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电影继承了1950—1970年代港台国语电影的离散想象,试图通过文化中国的建构来吸引散居全球的华人社群。其影片对标志差异的文化符码的运用、泛中国空间再现和泛华人父亲形象建构,无不指向一个跨越地缘政治分野的文化共同体——文化中国。在本质上,文化中国想象可以视为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文化政治工具。一方面,它是李安与多元文化世界的其他文化主体性对话的方式;另一方面,它也是李安与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各种建立在地区经验基础上的文化想象进行对话的手段。因此,李安电影的中国想象一方面诉求于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另一方面又试图超越中国内部的差异。尽管这两个方面都意味着李安电影必须诉求于一种本质化的文化想象,但其电影的生产和接受却表明,文化中国的想象并不能超越多元化、差异化的华人身份和华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