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小菲是在《美文》少年版编辑部的楼下，她一个人站在楼门口，小心地低着头。别人问她话，只用点头、摇头或者“嗯”、“不是”之类的简短语句回答。
　　她的事情，我隐约知道。她是一个农村女孩，作文写得很好，被请来参加夏令营。她和编辑们明显很熟，但说话还是很小心。
　　她独自坐在角落的沙发里，很冷落。别人拿了书给她，她就一言不发地看，丝毫不想去窗前看风景，看看办公室的摆设。她对于这个环境是躲避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围着一张桌子谈笑风生，热火朝天。给她夹的菜，她很少动，就一个人呆呆地扒着白饭。突然，就放下饭盒哭了。她的脸埋在手臂里，无声地哽咽，融化了无尽的伤心。屋里就静了。
　　饭后，坐车出去。没有任何征兆地，她吐了，或许她一直在竭力掩饰。她对着水龙头擦着脸，泪又涌了出来。那已经不是因为不舒服，而是一种羞惭和歉意。
　　慢慢地，我们聊起来。聊的无非是家住哪里，几岁了，家有几口人之类。一瓶水，只喝了几口，就放在旁边；一张传单，细细地折好，放在我面前。我不敢说扔了，也不敢说不要，更不敢说给她。
　　我装作不经意地打量她，发带已经褪色，手并不细嫩，而且十指全是黑的，她说是因为剥核桃。衣服全是化纤的，袜子是白的，边上却泛出和手指一样的颜色，粉红色的人造革凉鞋，鞋底几乎要断裂，但是偶尔的一笑，亮亮的眸子里便有了神采，有一点稚气未脱的顽皮和灵动。她对着大厅顶上浮华的花墙纸惊叹，对着学校里很脏且未必会亮的吊灯惊叹，对着椅子后面可以翻起的木板惊叹，然后看着自己，泪又流出来，说后悔来这里。
　　第二天的开营仪式，又有个难堪的镜头，她要接受别人的捐赠。我看着她平静的外表，微微有些不安。当她捧住那些东西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痛哭。下面的人都用力地鼓掌，我低了头。她涕泪交流的脸让我无法面对，她内心的创伤更让我无法面对。
　　中午饭是食堂餐。她把不多的肉丝拨到一边，只吃菜，倒让我匆忙的翻找显得猴急，为她盛的稀饭很烫，她却不敢放下稀饭走掉。
　　下午写作文时，她的开头全部顶格写，我惊讶地问她，她说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我警告她这样决不行，她把那页纸翻过去，却没有揉掉。我翻了她的作文，感情很真切，用词也很有意蕴，但是错别字很多。我顺手帮她改了，才发现她的基础那么不好，可是她凭自己的努力依然考上了高中，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
　　后来几天的游览带给她的已不只是惊奇。坐车时，她一个人坐在靠窗的单座上，什么游戏也不参加，也不开口。她在车上被人忽略了，欢声笑语绝没有她的份儿。大家照相时，她会很自觉地退到一边。她握着兵马俑的门票悄悄地问我：“这多少钱？”我看了一眼门票：“３５元。”她吃了一惊，呆呆地看着。她爬山总是第一，但是她决不会欢呼，也不会瘫在椅子上买水喝。她吃饭一直吃得很少，再要她吃，她会双手反抓住椅背，努力把身子往里缩，把头偏过去，好像十分害怕。后来她告诉我，她平时每天只吃一顿饭的。她很小心地与贵族学校的孩子们保持距离，茫然地望着他们在超市里大步流星，满载而归……这些细节，让她一直无法快乐……
　　第四天晚上，她终于决定中止旅行。她问我对她的哭泣是否感到厌倦，我试着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她不只是因为晕车的痛苦，更是因为深深的自卑和羞耻感，她觉得自己为别人带来麻烦，别人都不喜欢她……她笑了，异常惨苦地笑了，没有说什么。
　　她有些怯懦地求我明天把一封信转给捐东西给她的人。从她的信里，我知道原来她一直没有办法使自己快乐，尽管她努力过；她一直无法与人交流，尽管她尝试过。她每天晚上都偷偷哭到很晚。她从没有吃过荤的东西。她的自卑感和心理落差那么强烈。她宁可没有换洗衣服也不肯当着别人的面穿他们捐赠的崭新的衣服，她觉得别人的嘘寒问暖和微笑都是强忍着厌恶装出来的。她觉得她是冷场的根源……
　　她写那么不易启齿的信简直是一种折磨，她要那么真心地感谢却小心翼翼地谈内心的感受。我劝她尽量客观地写内心而不是强烈地抒情，她低下头，有些羞涩，说这是她改不了的毛病。
　　可我却在自嘲，我真的太理性了，我自己已经找不到方法来抒写真情实感，我的文章像空架子，缺少感情去充实。
　　早上，她走了，剩下的行程没有了她似乎鲜活了许多，又似乎轻浮了许多。
　　她走了。
　　（选自《少年美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