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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之滨1125平方公里的上海浦东新区，犹如一个面向世界的坚实支点，在当前愈加激烈的国际科技竞合形势下，再次承担起中国科技“创新策源地”重任，撬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奇迹。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置于对浦东未来发展提出的“五个期望”之首，重申了浦东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发展目标和重要功能，也为上海在中国科技创新链中将要承担的重要角色和新使命进行了清晰定位。
上海“要有‘闯’的勇气、‘创’的智慧，坚定走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道路，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今年8月，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在谈到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时曾表示，上海正是要用创新的办法，全方位发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势下，对标“强化创新策源功能”的更高要求，做有效支撑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从浦东开发之初“聚焦张江”，以高新技术为导向引入跨国企业、汇聚科研机构、孵化创新“幼苗”，到今日以张江科学城为科创核心，上海市各区联动的“大张江”科创生态布局逐渐成形;从最初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市场换技术培植产业链，到30年来在农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产业端不断爆发的自主创新。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说，事实上，科技创新早已“溢出”张江与浦东，渗入上海发展的方方面面。
“中国的应用型研究和应用型产业比较发达，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力量，这是应有的、必然的过程。”谈及上海发展面向“科创策源地”的新使命，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宁光指出，在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中国需要有更大的魄力去发展原始创新，夯实产业创新之前的基础，“因为这是创新链条不可缺少的一环”。
近年来，随着中国连年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中国的基础科研能力和成果已在不断攀升。一个有力的数据是，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已于2019年达到140萬件，同样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而更多的科学平台促进了基础研究创新的进展。例如上海光源10年来已服务了超过3000个研究组的三万多名科研用户，2015年以来，我国科学家利用上海光源，在固体材料实验中先后发现3种重要的新费米子态;2017年，超强超短激光装置实现10拍瓦激光放大输出，脉冲峰值功率创世界纪录;2019年，上海科学家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自然》《科学》发表高质量论文87篇，占全国总量的28.4%。
但高企的论文数量并不意味着原始创新研究的旺盛，而后者通常是创新链上最为重要的基础。
亚马逊云服务（AWS）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首任院长、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教授张峥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短板在于原创“乏力”，“若单把人工智能作为服务落地，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但若论人工智能的研究，恐怕并不乐观”。
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总量比例仅在5%左右，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 企业”双轮驱动下，占比15%～20%的经费投入相比仍差距悬殊。而在基础科研创新上，企业缺席所产生的后果并不仅如此。
一名青年创客在上海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内拍摄自己的产品。图/新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全球在创新药研发中所涉及的1000余种技术和30多种理论，没有一个源自中国。“一是源于中国创新药研发起步晚，积累不够;二是长期以来很多基础研究都是以发表论文为目标，没有继续深入下去。”
如何深入？蒋华良指出，一个地区应实现科研与产业并进和紧密结合。“一个有创新意识的大型企业，不仅可在需求上倒逼科研进步，资金上反哺基础科研，同时有实力聚集人才，也可有目标地培养科研人才，如为高校学生提供新型治疗方式的研发实验机会等，因为有些实验十分昂贵，仅凭科研院所力量是难以普及的。”
蒋华良说，近十年来，上海发展起了最先进、种类最全的大科学设施集群和新药研发平台，基础研究力量强，科创成果多。但作为创新策源地，如何进一步做好科创空间布局，在寸土寸金之地给予创新药更多的产业化机会，培育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医药企业，也是发展原始创新的题中之义。
张江科学城的大装置集群正在建设之中，如何使其在吸引和聚集人才上具有竞争力，仍是需要破解的难题。这既涉及人才评价机制的改革，也涉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机制革新。
“现在很多高校仍然非常关注论文数量、专利数量、博士后经历等‘硬指标’考核评价条件，只有通过考核，才能得到经费支持。这是我们需要着力改善的。” 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说，“我们要放眼未来，把目光瞄向人才的创新思想、发展潜力，而不是仅看过去的成绩。”
丁奎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中国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能否培养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新一代青年，能否培养出为某一科学领域发展，甚至为人们认知世界、改造世界“扣动扳机”的人，格外重要。
丁奎岭说，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创新的重要主体之一，培养创新人才首先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探索面向原始创新的教育教学改革;同时还应打造宽容失败的环境，“要改变凡事追求成功率的思路，允许创新失败，否则各类人才就很难大胆地去进行尝试。”
所幸，近年来在科创制度改革上，浦东这块“试验田”已经做出了诸多尝试。例如出台了“人才35条”等一系列具有首创性突破性的人才政策创新，包括率先设立全国首个海外人才局、率先试点自贸区永久居留推荐直通车制度、率先承接国内人才引进直接落户和留学回国人员落户审批权、率先放宽外国毕业生直接就业限制、率先探索建设自贸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等创新举措，着力打造人才“蓄水池”。 此外，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杭迎伟介绍，在吸引和留住海内外科创人才上，浦东一是高标准打造“国际人才港”，通过审批流程革命性再造，打造人才审批服务的“高速公路”，通过全链条引进人力资源专业服务机构，为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通过加快租赁式住宅建设、修建人才公寓、鼓励各类机构代理经租社会闲置住房、为人才提供住房补贴等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多渠道的人才住房供给体系，解决人才安居问题。
而另一组数据则凸显出创新链“产学研”转化中存在问题。与突出的研究论文数量和蓬勃的产业应用“两端繁荣”不相符的是，中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仍旧不足10%，与欧美国家平均愈40%的转化率相差甚远，而美国的数字是近80%。
“这意味着产业端的创新与科研端的創新是割裂的，科研创新尚没有真正实现‘策源’的价值。”在上海张江（集团）董事长袁涛看来，打造“创新策源地”有两层含义，一是发展从零开始的突破性创新;二是基础科研创新真正能够起到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袁涛说，在当前的创新链上，基础科研与应用科研、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仍旧存在着断层，“大量中间型平台、机构、组织等的缺失或专业化程度不够，以及相关机制体制的不完善不成熟，是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光源科学中心主任赵振堂以上海光源为例同样指出，大科学装置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打造优势特点、不断保持综合性能处于前列水平，始终面临着极大的创新挑战，此时创新生态的“反哺”就显得尤为重要。“希望通过建立成果导向的开放运行机制，与更多的科创企业对接，以来自科研与产业前沿的创新需求驱动上海光源在技术、能力和方向上的持续更新升级，使其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赵振堂说，但当前，能够为科研机构、科创企业与上海光源进行对接的专业技术中介机构极少。
作为创新药研发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具有研究意识和知识的临床医生引领下的科学家团队组成的研究型医院是解决产学研脱钩问题的重要平台。但事实上，当前中国尚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成熟的研究型医院，这也使得创新药的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存在短板。
对此，宁光指出，上海医疗实力雄厚，拥有丰富的病患群体，因此研究型医院完全可以脱胎于现有的大医院，走与欧美设立专门研究型医院不同的路径。2016年上海瑞金医院在院内启动建设的国家首个转化医学中心，作为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即是在此方向上进行的探索。
在业内人士看来，弥补产学研转化的关键一环，一是政府和企业应共同配合，投资建立更多的转化平台;二是需要更多专业的公共和企业中介机构、孵化机构和投融资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寻找、认识和对接科研成果的转化;三是科学成果转化机制的创新，投融资、商业保险等金融环境的完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法治环境的建设应尽快跟上。
意识到这一问题，近年来，张江科学城已开始在此间发力。涵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三大产业的近百家国际化孵化载体，以及以诸多高校转化中心为主体新型研发机构、由大型医院设立的临床赋能中心等正在承担起创新转化的部分功能。而以生物医药研发为例，张江正在通过重点打造一批CDMO/CRO平台公司，解决科创企业原研创新的产业化问题。同时切中创新链薄弱环节进行政策与资金的精准投入，是张江不断完善“创新策源地”生态，补足短板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面向张江科学城能级不断提升的发展需求，张江集团也在进行其以精准管理服务打造创新生态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利用科学城以‘创新’为核心的大数据，更好地在产学研对接转化、空间布局与使用，产业扶持与发展、政策与资金的精准供给等方面补足‘创新链’短板。”袁涛说，“这将有助于张江科学城形成独有的‘创新策源’生态优势。”
在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看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化机制结合最紧密的地方，上海打造“创新策源地”应当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而政府则应在如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体系等环境建设上予以支持。
“例如在科创人才方面，应鼓励企业充分发挥市场化行为的作用，以提高研发效率、使用股权激励等措施吸引和留住人才。”彭崧说，在提高科研转化效率和生产效率，以及区域产业竞争方面，都应充分依靠市场的力量。
上海浦东新区政协副主席、科经委主任唐石青同样认为，中国发展科创的优势之一即是拥有庞大的应用市场，与此相匹配，市场应在创新资源流动配给、应用场景挖掘、科学化管理等方面充分体现其价值，“政府政策供给要量入为出，为科技创新打造好的前期生态、提供宽容的保护环境和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是政府应努力的方向，因为高速发展的科创企业更需要环境的确定性”。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置于对浦东未来发展提出的“五个期望”之首，重申了浦东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发展目标和重要功能，也为上海在中国科技创新链中将要承担的重要角色和新使命进行了清晰定位。
上海“要有‘闯’的勇气、‘创’的智慧，坚定走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道路，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今年8月，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在谈到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时曾表示，上海正是要用创新的办法，全方位发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势下，对标“强化创新策源功能”的更高要求，做有效支撑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从浦东开发之初“聚焦张江”，以高新技术为导向引入跨国企业、汇聚科研机构、孵化创新“幼苗”，到今日以张江科学城为科创核心，上海市各区联动的“大张江”科创生态布局逐渐成形;从最初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市场换技术培植产业链，到30年来在农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产业端不断爆发的自主创新。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说，事实上，科技创新早已“溢出”张江与浦东，渗入上海发展的方方面面。
高企的论文数与原始创新的乏力
“中国的应用型研究和应用型产业比较发达，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力量，这是应有的、必然的过程。”谈及上海发展面向“科创策源地”的新使命，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宁光指出，在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中国需要有更大的魄力去发展原始创新，夯实产业创新之前的基础，“因为这是创新链条不可缺少的一环”。
近年来，随着中国连年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中国的基础科研能力和成果已在不断攀升。一个有力的数据是，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已于2019年达到140萬件，同样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而更多的科学平台促进了基础研究创新的进展。例如上海光源10年来已服务了超过3000个研究组的三万多名科研用户，2015年以来，我国科学家利用上海光源，在固体材料实验中先后发现3种重要的新费米子态;2017年，超强超短激光装置实现10拍瓦激光放大输出，脉冲峰值功率创世界纪录;2019年，上海科学家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自然》《科学》发表高质量论文87篇，占全国总量的28.4%。
但高企的论文数量并不意味着原始创新研究的旺盛，而后者通常是创新链上最为重要的基础。
亚马逊云服务（AWS）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首任院长、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教授张峥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短板在于原创“乏力”，“若单把人工智能作为服务落地，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但若论人工智能的研究，恐怕并不乐观”。
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总量比例仅在5%左右，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 企业”双轮驱动下，占比15%～20%的经费投入相比仍差距悬殊。而在基础科研创新上，企业缺席所产生的后果并不仅如此。
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全球在创新药研发中所涉及的1000余种技术和30多种理论，没有一个源自中国。“一是源于中国创新药研发起步晚，积累不够;二是长期以来很多基础研究都是以发表论文为目标，没有继续深入下去。”
如何深入？蒋华良指出，一个地区应实现科研与产业并进和紧密结合。“一个有创新意识的大型企业，不仅可在需求上倒逼科研进步，资金上反哺基础科研，同时有实力聚集人才，也可有目标地培养科研人才，如为高校学生提供新型治疗方式的研发实验机会等，因为有些实验十分昂贵，仅凭科研院所力量是难以普及的。”
蒋华良说，近十年来，上海发展起了最先进、种类最全的大科学设施集群和新药研发平台，基础研究力量强，科创成果多。但作为创新策源地，如何进一步做好科创空间布局，在寸土寸金之地给予创新药更多的产业化机会，培育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医药企业，也是发展原始创新的题中之义。
培养“扣动扳机”的人
张江科学城的大装置集群正在建设之中，如何使其在吸引和聚集人才上具有竞争力，仍是需要破解的难题。这既涉及人才评价机制的改革，也涉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机制革新。
“现在很多高校仍然非常关注论文数量、专利数量、博士后经历等‘硬指标’考核评价条件，只有通过考核，才能得到经费支持。这是我们需要着力改善的。” 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说，“我们要放眼未来，把目光瞄向人才的创新思想、发展潜力，而不是仅看过去的成绩。”
丁奎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中国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能否培养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新一代青年，能否培养出为某一科学领域发展，甚至为人们认知世界、改造世界“扣动扳机”的人，格外重要。
丁奎岭说，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创新的重要主体之一，培养创新人才首先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探索面向原始创新的教育教学改革;同时还应打造宽容失败的环境，“要改变凡事追求成功率的思路，允许创新失败，否则各类人才就很难大胆地去进行尝试。”
所幸，近年来在科创制度改革上，浦东这块“试验田”已经做出了诸多尝试。例如出台了“人才35条”等一系列具有首创性突破性的人才政策创新，包括率先设立全国首个海外人才局、率先试点自贸区永久居留推荐直通车制度、率先承接国内人才引进直接落户和留学回国人员落户审批权、率先放宽外国毕业生直接就业限制、率先探索建设自贸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等创新举措，着力打造人才“蓄水池”。 此外，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杭迎伟介绍，在吸引和留住海内外科创人才上，浦东一是高标准打造“国际人才港”，通过审批流程革命性再造，打造人才审批服务的“高速公路”，通过全链条引进人力资源专业服务机构，为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通过加快租赁式住宅建设、修建人才公寓、鼓励各类机构代理经租社会闲置住房、为人才提供住房补贴等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多渠道的人才住房供给体系，解决人才安居问题。
弥补创新链上的“断层”
而另一组数据则凸显出创新链“产学研”转化中存在问题。与突出的研究论文数量和蓬勃的产业应用“两端繁荣”不相符的是，中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仍旧不足10%，与欧美国家平均愈40%的转化率相差甚远，而美国的数字是近80%。
“这意味着产业端的创新与科研端的創新是割裂的，科研创新尚没有真正实现‘策源’的价值。”在上海张江（集团）董事长袁涛看来，打造“创新策源地”有两层含义，一是发展从零开始的突破性创新;二是基础科研创新真正能够起到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袁涛说，在当前的创新链上，基础科研与应用科研、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仍旧存在着断层，“大量中间型平台、机构、组织等的缺失或专业化程度不够，以及相关机制体制的不完善不成熟，是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光源科学中心主任赵振堂以上海光源为例同样指出，大科学装置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打造优势特点、不断保持综合性能处于前列水平，始终面临着极大的创新挑战，此时创新生态的“反哺”就显得尤为重要。“希望通过建立成果导向的开放运行机制，与更多的科创企业对接，以来自科研与产业前沿的创新需求驱动上海光源在技术、能力和方向上的持续更新升级，使其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赵振堂说，但当前，能够为科研机构、科创企业与上海光源进行对接的专业技术中介机构极少。
作为创新药研发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具有研究意识和知识的临床医生引领下的科学家团队组成的研究型医院是解决产学研脱钩问题的重要平台。但事实上，当前中国尚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成熟的研究型医院，这也使得创新药的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存在短板。
对此，宁光指出，上海医疗实力雄厚，拥有丰富的病患群体，因此研究型医院完全可以脱胎于现有的大医院，走与欧美设立专门研究型医院不同的路径。2016年上海瑞金医院在院内启动建设的国家首个转化医学中心，作为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即是在此方向上进行的探索。
在业内人士看来，弥补产学研转化的关键一环，一是政府和企业应共同配合，投资建立更多的转化平台;二是需要更多专业的公共和企业中介机构、孵化机构和投融资机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寻找、认识和对接科研成果的转化;三是科学成果转化机制的创新，投融资、商业保险等金融环境的完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法治环境的建设应尽快跟上。
意识到这一问题，近年来，张江科学城已开始在此间发力。涵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三大产业的近百家国际化孵化载体，以及以诸多高校转化中心为主体新型研发机构、由大型医院设立的临床赋能中心等正在承担起创新转化的部分功能。而以生物医药研发为例，张江正在通过重点打造一批CDMO/CRO平台公司，解决科创企业原研创新的产业化问题。同时切中创新链薄弱环节进行政策与资金的精准投入，是张江不断完善“创新策源地”生态，补足短板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面向张江科学城能级不断提升的发展需求，张江集团也在进行其以精准管理服务打造创新生态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利用科学城以‘创新’为核心的大数据，更好地在产学研对接转化、空间布局与使用，产业扶持与发展、政策与资金的精准供给等方面补足‘创新链’短板。”袁涛说，“这将有助于张江科学城形成独有的‘创新策源’生态优势。”
在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看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化机制结合最紧密的地方，上海打造“创新策源地”应当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而政府则应在如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体系等环境建设上予以支持。
“例如在科创人才方面，应鼓励企业充分发挥市场化行为的作用，以提高研发效率、使用股权激励等措施吸引和留住人才。”彭崧说，在提高科研转化效率和生产效率，以及区域产业竞争方面，都应充分依靠市场的力量。
上海浦东新区政协副主席、科经委主任唐石青同样认为，中国发展科创的优势之一即是拥有庞大的应用市场，与此相匹配，市场应在创新资源流动配给、应用场景挖掘、科学化管理等方面充分体现其价值，“政府政策供给要量入为出，为科技创新打造好的前期生态、提供宽容的保护环境和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是政府应努力的方向，因为高速发展的科创企业更需要环境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