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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久前病逝的索爾仁尼琴，有人提出质疑：是不是有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写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楼》、《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以笔为剑，与谎言、暴力决战。先哲言，当某些人的灵魂升入浩瀚的天际，世界的重量便要轻上几分——索尔仁尼琴无疑隶属这一伟大的队列。但在那盛大的光芒之下，我们却隐约窥见一丝不和谐的阴影：还有一个晚年的索尔仁尼琴，像“愤青”一样到处吐口水，抨击社会现实，痛斥西方文明，大力宣扬俄罗斯认同，甚至一只脚已经滑向了大国沙文主义，献媚于当权者，为其高唱颂歌……后一个索尔仁尼琴明显偏离了他留给我们的旧日影像，人们不得不怀疑，开往天堂的索尔仁尼琴号列车，是否在晚期行错了轨道？
我们不妨一一辨析溅落在索尔仁尼琴身上的“污点”。第一个争议源自索氏对西方的态度。有人说索尔仁尼琴忘恩负义，当他在苏联被监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正是西方赋予他国际性的崇高声誉，使苏联当局不敢轻易下毒手；当他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时候，又是西方国家收留了他，而他后来却反咬一口。但我认为，一面怀有对西方的感恩之心，一面从理性的立场审视西方政治和文化现象，两者互不因对方的刺激为转移，正可反映一位持批判精神的作家之天职。
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批评倒是一以贯之。1978年，他受邀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称西方文化“虚弱而堕落”、欧美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让视他为反共产主义英雄的冷战另一极的人士莫名诧异，乃至失望透顶。在美国生活18年，他始终拒绝学习英文，后来返国之际，在纽约机场接受记者采访，还要儿子作英语翻译——根据这个细节，就不能简单判定索尔仁尼琴迂腐、保守，其中潜藏了更深刻的原由。俄罗斯确有这么一种传统，从别林斯基开始，再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他们生怕赖以安身立命的俄罗斯文化亡于来势汹汹的西方之手，所以不得不主动抗击侵略者来维系俄罗斯精神的高贵性。
如果说索尔仁尼琴对西方文化的批评有其国民性和宗教（东正教）背景，那么他对西方政治的抨击则要直白一些。1994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索氏说：“过去人们常将西方国家视为‘民主骑士’，但这种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很失望地看到了西方国家政策当中隐藏的实用主义、刻薄、自私。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觉醒，从前的幻觉一下子粉碎了。”
说到底，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姿态转变之繁杂，决非一个“伪君子”所能打发的。索氏的立场可供商榷，但他的真挚却不容置疑。他完全可以像某些人那样，不对水深火热、分崩离析的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现状发一言。可他还是写下了“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倾塌的俄罗斯》（1998），哪怕受众寥寥——《倾塌的俄罗斯》只印了5000册，还卖不出去——哪怕被人嘲笑其严肃的说教“像个乏味的摩西”。
另一个争议点是索尔仁尼琴与普京的关系。同样说来话长，索尔仁尼琴先后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他颁奖的提议，却唯独在2007年6月接受了普京颁发的“国家荣誉奖”。这意味着他屈服于普京的威权吗？索氏解释道：“在1990年，要为我颁奖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当局，并且奖项是颁给《古拉格群岛》一书。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无法接受把奖颁发给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书的事实。”“1998年，俄罗斯处于低潮。就在那一年，我出版了《倾塌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愿意为我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我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索尔仁尼琴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不高，尽管放逐他的苏联是在戈氏手上“和平”毁掉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感恩戴德，反倒批评“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幼稚、缺乏经验，对国家不负责任”。相比之下，他数落叶利钦的罪状更可谓不遗余力：叶利钦执政时期和苏联一样不顾民生；叶利钦急于推行私有化，在他手上，国有资产被大规模甩卖；为获得地方领导人对其执政权的支持，叶利钦主张分离主义，还制订了相关法律，鼓励和授权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分崩离析，这让俄罗斯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剧降。关键还在于，“这一切令西方国家击节叫好”，西方一叫好，反西方的索尔仁尼琴心底就发毛。
那么，对于出了名的政治强硬派普京总统，索尔仁尼琴怎么看呢？一开始，两人的关系并不和睦，索氏一度批评普京在打击金融寡头方面的工作力度不足。但他们所拥有的一些共性（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俄罗斯、对西方的敌意等），最终促成了文化与权力的姻缘。他们皆努力沟通，以最大的诚意试图说服对方、融化对方的偏见。2007年6月，普京专程拜访索尔仁尼琴，而索氏为普京辩解：“普京继承的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迷茫失落的国家，人们一贫如洗、士气低落。他开始尽其所能让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努力不明显，也不会马上被人看好。”当他们观点契合，如反对寡头、支持中产阶级，便并肩一致；若出现冲突，如国家大权集普京于一身，而索尔仁尼琴一直主张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两人该如何笑语言欢呢？怕是索氏只能三缄其口，或者为直言无忌而做好再次被放逐出境的准备。
我一直在思索，索尔仁尼琴对普京的好感，特别是比起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恶感，是不是还涉及更深层的命题，即处于历史三峡的转型期的大国，通常需要一个强权领袖来扫荡烟尘，巩固航向，此后才能慢慢过渡至法理型的宪政国家？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返回阔别二十载的俄罗斯，他的敌人倒台了，但眼前的俄罗斯现状却是满目疮痍、多数人生活贫困潦倒。用当时的执政者叶利钦的话来描绘：“我们离开了河岸，却被困在河中央，无法到达对岸。”性格充满矛盾的叶利钦未能对此提交一份及格的答卷，希望只能寄托在刚硬的普京身上。这是索氏的悲哀，他实在找不到比普京更佳的人选来予以支持。
索尔仁尼琴与普京的纠葛，还可以延伸出一个“污点”，即索氏的民族主义情结。以赛亚・伯林认为，在思想深层，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斯拉夫主义者。这大概可为定论，但索氏对俄罗斯的捍卫，更多是针对文化。流亡的漫漫长夜中，对俄罗斯文化的怀念无疑是一种高贵而痛苦的乡愁。《时代》周刊的悼念文章更深一层指出：对索尔仁尼琴来说，他的“俄罗斯”是19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怀旧的、精神上的俄罗斯；而对21世纪的俄罗斯国民来说，他们的“俄罗斯”却是一个日益西方化的物质国度。二者的错位与矛盾，不免引发了索尔仁尼琴关于“俄罗斯认同”的满腹牢骚。但我还是要坚持辩白，索氏的俄罗斯认同之成色，文化远大于政治。曾有记者问他，俄罗斯需要某种国家理念吗？他回答，有一种共同的、统一的理念是好事情，但决不应该被少数派人为制造，或自上而下强加于人。这便与那种极富侵占性的沙文主义划清了界限。
我不打算做索尔仁尼琴的辩护士，我无法否认，以上评论有可能存在种种情感和经验的偏见，扰乱了对索氏晚年精神转向的客观剖析。但无论怎样，他一生的重心已经固定：坦诚，深刻，基于良知而书写，对民族文化和人类无限热爱——也许短视，也许灵魂虚弱，也许与当权者委曲求全，可终究，这个炮兵上尉、劳改犯、中学教师和流亡者，仍然算得上近百年以来最伟大、最清醒的作家之一。他之所以能够赢得世界性的敬意，不仅因为他是知性、政治或道德上的楷模，还因为他是俄罗斯历史的见证者。
我们不妨一一辨析溅落在索尔仁尼琴身上的“污点”。第一个争议源自索氏对西方的态度。有人说索尔仁尼琴忘恩负义，当他在苏联被监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正是西方赋予他国际性的崇高声誉，使苏联当局不敢轻易下毒手；当他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时候，又是西方国家收留了他，而他后来却反咬一口。但我认为，一面怀有对西方的感恩之心，一面从理性的立场审视西方政治和文化现象，两者互不因对方的刺激为转移，正可反映一位持批判精神的作家之天职。
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批评倒是一以贯之。1978年，他受邀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称西方文化“虚弱而堕落”、欧美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让视他为反共产主义英雄的冷战另一极的人士莫名诧异，乃至失望透顶。在美国生活18年，他始终拒绝学习英文，后来返国之际，在纽约机场接受记者采访，还要儿子作英语翻译——根据这个细节，就不能简单判定索尔仁尼琴迂腐、保守，其中潜藏了更深刻的原由。俄罗斯确有这么一种传统，从别林斯基开始，再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他们生怕赖以安身立命的俄罗斯文化亡于来势汹汹的西方之手，所以不得不主动抗击侵略者来维系俄罗斯精神的高贵性。
如果说索尔仁尼琴对西方文化的批评有其国民性和宗教（东正教）背景，那么他对西方政治的抨击则要直白一些。1994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索氏说：“过去人们常将西方国家视为‘民主骑士’，但这种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很失望地看到了西方国家政策当中隐藏的实用主义、刻薄、自私。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觉醒，从前的幻觉一下子粉碎了。”
说到底，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姿态转变之繁杂，决非一个“伪君子”所能打发的。索氏的立场可供商榷，但他的真挚却不容置疑。他完全可以像某些人那样，不对水深火热、分崩离析的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现状发一言。可他还是写下了“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倾塌的俄罗斯》（1998），哪怕受众寥寥——《倾塌的俄罗斯》只印了5000册，还卖不出去——哪怕被人嘲笑其严肃的说教“像个乏味的摩西”。
另一个争议点是索尔仁尼琴与普京的关系。同样说来话长，索尔仁尼琴先后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他颁奖的提议，却唯独在2007年6月接受了普京颁发的“国家荣誉奖”。这意味着他屈服于普京的威权吗？索氏解释道：“在1990年，要为我颁奖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当局，并且奖项是颁给《古拉格群岛》一书。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无法接受把奖颁发给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书的事实。”“1998年，俄罗斯处于低潮。就在那一年，我出版了《倾塌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愿意为我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我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索尔仁尼琴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不高，尽管放逐他的苏联是在戈氏手上“和平”毁掉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感恩戴德，反倒批评“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幼稚、缺乏经验，对国家不负责任”。相比之下，他数落叶利钦的罪状更可谓不遗余力：叶利钦执政时期和苏联一样不顾民生；叶利钦急于推行私有化，在他手上，国有资产被大规模甩卖；为获得地方领导人对其执政权的支持，叶利钦主张分离主义，还制订了相关法律，鼓励和授权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分崩离析，这让俄罗斯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剧降。关键还在于，“这一切令西方国家击节叫好”，西方一叫好，反西方的索尔仁尼琴心底就发毛。
那么，对于出了名的政治强硬派普京总统，索尔仁尼琴怎么看呢？一开始，两人的关系并不和睦，索氏一度批评普京在打击金融寡头方面的工作力度不足。但他们所拥有的一些共性（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俄罗斯、对西方的敌意等），最终促成了文化与权力的姻缘。他们皆努力沟通，以最大的诚意试图说服对方、融化对方的偏见。2007年6月，普京专程拜访索尔仁尼琴，而索氏为普京辩解：“普京继承的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迷茫失落的国家，人们一贫如洗、士气低落。他开始尽其所能让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努力不明显，也不会马上被人看好。”当他们观点契合，如反对寡头、支持中产阶级，便并肩一致；若出现冲突，如国家大权集普京于一身，而索尔仁尼琴一直主张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两人该如何笑语言欢呢？怕是索氏只能三缄其口，或者为直言无忌而做好再次被放逐出境的准备。
我一直在思索，索尔仁尼琴对普京的好感，特别是比起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恶感，是不是还涉及更深层的命题，即处于历史三峡的转型期的大国，通常需要一个强权领袖来扫荡烟尘，巩固航向，此后才能慢慢过渡至法理型的宪政国家？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返回阔别二十载的俄罗斯，他的敌人倒台了，但眼前的俄罗斯现状却是满目疮痍、多数人生活贫困潦倒。用当时的执政者叶利钦的话来描绘：“我们离开了河岸，却被困在河中央，无法到达对岸。”性格充满矛盾的叶利钦未能对此提交一份及格的答卷，希望只能寄托在刚硬的普京身上。这是索氏的悲哀，他实在找不到比普京更佳的人选来予以支持。
索尔仁尼琴与普京的纠葛，还可以延伸出一个“污点”，即索氏的民族主义情结。以赛亚・伯林认为，在思想深层，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斯拉夫主义者。这大概可为定论，但索氏对俄罗斯的捍卫，更多是针对文化。流亡的漫漫长夜中，对俄罗斯文化的怀念无疑是一种高贵而痛苦的乡愁。《时代》周刊的悼念文章更深一层指出：对索尔仁尼琴来说，他的“俄罗斯”是19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怀旧的、精神上的俄罗斯；而对21世纪的俄罗斯国民来说，他们的“俄罗斯”却是一个日益西方化的物质国度。二者的错位与矛盾，不免引发了索尔仁尼琴关于“俄罗斯认同”的满腹牢骚。但我还是要坚持辩白，索氏的俄罗斯认同之成色，文化远大于政治。曾有记者问他，俄罗斯需要某种国家理念吗？他回答，有一种共同的、统一的理念是好事情，但决不应该被少数派人为制造，或自上而下强加于人。这便与那种极富侵占性的沙文主义划清了界限。
我不打算做索尔仁尼琴的辩护士，我无法否认，以上评论有可能存在种种情感和经验的偏见，扰乱了对索氏晚年精神转向的客观剖析。但无论怎样，他一生的重心已经固定：坦诚，深刻，基于良知而书写，对民族文化和人类无限热爱——也许短视，也许灵魂虚弱，也许与当权者委曲求全，可终究，这个炮兵上尉、劳改犯、中学教师和流亡者，仍然算得上近百年以来最伟大、最清醒的作家之一。他之所以能够赢得世界性的敬意，不仅因为他是知性、政治或道德上的楷模，还因为他是俄罗斯历史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