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代；白瓷；红色标记；符号；码子
　　【摘 要】在金代遗址出土的白釉瓷器上经常发现带有“一” “×” “卄” “卅”等符号的红色标记，文章通过对吉林前郭塔虎城、河北黄骅海丰镇、辽宁朝阳营州路等金代遗址出土的这类带有红色标记瓷器的分析，推测这类标记可能为瓷器行销中便于统计数目而书写的“码子”，对于复原和研究宋金时期的瓷器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金代是中国北方陶瓷手工业发展的繁荣期，由于南北方的政治对立而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促成了北方窑场百家争艳的局面。同时，在辽代已被点燃的窑火在东北的土地上愈加兴旺，从速频之东的村寨，到金山以北的戍堡，都可以发现“本土”烧造之白瓷与定窑细瓷相伴相生。仔细观摩这些瓷片，我们经常会在这些化妆白瓷和定窑白瓷的釉面上发现一类红色的标记符号，一般多为“一”“×”“”“ 卅”等字形以及这几种字形的组合，对于这类符号的成因与功能少有学者探讨，笔者试从东北及河北地区出土的材料加以分析，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 出土“红色标记”白瓷举例
　　带有红色标记的瓷器多出土于金代各州级城址以及大型遗址，在定窑遗址中也有大量发现。本文主要基于吉林前郭塔虎城（THC）、辽宁朝阳营州路遗址（YZL）、河北黄骅海丰镇遗址（HFZ）以及吉林洮南城四家子古城（CSJZ）四处遗址的考古出土材料来进行探讨。在上述遗址中，塔虎城为金代肇州遗址，海丰镇遗址主要为金元时期遗址，这两处遗址内涵较为单纯，较少辽、北宋时期遗存，而营州路遗址、城四家子古城均为辽金沿用，但金代遗存相对较丰富。
　　本文选取的标本有塔虎城遗址的9件[1]（图一，标本编号为笔者所加，下同），海丰镇遗址7件[2]（图二），营州路遗址5件[3]（图三），还有笔者在城四家子古城遗址采集的标本2件（图四）。通过对这些标本进行统计，我们发现，红色标记主要有“一”字、“”字、“卅”字、“×”字以及组合使用五类（表一），其中“一”字类占总数的22%，“”字类占总数的13%，“卅”字类占总数的4%，“×”字类占总数的30%，组合使用类占总数的30%。从窑口分布来看，定窑白瓷占总数的39%，化妆白瓷占总数的61%；从器型来看，碗类占总数的61%，盘类占总数的39%（表二）。总体看来，红色标记瓷器在窑口和器型的比率上与金代瓷器贸易的大体面貌相契合，可以被看作金代民用瓷器的抽样样本。
　　上述标本中，化妆白瓷大部分采用涩圈叠烧工艺，为金代遗存无疑，而采用支钉垫烧的瓷器在器型上也多为金代风格。定窑白瓷的釉色皆泛黄，亦为金代遗存。但在朝阳杜杖子辽墓中出土的一例东北窑口的白釉花口盘[4]（图五），其外底亦标有红色“×I”字样，说明此类符号至迟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但大量标本的时代主要集中于金代。同时，在包头燕家梁等元代遗址的瓷片上也零星有见，说明此类红色标记的传统在元代遗风尚存。及至明清，瓷器上的红色标记未再发现。
　　二、“红色标记”的成因、
　　功能分析
　　通过对各遗址出土材料的性状比对、归纳，我们发现红色标记的颜色主要呈橘红色或暗红色，部分标本的标记处有金色金属光泽。以往有学者认为这类红色痕迹是用尖锐铁器反复刻划形成，而红色可能为铁锈类的金属氧化物。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对标本THC∶2的红色标记进行了观察（图六），发现红色标记的线条宽度在0.3～0.8毫米之间，线条由10～20丝毛刷状笔触构成，下笔粗犷随意，线条粗细不一，而组成线条的丝状结构为凝固在釉面表面的固态物质，这种固态物质嵌入釉面，手指很难感觉到线条的凸起。同时，丝状结构沿线条轨迹两侧有明显的挤压溢出现象，这说明红色标记可能为一类硬质毛刷蘸抹红色胶状颜料在瓷器表面划刻书写而成，但不排除铁锈的可能。可以肯定的是，这类红色颜料具有极强的附着力，以至于瓷器在经历长年累月的日常使用后仍然没有抹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稳定。
　　那么这类标记究竟形成于瓷器贸易的哪一环节呢？
　　首先，是否在制作环节？定窑研究者自正先生曾留意过这类现象，并提出是窑工修坯或者器成之后剔去瑕疵等行为中铁削刀与器体接触后经过长年氧化而形成的痕迹，但通过观察大量同类标本，我们认为这类符号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不似无意而为。其次，是否是瓷器使用者为之？这种看法似乎更贴近材料的表象，因为大多红标瓷器出土于遗址，且与绘有墨书、花押等标记的瓷器相混杂，如果以所有者之私人标志来解释也不无道理。但是，墨书一般书于器底，而红色标记不仅在器底有之，在内壁、外壁、内底都有存在，并且不管所标识之器是缸胎粗瓷碗还是定窑印花盘，皆一视同仁，不论美丑，一挥而就，委实有碍观瞻（如标本HFZ∶1）。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这类红色标记应形成于瓷器贸易的行销阶段。
　　为了进一步解释其功能，我们不妨先归纳其客观特性：其一，施加對象主要为日用瓷器之大宗的碗、盘；其二，这类标记具有稳定的使用规则，在整个北方地区通用；其三，红色标记难以擦除。再从标记符号本身进行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一”“”“卅”均可识读为汉字单字，分别为一、二十、三十。如果将红色标记作为一套记数系统而整体进行考量，那么我们会发现这套符号与明清时期的民间商业记数体系——苏州码子十分相似（图七）。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红色标记记数系统与苏州码子具有相同的内核与使用序列，“”“卅”与苏码的“二十”“三十”等同，而“×”与苏码的“四”类似，尤其在复合数的表达上，THC∶6、HFZ∶7以及YZL∶5这三例亦与苏州码子异曲同工。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红色标记记数系统的特殊性，即缺少变化，这可能与陶瓷贸易的自身特点有关，因为苏州码子这一概念其实涵盖了用于收税计租的花码，用于计算斤两的肉码以及计算尺寸的布码等，为了适应不同行业的需要，各类算码被人们增补扬弃，或变得更精准，或增进更多专门单位。在金代的这类专门用于瓷器贸易的“码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多为整数计件，如二十、三十等等。至于“一”“ ×”，可能是为了记数的快捷，直接代替了“一十”（10）与“×十”（40），当然，这仅仅是笔者的猜测。 　　至此，我们可以对这类“红色标记”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即在瓷器行销过程中，瓷器商人或是运输者在标记某一批次某类某捆瓷器的数量时，用硬质毛刷蘸染特殊的红色颜料将货物数码刻划于顶部或者底部的瓷器上，从而形成了这样的标记。由于器物出土于遗址而非运输的道路上，更因为末次贸易的打乱，我们已经很难统计出拥有红色标记瓷器在总量中的比率，但如果把它当做金代商人进账簿的残片来阅读，仍然可以品味出有趣的现象：在“一”这一最小的进货单中，我们看到标注符号的瓷器绝大多数是最为精美的瓷器，如HFZ∶1是一件定窑印花十二月花卉纹盘，YZL∶5是一件定窑划花盘，CSJZ∶2是一件定窑印花勾栏湖石花卉纹盘，这三件都是各个遗址出土的瓷器中最为精贵的品类。而标有“卅”“×”甚至更多的无法识读的组合数字的瓷器多是较为低廉的日用粗瓷及素面定瓷，进货量理应颇大。当然，我们无法判定一件标注码子的瓷器所代表的是这类品种的数目还是这一捆一摞的数目。
　　在理论上，可以把宋金时期瓷器的行销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别是由窑场到分销州城，第二级别是由分销州城到其他州城，第三个级别是由州城到县、村寨。在成书于元末的高丽读本《老乞大》中提道：高丽商人在大都“更买些碗子什物。锅儿、锣锅、荷叶锅、六耳锅、磁碟子、木碟子、漆碟子、这红漆匙、铜匙、红漆筋、三脚儿，这盘子是大盘子、小盘子、漆碗”[6]，除此之外还购买了弓箭布锦、零碎行货，而瓷器只是大宗货物中的一小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到，金元时期的瓷器贸易中最末级的分销商就是这些杂货郎类型的客商，他们很显然没有必要为这样一小批瓷器打上“红码子”而降低了货品的卖相。所以，我们推测，“红码子”的形成应在前两个行销阶段，这跟出土材料可相互印证，因为红标瓷器很少在村落遗址中发现。
　　至于为何红色码子难以擦去，笔者认为更可能是有意为之而非无心之作。从民俗材料来看，一般用于方便计算的“账码”“布码”只是采用普通的墨水或者滑石材料，而涉及商家凭信的码子，如温州龙湾仍在使用的“埕码”[7]，即用红漆在酒瓮上醒目地书写瓮内酒的斤两，则选择了稳定的书写材料，而在长春的一家现代瓷器店中，笔者看到两捆刚刚运到、尚未拆封的瓷器在最顶部的碗上用不易掉色的油性马克笔写满了品类、数目、买家等信息，红色标记应与这种行为如出一辙。故此金代瓷器表面这种不易脱落的红色码子应该也是具有凭信功能的数量标志。而这很可能与纲运有关。在北方瓷器的大批量行销过程中，应当存在一种运输与销售两者分离且各自独立的贸易体系，即从窑场到各州级经销商之间存在独立的纲运，窑主在发货之前留下如此标记以作运输者交货的凭证，以及与分销者的对证，而且或许只有窑主才会毫不心痛地在瓷器上挥毫泼墨，不虑观瞻。
　　三、 结 语
　　通过上文的论证，我们认识到，白瓷上的红色标记是一套用于瓷器贸易的数字系统，其产生不晚于北宋，主要流行于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区（南宋很可能也在使用类似码子，不过体现在瓷器遗存上的材料较少），在明清时期与北方窑场一并衰落。这是一套较为成熟的数字系统，其很可能是在明清开始流行的“苏州码子”的前身。由于史料与考古材料之限制，我们很难复原宋金时期陶瓷贸易的行销细节，所以陶瓷器本身蕴藏的与贸易相关的信息就变得无比珍贵。如果将视线放远，我们可以看到在宋金对峙的这一百年中南北窑系在不同的贸易模式下烙印在考古材料上的差异。在金代，以定窑为代表的瓷器贸易主要活跃在东北亚大陆，以陆路运输为主，水路运输为辅，我们能看到的与其相关的考古材料便是这类遗留在白瓷表面的“红色码子”。在南宋，青釉、青白釉瓷和黑釉瓷不仅内销，更是面向整个海洋，发达的海洋（下转50页）（上接24页）贸易使得南宋的瓷器出现在金国、高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甚至更远的地区。在南海Ⅰ号沉船以及日本诸多同时期港口出土（水）的瓷器中，与贸易相关的遗存是一类为了识别货主货物以及在船舱中的位置而墨书的“某纲”“某直”“上”“中”“下”等记号[8]。对比这两种瓷器表面的符号，北方瓷器行销中的标记似乎更关注瓷器的数量状态，而南方瓷器行销中的标记更关注瓷器的归属状态，这种差异或许与南北方不同的瓷器贸易体系有关。
　　[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前郭塔虎城2000年考古发掘资料[A].长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黄骅市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00年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营州路出土瓷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4]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杜杖子辽代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2014（11）：19—27.
　　[5]邱建立，李学昌.并不神秘的民间速记文字：“花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56—64.
　　[6]老乞大彦解[M].香港：亚西亚文化出版社，1973.
　　[7]孙建胜. 古老的记数符号[EB/OL]. （2009-05-05）[2016-12-01].http：//eblog.cersp.com/userlog21/137023/archives/2009/1186155.shtml.
　　[8]陳波. 南海Ⅰ号墨书问题研究：兼论宋元海上贸易船的人员组织关系[J].东南文化，2013（3）：97—105.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