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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南行35里,穿过长安县神禾塬大片绿盈盈的苞谷地,皇甫村便落在了眼里。9月的艳阳下,几位老人坐在村口悠闲地聊天,在他们的身后,是长长的两排红瓦房。柳青的墓地就在红瓦房的尽头、神禾塬的崖畔上。墓地用一圈围墙围着,防护的铁门上了锁。透过铁门,可以看到黑色的墓碑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作家柳青同志之墓。为了创作表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小说《创业史》,1952年到1966年,柳青在皇甫村整整待了14年。
落户皇甫村
全国解放不久,柳青担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第一任主编,住在团中央大院内一栋小洋楼里。当时的他已经完成了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的创作,在文学界名声渐响。但此时的他一心想的是“到群众中去”,去汲取“最广大最丰富”的创作源泉。1952年,柳青决定落户皇甫村,以实际行动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虽然父亲没对我们说什么,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在文学上不断地摸索,是想要攀登文学新高峰,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创作一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全过程的著作。为了这,他连省作协主席都不肯当。”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说。
放弃当作协主席后,文艺界开会常有人不点名地批评柳青,说他不关心政治,不过问政治,不参与文艺界和机关的政治斗争,钻在一个村子里不出来,走错误的路。对此,柳青并不太在意。
刘可风说,父亲对于创作的热爱深入骨髓,他根本无法容忍自己脱离实际的农村生活去进行所谓的“专业创作”。1943年春,为了创作《种谷记》,柳青就曾在陕北米脂县吕家捡乡的山沟沟里做了3年文书。
柳青到了皇甫村后,把村里的一座破庙修葺后当作住所,家庭生活水平也和农民差不多。但柳青显得很高兴。他经常指着家里的两扇门跟朋友说,这两扇门一扇是生活,一扇是艺术,出门是生活,进门可以创造艺术。
在皇甫村,柳青生活很简朴,能拿得出手的“家当”就是一对旧沙发、一个破藤椅外加一张桌子、一张床。柳青有7个子女,除了长子长风和长女可风外,其他5个孩子都在皇甫村出生、长大。孩子们在农村上小学,和农家子弟一样,每天早晨带一个红薯去学校。柳青要求孩子们把自己看作是普通农家的孩子,而他自己有事进城,也喜欢和妻子、孩子一块儿挤公共汽车。
柳青住的破庙在神禾塬的崖畔下,1964年秋天,一场通宵大雨给他全家带来了意外灾难,他住处的后崖坍塌了一部分,倒下来的土和几棵柏树把他家的大小窑洞、井棚、厕所全部砸毁,院子围墙也全部砸塌了。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信中,柳青描述了这场大雨带来的灾难,同时在信中写道:“灾难和干扰,只能挫败缺乏自信的意志薄弱者。”
皇甫村“写书的社员”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这是柳青的创作观。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柳青拄着根棍子在各村奔波。他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各个阶段的实际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当时火热的农村生活中。
“皇甫村有三个‘非农’社员,一个是修自行车的,一个是铁匠,另外一个就是我——‘写书的社员’。”在皇甫村,一次接待越南来访作家时,柳青这样风趣地介绍自己。
“那时候,他总喜欢穿老百姓的衣服,对襟布衫、布底鞋,有时还戴着个瓜皮帽,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起来就像个有知识的老农民。”曾任《延河》杂志副总编辑的贺抒玉谈起柳青当年来,忍不住地乐。为了熟悉农村集市上的卖粮情况,柳青学着农民的样子,把手缩到袖筒里或是草帽底下,去和卖主捏指头讲价钱,那副庄稼汉打扮,还真把卖主给骗过去了。
在皇甫村,这个“写书的社员”是个出了名的“百事管”,不但喜欢过问村里的事,还坚持要“问到底”。蛤蟆滩有几个村子多年来流传一种“粗脖子病”。当地人说,患了这种病,“一辈傻,二辈瓜(方言,傻的意思),三辈出来是哑巴”。柳青走门串户多方打听,分析病因可能是村里饮用水有问题,就想方设法解决饮水问题。最初柳青想从远处引水到村里,他亲自勘察走访,提出引水方案。但引水一来路途远,二来也没有资金,只好作罢,改为打深水井。1964年皇甫四村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带着大队群众来打深井的时候,柳青每天都要到打井队看看,当当参谋和帮手。有一天,打井出了问题,他跟群众一起熬夜忙碌到第二天,连前一天的晚饭都忘了吃。
1953年,全国展开了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在农村进行的方式是向农民宣传成立互助组的好处,说服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样做农民就是帮助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富农和商人不能再剥削缺粮的农民,但群众并不理解,“人们用镜框子把土地证装起来,挂在屋墙上毛主席像下面,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柳青为此想了很多办法。
有一天晚上,柳青参加讨论各村粮食计划收购数字的支部大会,散会后,王家斌把柳青叫到没人的街角,问柳青能不能参加他的互助组召开的讨论会,说是想以互助组的名义首先卖余粮给国家。柳青觉得说服群众的时机到了。在王家斌互助组的会上,柳青没有说大道理小道理,而是给群众算了一笔“丰产账”:化学工厂制造的赛力散、硫酸铵和过磷酸钙使农民多打了多少粮?农具工厂制造的解放牌水车代替了清朝传下来的老式木斗水车,多浇了多少地、多打了多少粮?……而这些是谁给的呢?又是谁派人来住在村上提供技术指导的呢?
会议从吃完早饭一直开到晚上掌灯时分,讨论也越来越深入和热烈。村民们从柳青的“丰产账”中有了答案,多余的粮食是党、是政府、是工人阶级给的,应该由国家拿合理的价钱收购。而卖了的粮食最终会变成更多、更便宜的化学肥料和新式农具,以及更多更能干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理论变成了很现实的利益关系,村民们理解起来容易得多了。最终,村民自动报了6004斤粮食,王家斌互助组所在的四村余粮收购任务才半个月就超额入仓了,各村互助组的工作也随之出现了新局面,柳青感到很振奋,同时也体会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种种矛盾和不易。这些,后来都成了他创作的宝贵素材。
“精耕创业田”
1958年,柳青在皇甫村落户6年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猜测柳青可能在酝酿大的作品,就在这年5月由编辑王维玲出面,给柳青写了一封信,向柳青约稿。柳青在回信中承认自己正在完成一部小说,但谢绝了和出版社签定约稿合同。
“他当时说小说的第三遍稿还没有写完,写完后要发表,发表后才能谈到出版问题。”王维玲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反映了他在文学创作上严肃认真而又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对读者极端负责的写作态度。”
1959年4月,《创业史》第一部以《稻地风波》的名字在《延河》杂志发表时,柳青忽然发现有若干章要改写或重写,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推迟向出版社的交稿时间。柳青给出版社的解释是:“故事的第一部,如果草率从事,出书后发现,遗憾很多,我如何能写好以后的主要部分,心情如何能好,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不尊重的。”
随着《创业史》的连载,柳青和《延河》杂志社的来往多了起来。柳青要求《延河》杂志凡是看过稿子的编辑都要给他提意见。编辑们知道柳青工作作风严谨,每次阅读完文章后,都会认真组织讨论,详细做记录,然后派一两位同志到皇甫村跟他面谈。贺抒玉告诉记者,柳青觉得提得好的意见,听到后会马上给予赞扬,提出的意见中他不同意的,就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后来柳青告诉贺抒玉,有的意见虽然当时他不同意,但过后感到有道理的,也在出版时作了修改,有的章节甚至重新写了一遍。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这部作品真实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的、思想的、心理的激烈变化,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赋予作品的真实感强烈地打动了读者。
柳青原计划将《创业史》写四部,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直写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第一部修改过程中,柳青哮喘病发作,不得不到外地养病。动身前写的《创业史》第二部的半章被全部推翻。在给王维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不能写就不要写,一直生活到能写时再写。写坏了,也不要气馁,重新生活了再写。这是最妥实的路子。”
1967年柳青在皇甫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后,家人不得不搬离皇甫村,柳青的创作也随着“牛棚”生涯的到来而中止。1973年春节,柳青一家搬进了西安城内一套简陋粗糙的“新房”,柳青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决定重新开始创作的心声:
落户皇甫志如铁,谋事在人成在天。
灾祸累累无望时,草藁还我有生机。
堆中三载显气节,棚里满年试真金。
儿女侍翁登楼栖,晚秋精耕创业田。
在楼房里住了一年后,柳青打算回到皇甫村。经过文革浩劫,柳青原来居住的院落已经成了废墟。无奈,柳青只好在第二年仲秋带着全家搬到了距离皇甫村15里的长安县韦曲镇。
到韦曲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柳青就把大女儿刘可风叫醒,让她陪他到塬上转转。一路上,柳青心情好极了,碰到农民就上去拉拉话,问问生产,问问家常,再看看人家的猪圈、饲养室什么的。
一周后,柳青进入了创作状态。《创业史》的第二部上卷就是在这时开始修改、后来陆续发表的。1976年,柳青的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住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在医院里,他抓紧时间写作,堆放着的稿纸旁经常摆着放冷了的饭菜。在病房的小圆桌旁,柳青常常是一只手握着笔写文章,另一只手拿着止喘喷雾器,不时用上一下,他的鼻子上还拖着条氧气管子,其景象看来令人心酸。
这年小麦扬花时节,柳青住进了北京朝阳医院。此时,他已经拖着病体完成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创作,而他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态度,在1958年完成的中篇小说《狠透铁》中充分反映出来。但《创业史》最终没能把那个年代里农村创业者们的故事结局讲完,成为柳青毕生的遗憾。一个月后,受尽病痛折磨的柳青离开了人世。去世前,他还在给女儿可风打气:“等我好点了,能走动了,我们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那里有山、有水、有农村,上午你陪我到附近农村去散步,和社员们拉话,就像在皇甫村那样……下午我写《创业史》,你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柳青仍在惦记着自己的创作。
落户皇甫村
全国解放不久,柳青担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第一任主编,住在团中央大院内一栋小洋楼里。当时的他已经完成了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的创作,在文学界名声渐响。但此时的他一心想的是“到群众中去”,去汲取“最广大最丰富”的创作源泉。1952年,柳青决定落户皇甫村,以实际行动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虽然父亲没对我们说什么,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在文学上不断地摸索,是想要攀登文学新高峰,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创作一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全过程的著作。为了这,他连省作协主席都不肯当。”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说。
放弃当作协主席后,文艺界开会常有人不点名地批评柳青,说他不关心政治,不过问政治,不参与文艺界和机关的政治斗争,钻在一个村子里不出来,走错误的路。对此,柳青并不太在意。
刘可风说,父亲对于创作的热爱深入骨髓,他根本无法容忍自己脱离实际的农村生活去进行所谓的“专业创作”。1943年春,为了创作《种谷记》,柳青就曾在陕北米脂县吕家捡乡的山沟沟里做了3年文书。
柳青到了皇甫村后,把村里的一座破庙修葺后当作住所,家庭生活水平也和农民差不多。但柳青显得很高兴。他经常指着家里的两扇门跟朋友说,这两扇门一扇是生活,一扇是艺术,出门是生活,进门可以创造艺术。
在皇甫村,柳青生活很简朴,能拿得出手的“家当”就是一对旧沙发、一个破藤椅外加一张桌子、一张床。柳青有7个子女,除了长子长风和长女可风外,其他5个孩子都在皇甫村出生、长大。孩子们在农村上小学,和农家子弟一样,每天早晨带一个红薯去学校。柳青要求孩子们把自己看作是普通农家的孩子,而他自己有事进城,也喜欢和妻子、孩子一块儿挤公共汽车。
柳青住的破庙在神禾塬的崖畔下,1964年秋天,一场通宵大雨给他全家带来了意外灾难,他住处的后崖坍塌了一部分,倒下来的土和几棵柏树把他家的大小窑洞、井棚、厕所全部砸毁,院子围墙也全部砸塌了。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信中,柳青描述了这场大雨带来的灾难,同时在信中写道:“灾难和干扰,只能挫败缺乏自信的意志薄弱者。”
皇甫村“写书的社员”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这是柳青的创作观。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柳青拄着根棍子在各村奔波。他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各个阶段的实际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当时火热的农村生活中。
“皇甫村有三个‘非农’社员,一个是修自行车的,一个是铁匠,另外一个就是我——‘写书的社员’。”在皇甫村,一次接待越南来访作家时,柳青这样风趣地介绍自己。
“那时候,他总喜欢穿老百姓的衣服,对襟布衫、布底鞋,有时还戴着个瓜皮帽,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起来就像个有知识的老农民。”曾任《延河》杂志副总编辑的贺抒玉谈起柳青当年来,忍不住地乐。为了熟悉农村集市上的卖粮情况,柳青学着农民的样子,把手缩到袖筒里或是草帽底下,去和卖主捏指头讲价钱,那副庄稼汉打扮,还真把卖主给骗过去了。
在皇甫村,这个“写书的社员”是个出了名的“百事管”,不但喜欢过问村里的事,还坚持要“问到底”。蛤蟆滩有几个村子多年来流传一种“粗脖子病”。当地人说,患了这种病,“一辈傻,二辈瓜(方言,傻的意思),三辈出来是哑巴”。柳青走门串户多方打听,分析病因可能是村里饮用水有问题,就想方设法解决饮水问题。最初柳青想从远处引水到村里,他亲自勘察走访,提出引水方案。但引水一来路途远,二来也没有资金,只好作罢,改为打深水井。1964年皇甫四村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带着大队群众来打深井的时候,柳青每天都要到打井队看看,当当参谋和帮手。有一天,打井出了问题,他跟群众一起熬夜忙碌到第二天,连前一天的晚饭都忘了吃。
1953年,全国展开了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在农村进行的方式是向农民宣传成立互助组的好处,说服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样做农民就是帮助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富农和商人不能再剥削缺粮的农民,但群众并不理解,“人们用镜框子把土地证装起来,挂在屋墙上毛主席像下面,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柳青为此想了很多办法。
有一天晚上,柳青参加讨论各村粮食计划收购数字的支部大会,散会后,王家斌把柳青叫到没人的街角,问柳青能不能参加他的互助组召开的讨论会,说是想以互助组的名义首先卖余粮给国家。柳青觉得说服群众的时机到了。在王家斌互助组的会上,柳青没有说大道理小道理,而是给群众算了一笔“丰产账”:化学工厂制造的赛力散、硫酸铵和过磷酸钙使农民多打了多少粮?农具工厂制造的解放牌水车代替了清朝传下来的老式木斗水车,多浇了多少地、多打了多少粮?……而这些是谁给的呢?又是谁派人来住在村上提供技术指导的呢?
会议从吃完早饭一直开到晚上掌灯时分,讨论也越来越深入和热烈。村民们从柳青的“丰产账”中有了答案,多余的粮食是党、是政府、是工人阶级给的,应该由国家拿合理的价钱收购。而卖了的粮食最终会变成更多、更便宜的化学肥料和新式农具,以及更多更能干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理论变成了很现实的利益关系,村民们理解起来容易得多了。最终,村民自动报了6004斤粮食,王家斌互助组所在的四村余粮收购任务才半个月就超额入仓了,各村互助组的工作也随之出现了新局面,柳青感到很振奋,同时也体会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种种矛盾和不易。这些,后来都成了他创作的宝贵素材。
“精耕创业田”
1958年,柳青在皇甫村落户6年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猜测柳青可能在酝酿大的作品,就在这年5月由编辑王维玲出面,给柳青写了一封信,向柳青约稿。柳青在回信中承认自己正在完成一部小说,但谢绝了和出版社签定约稿合同。
“他当时说小说的第三遍稿还没有写完,写完后要发表,发表后才能谈到出版问题。”王维玲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反映了他在文学创作上严肃认真而又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对读者极端负责的写作态度。”
1959年4月,《创业史》第一部以《稻地风波》的名字在《延河》杂志发表时,柳青忽然发现有若干章要改写或重写,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推迟向出版社的交稿时间。柳青给出版社的解释是:“故事的第一部,如果草率从事,出书后发现,遗憾很多,我如何能写好以后的主要部分,心情如何能好,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不尊重的。”
随着《创业史》的连载,柳青和《延河》杂志社的来往多了起来。柳青要求《延河》杂志凡是看过稿子的编辑都要给他提意见。编辑们知道柳青工作作风严谨,每次阅读完文章后,都会认真组织讨论,详细做记录,然后派一两位同志到皇甫村跟他面谈。贺抒玉告诉记者,柳青觉得提得好的意见,听到后会马上给予赞扬,提出的意见中他不同意的,就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后来柳青告诉贺抒玉,有的意见虽然当时他不同意,但过后感到有道理的,也在出版时作了修改,有的章节甚至重新写了一遍。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这部作品真实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的、思想的、心理的激烈变化,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赋予作品的真实感强烈地打动了读者。
柳青原计划将《创业史》写四部,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直写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第一部修改过程中,柳青哮喘病发作,不得不到外地养病。动身前写的《创业史》第二部的半章被全部推翻。在给王维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不能写就不要写,一直生活到能写时再写。写坏了,也不要气馁,重新生活了再写。这是最妥实的路子。”
1967年柳青在皇甫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后,家人不得不搬离皇甫村,柳青的创作也随着“牛棚”生涯的到来而中止。1973年春节,柳青一家搬进了西安城内一套简陋粗糙的“新房”,柳青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决定重新开始创作的心声:
落户皇甫志如铁,谋事在人成在天。
灾祸累累无望时,草藁还我有生机。
堆中三载显气节,棚里满年试真金。
儿女侍翁登楼栖,晚秋精耕创业田。
在楼房里住了一年后,柳青打算回到皇甫村。经过文革浩劫,柳青原来居住的院落已经成了废墟。无奈,柳青只好在第二年仲秋带着全家搬到了距离皇甫村15里的长安县韦曲镇。
到韦曲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柳青就把大女儿刘可风叫醒,让她陪他到塬上转转。一路上,柳青心情好极了,碰到农民就上去拉拉话,问问生产,问问家常,再看看人家的猪圈、饲养室什么的。
一周后,柳青进入了创作状态。《创业史》的第二部上卷就是在这时开始修改、后来陆续发表的。1976年,柳青的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住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在医院里,他抓紧时间写作,堆放着的稿纸旁经常摆着放冷了的饭菜。在病房的小圆桌旁,柳青常常是一只手握着笔写文章,另一只手拿着止喘喷雾器,不时用上一下,他的鼻子上还拖着条氧气管子,其景象看来令人心酸。
这年小麦扬花时节,柳青住进了北京朝阳医院。此时,他已经拖着病体完成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创作,而他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态度,在1958年完成的中篇小说《狠透铁》中充分反映出来。但《创业史》最终没能把那个年代里农村创业者们的故事结局讲完,成为柳青毕生的遗憾。一个月后,受尽病痛折磨的柳青离开了人世。去世前,他还在给女儿可风打气:“等我好点了,能走动了,我们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那里有山、有水、有农村,上午你陪我到附近农村去散步,和社员们拉话,就像在皇甫村那样……下午我写《创业史》,你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柳青仍在惦记着自己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