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持续滑坡，研究者提出了各种解释，其中最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聚焦于两国之间的权力竞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等著述里，反复强调中美竞争从根本上讲是零和博弈。中国研究者关于中美关系的著述，同样十分重视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将中美关系比喻为“老大与老二之争”，或者“一山不容二虎”，是相当普遍的看法。
　　第二种聚焦于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越来越严重的分歧。特朗普政府与美方观察者对近年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极为不满，以至于有人幻想将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中方则强调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加强对美国的斗争性和意识形态工作，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的领导。
　　两种解释都十分简明，且可以相互补充。但我发现，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美矛盾的上升，很难完全用实力竞争和意识形态冲突来解释。面对病毒的严峻挑战，中美非但没有加强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反而围绕病毒的起源和两国的不同处理方式，展开“叙事之战”。中国人普遍认为，集体安全高于个人权利。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危机暴发时，人们愿意接受政府实施的旅行禁令和公共监控。中国媒体谴责美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罔顾人民的生命安全。很多美国人则质疑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的必要性，认为这会侵犯个人自由。在是否应该为了控制疫情而牺牲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问题上，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态度差别也很大。这些社会传统和文化上的差异，很快上升为政治分歧。
　　于是，我从文化差异想到了观察中美关系的另一个视角——“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身份政治是指人们结成某种排他性的社会政治阵线，以推动某个特定群体的关切、诉求和权益，而这些特定群体通常是以“身份”或“认同”来划分的，如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年龄、阶级、宗教、语言、文化等等。身份政治一般旨在为边缘群体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
　　身份政治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之后，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沿着族群和新老移民的界限而深化，诿过于外的民粹民族主义情绪愈发激烈。一些政治势力企图通过抹黑中国获得国内政治支持。中美关系遭到破坏，同美国国内身份政治的风起云涌不无关系。身份政治作用于中国国内，则表现为台湾、香港部分居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淡漠，以及一些民族分裂势力破坏国家统一的图谋。

　　身份政治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美国有550万的华裔人口，其中200万左右出生在中国。此外，现在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留学生接近40万人。他们的文化归属、政治忠诚，将成为中美关系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已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说过，“人们不仅通过政治来增进自身的利益，也通过政治来确认自己的身份。我们只有在知道自己不是谁、反对谁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是谁。”在中美两大社会走向分裂的时期，在美国的华裔和中国公民，可能都不得不思考他们是谁、不是谁，以及反对谁。
　　身份政治对中美关系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两国都将延续与对方迥乎不同的文明。中美两国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都持有比国家更大的身份认同。美国精英认为美国代表了整个西方的价值观、基督教文明、民主制度，引领着世界发展方向。中国日益强大后，更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东方文明的表率、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国际社会的代言人;中国的发展道路，才在引领世界的未来。就此而言，中美之间的斗争，已经远远超越實力对比变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必将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永久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