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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为“农民离开自己心爱土地背乡离井进城打工”叫苦的观点，那种指望政府“一平二调”帮助小农经济的农民富裕起来的观点，都是站在小农经济立场的观点
去年“两会”中，“三农”问题是最热门话题。随后中央和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温总理报告中有两个数字给大家印象深刻：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共计2626亿元人民币，比前年增长了22.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这些都是许多年来所没有的。但今年“两会”中，“三农”问题仍是热门话题。这既说明“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同时也说明“三农”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
去年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取消农业税及其它税费；给农民各种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建设的投入。所有这些都直接给了农民实惠，农民收入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如果今年继续加强这些措施，可以预期农民收入还会显著增加。
但是，这本质上是把城市创造的价值转移给农民，是几十年“优农扶贫”政策的继续。而根本的问题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没有？提高了多少？据业内人士告诉我，基本没有提高。这是合乎规律的。
为什么农业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因为，中国农业基本上还是一家一户几亩地，从育种到耕种、施肥、灌溉、植保、收割、仓储全部包下的“全能农业”，一句话，“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力，怎么可能指望它提高劳动生产率呢？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农民怎么可能富裕起来？如果依靠政府“优扶”让农民富裕起来，实质就是要一个城市劳动者承包两三个农民富裕起来，这种“一平二调”救急可以，若持续三五年，必将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希冀不改变小农经济而能解决“三农”问题，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农业不是孤立的。必须从整体上按照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考虑问题。近代工业发展要求无穷无尽的廉价自由劳动力，从而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把农民赶出土地进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中小农经济的农民越来越少，土地也就自然越来越集中，必然走上社会化分工的道路。不仅农副业分工了，粮食和各种农产品专业化生产了，而且种子、肥料、灌溉、植保、仓储一直到营销农产品及其深度加工等都由专业化公司进行，农业只由专业化从事耕种的极少数农民进行。这种分工协作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农民，实际上已是现代农业工人了。
今日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2%，从事农业服务体系的工业人口占17%，但生产的农产品不仅足以供发达的城市工业社会，而且还大量出口。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也接近城市了。相比之下，今日中国农业人口仍达62%，这是真正的现代化的差距。
中国当然不能重走发达国家几个世纪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进程。但是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以及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阶级逐步消亡，也是必须实行的人类共同的历史规律。这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正确之途。那种为“农民离开自己心爱土地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叫苦的观点，那种指望政府“一平二调”帮助小农经济的农民富裕起来的观点，都是站在小农经济立场的观点。
当今中国，1.2亿农民工进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平均每个农民工挣得8000～10000元的年收入，中国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净得了一万亿左右的利益，数倍于政府“优扶”农业的投入。当然，中国农民人口太多，不能一下子涌进城市；中国建设不能太慢，又必须抓住战略机遇期解决农民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难题，需要全社会贡献智慧。
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社会舆论导向应该是有效地运用政府“优扶”农业政策，保证农民生活温饱，因为不温饱的农民必是社会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断乎不可忽视。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自然形成的城乡差距，不要人为地去解决它。只有足够的城乡差距，才是农民进城的不竭动力。
政府要做的是组织农民有序地进城，包括走向世界市场；培训农民掌握现代技能，以提高他们市场竞争力；保障农民进城的合法权益。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大多数受到良好教育的农民子弟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体系工作。大力持续推进农业生产体制改革，与农民进城相适应，逐步实现从传统小农经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转变。土地依法无偿甚至补贴流转到善于耕作的农民手中，同时大力推进农业产品专业化生产和农艺的分工协作，把剩下15%～10%人口的农民逐步转化为掌握相应专业知识的农业人口。
如此，“三农”问题自然解决了。
去年“两会”中，“三农”问题是最热门话题。随后中央和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温总理报告中有两个数字给大家印象深刻：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共计2626亿元人民币，比前年增长了22.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这些都是许多年来所没有的。但今年“两会”中，“三农”问题仍是热门话题。这既说明“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同时也说明“三农”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
去年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取消农业税及其它税费；给农民各种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建设的投入。所有这些都直接给了农民实惠，农民收入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如果今年继续加强这些措施，可以预期农民收入还会显著增加。
但是，这本质上是把城市创造的价值转移给农民，是几十年“优农扶贫”政策的继续。而根本的问题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没有？提高了多少？据业内人士告诉我，基本没有提高。这是合乎规律的。
为什么农业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因为，中国农业基本上还是一家一户几亩地，从育种到耕种、施肥、灌溉、植保、收割、仓储全部包下的“全能农业”，一句话，“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力，怎么可能指望它提高劳动生产率呢？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农民怎么可能富裕起来？如果依靠政府“优扶”让农民富裕起来，实质就是要一个城市劳动者承包两三个农民富裕起来，这种“一平二调”救急可以，若持续三五年，必将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希冀不改变小农经济而能解决“三农”问题，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农业不是孤立的。必须从整体上按照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考虑问题。近代工业发展要求无穷无尽的廉价自由劳动力，从而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把农民赶出土地进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中小农经济的农民越来越少，土地也就自然越来越集中，必然走上社会化分工的道路。不仅农副业分工了，粮食和各种农产品专业化生产了，而且种子、肥料、灌溉、植保、仓储一直到营销农产品及其深度加工等都由专业化公司进行，农业只由专业化从事耕种的极少数农民进行。这种分工协作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农民，实际上已是现代农业工人了。
今日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2%，从事农业服务体系的工业人口占17%，但生产的农产品不仅足以供发达的城市工业社会，而且还大量出口。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也接近城市了。相比之下，今日中国农业人口仍达62%，这是真正的现代化的差距。
中国当然不能重走发达国家几个世纪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进程。但是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以及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阶级逐步消亡，也是必须实行的人类共同的历史规律。这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正确之途。那种为“农民离开自己心爱土地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叫苦的观点，那种指望政府“一平二调”帮助小农经济的农民富裕起来的观点，都是站在小农经济立场的观点。
当今中国，1.2亿农民工进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平均每个农民工挣得8000～10000元的年收入，中国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净得了一万亿左右的利益，数倍于政府“优扶”农业的投入。当然，中国农民人口太多，不能一下子涌进城市；中国建设不能太慢，又必须抓住战略机遇期解决农民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难题，需要全社会贡献智慧。
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社会舆论导向应该是有效地运用政府“优扶”农业政策，保证农民生活温饱，因为不温饱的农民必是社会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断乎不可忽视。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自然形成的城乡差距，不要人为地去解决它。只有足够的城乡差距，才是农民进城的不竭动力。
政府要做的是组织农民有序地进城，包括走向世界市场；培训农民掌握现代技能，以提高他们市场竞争力；保障农民进城的合法权益。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大多数受到良好教育的农民子弟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体系工作。大力持续推进农业生产体制改革，与农民进城相适应，逐步实现从传统小农经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转变。土地依法无偿甚至补贴流转到善于耕作的农民手中，同时大力推进农业产品专业化生产和农艺的分工协作，把剩下15%～10%人口的农民逐步转化为掌握相应专业知识的农业人口。
如此，“三农”问题自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