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的文化瑰宝传承有序、发扬光大，袁锦康深切地感到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他将自己的收藏编撰了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古玉鉴赏大典》，几十万字洋洋大观，让人叹为观止。他更敬仰共和国的将军，为300多位老将军出版了装帧精美的《将军墨宝》《中国老将军书画珍藏集》画册。收藏需要钟情、挚爱、勤奋、坚韧、虚心，袁锦康希望将来能在浙江建座博物馆，把他收藏的这些文物遗产保留下去，让后人永远能观赏。
　　主持人：袁老师，您好！您既是企业家，又是中国古玩的大收藏家，私人藏品达到了十几万件之多，您把您的“藏宝阁”叫作“观聚堂”，这里面有什么故事？
　　袁锦康：我的家乡在绍兴马山镇，“观聚堂”其实是我绍兴祖宅的堂号。我的先祖曾在清朝乾隆年间为官，祖宅堂上曾有过乾隆皇帝御笔亲题赐给进士的匾额，还有一幅楹联“承祖父训克勤克俭，教子孙贤唯读唯耕”。从小，我就对家里许多祖上传下来的珍奇古董耳濡目染，有金石、陶瓷、玉石、铜钱、书画，还有古家具等等，可惜这些历史遗迹和遗存都毁于文革时期。但是家族勤劳俭朴、知书达理、精明能干的祖训一直被子孙代代相传。所以，我也希望能重振“观聚堂”，让后代不忘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主持人：许多收藏家会专注于收藏某一类的藏品，但看到您这里的藏品门类众多，除了古家具、字画、玉石、瓷器，还有紫砂壶、印章、琉璃器、青铜器、石雕等，您的收藏是怎样起步的？
　　袁锦康：收藏了这么多，最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喜欢，不论是金石、陶瓷、玉器，我都非常喜欢。刚参加工作时，我在浙江省机电公司上班，单位附近就是岳王路花鸟市场，也是杭州最早的古玩市场。一有空，我就泡在这个市场里，看到喜欢的就买下来。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在经过文革浩劫后，许多人开始把家里遗留下来的古玩拿出来卖，市场上并不像现在假货泛滥，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当时每月工资40多元，一颗鸡血石印章是5元，除了必需的支出，我把所有收入几乎都投入到了收藏中，就这样越买越多。
　　主持人：越收越多后，您在本地收藏界已经颇有名气，也结交了很多学养深厚、品德高尚的朋友。
　　袁锦康：通过收藏，让我结识了不少德高望重的业界前辈。他们有的年事渐高、行动不便，有的疾病缠身，我就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有位80多岁的收藏家患了肺癌，急需钱医治，他爱宝如命，舍不得卖自己的藏品。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后，就帮忙筹措了治疗费送他去医院治疗。没想到，5年后这位前辈临终前，把毕生收藏的宝贝全部交给了我，并说：“我的子孙不爱收藏，不懂这些宝贝的价值，把这些东西交给你，我就安心了！”我非常感动，按市场价付给了他的后代，并将这些藏品认真地归纳整理，保存下来。
　　主持人：中国古代数千年文明所遗留的文化和艺术能够保存至今，历代公私收藏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民间收藏家功不可没。
　　袁锦康：中国人自古就喜爱收藏。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证，中国数千年的收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全国性的“收藏热”：北宋末年、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清末民初。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在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得到满足之后，开始产生怀旧精神和文化追求。在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品收藏是继房地产、股市之后的第三大投资产业，已经形成世界性的共识。而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全国性的收藏兴盛时期。
　　主持人：除了身为一名收藏家，您的另一个身份是杭州汇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还是杭州市人大代表，跨政治、商业、文化三个领域。
　　袁锦康：如果没有收藏，就不会有我的实业，实业的发展，是我承担使命切实的基础和保证。1996年下海经商后，我成立了最早的汇同有限公司，是事业的真正开始。后来，我收购了绍兴县蓄电池厂，在绍兴和杭州成立了多家子公司，生产蓄电池、轿车壳、传动链等汽车配件，其中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次性成形的链条在美国成功注册发明专利，这在国内非常少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多年来，不论是经营管理企业，还是收藏，我一直秉持这样的信条，为人真，为富仁，为物纯。
　　主持人：工作之余，您爱看各种关于收藏的书籍，虽然您阅古无数，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依然孜孜以求。
　　袁锦康：收藏必须懂得鉴定学和鉴赏学，做学问永无止境。我本来就是学中文的，空闲下来就看各种书，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收藏方面，我最早看的是清末古玩大收藏家赵汝珍写的《古玩指南》，是一本从鉴赏角度介绍古代器玩的书，当时看的还是铅印本繁体字。其中有一段话：“清之前，‘古玩’称‘骨董’，骨者精华，董者知晓，‘骨董’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古玩’实代表一民族智慧之高低。洋人尚力，近代以来直觉百事‘中不如西’，惟古玩一项，颇感‘西不如中’。中华古物之精美，使洋人竞相折腰，叹曰：一民族智慧如此之高，焉能永远落后！”所以，古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是古老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见证，需要全人类共同珍爱、收藏和继承。
　　主持人：您不仅自己“独乐乐”，还与“众乐乐”，听说您在收藏圈子里经常组织一些分享鉴宝经验的沙龙。
　　袁锦康：大约是从2010年开始，每逢周末，我就和杭州收藏圈里的一些朋友组织一些鉴宝的聚会、沙龙，大家把各自收藏的藏品拿出来交流、探讨，在鉴赏评定藏品的同时，探讨收藏知识，提高每个人的鉴赏能力。
　　主持人：在国外，您看了很多博物馆，觉得国外的文物和国内的相比如何？
　　袁锦康：国外的博物馆也有收藏中国的物品，比如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有专门的中国馆。那次去，我们看到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韩国馆，所有的建设都是由韩国人自己完成的，而中国馆只是展出了美国人收藏的中国藏品，包括书画、古家具、佛教文化器物、陶瓷器、玉器等，门类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把中国的藏品拿到美国去展出，让他们看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加强世界文化的交流。
　　实际上，看过世界上这么多博物馆后，我有一种深切的感受——世界的文化是相通的。比如四五千年前的阿拉伯古代文化与内蒙古红山文化是非常接近的，而美国印第安出土的古代玉器与杭州良渚出土的玉器，雕刻的人物形象、器物的形状也有惊人的相似，寓意也差不多。这简直不可思议，让我相信，世界从古至今一直在进行着文化交流。
　　主持人：中国的文物是不同的地域历史、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审美情趣、生产水平的缩影。每件器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特点和风格也是不同的。
　　袁锦康：是的，文物都带上了时代的烙印。比如良渚时期的器物比较古朴和抽象，想象力非常丰富。到了秦汉以后，就注重写实的风格，比如兵马俑就是照着真人真马制作的。唐代的特点是思想开放，许多艺术品是半裸的，再加上太平盛世、经济发达，诞生了许多非常精美的金银器，这是富贵的象征。宋代，由于皇帝本身就是杰出的艺术家，又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文人书画和五大名窑的瓷器都有简约之美。最大的瓷器产生于元朝和明朝初年，比如2米直径的圆盘，这也是蒙古游牧民族大气豪迈性格的体现。明代晚期的风格，比较随心所欲，画风不亚于毕加索。清代到了乾隆时期，所有工艺品的精细程度，不论颜色、雕刻、造型都已登峰造极，异想天开地创造了许多过去没有的器物。
　　主持人：收藏家马未都在接受杨澜访谈时，曾经揭露过国内收藏界的许多乱象，您怎样看待这些现象？
　　袁锦康：现在的收藏界确实存在着指鹿为马、以假乱真的不良风气，许多人出于利益的目的，利用话语权，让许多真品以低廉的价格流到海外，最终再以高昂的价格回到国内，从中谋取私利。这些人缺乏了基本的是非观念，这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遗产都是一种侵犯，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主持人：听说曾有朋友为您写下“人品、艺品、藏品”的褒语，您觉得收藏最重要的是什么？
　　袁锦康：我最简单的想法是，能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保存下来，传承下去，不要流失到国外去，就不会愧对我们的祖先。我们对中国的文化要有足够的自信。欧洲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家具，他们最好的艺术就是雕塑，中国人却能把雕塑艺术做在日常的实用器上。如我身边的这件清代黄花梨木柜，上面细致雕刻的“春耕图”，反映了清朝皇帝希望老百姓男耕女织、渔樵耕读、和谐生活的统治思想，再如中国人可以在一只花瓶镂雕。外国人喜欢中国的艺术品，也是源于他们对艺术无限的热爱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