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在中国的不少城市，高利贷的乱象目前正愈演愈烈，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当前，对于民间借贷的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阶段，推进新一轮的金融改革乃是当务之急。
高利贷乱象的前世今生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时隐时现的高利贷乱象从未消失过。每当银根紧缩时，类似的乱象便显现出来，致使千百万的人群蒙受各种崩盘的损失，最后，往往以政府对大案、要案的主要人员进行重判和追讨部分钱款为结束，或者根本只是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而自然慢慢退回幕后，随着风波暂时平息而不了了之。对比历史，反观今日，我们不禁要担心，当前的乱象是否仅仅是新一轮高利贷热潮的一个开始呢？它又会在何时、会如何结束？
1984～1986：从通货膨胀到银根紧缩
1984年，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即“拨改贷”。然而，这客观上造成了1984年底的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从而产生了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针对这一情况，国家动用了一系列紧缩手段对经济降温。但“一刀切”的信贷规模管理模式使一些正常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信贷资金的大部分都用在固定资产投资上，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极其紧缺。
就在这段历史背景下，温州出现了“抬会”风潮。“抬会”是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发起人称会主，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会员可以发展新会员，进而变成“会主”，层层下去形成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链条。当时在乐清县，共有大大小小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这种疯狂的游戏在1986年春夏出现了资金链断裂，会主潜逃，影响巨大。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整顿活动，将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判处死刑，直到1992年才基本平息了这场风波。
1993～1996：紧缩政策与高利贷风潮
然而此后，虽然政府明令禁止，舆论谴责不绝于耳，但高利贷仍以不可阻挡之势，自经济富庶的长三角、珠三角向全国各地蔓延。有关方面的统计表明，1993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已高达300多亿元，1994年升至500亿元，1995年更猛蹿至700亿～1000亿元。1993年温州一度冒出100多家地下钱庄，1995年上半年被关闭的温州市内18家地下钱庄总资产超过10亿元，经这些地下钱庄贷出的资金，高出银行利率最低也在3倍以上。同时，各地的高利贷行为也趋向于团体化，广东揭阳、浙江温州、江苏宿迁等地的标会、月零会、搭会等等相继酿成会案风波，仅广东汕尾市就卷入会款高达20.06亿元，致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严厉打击。
那么在宏观调控方面呢？1986年之后，央行几次紧缩银根又几次迫于各方面压力放弃紧缩政策，然而到了1992年，新一轮经济过热再次出现。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1.7%，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1993年下半年，政府果断采取了以整顿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央行首先以带有行政色彩的严厉信贷计划来控制信贷规模。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又一次与高利贷风潮相呼应。
2003～2004：从“钱荒”到新的“标会”
1998年经济危机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6%。然而，2003年开始出现“局部过热”的经济态势。于是，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出现“过热”态势，出台了多种抑制经济过快的政策。央行更是采取一系列紧缩手段，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高至7%，这一自1988年以来第一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行为，引发了较为强烈的市场震动。
很快，银根紧缩造成的民营企业“钱荒”，又一次刺激了民间高利贷的繁荣。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至2003年底，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14000亿元，仅浙江省东南部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同年10月，浙江苍南更是爆出著名的“矾山连环会”案，会案涉案总金额超4亿元，会员人数在2000人以上，使得苍南镇90%以上居民都遭受了经济损失。
2006～2008：“适度从紧”与“吴英”案
从2003年起，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最终确定“稳中适度从紧”的政策思路。5年来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通过紧缩银根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到了2007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压力更是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在当时，民间高利贷也同样非常猖狂。以温州地区为例，最高年息是150%。而在2007年的浙江东阳，还出了一位“亿万富姐”吴英。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做庄头搞民间借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中国一个年轻的女富豪。结果最终借贷崩盘，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高利贷乱象愈演愈烈
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泗洪的高利贷风波尚未平息，各地的高利贷现象却愈演愈烈，且乱象频生，让人看了大跌眼镜。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利贷已经代替了炒股、买房，成为许多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理财手段。内蒙古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都参与到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活动中。鄂尔多斯更是流传着“只放贷不炒股”的说法。正是由于民间高利贷异常繁荣，利率持续居高不下，以至于让月入8000元的80后白领甘愿放弃北京的工作，毅然回到老家投入“放贷事业”。白领辞职专放贷，怎一个“乱”字了得！
同样，上市公司也没有闲着。在浙江一省，就有9家上市公司展开委托贷款业务，包括宁波的香溢融通、维科精华、ST波导；杭州的杭氧股份、东方通信、杭州解百、莱茵置业，以及海宁的钱江生化和德清县的升华拜克。这些公司往往前脚从公众投资者那里融到资金，后脚就马不停蹄地将资金借贷出去。例如今年8月，香溢融通子公司通过宁波银行贷给浙江长兴众望物贸公司和长兴县振宇物贸公司的贷款利率均为18%，而今年上半年，其给杭州地产公司东方巨龙和南通麦之香的委托贷款年利率更是高达21.6%，为当时银行贷款利率6.31%的3.42倍。反观两年前，香溢融通委托贷款给杭州现代联合投资公司时，年利率还仅仅为12%。
最吊诡的是，居然连ST公司也来做高利贷生意。2010年5月5日，ST波导向青海中金创投公司委托贷款9000万元；今年6月下旬，在半年报披露前，波导收回了中金创投的9000万元本金，外加1404万元的利息。而公司半年报显示，其上半年净利仅为3515元，借贷收益居然占公司上半年净利的40%左右！
上市公司靠放贷撑起利润半边天，怎一个“乱”字了得！
资金链断裂后果严重
高利贷的资金链一旦发生断裂，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浙江温州，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上亿巨款潜逃。据受害人透露，郑珠菊以家电进货为名，大肆收进承兑汇票和现金，并通过家人拿着钱去炒房地产，设立担保公司放贷，最终因高利贷崩盘而不得不选择潜逃。温州公安初步定性该案件为非法经营，已展开网上通缉，并集中警力追捕郑珠菊。
在福建安溪，这个只有不到20万人口的小城的边上，有一个城厢镇公德村，该村有一个村委主任叫许从火，在县城经营着不少的产业，有家具城、娱乐城，还有担保公司，算得上是公德村的首富。可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名噪一时的公众人物，更成了村民眼中的杀千刀的贼人——原来他向当地乡里大肆借贷，欠下3亿多元的巨额本息，却已只身潜逃到国外。而许多村民如今倾家荡产，终日以泪洗面。
在福建厦门，早在今年1月，厦门一家担保公司负责人赖月香，因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已被立案侦查。到了6月，又传厦门融典担保公司出现巨额坏债危机，陷入数十亿元高利贷债务。随后传来消息，与融典有关系的厦门思明区某外资背景银行支行一名副行长已卷款逃跑，涉嫌骗取巨额民间高利贷资金。融资担保随即遭遇金主挤兑，造成流动性危机，进而引爆了厦门市整个担保行业的信任危机。目前至少有4家担保公司面临被客户挤兑，总债务额可能涉及超百亿元。
近来各地高利贷乱象丛生，已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日前要求密切关注民间借贷状况，严打非法金融活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特殊经济环境下的产物
眼下高利贷风行全国，其背后的根源还是在于我国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同时金融政策一刀切也使得许多企业，尤其是原本就存在融资难问题的中小企业，成为宏观调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些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民间借贷形式获取资金，以保证资金链的顺畅。同时，由于过往的暴利行业房地产正在遭遇严苛的限购，而且金融管制依旧，投融资体系改革止步不前。于是，在高通胀和行政打压之下，过剩的流动性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标的，而高利贷就成为各路资金自发推高的新一轮超高额利润行业。
高利贷风行的危害是双向的。一方面，它使得许多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不得不选择饮鸩止渴的危险赌博，结果极有可能反而加速企业的倒闭；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加上今年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实业家从事实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而当他们看到有人依靠高利贷不费吹灰之力获得超高收益时，又有多少实业家能耐得住寂寞，继续低头干吃力又不赚钱的苦生意呢？
数据显示，今年1~7月，在31万户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户数为4万户，亏损面为12.7%，各月亏损面总体变化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亏损程度却在逐月加重：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由1~2月的22.2%上升至1~6月的41.6%，1~7月又进一步升至46.9%。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如果拿现在中小企业面临的危机和2008年时期相比，说它更为严峻一点也不过分。目前，温州已经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现今的企业有订单却不敢接，只敢接一些小的短期的订单，因为担心资金断链而导致更大的亏损。
这边是企业亏损逐月加重，那边是民间借贷利率步步高升。以中小企业最集中的温州为例，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达到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之间。
结果我们看到，高利贷收益越是高，就会吸引越多的实业家放弃实业，转而投入借贷行业。而高利贷规模越是大，高利贷崩盘越是快，坚守实业经营的企业倒闭也就越快。两相叠加，必然导致中国产业的空心化和失业率的上升。
治理乱象刻不容缓
高利贷风行除了会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外，还会引发一连串的恶性连锁影响。由此，治理高利贷的乱象已刻不容缓。
比如对将钱借给中小企业尤其是房企的上市公司来说，即使房企将土地等资产抵押给上市公司，也极有可能是二次抵押，其首次抵押已抵押给了贷款银行。因此，一旦公司破产倒闭，银行才是破产公司的第一债权人，上市公司能否获得赔偿还是未知数。除了显性风险外，一旦上市公司的委托贷款收益超过了主业，很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主业的正常发展——既然放贷收益比做实业还高，我又为何辛辛苦苦干实业呢？然而与中小企业相比，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和主动脉，如果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尝到了高利贷的甜头，从而放弃主业的话，将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在我国许多城市，高利贷泛滥与当地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楼市调控政策下，民间借贷成了许多城市发展房地产的主要资金来源。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是一个只有160万人口的城市，依靠得天独厚的扬（羊）眉（煤）吐（稀土）气（天然气）四大资源，人均GDP超过了香港，进而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房地产开发，其资金80%依赖民间借贷市场。据当地有关人士估计，其民间借贷的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2011年，鄂尔多斯房地产计划销售商品住宅1200万平方米，意味着当地人至少拥有人均10套以上房子。以高息民间借贷支撑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风险的多米诺骨牌将砸到游戏的所有参与者，届时鄂尔多斯有可能出现遍地烂尾楼的悲惨景象！
高利贷泛滥不单是严重的经济问题，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近来温州等地不断出现老板出逃的传闻，每一个出逃老板的身后，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参与民间借贷的普通家庭在哭泣。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利贷链条的断裂，越来越多的高利贷受害者积压已久的怨气将会最终引发一场社会大地震。
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读史使人明智，回顾历史，可以让我们对高利贷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更清晰的认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以来，每当民间高利贷现象有所抬头泛滥，往往都处在银根紧缩的货币政策背景中。对比过去4次高利贷风波，我们不难发现，每次民间高利贷高发期都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伤害。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民间的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之间有着相互拆借融通资金的客观需求。当政府出于宏观调控考虑而紧缩银根，许多企业的融资主渠道受阻后，自然会转向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资金因僧多粥少，供求失衡，必然导致融资的“价格”不断上涨。一旦市场形成预期，就会引来大量的跟风炒作资金，从而一再重复着高利贷击鼓传花、最终崩盘的噩梦。
因此周德文强烈呼吁，要舒缓民间借贷市场的高风险，首先需要对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核准和规范性监管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借贷机构进入正规金融市场，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利率真正作为市场对风险的定价而存在，否则即便向私人部门开放正规金融市场，民间金融机构也不会有意愿变身为正规金融市场，因为管理下的利率等水平难以有效覆盖金融风险敞口，从而使风险更多地聚集于贷款人之上。
其次要打破金融垄断。中国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已逐步对国外开放，但金融对内开放却严重滞后。政府应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去筹建民间银行，像小商人银行、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从而让广大中小企业得到更多的间接融资；要制定法律，允许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让“地下钱庄”走出灰色地带。眼下正在制定中的《放贷人条例》便是从立法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最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应适度调整，应适当放松银根，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减低利息等。
民间融资路在何方
从最早“一刀切”、同松同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到而今多样化、稳健、又或是适度从紧、一松一紧的政策，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经济金融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和完善，然而对于在银根紧缩时相伴而来的高利贷乱象，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说法和解决途径。单纯的重刑、严打等等，只是带来了高利贷屡禁不止、一次次卷土重来的历史。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种乱象？民间融资的路又究竟在何方？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乱象正是缘于国家对资金的垄断。我们应该放开民间借贷，允许高利贷才能消灭高利贷。资深财经评论员李光一也认为，利率市场化正是解决民间借贷难题的一剂良方。虽然也有许多人反对开放民间融资，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不过越来越多的人还是开始觉得，高利贷被我们过度地妖魔化了。
实际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间金融机构是合法化的。在中国香港，任何人经过注册都可以从事放债业务；在美国，8000家银行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银行；而在孟加拉，甚至有与我们“地下钱庄”类似的穷人银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指出，破除民间借贷乱象的根本就在于金融体制的改革。不可否认的是，现今的体制对于不断爆发的高利贷乱象诚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继而听之任之。
法律上，我国不保护高利贷行为，同时对高利贷案件的审理判决上又往往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面临日益严重的高利贷乱象，无论是否将其民间融资行为合法化，首先都应该去处理和改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守钧强调说：“社会问题不能视而不见，如果再不切实地去做出一些改变，更大的社会问题就会产生。”
高利贷乱象的前世今生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时隐时现的高利贷乱象从未消失过。每当银根紧缩时，类似的乱象便显现出来，致使千百万的人群蒙受各种崩盘的损失，最后，往往以政府对大案、要案的主要人员进行重判和追讨部分钱款为结束，或者根本只是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而自然慢慢退回幕后，随着风波暂时平息而不了了之。对比历史，反观今日，我们不禁要担心，当前的乱象是否仅仅是新一轮高利贷热潮的一个开始呢？它又会在何时、会如何结束？
1984～1986：从通货膨胀到银根紧缩
1984年，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即“拨改贷”。然而，这客观上造成了1984年底的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从而产生了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针对这一情况，国家动用了一系列紧缩手段对经济降温。但“一刀切”的信贷规模管理模式使一些正常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信贷资金的大部分都用在固定资产投资上，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极其紧缺。
就在这段历史背景下，温州出现了“抬会”风潮。“抬会”是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发起人称会主，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会员可以发展新会员，进而变成“会主”，层层下去形成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链条。当时在乐清县，共有大大小小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这种疯狂的游戏在1986年春夏出现了资金链断裂，会主潜逃，影响巨大。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整顿活动，将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判处死刑，直到1992年才基本平息了这场风波。
1993～1996：紧缩政策与高利贷风潮
然而此后，虽然政府明令禁止，舆论谴责不绝于耳，但高利贷仍以不可阻挡之势，自经济富庶的长三角、珠三角向全国各地蔓延。有关方面的统计表明，1993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已高达300多亿元，1994年升至500亿元，1995年更猛蹿至700亿～1000亿元。1993年温州一度冒出100多家地下钱庄，1995年上半年被关闭的温州市内18家地下钱庄总资产超过10亿元，经这些地下钱庄贷出的资金，高出银行利率最低也在3倍以上。同时，各地的高利贷行为也趋向于团体化，广东揭阳、浙江温州、江苏宿迁等地的标会、月零会、搭会等等相继酿成会案风波，仅广东汕尾市就卷入会款高达20.06亿元，致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严厉打击。
那么在宏观调控方面呢？1986年之后，央行几次紧缩银根又几次迫于各方面压力放弃紧缩政策，然而到了1992年，新一轮经济过热再次出现。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1.7%，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1993年下半年，政府果断采取了以整顿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央行首先以带有行政色彩的严厉信贷计划来控制信贷规模。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又一次与高利贷风潮相呼应。
2003～2004：从“钱荒”到新的“标会”
1998年经济危机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6%。然而，2003年开始出现“局部过热”的经济态势。于是，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出现“过热”态势，出台了多种抑制经济过快的政策。央行更是采取一系列紧缩手段，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高至7%，这一自1988年以来第一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行为，引发了较为强烈的市场震动。
很快，银根紧缩造成的民营企业“钱荒”，又一次刺激了民间高利贷的繁荣。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至2003年底，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14000亿元，仅浙江省东南部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同年10月，浙江苍南更是爆出著名的“矾山连环会”案，会案涉案总金额超4亿元，会员人数在2000人以上，使得苍南镇90%以上居民都遭受了经济损失。
2006～2008：“适度从紧”与“吴英”案
从2003年起，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最终确定“稳中适度从紧”的政策思路。5年来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通过紧缩银根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到了2007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压力更是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在当时，民间高利贷也同样非常猖狂。以温州地区为例，最高年息是150%。而在2007年的浙江东阳，还出了一位“亿万富姐”吴英。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做庄头搞民间借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中国一个年轻的女富豪。结果最终借贷崩盘，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高利贷乱象愈演愈烈
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泗洪的高利贷风波尚未平息，各地的高利贷现象却愈演愈烈，且乱象频生，让人看了大跌眼镜。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利贷已经代替了炒股、买房，成为许多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理财手段。内蒙古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都参与到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活动中。鄂尔多斯更是流传着“只放贷不炒股”的说法。正是由于民间高利贷异常繁荣，利率持续居高不下，以至于让月入8000元的80后白领甘愿放弃北京的工作，毅然回到老家投入“放贷事业”。白领辞职专放贷，怎一个“乱”字了得！
同样，上市公司也没有闲着。在浙江一省，就有9家上市公司展开委托贷款业务，包括宁波的香溢融通、维科精华、ST波导；杭州的杭氧股份、东方通信、杭州解百、莱茵置业，以及海宁的钱江生化和德清县的升华拜克。这些公司往往前脚从公众投资者那里融到资金，后脚就马不停蹄地将资金借贷出去。例如今年8月，香溢融通子公司通过宁波银行贷给浙江长兴众望物贸公司和长兴县振宇物贸公司的贷款利率均为18%，而今年上半年，其给杭州地产公司东方巨龙和南通麦之香的委托贷款年利率更是高达21.6%，为当时银行贷款利率6.31%的3.42倍。反观两年前，香溢融通委托贷款给杭州现代联合投资公司时，年利率还仅仅为12%。
最吊诡的是，居然连ST公司也来做高利贷生意。2010年5月5日，ST波导向青海中金创投公司委托贷款9000万元；今年6月下旬，在半年报披露前，波导收回了中金创投的9000万元本金，外加1404万元的利息。而公司半年报显示，其上半年净利仅为3515元，借贷收益居然占公司上半年净利的40%左右！
上市公司靠放贷撑起利润半边天，怎一个“乱”字了得！
资金链断裂后果严重
高利贷的资金链一旦发生断裂，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浙江温州，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上亿巨款潜逃。据受害人透露，郑珠菊以家电进货为名，大肆收进承兑汇票和现金，并通过家人拿着钱去炒房地产，设立担保公司放贷，最终因高利贷崩盘而不得不选择潜逃。温州公安初步定性该案件为非法经营，已展开网上通缉，并集中警力追捕郑珠菊。
在福建安溪，这个只有不到20万人口的小城的边上，有一个城厢镇公德村，该村有一个村委主任叫许从火，在县城经营着不少的产业，有家具城、娱乐城，还有担保公司，算得上是公德村的首富。可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名噪一时的公众人物，更成了村民眼中的杀千刀的贼人——原来他向当地乡里大肆借贷，欠下3亿多元的巨额本息，却已只身潜逃到国外。而许多村民如今倾家荡产，终日以泪洗面。
在福建厦门，早在今年1月，厦门一家担保公司负责人赖月香，因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已被立案侦查。到了6月，又传厦门融典担保公司出现巨额坏债危机，陷入数十亿元高利贷债务。随后传来消息，与融典有关系的厦门思明区某外资背景银行支行一名副行长已卷款逃跑，涉嫌骗取巨额民间高利贷资金。融资担保随即遭遇金主挤兑，造成流动性危机，进而引爆了厦门市整个担保行业的信任危机。目前至少有4家担保公司面临被客户挤兑，总债务额可能涉及超百亿元。
近来各地高利贷乱象丛生，已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日前要求密切关注民间借贷状况，严打非法金融活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特殊经济环境下的产物
眼下高利贷风行全国，其背后的根源还是在于我国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同时金融政策一刀切也使得许多企业，尤其是原本就存在融资难问题的中小企业，成为宏观调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些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民间借贷形式获取资金，以保证资金链的顺畅。同时，由于过往的暴利行业房地产正在遭遇严苛的限购，而且金融管制依旧，投融资体系改革止步不前。于是，在高通胀和行政打压之下，过剩的流动性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标的，而高利贷就成为各路资金自发推高的新一轮超高额利润行业。
高利贷风行的危害是双向的。一方面，它使得许多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不得不选择饮鸩止渴的危险赌博，结果极有可能反而加速企业的倒闭；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加上今年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实业家从事实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而当他们看到有人依靠高利贷不费吹灰之力获得超高收益时，又有多少实业家能耐得住寂寞，继续低头干吃力又不赚钱的苦生意呢？
数据显示，今年1~7月，在31万户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户数为4万户，亏损面为12.7%，各月亏损面总体变化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亏损程度却在逐月加重：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由1~2月的22.2%上升至1~6月的41.6%，1~7月又进一步升至46.9%。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如果拿现在中小企业面临的危机和2008年时期相比，说它更为严峻一点也不过分。目前，温州已经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现今的企业有订单却不敢接，只敢接一些小的短期的订单，因为担心资金断链而导致更大的亏损。
这边是企业亏损逐月加重，那边是民间借贷利率步步高升。以中小企业最集中的温州为例，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达到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之间。
结果我们看到，高利贷收益越是高，就会吸引越多的实业家放弃实业，转而投入借贷行业。而高利贷规模越是大，高利贷崩盘越是快，坚守实业经营的企业倒闭也就越快。两相叠加，必然导致中国产业的空心化和失业率的上升。
治理乱象刻不容缓
高利贷风行除了会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外，还会引发一连串的恶性连锁影响。由此，治理高利贷的乱象已刻不容缓。
比如对将钱借给中小企业尤其是房企的上市公司来说，即使房企将土地等资产抵押给上市公司，也极有可能是二次抵押，其首次抵押已抵押给了贷款银行。因此，一旦公司破产倒闭，银行才是破产公司的第一债权人，上市公司能否获得赔偿还是未知数。除了显性风险外，一旦上市公司的委托贷款收益超过了主业，很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主业的正常发展——既然放贷收益比做实业还高，我又为何辛辛苦苦干实业呢？然而与中小企业相比，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和主动脉，如果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尝到了高利贷的甜头，从而放弃主业的话，将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在我国许多城市，高利贷泛滥与当地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楼市调控政策下，民间借贷成了许多城市发展房地产的主要资金来源。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是一个只有160万人口的城市，依靠得天独厚的扬（羊）眉（煤）吐（稀土）气（天然气）四大资源，人均GDP超过了香港，进而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房地产开发，其资金80%依赖民间借贷市场。据当地有关人士估计，其民间借贷的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2011年，鄂尔多斯房地产计划销售商品住宅1200万平方米，意味着当地人至少拥有人均10套以上房子。以高息民间借贷支撑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风险的多米诺骨牌将砸到游戏的所有参与者，届时鄂尔多斯有可能出现遍地烂尾楼的悲惨景象！
高利贷泛滥不单是严重的经济问题，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近来温州等地不断出现老板出逃的传闻，每一个出逃老板的身后，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参与民间借贷的普通家庭在哭泣。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利贷链条的断裂，越来越多的高利贷受害者积压已久的怨气将会最终引发一场社会大地震。
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读史使人明智，回顾历史，可以让我们对高利贷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更清晰的认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以来，每当民间高利贷现象有所抬头泛滥，往往都处在银根紧缩的货币政策背景中。对比过去4次高利贷风波，我们不难发现，每次民间高利贷高发期都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伤害。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民间的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之间有着相互拆借融通资金的客观需求。当政府出于宏观调控考虑而紧缩银根，许多企业的融资主渠道受阻后，自然会转向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资金因僧多粥少，供求失衡，必然导致融资的“价格”不断上涨。一旦市场形成预期，就会引来大量的跟风炒作资金，从而一再重复着高利贷击鼓传花、最终崩盘的噩梦。
因此周德文强烈呼吁，要舒缓民间借贷市场的高风险，首先需要对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核准和规范性监管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借贷机构进入正规金融市场，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利率真正作为市场对风险的定价而存在，否则即便向私人部门开放正规金融市场，民间金融机构也不会有意愿变身为正规金融市场，因为管理下的利率等水平难以有效覆盖金融风险敞口，从而使风险更多地聚集于贷款人之上。
其次要打破金融垄断。中国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已逐步对国外开放，但金融对内开放却严重滞后。政府应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去筹建民间银行，像小商人银行、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从而让广大中小企业得到更多的间接融资；要制定法律，允许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让“地下钱庄”走出灰色地带。眼下正在制定中的《放贷人条例》便是从立法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最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应适度调整，应适当放松银根，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减低利息等。
民间融资路在何方
从最早“一刀切”、同松同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到而今多样化、稳健、又或是适度从紧、一松一紧的政策，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经济金融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和完善，然而对于在银根紧缩时相伴而来的高利贷乱象，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说法和解决途径。单纯的重刑、严打等等，只是带来了高利贷屡禁不止、一次次卷土重来的历史。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种乱象？民间融资的路又究竟在何方？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乱象正是缘于国家对资金的垄断。我们应该放开民间借贷，允许高利贷才能消灭高利贷。资深财经评论员李光一也认为，利率市场化正是解决民间借贷难题的一剂良方。虽然也有许多人反对开放民间融资，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不过越来越多的人还是开始觉得，高利贷被我们过度地妖魔化了。
实际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间金融机构是合法化的。在中国香港，任何人经过注册都可以从事放债业务；在美国，8000家银行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银行；而在孟加拉，甚至有与我们“地下钱庄”类似的穷人银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指出，破除民间借贷乱象的根本就在于金融体制的改革。不可否认的是，现今的体制对于不断爆发的高利贷乱象诚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继而听之任之。
法律上，我国不保护高利贷行为，同时对高利贷案件的审理判决上又往往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面临日益严重的高利贷乱象，无论是否将其民间融资行为合法化，首先都应该去处理和改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守钧强调说：“社会问题不能视而不见，如果再不切实地去做出一些改变，更大的社会问题就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