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说出农民工这个陈旧的词语，我知道我在陈述一个经济学的风景。
　　迁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经济学话题。这是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有志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别无选择地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迁徙问题。看看吧，那些在路上的人们，那些从乡村出发，朝着城市迁徙的人们，那些汗水和雨水交加，头发沾上了灰尘，暂时来不及清洗的人们，他们根据市场的逻辑，朝着城市出发，构成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口迁徙风景。市场的逻辑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工业化，必须首先城市化。城市化必须走在工业化或者市场化的前面，否则，所谓的工业化或者市场化，就是一种计划经济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的自发秩序。1979年，刘易斯和舒尔茨发现了这个伟大的经济学现象，并用完美的理论模型呈现出来。由此，大量的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与迁徙，大量的人们由农民的身份转型为真正的市民身份，变成了一种常识，一种规律，一条任何一个国家试图发展经济都必须遵循的惟一的道路。
　　农民不是城市的流浪者，不是过客，不是的，每一个农民都是城市的主人。如果没有农民的大规模迁徙，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不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市场化也不可能出现。相应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富强与繁荣，也不可能出现。还有比这样的陈述更加令人激动的吗？每一个人在路上的农民，都应该知道，今天的迁徙，不是一种漂泊，而是寻找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位置。
　　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让人坐立不安。第一，是农民用汗水和生命养育了中国，至少养育了60多年以来的中国。必须强调这一点，是农民，不是别的人群。第二，这60多年的农民现象，不仅意味着一种政策层面的对农民的歧视，在经济学规律的层面，更意味着这样的政策，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是对市场经济常识的抵制，是对现代化进程的逆反。必须再次指出一个常识，城市化必须先于工业化，就像雨水必须先于河水，阳光必须先于青草地。
　　当我说出农民工这个陈旧的词语，我知道我在陈述一种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身份意识。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农民工这个糟糕的身份词语，是谁把这样一个明显带有标签意义甚至是歧视意义的词语强行划给了一群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特殊属性的工作，而农民工这样粗糙的身份定义，根本无法显示一个人的职业特征，它所有的意义，仅仅是把一群鲜活的人强行塞进一个陈旧的小盒子里，然后给那些良知不足的人们歧视他人的勇气和理由。
　　一个农民来到城市里，难道他的身份真的只有一种吗？为什么不可以按照职业、语言、或者个人爱好来界定？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丰富的，当我们沿着多重身份来审视生活，我们能找到诸多共存和宽容的理由，爱的理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人，和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一个生活在现代化都市里的高级白领，和一个从农村而来的求职者，如果沿用陈旧的城乡户口隔离制度来考察，他们可能存在一些利益的冲突，但事实上谁都能看到，他们有可能都是文化的共同爱好者，他们可能都是诗人，或者都是歌手，更加具体的是，此时此刻，他们可能刚好是一幢高楼的建设者。
　　我的立场如此坚定！当有人把农民工当成了一种身份属性，这就是歧视，就是剥夺，就是陷阱。多样性这个优美的思维方式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远比我们理解的复杂。当有人试图用一种身份来锁定人们，他们可能是在鼓动人们走进暴力，走进对抗。事实上，那些煽动家，那些将简单的身份推向极致，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家伙，那些错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正在自己计算自己这一轮蛊惑，這一轮歧视，又能收获多少美钞、或者黄金。
　　是的，当我说出农民工这个陈旧的词语，我想对所有从乡村向着城市进发的人们说一声，你们是权利，你们是自由，你们在哪里，哪里就是你们的故乡。生命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每一个人都是惟一的，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无价之宝。你是这座城市的瑰宝，你不可或缺，你是最有价值的风景。别人怎么称呼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要知道，你是这座城市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