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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汪品先，江苏苏州人，1936年11月出生。我国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家，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春担任首席科学家，在南海主持了中国海区首次国际大洋深海科学钻探（ODP 184航次）。2006年起，成功推进我国海底观测系统的建立，由他指导的团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海底观测试验站。2011年起，任国家“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使之成功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深海基础研究计划。
“这本书如果浓缩到底，那就只剩下四个字：‘深海’和‘创新’。”这句话出自汪品先为《瀛海探径——汪品先科学人文随笔》一书所撰写的前言。这四个字也正是他几十年倾注心血最多、投入思索最多的所在。
“我这辈子最想捕的‘大鱼’，终于捕到了！”
这条“大鱼”就是历时八年的“南海深部计划”终于有了系统性成果。“我们终于可以说：南海不是小大西洋！”汪品先说，通过这八年的研究，他的团队将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南海的形成、对全球气候的演变，发表新的见解。
汪品先的眼中闪着欣慰、快乐的光芒。上一次他有这样的眼神，是2018年的5月。当时他刚乘南海科考船返回，那次他实现了一个长达40年的心愿：乘坐载人深潜器，下潜到了1400多米的海底，真切看到了海底世界的模样。走出我国自主研发的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汪品先感叹：“我感觉自己好像爱丽丝，刚从仙境漫游回来！”
作为1936年出生的“老上海”，汪品先的童年记忆里有着苦难的深深烙印。在他只有八个月大时，父亲因逃难而亡故，母亲拖着他们兄弟三人清贫度日。汪品先上小学的时候，附近的慕尔堂是日本兵的营部，教堂门口有日本宪兵扛着枪把守，行人走过一定不能将两手插在裤兜里，不然就可能“挨枪子儿”。
“我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1949年，我和二哥都在格致中学上学，他高我两个年级，解放前就接触地下组织，时不时用报纸裹着进步书籍拿回家看，一解放就准备瞒着家里与同学一起‘南下’当兵，没有成行就得了伤寒去世。”汪品先说，那是他第一次懂得人是会死的。在格致中学的六年，对汪品先的影响很大。上世纪50年代，地质找矿是国家的突出需求，加上格致中学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陈尔寿曾聘来一批造诣很深的地理学家给学生上课，燃起了青年人对地球科学的热情。因此，包括汪品先在内的不少学生，后来成了地质学家。
而当时的语文老师许志行，又为汪品先在独立思考上打下基础。这种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使汪品先一生受益。“可能没有哪一代人，会经历像我们这一代这么多的风雨飘摇与回转往复。如果不能独立思考，只是盲从，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的很容易迷失自我，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这是汪品先从自己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经历，以及后来的起起伏伏中，所体悟到的。
1953年，中学毕业的汪品先被选送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与许多老解放区来的同学相比，从上海“十里洋场”来的汪品先，总带着一种“原罪感”，真诚地想改造自己，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批判个人主义。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最后一年，汪品先参加毕业实习，跟随老师一起翻过高加索山脉进行地质考察。但是当下到海边的时候雨后路滑，他们的汽车失控翻车。事后汪品先深感内疚，因为“当我醒来后，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还活着’”。他感觉自己的想法那么自私：为什么不是首先想到要救别人？这就是个人主义！他说，直到过了很多年，他才改变了想法，认为求生本能的反应并没有错。
在这个世界上，容易迷惑人的表象很多，要拥有真正让内心顺服的理念，必须通过独立思考，看清未来的方向，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我是幸运的。”汪品先说，“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风浪，无论从我工作的单位，学术界的同行，以至自己的家庭，都能得到理解和支持，这就是幸福。”
1991年，汪品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称学部委员），可他却认为，直到1999年，自己的业务方向才算确立。“当登上国际大洋钻探船时，我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人生方向。”
其实，汪品先在莫斯科大学学的并不是海洋，而是地质学里的古生物化石。从苏联留学归国后，汪品先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加入筹备中的“海洋地质系”。上世纪50年代末“全民找矿”的热潮兴起，上海也准备在海上找矿，但那时连陆上出差都困难，遑论海洋！
多年以后，国家在上海设立“627工程”准备东海、黄海的石油勘探，方才出现了机会。在1969年“文革”下乡期间，汪品先与几位同事起草的建立海洋地质系的建议，很快被采纳。1970年，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招收海洋地质系本科生。1972年，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一份通知，将该系转到同济大学，与同济的水文地质专业合并到“地下工程系”，于1975年正式挂牌成立海洋地质系。
在那个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年代，学校连一条小舢板都没有，怎么去海里找石油？汪品先回忆，靠一些出海的船只带回黄海海底的泥巴，他带着学生用吃饭的大搪瓷碗将泥巴泡开，然后在厕所的自来水龙头下淘洗，再在一台勉强可用的显微镜下观察——就这样开始了向海洋科学“进军”的第一步。
“我最感到幸运的是，‘文革’结束后，我成为同济大学最早出国的老师。”汪品先说，1978年9月跟随当时石油部科技代表团出访美国和法国，使他顿然开了眼界，一股“中国要跻身世界海洋科研”的愿望，在心头勃然而生。
上世纪80年代，世界强国之间的海洋之争已初现端倪，海洋科技的较量也已开始。汪品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国外大石油公司、名牌大学都在研究海洋、勘探海洋，然而我国连一点信息都不曾得知，当时国内对海洋的认识，还停留在“舟楫之便，渔盐之利”的传统思路上。
就在那次出访时，有一位法国专家在饭桌上向汪品先介绍乘坐载人深潜器潜入地中海海底的經历：“漂亮极了，到处都是海百合，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1981年，汪品先获得洪堡奖学金去德国基尔大学深造，那里正是德国的海洋中心。回顾起来，也许是命运使然：“文革”之后，汪品先得到了进军海洋的各种机遇，在国内外开创了海洋地质的合作交流。1977年，他应邀去海南岛参加南海第一口探井“莺1井”的地层分析，从此和南海石油勘探长期合作;在他倡议与主导下，1980和1984年，同济大学先后举办了碳酸盐和古海洋学领域的国际讲习班;1988年，“第一届亚洲海洋地质大会”在同济大学召开。种种进展，都为同济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前提。
机遇来了！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深海钻探计划”于1985年结束了，而新的“大洋钻探计划”开始了。中国科学家一定要介入！尽管那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每年要支付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才能成为会员国——这在30年前的中国无异于天文数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1997年国务院批准参加国际大洋钻探;同年，由汪品先执笔的南海钻探建议书在国际评比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1999年2月，汪品先作为南海航次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登上钻探船。
就在大洋钻探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国的海洋事业也在蓬勃发展：海洋科考船陆续兴建、7000米载人深潜器“蛟龙号”启动研制、海上钻井平台不断发展……2011年，在大量前期铺垫之下，国家“南海深部计划”终于启动，汪品先任指导专家组组长。此时，同济大学也涌现出翦知湣、周怀阳等一批中青年科学家，他们已挑起了科考的大梁。
2012年，汪品先说：“我要去南海抓一条‘大鱼’！”现在，这条“大鱼”终于抓到了。大洋钻探的成果，证明南海的形成是西太平洋俯冲带的产物，大西洋建立起来的成因模式并不适用，“南海不是个小大西洋”！
“我们终于用自己获得的海洋地质样品数据，形成了自己的新观点，挑战传统的认识。”他说，过去很多理论往往以欧洲、北半球为中心，但从很多新的证据来看，可能很多理论并不一定站得住脚，“是时候提出中国科学家的理论和观点了”。
“这本书如果浓缩到底，那就只剩下四个字：‘深海’和‘创新’。”这句话出自汪品先为《瀛海探径——汪品先科学人文随笔》一书所撰写的前言。这四个字也正是他几十年倾注心血最多、投入思索最多的所在。
“我这辈子最想捕的‘大鱼’，终于捕到了！”
这条“大鱼”就是历时八年的“南海深部计划”终于有了系统性成果。“我们终于可以说：南海不是小大西洋！”汪品先说，通过这八年的研究，他的团队将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南海的形成、对全球气候的演变，发表新的见解。
汪品先的眼中闪着欣慰、快乐的光芒。上一次他有这样的眼神，是2018年的5月。当时他刚乘南海科考船返回，那次他实现了一个长达40年的心愿：乘坐载人深潜器，下潜到了1400多米的海底，真切看到了海底世界的模样。走出我国自主研发的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汪品先感叹：“我感觉自己好像爱丽丝，刚从仙境漫游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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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36年出生的“老上海”，汪品先的童年记忆里有着苦难的深深烙印。在他只有八个月大时，父亲因逃难而亡故，母亲拖着他们兄弟三人清贫度日。汪品先上小学的时候，附近的慕尔堂是日本兵的营部，教堂门口有日本宪兵扛着枪把守，行人走过一定不能将两手插在裤兜里，不然就可能“挨枪子儿”。
“我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1949年，我和二哥都在格致中学上学，他高我两个年级，解放前就接触地下组织，时不时用报纸裹着进步书籍拿回家看，一解放就准备瞒着家里与同学一起‘南下’当兵，没有成行就得了伤寒去世。”汪品先说，那是他第一次懂得人是会死的。在格致中学的六年，对汪品先的影响很大。上世纪50年代，地质找矿是国家的突出需求，加上格致中学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陈尔寿曾聘来一批造诣很深的地理学家给学生上课，燃起了青年人对地球科学的热情。因此，包括汪品先在内的不少学生，后来成了地质学家。
而当时的语文老师许志行，又为汪品先在独立思考上打下基础。这种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使汪品先一生受益。“可能没有哪一代人，会经历像我们这一代这么多的风雨飘摇与回转往复。如果不能独立思考，只是盲从，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的很容易迷失自我，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这是汪品先从自己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经历，以及后来的起起伏伏中，所体悟到的。
1953年，中学毕业的汪品先被选送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与许多老解放区来的同学相比，从上海“十里洋场”来的汪品先，总带着一种“原罪感”，真诚地想改造自己，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批判个人主义。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最后一年，汪品先参加毕业实习，跟随老师一起翻过高加索山脉进行地质考察。但是当下到海边的时候雨后路滑，他们的汽车失控翻车。事后汪品先深感内疚，因为“当我醒来后，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还活着’”。他感觉自己的想法那么自私：为什么不是首先想到要救别人？这就是个人主义！他说，直到过了很多年，他才改变了想法，认为求生本能的反应并没有错。
在这个世界上，容易迷惑人的表象很多，要拥有真正让内心顺服的理念，必须通过独立思考，看清未来的方向，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我是幸运的。”汪品先说，“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风浪，无论从我工作的单位，学术界的同行，以至自己的家庭，都能得到理解和支持，这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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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汪品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称学部委员），可他却认为，直到1999年，自己的业务方向才算确立。“当登上国际大洋钻探船时，我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人生方向。”
其实，汪品先在莫斯科大学学的并不是海洋，而是地质学里的古生物化石。从苏联留学归国后，汪品先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加入筹备中的“海洋地质系”。上世纪50年代末“全民找矿”的热潮兴起，上海也准备在海上找矿，但那时连陆上出差都困难，遑论海洋！
多年以后，国家在上海设立“627工程”准备东海、黄海的石油勘探，方才出现了机会。在1969年“文革”下乡期间，汪品先与几位同事起草的建立海洋地质系的建议，很快被采纳。1970年，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招收海洋地质系本科生。1972年，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一份通知，将该系转到同济大学，与同济的水文地质专业合并到“地下工程系”，于1975年正式挂牌成立海洋地质系。
在那个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年代，学校连一条小舢板都没有，怎么去海里找石油？汪品先回忆，靠一些出海的船只带回黄海海底的泥巴，他带着学生用吃饭的大搪瓷碗将泥巴泡开，然后在厕所的自来水龙头下淘洗，再在一台勉强可用的显微镜下观察——就这样开始了向海洋科学“进军”的第一步。
“我最感到幸运的是，‘文革’结束后，我成为同济大学最早出国的老师。”汪品先说，1978年9月跟随当时石油部科技代表团出访美国和法国，使他顿然开了眼界，一股“中国要跻身世界海洋科研”的愿望，在心头勃然而生。
③
上世纪80年代，世界强国之间的海洋之争已初现端倪，海洋科技的较量也已开始。汪品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国外大石油公司、名牌大学都在研究海洋、勘探海洋，然而我国连一点信息都不曾得知，当时国内对海洋的认识，还停留在“舟楫之便，渔盐之利”的传统思路上。
就在那次出访时，有一位法国专家在饭桌上向汪品先介绍乘坐载人深潜器潜入地中海海底的經历：“漂亮极了，到处都是海百合，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1981年，汪品先获得洪堡奖学金去德国基尔大学深造，那里正是德国的海洋中心。回顾起来，也许是命运使然：“文革”之后，汪品先得到了进军海洋的各种机遇，在国内外开创了海洋地质的合作交流。1977年，他应邀去海南岛参加南海第一口探井“莺1井”的地层分析，从此和南海石油勘探长期合作;在他倡议与主导下，1980和1984年，同济大学先后举办了碳酸盐和古海洋学领域的国际讲习班;1988年，“第一届亚洲海洋地质大会”在同济大学召开。种种进展，都为同济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前提。
机遇来了！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深海钻探计划”于1985年结束了，而新的“大洋钻探计划”开始了。中国科学家一定要介入！尽管那是一个“富人俱乐部”，每年要支付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才能成为会员国——这在30年前的中国无异于天文数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1997年国务院批准参加国际大洋钻探;同年，由汪品先执笔的南海钻探建议书在国际评比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1999年2月，汪品先作为南海航次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登上钻探船。
就在大洋钻探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国的海洋事业也在蓬勃发展：海洋科考船陆续兴建、7000米载人深潜器“蛟龙号”启动研制、海上钻井平台不断发展……2011年，在大量前期铺垫之下，国家“南海深部计划”终于启动，汪品先任指导专家组组长。此时，同济大学也涌现出翦知湣、周怀阳等一批中青年科学家，他们已挑起了科考的大梁。
2012年，汪品先说：“我要去南海抓一条‘大鱼’！”现在，这条“大鱼”终于抓到了。大洋钻探的成果，证明南海的形成是西太平洋俯冲带的产物，大西洋建立起来的成因模式并不适用，“南海不是个小大西洋”！
“我们终于用自己获得的海洋地质样品数据，形成了自己的新观点，挑战传统的认识。”他说，过去很多理论往往以欧洲、北半球为中心，但从很多新的证据来看，可能很多理论并不一定站得住脚，“是时候提出中国科学家的理论和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