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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运动，这个理论运动含有六个结构要素，即：主体、目标动力、客体、介体、手段、结果效用。以上六个要素的互动，展开了“化”的过程。其中主体、客体、目标动力、介体四个要素是既定的，是不能改变的，而只有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是相对自由的，是主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是主观条件和主观努力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效用施加影响的真正舞台，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主要就是主体选择和运用手段的经验得失。主体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手段主要有三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手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与结构要素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运动，这个理论运动含有六个结构要素，即主体、客体、介体、目标、手段、结果。“化”的运动机制，即是这六个结构要素的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中，已经含有三个结构要素：所“化”的客体（马克思主义）、主体所处客观条件即介体（中国）、“化”的结果（中国化）。在语中缺位的三个要素是：主体（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主体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主体所能运用的一系列手段。其中主体、客体、目标动力、介体四个要素是既定的，是不能改变的，而只有手段的选择是相对自由的，主观条件能影响结果效用的自由度也就仅仅是手段的选择和运用。
第一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主体是多层次的，包括党、领袖、理论家、人民群众。主体的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二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动力。主体从事活动的动力，来自于主体的多重需要，并转化为主体的系列目标。第三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第四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介体。介体指一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的客观条件。最主要介体是中国的革命实践运动，以及实践所由出发和归宿的中国当代国情、中国历史文化、中国近代近马、非马、反马的各思潮及其主体，第五个要素是结果效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而实践成果是检验理论效果大小正负的最主要标准，理论成果的成就取决于实践成果的成就。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实践结果，也就是效果、功能、意义、价值怎么样，与原定目标有什么一致与背离之处，出现了什么意料不及的新情况，这就需要对经验教训不断进行总结。经验教训的不断反馈，会造成对主体目标的重新调整与修改，对客体的重新评估与定性，对介体的重新认识，对手段的重新选择等等。第六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手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所能运用的一切主观条件，包括理论概括与创造、经验教训总结、途径原则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的总汇。理论包括对主体自身情况和目标的认识、对客体的认识、对介体条件的认识、对操作性手段（途径、原则、方法）的认识、对“相结合”和“中国化”规律的认识。
以上六个要素的互动，展开了“化”的过程。由于主体、客体、目标动力、介体四个要素是既定的，是先在的，只有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是主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是主观条件和主观努力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效用施加影响的真正舞台，因此所谓马克思中国化的经验，主要就是主体选择和运用手段的经验得失。本文主要从手段的角度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主体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手段主要是：途径、原则、方法、经验教训总结、理论概括和创新（主要是主体对马克思中国化的类型、分期、规律的理论认识）。
途径、原则、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操作性手段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目的，是“化”的决定性因素。不过这种“化中国”的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同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途径，仅就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途径而言，这时我们就是把实践作为“中国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来考察了。途径当然不止是实践这一条，但政治实践途径是其中最主要途径。正是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由此又派生出理论的当代化、民族化和实践经验的理论化问题。总之，具体化、当代化、民族化、理论化这四化，都直接从实践途径发生出来。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实践，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首先是形成实践的主体——党，党以主义作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理论具体化，具体化为革命的纲领方针政策，进行政治实践并获得政治力量（群众向心）和权力，这是思想的武器变成物质的武器（力量）的过程。这在认识论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循环过程。在政治主体的实践上，是马克思主义“从先进分子的政治意愿到政党政治动力，再到大众政治力量，最后到国家权力意志”的上升运动。在对政治实践客体的影响上则是“从政治改造到经济社会改造，再到思想文化学术的全面改造”。在这个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中国经历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社会化等中间环节方才发生中国化的。①
日本传入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但是日本缺乏用马克思主义“化”日本的实践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日本化”总是处于初级阶段，这制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无法推动其发展。正是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才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本走向生活世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当代化、民族化以及新经验的理论化。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工具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问题。
除实践途径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二，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文化融合途径，也就是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这种文化融合的途径既要服务于实践的需要，又要遵照文化融合的文化学规律。以前采取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违背了“融合传统”、“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文化学规律的。“全盘西化”是一个教训，西学不中国化，在中国就站不住脚，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所以正确的途径是“会通中、西、马精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之三，也即最初始途径，则是文本解读途径。这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然不是学一般的知识性本本，是学信仰性的经典。为什么现在又提“回到马克思”？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回到马克思”，因为前程上发现山重水复、疑雾阵阵，走出迷路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返回最初始途径。从原始文本发掘马克思文本的新意，清除现成的给定性，将苏东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区别开来，将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拯救马克思的思想”这一口号并不确切，其实是拯救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也有多个。原则是确定方法的依据。原则是立场观念与真理知识的化合，是求善与求真的化合，即由我们所需的价值目标，与我们所信的科学理论相结合，转化为原则。原则是立场观念转化为方法的中介，即从价值目标到实践操作所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原则比方法要稳定，故有“原则要坚定，方法要灵活”之说。即是说，原则就变化性来说是刚性的，而就适用性来说则是弹性的；而方法（包括策略手段与具体规范），就变化性来说则是弹性的，而就适用性来说却是刚性的。原则之所以刚性少变，是因为原则含有我们所需的价值立场，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也含有我们所信的真理观点，例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以及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等对社会和世界的总看法也基本是恒定的，所以原则也比较恒定。但是，由基本观点所推导出的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例如“越是发达国家越容易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例如“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等，则是要随着时代、实践和人们认识的发展而变动的。这虽也会影响到“价值立场与真理观点相化合”而成的原则，但是原则受具体理论观点变动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而受影响较大的，是由原则转化而成的方法与规范。
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和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服从“化”中国的，而改造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此外再没有高于中国的目标了。由此派生出第一个原则是：独立自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称为“主体思想”的。在理论上就是自主创新。
又由此派生出下一个原则：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一切从实践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接受实践检验”，反对教条主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关于群众路线，有的人说是根本原则，有的人又说成是方法，其实它是比较复杂的体系，群众路线内含各层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原则与方法的集合体。这个集合思想体系可以粗分为下面几个层次：“一切为了群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价值立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救世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科学观点；“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是实践工作原则；“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则是方法论层次。阶级斗争也类此，是分别处在立场、观点、原则与方法四个层次上的理念的集合体，即既是立场与观点，又是原则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比如“调查研究”、“带着问题学原著”就是一些基本性的方法，而更多的方法是是因时因地因情而变的具体手段，所以具体方法是多于途径和原则的，其稳定性也低于途径和原则，是随条件而变化的。但是方法的变化是有约束的，它要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价值目的）和观点（科学认识），以及这种立场与观点化合的原则所指导。
理论概括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认识手段
理论是人创造的，尤其科学理论是人的科学理性所创造的，科学是工具，所有理论都是主体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而易失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比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成就更大，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更早达到理论自觉，经常进行理论总结。毛泽东和中共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即是经典的，此不赘述，这里只举新时期以来的若干理论成果，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分类、分期及规律的研究，这些理论概括无疑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关于分类。早在九十年代初，即有学者认为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革命实践的政治领袖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形成行动纲领、方针政策，并概括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革命理论的工作者在文化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①尝试马克思主义与各社会科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和教育学，这成为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众多后继研究者依此思路，认为依据学术研究范式的不同，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两个并存的理论类型：一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中国的政治实践，形成革命运动、路线方针政策、制度规范和政治意识形态，而对之作理论概括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化理论形态”，是“政治实践研究类型”；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中西文化学术，并以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所产生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理论形态”，是“学术范式研究类型”。最早提到“政治性学术”一词的是胡乔木。②
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可分为“现实化形态”与“学术化形态”。 “现实化形态”的理论，是直接指导政治实践的，理论的研究与政策研究是一体的，要依赖政治权威，要具有政治权威性，要实行组织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原则。而“学术化形态”的理论，则是运用学术研究的方法，遵循学术规范，吸收时代的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世界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不能用“理论现实化形态”所要求的政治权威性原则替代“理论学术化形态”所要求的学术自由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样需要百家争鸣的宽松自由环境。①
也有人分别名之为“政治性意识形态研究”和“学术性意识形态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承担着“为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合法性辩护的巨大意识形态力量，并因此被确立为国家哲学”，②所以“政治性意识形态研究”寻求“正统”性和一统性，而“学术性意识形态研究”则自由度较大，可以弥补前者的局限。③
也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层面分称为“实践诠释”与“学理解读”，或“政治层面研究”和“学术层面研究”：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指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化为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思想。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指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形式，实现语境转换，建立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④ 研究的两种范式，也同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类型，或两种实践途径：“学术领域或学院派”的“文化实践途径”；“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实践途径”。意识形态领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政治性和工具性、统一性、权威性，理论问题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而学术领域侧重独立的争鸣式学术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性、学术性。也有人认为这易于淡化和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⑤
关于分期。依以上研究范式和类型的分类，一般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为四阶段：
第一个时期1919—1927 年，是传播、宣传并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启蒙阶段，“政治实践研究”和“学术范式研究”两种类型是合二为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既是党的政治精英，又是进步知识分子，一身兼二任。
第二个时期1928—1957 年，“政治实践研究”和“学术范式研究”两种类型的区分出现，前者的成就远远超出后者。后期渐渐出现“学术范式研究”独立性的缺失和“为政治服务”的倾向。
第三个时期1958—1978 年，“政治实践研究”出现政治膨胀症和唯意志论倾向，而“学术范式研究”被禁锢，完全图解政治。
第四个时期1978 年至今，“政治实践研究”和“学术范式研究”两种类型不仅分明地各司其职而且互促互动。“政治实践研究”担负着形成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任务，担当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因此反思、自我批判的工作更多地由“学术范式研究”来担当。⑥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比较得到学界认同的说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18-1949），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新时期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2008）。⑦这是依据党史的传统分期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和国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可以同党史分期有别，笔者以为“第一次飞跃”是可分为两段：1918年到1938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自觉”探索阶段，这是就全党而不是就毛泽东等先觉者来说的；1938年到1956年是“自觉”进行阶段，因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1938年真正确立，他有条件有实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见之明，真正转化为全党的共识和意志。
而“第一次飞跃”可以延长到1956年底，因为正是这一年才发生社会形态的转型——终止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建国以来是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与第一次飞跃的思想、理论、政策完全相连接，可划入“第一次飞跃”。当然也可以说是“延伸”。
从1956年到1978年的“延伸”期，实际是“第二次中国化”开始时的失误和曲折，这也可分为二个单元：从1956年到1965年是社会形态的大变动，比政权更替的社会影响更深，这是一个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工作存在正、误“两种趋向”。而从1966年到1978年是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及其延续，是欲从左的方向突破苏联模式而未能成功又回到这个模式，是一个代价惨重的实验。
新时期三十年划分为一个独立完整的阶段，是所有学者都无异议的。
关于规律。新时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的研究，如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规律，如意识形态政治化、社会化规律，如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规律。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论述，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规律有很深的体悟，他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就非常经典。
思潮互动规律是说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可能在孤立状态中发展，都要在与其他思潮甚至相反对的思潮互动中才能发展自身。中国共产党据此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党对意识形态政治化、社会化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见之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思想批判理论。但是1957年以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主导的绝对性，不允许有多样化的独立思考，违反了思潮互动规律的，势必走向自我封闭和僵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关系，同样受中西文化交流规律的制约，与西学中学关系相似，也可分“体”与“用”两个层面。中西之争一直没有跳出、超越“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种偏执的选择之间，而没有提出在“体”和“用”两个层面都要吸收西学，但是也都要“西学中国化”。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发展证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中体”不可能也没必要纯洁无染，而中国文化也并没有被“全盘西化”。而是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化西，朝着“西学中化”演进，最后实现中国化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国的“西方化”，以“西”为主体，则可能“中”被化没了。①
经验教训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校准性手段
经验教训的总结与理论归纳一样，都是主体达成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经验教训的部分内容可以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也有的会始终停留在经验的感性的层面，成为“传统经验”。经验和教训（指失败的经验），有独立于理论的功能，同样是实践不可缺少的手段。以前总结经验很多，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反复论述，而对教训的总结只是到了近年才有不少成果，下面择要综述。
如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会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正效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适合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的结合，负效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附会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观点。前者如马克思主义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大同理想，支持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的拒斥。后者如中国传统文化也会以封建独断主义的、小农平均主义的心态来认知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功利性的解读，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②
产生负效应的原因之一，是作为“相结合”的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有自身的缺陷。这就是主体的前理解结构（文化传统的认知因素、价值因素、情感因素、道德因素）中有抗拒现代化的因素，这决定着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和选择。尽管先进知识分子激烈批判传统却始终处于传统之中。 产生负效应的原因之二，是教条主义式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有不适合中国的东西，是“器”不对“用”的，也有缺失处，因此“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其选择的过程。而教条主义将其信奉为神圣的教条，不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武器来使用。教条主义因其导致中国革命惨败而在延安整风中被克服了，但人们想不到作为反教条主义的产物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会被逐渐教条化（1957—1978 年） 。③新中国成立后的29 年建设与此前28 年革命的曲折，两者相同的错误是：第一，主观原因上都是没有经验，是探索中的错误。第二，政治上的性质都是“左”。第三，思想方法上的性质都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如建国后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既有误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教条化问题，又有沿习革命战争年代群众性斗争的经验主义问题。两者的错误又有很大不同：以前的错误是苏联教条的神圣化；建国后两大错误都是“以苏为鉴”（大跃进是反对照搬苏联经验，“文化大革命”是要突破苏联模式），但是却树起了自己的教条并神圣化之。当然大跃进和“文革”中起更大破坏作用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空想，而教条主义只是为空想的推行而铺路。两次探索的结果不同：中国革命摆脱苏联革命模式而成功，中国建设没能摆脱苏联模式而继承其弊端。①为什么企图摆脱苏联模式之举却陷于更大错误、从而不得不再次回到苏联模式？因为我们是以更“左”的空想来摆脱苏联模式，而斯大林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要小一些。
产生负效应的原因之三，是政治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常常沦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注脚，强调一切为政治服务，独立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的学者长期被斥为“脱离实际、脱离政治”，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人文精神受到压抑。②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其科学性和革命性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限于政治革命层面，“化”为一种政治哲学和革命意识形态，即毛泽东思想。而仅有政治层面的“化”是不够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及支撑这一结构的伦理价值体系，需要进行复杂的、工程浩大的、由众多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的现代化重建。但是长期囿于“政治第一”、政治需要的功利主义思维，将精神文化简单地视为政治工具而用之。比如“道德政治化”，就对道德建设发生了消极作用。对传统道德的改造，未细加扬弃而是简单地打倒，但又暗暗将其中合用的义利观、公私观、理欲观、群己观纳入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规范，以满足政治的需要，并以政治手段来推行道德教化。特别是为左倾政治服务的“道德政治化”，对传统美德是一种伤害。
众多研究认为教训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不断受到中国传统一元价值观的影响、改造、同化，奉出新“元学”，对其他思想文化学术持形而上学的排斥和封闭态势，③以至“文革”时期从“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发展到“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如陈伯达1966年4月13日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 林彪1966 年8月8日说：“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④
其次，在经济思想上，长期存在对资本主义的不当认识，误读“超越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一心要“赶超”而不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积极对待中国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主要课题，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精华，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可是后来变了，1959 年1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这里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幼稚之间的正向关系，而未考虑到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发达之间的正向关系。⑤这个影响中国命运的时代大课题，最终留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解决。
再次，在文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本来是继承了启蒙运动而批其不彻底，如科学理性精神、自由、人权、平等、民主这些启蒙口号。所以一个深刻的教训是过去只看到批判启蒙的一面，未考虑到中国真正缺失的恰是启蒙文化，而大批这些传统文化所陌生东西，这是对马克思批判的真正误读，思想领域的教训是我们应纳入启蒙现代思想而不是拒绝之。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手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与结构要素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运动，这个理论运动含有六个结构要素，即主体、客体、介体、目标、手段、结果。“化”的运动机制，即是这六个结构要素的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中，已经含有三个结构要素：所“化”的客体（马克思主义）、主体所处客观条件即介体（中国）、“化”的结果（中国化）。在语中缺位的三个要素是：主体（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主体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主体所能运用的一系列手段。其中主体、客体、目标动力、介体四个要素是既定的，是不能改变的，而只有手段的选择是相对自由的，主观条件能影响结果效用的自由度也就仅仅是手段的选择和运用。
第一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主体是多层次的，包括党、领袖、理论家、人民群众。主体的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二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动力。主体从事活动的动力，来自于主体的多重需要，并转化为主体的系列目标。第三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第四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介体。介体指一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的客观条件。最主要介体是中国的革命实践运动，以及实践所由出发和归宿的中国当代国情、中国历史文化、中国近代近马、非马、反马的各思潮及其主体，第五个要素是结果效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而实践成果是检验理论效果大小正负的最主要标准，理论成果的成就取决于实践成果的成就。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实践结果，也就是效果、功能、意义、价值怎么样，与原定目标有什么一致与背离之处，出现了什么意料不及的新情况，这就需要对经验教训不断进行总结。经验教训的不断反馈，会造成对主体目标的重新调整与修改，对客体的重新评估与定性，对介体的重新认识，对手段的重新选择等等。第六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手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所能运用的一切主观条件，包括理论概括与创造、经验教训总结、途径原则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的总汇。理论包括对主体自身情况和目标的认识、对客体的认识、对介体条件的认识、对操作性手段（途径、原则、方法）的认识、对“相结合”和“中国化”规律的认识。
以上六个要素的互动，展开了“化”的过程。由于主体、客体、目标动力、介体四个要素是既定的，是先在的，只有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是主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是主观条件和主观努力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效用施加影响的真正舞台，因此所谓马克思中国化的经验，主要就是主体选择和运用手段的经验得失。本文主要从手段的角度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主体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手段主要是：途径、原则、方法、经验教训总结、理论概括和创新（主要是主体对马克思中国化的类型、分期、规律的理论认识）。
途径、原则、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操作性手段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目的，是“化”的决定性因素。不过这种“化中国”的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同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途径，仅就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途径而言，这时我们就是把实践作为“中国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来考察了。途径当然不止是实践这一条，但政治实践途径是其中最主要途径。正是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由此又派生出理论的当代化、民族化和实践经验的理论化问题。总之，具体化、当代化、民族化、理论化这四化，都直接从实践途径发生出来。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实践，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首先是形成实践的主体——党，党以主义作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理论具体化，具体化为革命的纲领方针政策，进行政治实践并获得政治力量（群众向心）和权力，这是思想的武器变成物质的武器（力量）的过程。这在认识论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循环过程。在政治主体的实践上，是马克思主义“从先进分子的政治意愿到政党政治动力，再到大众政治力量，最后到国家权力意志”的上升运动。在对政治实践客体的影响上则是“从政治改造到经济社会改造，再到思想文化学术的全面改造”。在这个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中国经历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社会化等中间环节方才发生中国化的。①
日本传入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但是日本缺乏用马克思主义“化”日本的实践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日本化”总是处于初级阶段，这制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无法推动其发展。正是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才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本走向生活世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当代化、民族化以及新经验的理论化。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工具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问题。
除实践途径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二，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文化融合途径，也就是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这种文化融合的途径既要服务于实践的需要，又要遵照文化融合的文化学规律。以前采取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违背了“融合传统”、“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文化学规律的。“全盘西化”是一个教训，西学不中国化，在中国就站不住脚，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所以正确的途径是“会通中、西、马精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之三，也即最初始途径，则是文本解读途径。这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然不是学一般的知识性本本，是学信仰性的经典。为什么现在又提“回到马克思”？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回到马克思”，因为前程上发现山重水复、疑雾阵阵，走出迷路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返回最初始途径。从原始文本发掘马克思文本的新意，清除现成的给定性，将苏东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区别开来，将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拯救马克思的思想”这一口号并不确切，其实是拯救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也有多个。原则是确定方法的依据。原则是立场观念与真理知识的化合，是求善与求真的化合，即由我们所需的价值目标，与我们所信的科学理论相结合，转化为原则。原则是立场观念转化为方法的中介，即从价值目标到实践操作所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原则比方法要稳定，故有“原则要坚定，方法要灵活”之说。即是说，原则就变化性来说是刚性的，而就适用性来说则是弹性的；而方法（包括策略手段与具体规范），就变化性来说则是弹性的，而就适用性来说却是刚性的。原则之所以刚性少变，是因为原则含有我们所需的价值立场，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也含有我们所信的真理观点，例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以及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等对社会和世界的总看法也基本是恒定的，所以原则也比较恒定。但是，由基本观点所推导出的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例如“越是发达国家越容易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例如“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等，则是要随着时代、实践和人们认识的发展而变动的。这虽也会影响到“价值立场与真理观点相化合”而成的原则，但是原则受具体理论观点变动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而受影响较大的，是由原则转化而成的方法与规范。
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和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服从“化”中国的，而改造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此外再没有高于中国的目标了。由此派生出第一个原则是：独立自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称为“主体思想”的。在理论上就是自主创新。
又由此派生出下一个原则：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一切从实践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接受实践检验”，反对教条主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关于群众路线，有的人说是根本原则，有的人又说成是方法，其实它是比较复杂的体系，群众路线内含各层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原则与方法的集合体。这个集合思想体系可以粗分为下面几个层次：“一切为了群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价值立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救世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科学观点；“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是实践工作原则；“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则是方法论层次。阶级斗争也类此，是分别处在立场、观点、原则与方法四个层次上的理念的集合体，即既是立场与观点，又是原则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比如“调查研究”、“带着问题学原著”就是一些基本性的方法，而更多的方法是是因时因地因情而变的具体手段，所以具体方法是多于途径和原则的，其稳定性也低于途径和原则，是随条件而变化的。但是方法的变化是有约束的，它要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价值目的）和观点（科学认识），以及这种立场与观点化合的原则所指导。
理论概括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认识手段
理论是人创造的，尤其科学理论是人的科学理性所创造的，科学是工具，所有理论都是主体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而易失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比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成就更大，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更早达到理论自觉，经常进行理论总结。毛泽东和中共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即是经典的，此不赘述，这里只举新时期以来的若干理论成果，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分类、分期及规律的研究，这些理论概括无疑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关于分类。早在九十年代初，即有学者认为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革命实践的政治领袖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形成行动纲领、方针政策，并概括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革命理论的工作者在文化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①尝试马克思主义与各社会科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和教育学，这成为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众多后继研究者依此思路，认为依据学术研究范式的不同，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两个并存的理论类型：一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中国的政治实践，形成革命运动、路线方针政策、制度规范和政治意识形态，而对之作理论概括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化理论形态”，是“政治实践研究类型”；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中西文化学术，并以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所产生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理论形态”，是“学术范式研究类型”。最早提到“政治性学术”一词的是胡乔木。②
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可分为“现实化形态”与“学术化形态”。 “现实化形态”的理论，是直接指导政治实践的，理论的研究与政策研究是一体的，要依赖政治权威，要具有政治权威性，要实行组织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原则。而“学术化形态”的理论，则是运用学术研究的方法，遵循学术规范，吸收时代的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世界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不能用“理论现实化形态”所要求的政治权威性原则替代“理论学术化形态”所要求的学术自由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样需要百家争鸣的宽松自由环境。①
也有人分别名之为“政治性意识形态研究”和“学术性意识形态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承担着“为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合法性辩护的巨大意识形态力量，并因此被确立为国家哲学”，②所以“政治性意识形态研究”寻求“正统”性和一统性，而“学术性意识形态研究”则自由度较大，可以弥补前者的局限。③
也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层面分称为“实践诠释”与“学理解读”，或“政治层面研究”和“学术层面研究”：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指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化为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思想。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指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形式，实现语境转换，建立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④ 研究的两种范式，也同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类型，或两种实践途径：“学术领域或学院派”的“文化实践途径”；“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实践途径”。意识形态领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政治性和工具性、统一性、权威性，理论问题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而学术领域侧重独立的争鸣式学术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性、学术性。也有人认为这易于淡化和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⑤
关于分期。依以上研究范式和类型的分类，一般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为四阶段：
第一个时期1919—1927 年，是传播、宣传并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启蒙阶段，“政治实践研究”和“学术范式研究”两种类型是合二为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既是党的政治精英，又是进步知识分子，一身兼二任。
第二个时期1928—1957 年，“政治实践研究”和“学术范式研究”两种类型的区分出现，前者的成就远远超出后者。后期渐渐出现“学术范式研究”独立性的缺失和“为政治服务”的倾向。
第三个时期1958—1978 年，“政治实践研究”出现政治膨胀症和唯意志论倾向，而“学术范式研究”被禁锢，完全图解政治。
第四个时期1978 年至今，“政治实践研究”和“学术范式研究”两种类型不仅分明地各司其职而且互促互动。“政治实践研究”担负着形成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任务，担当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因此反思、自我批判的工作更多地由“学术范式研究”来担当。⑥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比较得到学界认同的说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18-1949），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新时期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2008）。⑦这是依据党史的传统分期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和国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可以同党史分期有别，笔者以为“第一次飞跃”是可分为两段：1918年到1938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自觉”探索阶段，这是就全党而不是就毛泽东等先觉者来说的；1938年到1956年是“自觉”进行阶段，因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1938年真正确立，他有条件有实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见之明，真正转化为全党的共识和意志。
而“第一次飞跃”可以延长到1956年底，因为正是这一年才发生社会形态的转型——终止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建国以来是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与第一次飞跃的思想、理论、政策完全相连接，可划入“第一次飞跃”。当然也可以说是“延伸”。
从1956年到1978年的“延伸”期，实际是“第二次中国化”开始时的失误和曲折，这也可分为二个单元：从1956年到1965年是社会形态的大变动，比政权更替的社会影响更深，这是一个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工作存在正、误“两种趋向”。而从1966年到1978年是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及其延续，是欲从左的方向突破苏联模式而未能成功又回到这个模式，是一个代价惨重的实验。
新时期三十年划分为一个独立完整的阶段，是所有学者都无异议的。
关于规律。新时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的研究，如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规律，如意识形态政治化、社会化规律，如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规律。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论述，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规律有很深的体悟，他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就非常经典。
思潮互动规律是说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可能在孤立状态中发展，都要在与其他思潮甚至相反对的思潮互动中才能发展自身。中国共产党据此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党对意识形态政治化、社会化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见之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思想批判理论。但是1957年以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主导的绝对性，不允许有多样化的独立思考，违反了思潮互动规律的，势必走向自我封闭和僵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关系，同样受中西文化交流规律的制约，与西学中学关系相似，也可分“体”与“用”两个层面。中西之争一直没有跳出、超越“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种偏执的选择之间，而没有提出在“体”和“用”两个层面都要吸收西学，但是也都要“西学中国化”。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发展证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中体”不可能也没必要纯洁无染，而中国文化也并没有被“全盘西化”。而是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化西，朝着“西学中化”演进，最后实现中国化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国的“西方化”，以“西”为主体，则可能“中”被化没了。①
经验教训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校准性手段
经验教训的总结与理论归纳一样，都是主体达成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经验教训的部分内容可以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也有的会始终停留在经验的感性的层面，成为“传统经验”。经验和教训（指失败的经验），有独立于理论的功能，同样是实践不可缺少的手段。以前总结经验很多，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反复论述，而对教训的总结只是到了近年才有不少成果，下面择要综述。
如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会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正效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适合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的结合，负效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附会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观点。前者如马克思主义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大同理想，支持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的拒斥。后者如中国传统文化也会以封建独断主义的、小农平均主义的心态来认知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功利性的解读，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②
产生负效应的原因之一，是作为“相结合”的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有自身的缺陷。这就是主体的前理解结构（文化传统的认知因素、价值因素、情感因素、道德因素）中有抗拒现代化的因素，这决定着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和选择。尽管先进知识分子激烈批判传统却始终处于传统之中。 产生负效应的原因之二，是教条主义式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有不适合中国的东西，是“器”不对“用”的，也有缺失处，因此“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其选择的过程。而教条主义将其信奉为神圣的教条，不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武器来使用。教条主义因其导致中国革命惨败而在延安整风中被克服了，但人们想不到作为反教条主义的产物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会被逐渐教条化（1957—1978 年） 。③新中国成立后的29 年建设与此前28 年革命的曲折，两者相同的错误是：第一，主观原因上都是没有经验，是探索中的错误。第二，政治上的性质都是“左”。第三，思想方法上的性质都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如建国后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既有误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教条化问题，又有沿习革命战争年代群众性斗争的经验主义问题。两者的错误又有很大不同：以前的错误是苏联教条的神圣化；建国后两大错误都是“以苏为鉴”（大跃进是反对照搬苏联经验，“文化大革命”是要突破苏联模式），但是却树起了自己的教条并神圣化之。当然大跃进和“文革”中起更大破坏作用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空想，而教条主义只是为空想的推行而铺路。两次探索的结果不同：中国革命摆脱苏联革命模式而成功，中国建设没能摆脱苏联模式而继承其弊端。①为什么企图摆脱苏联模式之举却陷于更大错误、从而不得不再次回到苏联模式？因为我们是以更“左”的空想来摆脱苏联模式，而斯大林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要小一些。
产生负效应的原因之三，是政治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常常沦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注脚，强调一切为政治服务，独立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的学者长期被斥为“脱离实际、脱离政治”，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人文精神受到压抑。②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其科学性和革命性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限于政治革命层面，“化”为一种政治哲学和革命意识形态，即毛泽东思想。而仅有政治层面的“化”是不够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及支撑这一结构的伦理价值体系，需要进行复杂的、工程浩大的、由众多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的现代化重建。但是长期囿于“政治第一”、政治需要的功利主义思维，将精神文化简单地视为政治工具而用之。比如“道德政治化”，就对道德建设发生了消极作用。对传统道德的改造，未细加扬弃而是简单地打倒，但又暗暗将其中合用的义利观、公私观、理欲观、群己观纳入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规范，以满足政治的需要，并以政治手段来推行道德教化。特别是为左倾政治服务的“道德政治化”，对传统美德是一种伤害。
众多研究认为教训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不断受到中国传统一元价值观的影响、改造、同化，奉出新“元学”，对其他思想文化学术持形而上学的排斥和封闭态势，③以至“文革”时期从“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发展到“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如陈伯达1966年4月13日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 林彪1966 年8月8日说：“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④
其次，在经济思想上，长期存在对资本主义的不当认识，误读“超越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一心要“赶超”而不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积极对待中国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主要课题，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精华，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可是后来变了，1959 年1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这里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幼稚之间的正向关系，而未考虑到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发达之间的正向关系。⑤这个影响中国命运的时代大课题，最终留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解决。
再次，在文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本来是继承了启蒙运动而批其不彻底，如科学理性精神、自由、人权、平等、民主这些启蒙口号。所以一个深刻的教训是过去只看到批判启蒙的一面，未考虑到中国真正缺失的恰是启蒙文化，而大批这些传统文化所陌生东西，这是对马克思批判的真正误读，思想领域的教训是我们应纳入启蒙现代思想而不是拒绝之。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