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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逝世于1998年，经历了中国社会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历经一系列重要变革与运动：末代王朝瓦解，民国成立，军阀混战，抗日，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期间，他从无锡到北京、上海、英国、法国、昆明、蓝田，再到上海、北京，他的人生轨迹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现当代史。
宣统二年（1910）11月21日，钱钟书在无锡岸桥巷秦氏宅出生。秦氏宅为钱家赁租之地。此前钱家在中市桥吴氏宅和东门驳岸汤氏宅都赁居过，秦氏宅是1901年开始租的。宣统三年（1911），再迁至胡桥，租韩氏宅。1915年，迁至大河上侯氏宅。1919年，迁至流芳声巷租朱氏宅。1923年，移居七尺场新宅。自此，钱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结束了长期租房而居的局面。
钱钟书的童年就是在七尺场新宅度过的。后来上中学后才渐渐远离住所。1923年，钱钟书小学毕业，考入苏州桃坞中学。1927年，桃坞中学停办，转入无锡辅仁中学。1929年，高中毕业，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大学四年，也只有寒暑假回无锡老家。1933年清华毕业，到上海光华大学任讲师。初到光华时，钱钟书与同事顾献梁共处一室。在上海两年，因为距离无锡近，回无锡次数较多。
1935年夏，钱钟书与杨绛结婚。此时钱钟书已通过英庚款第三次留学考试，获得公费留学机会。新婚之后，夫妇二人同赴英国留学。9月，抵达伦敦。在牛津大学校外，他们租得一间较大的房间，做卧室兼起居室。因为伙食不好，钱钟书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他们想改租一套带炉灶炊具的住房，自办伙食，改善生活。在牛津大学公园对街高级住宅区，杨绛偶见花园路的瑙伦园风景胜处，有一座三层洋楼，他们租了其中的二楼。这一层有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两间屋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是汽车房的房顶，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有专用浴室厕所。厨房使用电灶，很小。这套房子与本楼其他房间分隔，由室外楼梯下达花园，另有小门出入。这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环境幽雅，门对修道院。钱钟书很喜欢这地方。1935年底迁入新居。1936年暑假后，房东因为另一家房客搬走，为他们换了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浴室还有大澡盆和电热水器。
1937年6、7月份，钱钟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取得学位。8月下旬，他们离开牛津，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清华老同学盛澄华已经替他们租赁好了公寓。公寓在巴黎近郊，离火车站很近，乘车五分钟就可达市中心。1938年早春，战情日紧，局势变得日渐不安，危机重重，虽然庚款奖学金还可延长一年，但钱钟书决定如期回国。3月12日，钱钟书给英国朋友写信说：“我们将于九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然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
1938年9月下旬，钱钟书回国，被母校清华大学破格以教授身份邀回任教。当时清华大学已并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于是他一下船就到昆明报到，杨绛带着孩子先回上海。
钱钟书在联大的住处在昆明大西门文化巷十一号，房子非常小，“屋小如舟”。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都极其狭窄简陋，多是租赁的民房。钱钟书在诗中描述过他的住所：“屋小檐深昼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萧然四壁尘埃绣，百遍思君绕室行。”和他同院居住的还有清华外文系1935年毕业的助教顾宪良，外文系的高年级学生李赋宁、周珏良，哲学系的郑侨等。他的房子虽小，当时在昆明能独居一室却已很幸运，叶公超、吴宓、金岳霖等初到昆明都是两三人合住一室。钱钟书独自在联大，难以排解一个人独处他乡的孤寂、冷清，于是他把自己的屋子取名“冷屋”。1939年1月到5月，他在《今日评论》周刊上发表了四篇“冷屋随笔”。在《冷屋随笔之一》引言中写道：“赁屋甚寒，故曰冷。”
1939年7月，联大的暑假刚一开始，钱钟书就急不可待地回到上海。岳父杨荫杭得知女婿将回来度假，特别腾出房间让他们一家到来德坊租处住。本来钱钟书准备好好度这个暑假，享受一下家人团聚的乐趣。但远在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的父亲来信，说自己老病，想念儿子，让他到蓝田去侍奉，并任英语系主任。杨绛认为“侍奉”是借口，主要是为聘请不到合格教师的国师招人。钱钟书虽然非常不愿辞去清华的工作，但碍于老父和家人的态度，不得已来到国立师范学院出任英语系主任。
蓝田在湖南西部，旧属安化县（今属涟源市），是湘黔铁路线上群山环绕的一个小镇，非常偏僻。这个小镇很小，几无地可游。国立师范学院在这座小镇西北一里许的李园，原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李燮和在老家修建的府第。全园占地百亩，房屋两百间，错落有致。地方偏，房子多，这是当时选址建校的重要原因。钱钟书住在一处小屋中，生活极其单调刻板。课余时间多关在小屋里埋头读书、临摹书法或写作。夜晚读书写作条件很不好，没有电灯，刚建院时，全院师生都用灯心草爇桐油盏照明，稍后改用植物油灯。《谈艺录》的一半和《窗》等几篇散文就是在这里写出的。因为学生少，平时系务和教学任务并不重，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说：“此地生活尚好，只是冗闲。”
1941年暑期，钱钟书正式向国立师院辞职，回到上海钱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八年抗战开始。10月，日机开始轰炸无锡。11月25日，日军侵入无锡。钱钟书的叔父钱基厚受到日伪的通缉，于是他将钱家老小近二十口送到无锡西乡新渎桥暂避。1938年初，其携家人辗转来到上海。钱基博那时随校迁到江西泰和。1938年4月，钱基厚次子钱钟汉夫妇、五子钱钟鲁、六子钱钟彭也来到上海，因人数日多，经友人介绍，乃租赁辣斐德路六百零九号（现上海复兴中路五百七十三号）沈氏宅而居，“自此长为侨沪之人矣”。这处房子是一所临街的三层楼弄堂房子，后面一大片同式样的楼房，由弄堂进出。 钱钟书此次从蓝田回上海时，辣斐德路钱家人口又有所增加，钱基厚分给钱钟书父母住的二楼大房间和亭子间均已住满人，一时半会又租不到房子，钱基厚就把他家原在楼下客堂搭铺歇宿的两个女佣，搬到三楼的过道里，把原来临街窗下待客用的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挪开，铺上一张大床，挂上一幅幔子，让钱钟书一家三口就挤居在幔子背后。白天，客堂照常会客，钱基厚还当作讲堂教孩子们读英文。好在这样的日子不是很长。不久钱钟书的二弟一家到了武昌，妹妹钱钟霞也去了蓝田，三弟一家搬到无锡，拥挤的一大家，后来只剩下钱钟书的母亲和他们一家三口。他们就搬进亭子间，屋子很小，一张大床、一个柜子和一张小书桌。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这处不大的房间堆满了书籍，与其说是住房，不如说是书房。无论如何，总算有了读书写作、谈心、同友人交流的空间。这间屋子，一住就是八年。
1949年上海解放。是年初，钱基厚让钱钟书三弟媳携子女三人来上海，住辣斐德路。这时钱基厚夫妇和三子一女六人，再加孙儿和奶妈共八人，钱钟书一家三口和弟媳及子女六人，一大家子不便再挤居一起了。刚好傅雷夫人的朋友有空房在蒲石路蒲园，他们一家三口就迁居蒲石路蒲园。钱钟书称蒲园为“且住楼”。这处新居确实没住多长时间。不久，夫妇二人得到清华大学聘书。8月24日，动身赴北京。
1949年8月26日，钱钟书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清华园。刚到清华时，他们暂住杨绛堂姐杨保康家，新林院七号，即从前的新南院。不久，学校甲级住宅分配委员会出台“分隔与调整”办法，对居住人口较少的甲级住宅进行分隔，一幢住两家。钱钟书一家被分配住新林院七号乙，临时迁居工字厅西头的客房，等校方派工匠来打隔断。西客厅久无人住，破烂不堪，地板下老鼠横行。好在熬过半个冬天，房子总算隔好，他们又搬回新林院。周围的邻居有潘光旦、梁思成、林徽因、霍秉权、林超等。他们熟悉的师友分居于西院、北院、胜因院等不同的宿舍区。因为没打算长住，这段时期他们家里家具只买了必不可少的床、衣橱，桌子是借杨保康家的旧桌，箱子当凳子坐，家里非常简陋。
1950年8月，钱钟书调往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工作，平时住在城里，一般周末才回校住。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钱钟书虽然还在城内，但已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文研所编制、工资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宣部直接领导（1956年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钱钟书不再在清华的教工宿舍居住，10月16日，举家迁入新北大新建宿舍中关园二十六号，从此离开清华。
中关园是北大搬到西郊以后为教职员工新建的宿舍，位于北大东门对面，对着校内理科楼群。新房面积不大，是个平房。钱钟书利用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并把小书房称为“容安室”、“容安馆”、“容安斋”。钱钟书在1954年写过《容安室休沐杂咏》组诗，第一首曰：“曲屏掩映乱书堆，家具无多位置才。容膝易安随处可，不须三径羡归来。”写的就是这个新家。
1954年翻译“毛选”工作告一段落，钱钟书回到文学研究所工作。
1956年秋，文学研究所撤出北大，搬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在的中关村社会楼。1958年冬，再迁至建国门原海军大院。职工宿舍也一迁再迁。到1959年，文学研究所才开始有正式宿舍，就是东四头条一号。1959年5月，钱钟书一家从中关村小平房迁到东四头条文研所宿舍。
东四头条宿舍是由一座办公楼隔成四家的结构，面积比中关园平房要小，是个大杂院。钱钟书的新家是由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隔成的五小间，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住在另外的三间房里。当时有人去他们家后，发现主人显然是力戒任何排场与气派，客厅里只有再简单不过的几把坐椅。
从1958年初到1963年，钱钟书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虽遇“三年困难时期”，但他生活无忧。
1962年8月14日，钱钟书一家在东四头条居住三年多后，搬到干面胡同十五号学部宿舍（在学部新建大楼内），离东四头条并不太远。干面胡同十五号，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高级研究人员的宿舍，是1961—1962年新建的砖混结构楼房，住房条件比较好。1962年入住，当时有二十九户。住户中包括了像钱钟书、金岳霖这样的一级研究员，还有部分副研究员和若干高级行政干部等。他们的新家近八十平方，在当时算不小了。一共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一个阳台。东边一个套房是钱钟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一间是杨绛的卧房兼书房。几年之后，女儿结婚，女婿住进了他们家。朝北的西尽头房间就成了女儿和女婿的新房。他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很宽舒。
1963年英译“毛选”定稿工作一结束，1964年，钱钟书又成为翻译毛泽东诗词五人小组成员。“文革”开始，翻译毛诗的工作一停止，钱钟书才真正尝到运动之苦。1966年8月16日，他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变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宽舒的住房条件也很快受到威胁。
当时学部的另一处宿舍是西观音寺四十五号，多为资历较浅的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居住。单身的年轻人住集体宿舍，人均六点六平米。“文革”两三年后，已是革命小将的那些单身青年陆续成家，整个社会忙于运动又没有新建住房，因此住房显得十分紧张。解决的一个办法，就是占用其他有房者的房子，大家共同居住。这样，干面胡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住房，就顺理成章的被占用，还被美其名曰“掺沙子”。杨绛说这是军宣队在“文革”中采取的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资产阶级权威”家。干面胡同的三居室，大都掺进了“沙子”。1969年5月19日，钱钟书家里住进“一个在工、军宣队那里很吃香的革命派两夫妇”，占去房屋两间，只剩下客厅和原先钱钟书的卧室兼书房。好在住在一起不是很长时间，钱钟书就下放干校了。 “合居”现象在“文革”前就开始，但“文革”之中达到了高峰，成了一种普遍的居住形式。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了三十年，深深影响了中国城市社会的人际关系。合居的住户之间吵架、骂街甚至大打出手，成为常见现象。
1969年严冬，学部人员分批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11月11日，钱钟书作为“先遣队”队员之一，下放河南罗山干校。不久，干校从罗山而息县，从息县而明港，辗转迁徙。多数时候，下放人员都是集体住在一间屋子里，条件艰苦，有时饥不果腹。钱钟书在下放期间负责收发过信件、报刊，烧过开水等。
有回忆说，在罗山，八十个单身汉聚居在一间屋里，分睡在几个炕上。但据钱碧湘回忆，下干校之初，“钱先生和吴世昌先生等四人同住一间土屋。地面比路面低，进门要下两级台阶，非常潮湿。四块铺板紧靠四墙摆放，中间一小方空地，白天便权充工场。”过了一个多月，他们搬到息县东岳。这个地方地僻人穷，没有房子住，他们就自己造。钱钟书这时变得又黑又瘦，一般人都不认识了。1971年早春，学部干校搬到明港某团的营房，四五十人挤住在一间兵营的大瓦房里。房子很老、很大、很高，玻璃房，洋灰地，上面悬着一只非常昏暗的灯泡。厕所不再是苇墙浅坑，如厕也不需要排队了。干校期间，钱钟书一有空闲就找书看。
1972年3月12日，钱钟书随第二批“老弱病残”回北京。此时他们必须要面对两家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了。钱、林两家挤在一起，什么隐私都没有，抬头不碰低头碰，难免出现矛盾。1973年12月2日，终于爆发打斗。有关两家打架的原因各说各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文坛热闹过一段时间。这其实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一场闹剧与悲剧，大家都应是受害者。
1973年12月9日，钱钟书夫妇被迫逃离学部宿舍，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他们的第一站是女儿钱瑗所在单位北师大学生集体宿舍。房间在三楼，朝北，阴冷脏乱，沿东西两墙放着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单人床，中间对拼四张书桌。他们一到北师大宿舍，钱瑗的同事、朋友就闻讯赶来，同情他们的遭遇，纷纷从家里拿来生活必需品。生活上虽然简陋，但让他们感觉到温暖。不久，钱瑗的一个同事知道他们住宿条件差，便将朋友让给他的两间小红楼的房子，让他们先过去住，自己仍住原房。12月23日，他们迁入小红楼。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条件比学生宿舍好些。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屋里有床和桌椅等学校的家具。他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这次钱钟书大病了一场。这是钱钟书解放后度过的最狼狈、最苦不堪言的一段时期。
那时候，各单位房子都很紧张。度过寒冬，天气回暖之后，钱钟书夫妇想着不能老占人家的房子不还，就去学部向文学所“军宣队”求得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在学部七号楼一层西尽头。1974年5月22日，他们告别北师大朋友，搬进这间办公室。在搬进之前，文学所与外文所的年轻人已经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配了钥匙，挂上窗帘，怕暖气片供暖不足，还装上了炉子，从煤厂拉来一车又一车的蜂窝煤，码在廊下，为防中煤气，还装上风斗。钱钟书夫妇对这种精心的安排感激莫名。
学部七号楼有两层，上下层住有十余户文学所同事，每家一间房，住起来非常局促。西尽头的走廊是厨房兼堆煤饼，走廊就是每家的厨房。钱钟书所住的这间办公室一直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好在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在这间已是危房的斗室中，他家安了两张书桌。两壁是铁书架（锅碗瓢盆就放在上面），顶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一只木箱当床头柜。
1974年11月，江青要求钱钟书和其他学者的“五人小组”继续进行翻译毛主席诗词工作。由于钱钟书年初曾大病，他要求“足不出户”。翻译小组成员不得不每天来陋室工作。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余震不断，波及北京。七号楼西山墙被震裂，居民纷纷搬到空旷处搭塑料棚居住。院部要钱钟书等老弱同志转移到大食堂，因为食堂大屋顶是用拱形铅皮连接而成的，不易坍塌。所里的年轻人把他们家的两张行军床和生活用品搬到大食堂，将他们安置在最安全的地方。但他们去没多久，又溜回七号楼。
这一年，十年“文革”宣告结束。钱钟书不久也结束了陋室生活。在这间陋室，他一共住了两年九个月，完成了《管锥编》初稿，参与了《毛主席诗词》英译工作。
1977年1月，学部办公处的办事人员忽然给了杨绛一串钥匙，叫她坐学部的车，到三里河国务院新盖的宿舍去看房子，并说如有人问，就说因为他们住办公室。杨绛和女儿看了房子，立即在年轻同事的帮助下，把干面胡同与陋室里的家当，在2月4日立春那天搬进新居。杨绛怕钱钟书再次吃灰尘，“把他视为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停当后，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这次搬家很突然，是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才解决的，杨绛此后几次表示过“始愿不及此”的感激。
范围不大的三里河高级宿舍区直属国务院，由一幢幢小洋房组成，聚居着一些高层次的特殊人士。钱钟书居住的南沙沟小区是一处闹中取静的院落，院里有很多高大的乔木和碧绿的草坪。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钱钟书夫妇的卧室，一间是给女儿钱瑗居住的，一大间是钱钟书和杨绛的起居室也称书房，有时用来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用。钱钟书夫妇对这套房子非常满意。杨绛在《我们仨》中写到：“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钱钟书在这里一住二十年，这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居所。
在钱钟书去世两年后，杨绛在北京买了一处新房子。在杨先生自己撰写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她清楚地写道：2000年12月14日，“买房交款”。第二年的9月7日，她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正式签协议书。这项奖学金是用他们夫妇2001年上半年所获七十二万元稿酬现金以及以后出版的所有作品报酬设立的。就在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之后三天，9月10日，杨绛领到新房房产证。杨先生在捐赠稿酬和版权后，如果要在京城买房子可能就困难了。 以杨先生的现状和品行，她买这处新房肯定不是为她自己。在女儿钱瑗与钱钟书相继离开后，房子、钱财对她来说，意义已经不大。在《我们仨》结尾，杨先生写到：“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钱钟书成家以后，随着工作与环境的变化，长期处于搬家的状态。他曾在别人提问有关买书、藏书的问题时回答说：“我不买书，因为我怕搬家。”在已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中，留下了很多有关住房变迁的痕迹，比如“容安馆札记”、“且住楼日乘”、“偏远楼日乘”、“偏远庐日乘”、“燕巢日记”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斋号，是对其住房变化的真实写照。
钱钟书对住房的要求其实并不高，有书看，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住什么并不重要。干校期间，他一有空闲就找书看。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只有在年轻的时候，他曾表露过对理想居处的向往。那是1934年春，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工作，北上北京看望在清华读书的杨绛。他们一起来到动物园，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但就是这个“愿得以为家”的地方，也只是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才得以实现。天地之大，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何其难也。
然而，相对于其他许多人，钱钟书又算幸运的。解放后到“文革”前，知识分子们的住宅分配和占有严格按照级别而定，居住的多寡实际也成了工资收入的一部分，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钱钟书因为一直做着和“毛选”、“毛诗”有关的翻译工作，加上一级研究员的身份，直到“文革”前，他实际上没有遭受多大的不公，即使在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浪潮中，也没有被打成右派，知识分子身份始终是得到尊重的。因此住房条件也是一个逐步改善的过程，尤其是最后在干面胡同十五号的学部宿舍，住得非常舒适。同一时期，那些资历浅、学术声名小的人，住房条件相对就差很多，住房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文革”开始后，知识分子地位一落千丈，沦为“臭老九”，像钱钟书这些知名学者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受到批判外，住房条件也随之发生变化。房子要么被革命小将或工人占去换着住，要么一起合居，知识分子一般只能忍气吞声，有时也有口角相交或大打出手的。钱钟书夫妇就是一例。“文革”期间，钱钟书经历了生命中最遭罪的一个时期。从宽舒的几室几厅，到住干校集体房，到“流亡”大学宿舍，再到蜗居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尝尽搬迁之苦。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和政治形势与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关，实际上与那时包括民宅在内的城市建设的停滞也有很大关系。长期的政治运动，使城市建设停滞，造成住房紧张，促使那些人以强住、合居等方式获得住房，这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特殊现象。
“文革”一结束，在胡乔木的干预下，钱钟书轻而易举的搬进“部长楼”。当时确实使人产生“一棵参天大树拔地而起”之感，引起很多人的眼红。这种眼红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十年之后，到了八十年代，全国各大城市都进入了“房荒时期”，住房需求达到了极其紧张的状态，谁都希望能公平、公正的分得一处房子。在这一轮新的住房分配大潮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开始重新得以体现。在很多单位，分房要打分，那些老知识分子的学历、职称、工龄、年龄、级别等都在打分中占到优势，得到承认。九十年代后，一些单位尤其是高校在引进人才时，仍把住房作为重要的条件之一，而住房大小也成了衡量其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其实为引进人才分配一定大小的住房，这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肯定与尊重，也为他们扫除了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安心搞学术研究。把住房完全推向市场，难免会让知识分子们在学术研究上急功近利，导致学术腐败。在钱钟书去世前后，中国的住房改革已经到了全国逐步推开与深化阶段，住房已经市场化。2000年，杨绛先生在北京买了自己的私人住宅。终其一生，终于拿到属于自己的一把房屋钥匙，即便房子并不是为自己而买。
可以说，钱钟书经历的住房变迁过程，不仅观照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变化最快的一场住宅变革。
无锡钱家（1910.11.21—1935.8）
宣统二年（1910）11月21日，钱钟书在无锡岸桥巷秦氏宅出生。秦氏宅为钱家赁租之地。此前钱家在中市桥吴氏宅和东门驳岸汤氏宅都赁居过，秦氏宅是1901年开始租的。宣统三年（1911），再迁至胡桥，租韩氏宅。1915年，迁至大河上侯氏宅。1919年，迁至流芳声巷租朱氏宅。1923年，移居七尺场新宅。自此，钱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结束了长期租房而居的局面。
钱钟书的童年就是在七尺场新宅度过的。后来上中学后才渐渐远离住所。1923年，钱钟书小学毕业，考入苏州桃坞中学。1927年，桃坞中学停办，转入无锡辅仁中学。1929年，高中毕业，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大学四年，也只有寒暑假回无锡老家。1933年清华毕业，到上海光华大学任讲师。初到光华时，钱钟书与同事顾献梁共处一室。在上海两年，因为距离无锡近，回无锡次数较多。
留学英、法（1935.9—1938.8）
1935年夏，钱钟书与杨绛结婚。此时钱钟书已通过英庚款第三次留学考试，获得公费留学机会。新婚之后，夫妇二人同赴英国留学。9月，抵达伦敦。在牛津大学校外，他们租得一间较大的房间，做卧室兼起居室。因为伙食不好，钱钟书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他们想改租一套带炉灶炊具的住房，自办伙食，改善生活。在牛津大学公园对街高级住宅区，杨绛偶见花园路的瑙伦园风景胜处，有一座三层洋楼，他们租了其中的二楼。这一层有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两间屋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是汽车房的房顶，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有专用浴室厕所。厨房使用电灶，很小。这套房子与本楼其他房间分隔，由室外楼梯下达花园，另有小门出入。这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环境幽雅，门对修道院。钱钟书很喜欢这地方。1935年底迁入新居。1936年暑假后，房东因为另一家房客搬走，为他们换了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浴室还有大澡盆和电热水器。
1937年6、7月份，钱钟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取得学位。8月下旬，他们离开牛津，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清华老同学盛澄华已经替他们租赁好了公寓。公寓在巴黎近郊，离火车站很近，乘车五分钟就可达市中心。1938年早春，战情日紧，局势变得日渐不安，危机重重，虽然庚款奖学金还可延长一年，但钱钟书决定如期回国。3月12日，钱钟书给英国朋友写信说：“我们将于九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然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
西南联合大学“冷屋”（1938.9—1939.7）
1938年9月下旬，钱钟书回国，被母校清华大学破格以教授身份邀回任教。当时清华大学已并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于是他一下船就到昆明报到，杨绛带着孩子先回上海。
钱钟书在联大的住处在昆明大西门文化巷十一号，房子非常小，“屋小如舟”。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都极其狭窄简陋，多是租赁的民房。钱钟书在诗中描述过他的住所：“屋小檐深昼不明，板床支凳兀难平。萧然四壁尘埃绣，百遍思君绕室行。”和他同院居住的还有清华外文系1935年毕业的助教顾宪良，外文系的高年级学生李赋宁、周珏良，哲学系的郑侨等。他的房子虽小，当时在昆明能独居一室却已很幸运，叶公超、吴宓、金岳霖等初到昆明都是两三人合住一室。钱钟书独自在联大，难以排解一个人独处他乡的孤寂、冷清，于是他把自己的屋子取名“冷屋”。1939年1月到5月，他在《今日评论》周刊上发表了四篇“冷屋随笔”。在《冷屋随笔之一》引言中写道：“赁屋甚寒，故曰冷。”
国立师范学院“小屋”（1939.11—1941.6）
1939年7月，联大的暑假刚一开始，钱钟书就急不可待地回到上海。岳父杨荫杭得知女婿将回来度假，特别腾出房间让他们一家到来德坊租处住。本来钱钟书准备好好度这个暑假，享受一下家人团聚的乐趣。但远在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的父亲来信，说自己老病，想念儿子，让他到蓝田去侍奉，并任英语系主任。杨绛认为“侍奉”是借口，主要是为聘请不到合格教师的国师招人。钱钟书虽然非常不愿辞去清华的工作，但碍于老父和家人的态度，不得已来到国立师范学院出任英语系主任。
蓝田在湖南西部，旧属安化县（今属涟源市），是湘黔铁路线上群山环绕的一个小镇，非常偏僻。这个小镇很小，几无地可游。国立师范学院在这座小镇西北一里许的李园，原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李燮和在老家修建的府第。全园占地百亩，房屋两百间，错落有致。地方偏，房子多，这是当时选址建校的重要原因。钱钟书住在一处小屋中，生活极其单调刻板。课余时间多关在小屋里埋头读书、临摹书法或写作。夜晚读书写作条件很不好，没有电灯，刚建院时，全院师生都用灯心草爇桐油盏照明，稍后改用植物油灯。《谈艺录》的一半和《窗》等几篇散文就是在这里写出的。因为学生少，平时系务和教学任务并不重，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说：“此地生活尚好，只是冗闲。”
上海辣斐德路钱家与蒲园“且住楼”（1941.7—1949.8.24）
1941年暑期，钱钟书正式向国立师院辞职，回到上海钱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八年抗战开始。10月，日机开始轰炸无锡。11月25日，日军侵入无锡。钱钟书的叔父钱基厚受到日伪的通缉，于是他将钱家老小近二十口送到无锡西乡新渎桥暂避。1938年初，其携家人辗转来到上海。钱基博那时随校迁到江西泰和。1938年4月，钱基厚次子钱钟汉夫妇、五子钱钟鲁、六子钱钟彭也来到上海，因人数日多，经友人介绍，乃租赁辣斐德路六百零九号（现上海复兴中路五百七十三号）沈氏宅而居，“自此长为侨沪之人矣”。这处房子是一所临街的三层楼弄堂房子，后面一大片同式样的楼房，由弄堂进出。 钱钟书此次从蓝田回上海时，辣斐德路钱家人口又有所增加，钱基厚分给钱钟书父母住的二楼大房间和亭子间均已住满人，一时半会又租不到房子，钱基厚就把他家原在楼下客堂搭铺歇宿的两个女佣，搬到三楼的过道里，把原来临街窗下待客用的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挪开，铺上一张大床，挂上一幅幔子，让钱钟书一家三口就挤居在幔子背后。白天，客堂照常会客，钱基厚还当作讲堂教孩子们读英文。好在这样的日子不是很长。不久钱钟书的二弟一家到了武昌，妹妹钱钟霞也去了蓝田，三弟一家搬到无锡，拥挤的一大家，后来只剩下钱钟书的母亲和他们一家三口。他们就搬进亭子间，屋子很小，一张大床、一个柜子和一张小书桌。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这处不大的房间堆满了书籍，与其说是住房，不如说是书房。无论如何，总算有了读书写作、谈心、同友人交流的空间。这间屋子，一住就是八年。
1949年上海解放。是年初，钱基厚让钱钟书三弟媳携子女三人来上海，住辣斐德路。这时钱基厚夫妇和三子一女六人，再加孙儿和奶妈共八人，钱钟书一家三口和弟媳及子女六人，一大家子不便再挤居一起了。刚好傅雷夫人的朋友有空房在蒲石路蒲园，他们一家三口就迁居蒲石路蒲园。钱钟书称蒲园为“且住楼”。这处新居确实没住多长时间。不久，夫妇二人得到清华大学聘书。8月24日，动身赴北京。
清华大学新林院（1949.8—1952.10.15）
1949年8月26日，钱钟书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清华园。刚到清华时，他们暂住杨绛堂姐杨保康家，新林院七号，即从前的新南院。不久，学校甲级住宅分配委员会出台“分隔与调整”办法，对居住人口较少的甲级住宅进行分隔，一幢住两家。钱钟书一家被分配住新林院七号乙，临时迁居工字厅西头的客房，等校方派工匠来打隔断。西客厅久无人住，破烂不堪，地板下老鼠横行。好在熬过半个冬天，房子总算隔好，他们又搬回新林院。周围的邻居有潘光旦、梁思成、林徽因、霍秉权、林超等。他们熟悉的师友分居于西院、北院、胜因院等不同的宿舍区。因为没打算长住，这段时期他们家里家具只买了必不可少的床、衣橱，桌子是借杨保康家的旧桌，箱子当凳子坐，家里非常简陋。
1950年8月，钱钟书调往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工作，平时住在城里，一般周末才回校住。
北京大学中关园二十六号（1952.10.16—1959.5.14）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钱钟书虽然还在城内，但已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文研所编制、工资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宣部直接领导（1956年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钱钟书不再在清华的教工宿舍居住，10月16日，举家迁入新北大新建宿舍中关园二十六号，从此离开清华。
中关园是北大搬到西郊以后为教职员工新建的宿舍，位于北大东门对面，对着校内理科楼群。新房面积不大，是个平房。钱钟书利用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并把小书房称为“容安室”、“容安馆”、“容安斋”。钱钟书在1954年写过《容安室休沐杂咏》组诗，第一首曰：“曲屏掩映乱书堆，家具无多位置才。容膝易安随处可，不须三径羡归来。”写的就是这个新家。
1954年翻译“毛选”工作告一段落，钱钟书回到文学研究所工作。
东四头条一号文学研究所宿舍（1959.5.15—1962.8.13）
1956年秋，文学研究所撤出北大，搬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在的中关村社会楼。1958年冬，再迁至建国门原海军大院。职工宿舍也一迁再迁。到1959年，文学研究所才开始有正式宿舍，就是东四头条一号。1959年5月，钱钟书一家从中关村小平房迁到东四头条文研所宿舍。
东四头条宿舍是由一座办公楼隔成四家的结构，面积比中关园平房要小，是个大杂院。钱钟书的新家是由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隔成的五小间，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住在另外的三间房里。当时有人去他们家后，发现主人显然是力戒任何排场与气派，客厅里只有再简单不过的几把坐椅。
从1958年初到1963年，钱钟书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虽遇“三年困难时期”，但他生活无忧。
干面胡同十五号学部宿舍（1962.8.14—1969.10.10）
1962年8月14日，钱钟书一家在东四头条居住三年多后，搬到干面胡同十五号学部宿舍（在学部新建大楼内），离东四头条并不太远。干面胡同十五号，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高级研究人员的宿舍，是1961—1962年新建的砖混结构楼房，住房条件比较好。1962年入住，当时有二十九户。住户中包括了像钱钟书、金岳霖这样的一级研究员，还有部分副研究员和若干高级行政干部等。他们的新家近八十平方，在当时算不小了。一共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一个阳台。东边一个套房是钱钟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一间是杨绛的卧房兼书房。几年之后，女儿结婚，女婿住进了他们家。朝北的西尽头房间就成了女儿和女婿的新房。他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很宽舒。
1963年英译“毛选”定稿工作一结束，1964年，钱钟书又成为翻译毛泽东诗词五人小组成员。“文革”开始，翻译毛诗的工作一停止，钱钟书才真正尝到运动之苦。1966年8月16日，他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变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宽舒的住房条件也很快受到威胁。
当时学部的另一处宿舍是西观音寺四十五号，多为资历较浅的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居住。单身的年轻人住集体宿舍，人均六点六平米。“文革”两三年后，已是革命小将的那些单身青年陆续成家，整个社会忙于运动又没有新建住房，因此住房显得十分紧张。解决的一个办法，就是占用其他有房者的房子，大家共同居住。这样，干面胡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住房，就顺理成章的被占用，还被美其名曰“掺沙子”。杨绛说这是军宣队在“文革”中采取的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资产阶级权威”家。干面胡同的三居室，大都掺进了“沙子”。1969年5月19日，钱钟书家里住进“一个在工、军宣队那里很吃香的革命派两夫妇”，占去房屋两间，只剩下客厅和原先钱钟书的卧室兼书房。好在住在一起不是很长时间，钱钟书就下放干校了。 “合居”现象在“文革”前就开始，但“文革”之中达到了高峰，成了一种普遍的居住形式。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了三十年，深深影响了中国城市社会的人际关系。合居的住户之间吵架、骂街甚至大打出手，成为常见现象。
干校的集体房（1969.11.11—1972.3.12）
1969年严冬，学部人员分批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11月11日，钱钟书作为“先遣队”队员之一，下放河南罗山干校。不久，干校从罗山而息县，从息县而明港，辗转迁徙。多数时候，下放人员都是集体住在一间屋子里，条件艰苦，有时饥不果腹。钱钟书在下放期间负责收发过信件、报刊，烧过开水等。
有回忆说，在罗山，八十个单身汉聚居在一间屋里，分睡在几个炕上。但据钱碧湘回忆，下干校之初，“钱先生和吴世昌先生等四人同住一间土屋。地面比路面低，进门要下两级台阶，非常潮湿。四块铺板紧靠四墙摆放，中间一小方空地，白天便权充工场。”过了一个多月，他们搬到息县东岳。这个地方地僻人穷，没有房子住，他们就自己造。钱钟书这时变得又黑又瘦，一般人都不认识了。1971年早春，学部干校搬到明港某团的营房，四五十人挤住在一间兵营的大瓦房里。房子很老、很大、很高，玻璃房，洋灰地，上面悬着一只非常昏暗的灯泡。厕所不再是苇墙浅坑，如厕也不需要排队了。干校期间，钱钟书一有空闲就找书看。
1972年3月12日，钱钟书随第二批“老弱病残”回北京。此时他们必须要面对两家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了。钱、林两家挤在一起，什么隐私都没有，抬头不碰低头碰，难免出现矛盾。1973年12月2日，终于爆发打斗。有关两家打架的原因各说各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文坛热闹过一段时间。这其实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一场闹剧与悲剧，大家都应是受害者。
从北师大宿舍到小红楼（1973.12.9—1974.5.21）
1973年12月9日，钱钟书夫妇被迫逃离学部宿舍，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他们的第一站是女儿钱瑗所在单位北师大学生集体宿舍。房间在三楼，朝北，阴冷脏乱，沿东西两墙放着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单人床，中间对拼四张书桌。他们一到北师大宿舍，钱瑗的同事、朋友就闻讯赶来，同情他们的遭遇，纷纷从家里拿来生活必需品。生活上虽然简陋，但让他们感觉到温暖。不久，钱瑗的一个同事知道他们住宿条件差，便将朋友让给他的两间小红楼的房子，让他们先过去住，自己仍住原房。12月23日，他们迁入小红楼。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条件比学生宿舍好些。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屋里有床和桌椅等学校的家具。他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这次钱钟书大病了一场。这是钱钟书解放后度过的最狼狈、最苦不堪言的一段时期。
学部七号楼办公室（1974.5.22—1977.2）
那时候，各单位房子都很紧张。度过寒冬，天气回暖之后，钱钟书夫妇想着不能老占人家的房子不还，就去学部向文学所“军宣队”求得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在学部七号楼一层西尽头。1974年5月22日，他们告别北师大朋友，搬进这间办公室。在搬进之前，文学所与外文所的年轻人已经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配了钥匙，挂上窗帘，怕暖气片供暖不足，还装上了炉子，从煤厂拉来一车又一车的蜂窝煤，码在廊下，为防中煤气，还装上风斗。钱钟书夫妇对这种精心的安排感激莫名。
学部七号楼有两层，上下层住有十余户文学所同事，每家一间房，住起来非常局促。西尽头的走廊是厨房兼堆煤饼，走廊就是每家的厨房。钱钟书所住的这间办公室一直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好在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在这间已是危房的斗室中，他家安了两张书桌。两壁是铁书架（锅碗瓢盆就放在上面），顶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一只木箱当床头柜。
1974年11月，江青要求钱钟书和其他学者的“五人小组”继续进行翻译毛主席诗词工作。由于钱钟书年初曾大病，他要求“足不出户”。翻译小组成员不得不每天来陋室工作。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余震不断，波及北京。七号楼西山墙被震裂，居民纷纷搬到空旷处搭塑料棚居住。院部要钱钟书等老弱同志转移到大食堂，因为食堂大屋顶是用拱形铅皮连接而成的，不易坍塌。所里的年轻人把他们家的两张行军床和生活用品搬到大食堂，将他们安置在最安全的地方。但他们去没多久，又溜回七号楼。
这一年，十年“文革”宣告结束。钱钟书不久也结束了陋室生活。在这间陋室，他一共住了两年九个月，完成了《管锥编》初稿，参与了《毛主席诗词》英译工作。
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1977.2—1998.12）
1977年1月，学部办公处的办事人员忽然给了杨绛一串钥匙，叫她坐学部的车，到三里河国务院新盖的宿舍去看房子，并说如有人问，就说因为他们住办公室。杨绛和女儿看了房子，立即在年轻同事的帮助下，把干面胡同与陋室里的家当，在2月4日立春那天搬进新居。杨绛怕钱钟书再次吃灰尘，“把他视为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停当后，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这次搬家很突然，是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才解决的，杨绛此后几次表示过“始愿不及此”的感激。
范围不大的三里河高级宿舍区直属国务院，由一幢幢小洋房组成，聚居着一些高层次的特殊人士。钱钟书居住的南沙沟小区是一处闹中取静的院落，院里有很多高大的乔木和碧绿的草坪。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钱钟书夫妇的卧室，一间是给女儿钱瑗居住的，一大间是钱钟书和杨绛的起居室也称书房，有时用来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用。钱钟书夫妇对这套房子非常满意。杨绛在《我们仨》中写到：“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钱钟书在这里一住二十年，这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居所。
杨绛先生买新房子（2000）
在钱钟书去世两年后，杨绛在北京买了一处新房子。在杨先生自己撰写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她清楚地写道：2000年12月14日，“买房交款”。第二年的9月7日，她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正式签协议书。这项奖学金是用他们夫妇2001年上半年所获七十二万元稿酬现金以及以后出版的所有作品报酬设立的。就在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之后三天，9月10日，杨绛领到新房房产证。杨先生在捐赠稿酬和版权后，如果要在京城买房子可能就困难了。 以杨先生的现状和品行，她买这处新房肯定不是为她自己。在女儿钱瑗与钱钟书相继离开后，房子、钱财对她来说，意义已经不大。在《我们仨》结尾，杨先生写到：“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房子·文人际运·时代变迁
钱钟书成家以后，随着工作与环境的变化，长期处于搬家的状态。他曾在别人提问有关买书、藏书的问题时回答说：“我不买书，因为我怕搬家。”在已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中，留下了很多有关住房变迁的痕迹，比如“容安馆札记”、“且住楼日乘”、“偏远楼日乘”、“偏远庐日乘”、“燕巢日记”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斋号，是对其住房变化的真实写照。
钱钟书对住房的要求其实并不高，有书看，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住什么并不重要。干校期间，他一有空闲就找书看。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只有在年轻的时候，他曾表露过对理想居处的向往。那是1934年春，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工作，北上北京看望在清华读书的杨绛。他们一起来到动物园，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但就是这个“愿得以为家”的地方，也只是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才得以实现。天地之大，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何其难也。
然而，相对于其他许多人，钱钟书又算幸运的。解放后到“文革”前，知识分子们的住宅分配和占有严格按照级别而定，居住的多寡实际也成了工资收入的一部分，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钱钟书因为一直做着和“毛选”、“毛诗”有关的翻译工作，加上一级研究员的身份，直到“文革”前，他实际上没有遭受多大的不公，即使在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浪潮中，也没有被打成右派，知识分子身份始终是得到尊重的。因此住房条件也是一个逐步改善的过程，尤其是最后在干面胡同十五号的学部宿舍，住得非常舒适。同一时期，那些资历浅、学术声名小的人，住房条件相对就差很多，住房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文革”开始后，知识分子地位一落千丈，沦为“臭老九”，像钱钟书这些知名学者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受到批判外，住房条件也随之发生变化。房子要么被革命小将或工人占去换着住，要么一起合居，知识分子一般只能忍气吞声，有时也有口角相交或大打出手的。钱钟书夫妇就是一例。“文革”期间，钱钟书经历了生命中最遭罪的一个时期。从宽舒的几室几厅，到住干校集体房，到“流亡”大学宿舍，再到蜗居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尝尽搬迁之苦。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和政治形势与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关，实际上与那时包括民宅在内的城市建设的停滞也有很大关系。长期的政治运动，使城市建设停滞，造成住房紧张，促使那些人以强住、合居等方式获得住房，这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特殊现象。
“文革”一结束，在胡乔木的干预下，钱钟书轻而易举的搬进“部长楼”。当时确实使人产生“一棵参天大树拔地而起”之感，引起很多人的眼红。这种眼红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十年之后，到了八十年代，全国各大城市都进入了“房荒时期”，住房需求达到了极其紧张的状态，谁都希望能公平、公正的分得一处房子。在这一轮新的住房分配大潮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开始重新得以体现。在很多单位，分房要打分，那些老知识分子的学历、职称、工龄、年龄、级别等都在打分中占到优势，得到承认。九十年代后，一些单位尤其是高校在引进人才时，仍把住房作为重要的条件之一，而住房大小也成了衡量其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其实为引进人才分配一定大小的住房，这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肯定与尊重，也为他们扫除了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安心搞学术研究。把住房完全推向市场，难免会让知识分子们在学术研究上急功近利，导致学术腐败。在钱钟书去世前后，中国的住房改革已经到了全国逐步推开与深化阶段，住房已经市场化。2000年，杨绛先生在北京买了自己的私人住宅。终其一生，终于拿到属于自己的一把房屋钥匙，即便房子并不是为自己而买。
可以说，钱钟书经历的住房变迁过程，不仅观照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变化最快的一场住宅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