都要每年上交当地17万元以及增加门票收入的5%。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宏村的旅游能够发展到后来的规模——毕竟，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同时也造就了农民对收成的本分期待。
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利益下，各方矛盾凸现了，为了经营权的归属问题，官司甚至打到了安徽省高院，直到终于调整合同，于2001年确立了今天仍在执行的33%分成比例。
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各方利益都能有所维护的安排。而且村民在不断增长的利益面前也开始变得冷静，“他们知道，门票收入仅仅是旅游收益的一方面，再说村民自己搞也搞不起来。”村干部不无欣慰地说，“京黟公司也并没有将从宏村挣到的钱带到别处，他们继续在宏村周边投资，”捐资8000万元修复了宏村镇在唐朝时的寺庙，另投资两个多亿修建了一个五星级度假村，以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能带来的游客。
而西递，同样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却走着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西递村从1986年开始发展旅游业，“一开始就是村两委几个干部自己印的门票，也没有经过税务登记，两毛钱一张，五毛钱一张，然后到一块钱，一点点发展过来。”真正的起步在90年代初成立西递旅游服务公司之后。1992年，旅游收入30多万元；到2006年，旅游直接收入达到1800万元，旅游总收入达到1.2亿元。
和宏村一样，这些收入一定是会体现在农民身上的。西递镇书记陶平介绍说：目前，西递村的老百姓80%从一产转到三产，有在饭店打工的，有各种手工艺和制造工匠，有直接从事旅游产品经营的，“人均纯收入上报的是5200元，实际上从村里收集的数字达到6000多元。”
西递没有经历过宏村的盘算和矛盾，因为西递的旅游服务公司是当地农民自己的集体企业。但是，关于长远利益的新“合计”却正在酝酿之中。
陶平告诉记者，当初建立西递旅游服务公司的时候，集体企业发展正有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两种，苏南模式比较多一些，于是，“我们走的也是苏南模式：村支部书记兼旅游公司的老总，一直都到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后来，浙江模式在企业机制创新方面比苏南模式走得更快，西递也在竞争中感受到来自宏村的活力，“当时，我们也有一些想法，想通过企业的改革，把企业产权出让或经营权出让。”陶平说，“但是老百姓没有答应，企业毕竟是村民自己的。”于是，西递旅游服务公司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生变化。
老百姓的这笔账算得是合适的。目前，每年村里都要从旅游收入中拿出10%在春节前以现金的方式直接分给老百姓，其中6%是要根据房子的年代划分不同分配标准，因为老百姓要承担保护自有产权古民居的义务，另外4%则发放给村民用于文明创建、门前卫生三包，以提高自身文明习惯；因为有了自主支配的旅游收入，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不论男女，从2006年开始每月领取80块钱的养老金；同时，有线电视、农村合作医疗、村民人身意外保险，全部都由村里拿钱支付；至于所有古民居的财产保险，则是由县财政、村里和村民个人三三制承担。再加上县财政在门票收入里征收20%做文物保护基金用于白蚁防治和基础设施等，旅游公司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200万元左右用于街巷和环境的整治。
“事实上，从旅游中有大概40%的收入以不同形式返利于民。”陶平说——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仿佛都知道还是算账来得更实际——“还有一些景点被旅游公司租赁，年终返给房屋产权人最高能达1万多元。”
但是在未来增长的压力下，尤其是宏村近两年已经超过西递，过去的“一团和气”是否还能稳住阵脚？这是陶平正在算的另一笔账。他发现人才、理念、管理都开始成为制约西递模式的问题——而村民们可能不再计较这些：他们一方面享受着过去的成绩，一方面满足于自办企业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田园温情，“但正是这样的人情，制约了人才和理念的引进，机制不活。”在陶平看来，西递的经营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在营销上属于守株待兔式的，不能用创新的理念去开拓市场，管理上也很薄弱，没有专门的人才。
据了解，西递县委已经决定要对企业进行机制上的改革了：考虑到遗产保护的问题，企业性质暂时不发生任何变化，改革和创新的是企业的机制——建立由村民组成的董事会，并形成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负责管理，总经理负责经营，在做好老员工分流的工作下由总经理引进人才。“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不能变。”
到此为止，无论是西递还是宏村，新农村旅游正在让原来只重眼前的农民学会更加精明和从长计议。
“收入都给开发商搞去了，农民得不到实惠，不能每年增长，不能每年从乡村旅游当中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这个乡村旅游总是不长远的，那叫什么新农村建设呢？”黄山市农委王主任说，乡村旅游必须以乡村为载体，以农民为主体；农民必须既是参与的主体，也是受益的主体。
新文化运动
其实，不论是农业产业化，还是旅游经济的勃兴，都会给哪怕大山深处的村落带去一些新文化的气息。
比如，乡村规划。就在全国很多农村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大修大盖的时候，黄山的村落正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家园。
“我们一般不建新村，除了地质灾害，除了少量非搬不可的，对于老房子也要修旧如旧。”至于“农家乐”，“为了不至于把我们的徽州农村搞得不伦不类的，我们对农家乐制定了标准，比如说草坪要种当地的草，如果引来外地甚至国外的草，就不对了。”而这一点，恐怕在一些所谓的文明大城市管辖的周边乡村，也是被忽略了的。
宏村核心景区现在仍有396户人家，1228口人，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增加。这对农村旅游和古民居的保护都是一个压力。毕竟，老百姓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子女长大要分家立业。于是，镇政府从2000年开始了三次村外规划，分别解决老百姓住房、经商等各方面的需求。与此同时，学校和政府办公楼也都相继从核心区中搬了出来。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给旅游腾空间和为世界保护遗产的过程；这恰恰反映了一个曾经在城市化过程中被忽略并正在付出代价的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正在农村得到重视。
西递镇书记陶平对记者说：要发展旅游，要保护遗产，但我们这里不是一座空城，建筑和生态环境是立体的，包括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都是需要保护的组成部分。
“我们西递村有30多家老百姓买小汽车了，我们村里哪有这些基础设施。”西递村目前分为三级保护：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三个保护区都不能建任何新建筑，包括停车场。“本来是田园风光，我给建设一个停车场，这环境就破坏了，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很多问题都会有，不说空调，包括在老房子放一个洗衣机，一天到晚咣当咣当转，我觉得也是一种污染。”陶平说，随着旅游人口的增多，环境的承载能力是很脆弱的。
据了解，西递村也在着手谋划新村的建设，新区和老区之间正好有一座山，天然隔开人文和生态环境不调和之处。陶平说，外面的文化一定会改变这里的一切，但是对于原生态的古村落我们能够做到“减缓”就很不错了，古村落的寿命就会延长。“你在新村从事工作和经营，回到古村落是生活的，不要让人们用新的生活方式取代原生态的传承。”
黄山的古村落从来都不是空村一座，这正是新农村建设的种种措施能够从经济范畴向文化领域延伸的重要基础。
比如，乡村民主管理的推进。
因为世界遗产的头衔，在黄山的村庄里，人们无论在做什么的时候都会牵涉遗产的保护，都会产生需要协调和自律的矛盾冲突。
陶平回忆说，2001年他刚到西递的时候，西递村有27栋违章建筑。随着广泛涉及村民日常行为的管理细则和奖惩机制的建立，改变慢慢发生了——如乱倒垃圾扣5分，破坏古民居一票否决，计分与年终分成挂钩，即如果你扣了40分，人家拿100你就拿60。这样，2003年的时候，被扣的户数为17户，到2006年只扣了2户，“这2户都是因为广告牌子没有放好。”
这样一来，这里的村民们反倒有机会比一些城里人还要懂得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的边界，他们无论是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还是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公家和私人的账都是要算得清清楚楚的；而另一方面，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不论职能上的还是财政上的——也就鲜明起来，相关的规定和制度安排细之再细，相应的分而治之也有条有理。
而在这些制度推行之前，“我都会到村里到处转转，把我的想法到处跟村民说，让他们议论。”陶平说，“我可不想让他们说，什么事都是我书记说了算。”
事实上，近20年来，无论西递还是宏村在选择旅游发展模式问题上的经历，都在促进民主管理在新农村的推进。
对于宏村和京黟公司最终33%利益分配格局的达成，宏村村委会干部的感触是：现在宏村的旅游发展是村民和企业之间的和谐共存，而村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既要维护村民的利益，又要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而西递村旅游服务公司的改革方案本来也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股份制（即把老百姓的房子按平方米折成股份）、托管（即委托一家公司管理，和酒店一样），“但是，利益分配上和村民的利益相冲突，再加上遗产保护的问题，我们最后回到现在的方案。”陶平说，他还要到村子里跟村民们先说道说道去。
“新农村建设不是还要培养新农民吗？”黄山市农委王主任说。“新农民”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文明程度的提高。
这一点上，被“谢裕大”产业化的茶农应该有所获益。谢一平从1998年开始成为国际企业联合利华的长期供应商，并通过联合利华间接出口。包括谢一平本人的现代安全生产和农产品质量意识都是从此树立起来的，“联合利华要求我们车间的灯上都要有安全罩，为了防止灯泡万一爆炸，碎片落入茶叶；要安装纱窗防虫，给我们特别的水泥地配方，可以越用越亮而不起尘土……”这里面的内涵有很多，谢一平说：以人为本。
而直到现在，很多地方的茶农们依然还在家门口、后院和路边翻炒茶叶——这或许可以成为一道供观赏的原生态风景，但是却并非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黄山只是一面镜子，但不论如何，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