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1日，一个天高云淡、春意渐浓的日子，飞机从壮美的雪山和峡谷上掠过，西藏这片辽阔而圣洁的土地在《环球人物》记者眼前徐徐展开。仿佛一位神秘的女郎揭开了面纱，那古朴纯净的壮美震撼人心。
　　在西藏采访期间，街头的广场、商场、书店……随处可见“隆重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的标语。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那场史诗性变革中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农奴家庭。人和事，累加起来，就是历史。而西藏的当代史，是由百万农奴书写的。他们成为自己、成为人、成为天地间的站立者、成为西藏叙事的主角。
　　在西藏，找一个农奴家庭不是件难事。因为当年那个基数太大了——百万农奴，而西藏和平解放后核实的总人口数也就是115万。换句话说，除了寥寥一部分占据特权金字塔顶端的人，当时在西藏能见到的人几乎都是农奴。
　　而今天，我们见到的是一个个平等的西藏居民。
　　在那曲市安多县扎仁镇，我们见到了纳色社区2组的居民阿弟。他生于1930年。民主改革前，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在多玛部落，流连于各农奴主家当奴隶。吃不饱穿不暖，经常遭毒打。不堪忍受屈辱的阿弟逃了出来，带着母亲一路乞讨，流浪至买玛部落（今扎仁镇一带），靠打猎为生，依然食不果腹。民主改革后，阿弟脑子活，带着一家人做生意，勤劳致富。1982年，在年过半百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他有5名子女，生活富足，还尽力帮助一些贫困乡邻。问阿弟，持家有什么秘诀？他乐呵呵地，答得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为人民服务’是我立下的家训。”
　　在山南市乃东区，我们见到了克松社区2组的居民扎西。他生于1936年7月，和阿弟一样，有相似的农奴经历。如今，他过着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
　　印象最深的还是拉萨市曲水县的居民尼玛次仁。《环球人物》记者初次见到尼玛次仁，是在曲水县老干部活动中心，那天是3月24日，距离民主改革60周年纪念日还有4天。曲水县退休文艺队正在排练舞蹈《翻身农奴把歌唱》。会议室的桌子被叠放在两侧靠墙的位置，就成了一间排练室。尼玛次仁本来不参加排练，可他还是赶了过来，给大家播放背景音乐。隨着他按下播放键，音箱里传出黑鸭子乐队翻唱的这首同名老歌：“雪山啊闪银光，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革命道路多宽广……毛主席呀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几名六十岁上下的女演员脸上绽放着笑容，虽然这只是排练，但她们好像回到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那一天。
　　60年一甲子。当年百万农奴里的老人们，如今绝大多数人 已经作古;而年少的农奴孩子们，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商人，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公务员……如今都到了当祖父母的年龄，真正用一生体会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滋味。他们是朴实的，不善言辞的，他们敦厚地笑着，脸上每一道独特的黝黑褶子里都盛着满足，末了，浓缩为一句话：“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在西藏的这些天，这句话我们听到的最多，就像是雪域高原百万人、百万家庭的合音，在我们耳边共振、回荡。
　　下面，就是尼玛次仁的故事。
　　60年前的3月28日，中央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宣告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终结和民主改革的开始。2009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大投票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正是在1959年的5月，我出生了。1959年以前，我们家祖上全是农奴，在拉萨市曲水县曲水镇曲水村一带给农奴主干活，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我出生时，恰逢农奴解放，于是妈妈给我取名尼玛次仁。“尼玛”的意思是“太阳”，“次仁”的意思是“长寿”。妈妈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乃至我们全家能永远生活在光明中。西藏有不少人叫这个名字，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
　　的确，我们在走访中发现，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就叫尼玛次仁，他同样生于1959年。还有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也叫这个名字。

妈妈一天只有一碗糌粑

　　我爷爷在一个叫“奔达仓”的庄园里给农奴主种田，种植青稞、豌豆、小麦等农作物，一年到头还得给农奴主放羊、放牦牛。藏族人的名字一般是4个字，没有姓。但这个农奴主是贵族，他的名字有6个字：除了4个字的名字，还有两个字是族名。他是拉萨一个大农奴主的手下，当时曲水村一带的人都得听他的。一些大的农奴主会在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里当官。
　　爷爷比较听话，老老实实当农奴，一直到60多岁去世。奶奶50多岁去世，也是当了一辈子农奴。由于爷爷去世时当农奴的期限未满，妈妈接替他继续在那个庄园里当农奴。其实并没有哪个契约里规定所谓的“期限”，农奴主说干到什么时候，农奴就得干到什么时候，没干到期，就得找人来替。
　　妈妈名叫布赤，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是曲水县另一个乡的人。那里的农奴主有一本名册，写着当地每个人的出生年月。谁家孩子长到8岁，就到了当农奴的年龄，没有任何条件，不管男女、有没有生病，都会被那里的农奴主强行拉去当农奴。妈妈8岁开始当农奴，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应去学校读书，但那是贵族孩子的特权。
　　由于年龄小，种不了田，也放养不了牦牛，妈妈只能放一些小羊羔。一个农奴劳动一天，只能得到一小碗用青稞做成的糌粑。如果哪天生病不能干活，就没得吃。糌粑早上发放，一天只发这一次，农奴一日三餐只吃这一碗。盛糌粑时，总是会有一部分糌粑冒过碗边沿，这时就会有人把碗刮平，一点都不会多给。有一年，由于家里人的粮食不够吃，外婆家就向农奴主借了一些粮食。从那以后，外婆一家必须省吃俭用，平日还得注意存一些余粮，以备还粮食债。
　　第二年，外婆把粮食债还完，家里人又没有吃的了，只好又向农奴主借粮食，就这样循环着。这些粮食债一辈子都还不完。外公外婆去世后，妈妈接着还债。妈妈实在是受不了了，便在26岁时逃了出来。妈妈那个庄园规定，如果3年找不到农奴，农奴的劳动“义务”就自然取消。

叔叔的腿被打瘸

　　妈妈逃到了曲水村，在这里认识了当农奴的爸爸。爸爸也跟爷爷一样老实、勤奋，农奴主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农奴主对他印象不错，一天就发给他三四两糌粑。这显然不够吃，但在庄园里就算好的了，经常有人一天一口都吃不上。爸爸一年四季都穿不到暖和衣服，冬天太冷就抱着牛羊取暖，闻着粪便的味道睡觉。他出去放牧时没有鞋穿，有时运气好，看到路边有农奴主丢掉不要的鞋，便捡起来穿上。
　　我听说好多农奴被农奴主当作商品随便卖来卖去，这种事没有在我们家发生过。爸爸没有受到过农奴主的虐待，活到了86岁。他是1991年去世的。不过，家里其他人被农奴主毒打过。
　　妈妈到曲水村不久就到奔达仓庄园接替爷爷。有一年秋收打麦，称重时妈妈把数字算错了。农奴主知道后马上就用马皮做的鞭子狠狠抽她的小腿，肉都被抽掉了一大块。妈妈82岁去世时，她的小腿还是凹进去一块的。
　　叔叔和爸爸在一个庄园里干活，一辈子受农奴主的压迫，一天里连抬半个小时头的时间都没有，只能低头干活。他还经常挨饿，没办法就偷农奴主家里的东西吃，有时晚上去偷，有时实在饿得不行，白天也去偷。一旦被发现，就得挨打。他的左腿被打瘸了。叔叔也穿不上什么暖和的衣服。有一次感冒发烧，没有糌粑吃，也没有药吃，就只好随便采了些野菜，结果吃完就中毒死了。爷爷的哥哥也因为偷了点东西吃，一只眼睛被皮鞭抽瞎了。
　　这种封建农奴制度太残酷了。民主改革前，西藏有些地方的农奴主到处散布谣言：“红汉人”要来了，他们吃人肉、喝人血。不过曲水县没有发生这种事，县里的农奴主们早早就逃跑了。1957年，妈妈从前那个乡的农奴主可能是听到了要民主改革的消息，跑去了印度。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曲水村的农奴主也跑到了印度。他们都没有参加1959年噶厦政府的叛乱，跑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农奴主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尽管藏族作家阿来给我们奉献了《尘埃落定》这样优秀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奢侈又残忍的土司家庭。
　　留存下来的统计数据是惊人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廉湘民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占人口不到5%的藏传佛教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共同统治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农奴主阶级分为官家、寺院、贵族三大领主和农奴主代理人两个层次，他们几乎占有全部土地、牧场、森林、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1959年，西藏上层贵族发起叛乱时，有的农奴主出逃，有的投诚，有的则参加了叛乱。”

“我们翻身农奴的儿子，可以抬头见太阳了”

　　农奴主逃跑后，庄园就分给了农奴。我们家陆续分到了13亩土地，还分到了耕牛、牦牛、山羊、奶羊、驴、捡牛粪用的筐子、床、桌子、瓷碗、被子……是按人头分的。爸爸妈妈终于有了自己的财产，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了。妈妈还常背诵藏语毛主席语录，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大意是人民当家作主。她还跳舞庆祝。她也很受人尊敬，民主改革之后还当了十一二年生产队长。
　　我8岁时，不用再像妈妈那样去给农奴主放羊了，而是坐在曲水村的小学校课堂里，读了一年书。妈妈虽然没读过书，但头脑比较灵活。我入学时，妈妈对我说：“在旧社会，我们想上学也没地方去，也交不起学费。你现在有机会上学，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班里都是农奴的孩子，我们就学习两门课程：藏语和数学，我觉得挺简单。 　　我13岁那年，曲水县选派3个人到西藏自治区卫生学校分别学习西医、藏医、中医。这是西藏解放后建立的第一个卫生学校。当时有一个藏语入学考试，有二十几个人参加，我是3個通过考试的人之一。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很高兴。妈妈说：“我们翻身农奴的儿子，现在可以抬起头来见太阳了。”
　　到了拉萨，我被分进了藏医班，学习了3年半，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1975年，我从卫校毕业。当时鼓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就被分配到曲水县人民医院藏医科。
　　最初，我的月工资是24元。当时除了两毛钱的挂号费，病人来看病我是不收钱的。我退休后，还有不少人来找我看病，我都不收一分钱。他们好多也是农奴家庭出身。
　　上世纪80年代起，我又先后被调到县防疫站、县委宣传部工作。1990年时，我的工资涨到了60元。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个7岁的女儿和一个两岁的儿子。全家人的生活都靠我一个人承担，压力很大。家里虽然有些田地，种些小麦，但由于是沙田，产量不高，小麦价格也便宜，一藏克（28斤）只能卖5到7元钱，一亩地一年也就能收入二三百块钱。
　　后来，县里发展得越来越好，开始修铁路、建动物园，我家各有3亩地被规划进去，每亩地分别补偿3.7万元和3万元。我的压力就缓解了一些。前些年，国家鼓励土地流传，我由于还要上班，就把剩下的地租给了一个农业公司，每亩地每年有上千元的收入。有了补偿款和平时攒的钱，我又贷了些款，在拉萨买了套房子。曲水这边没什么事时，我就去拉萨住一住。

17个人准备了25个节目

　　2016年，我从县委宣传部退休，开始拿退休金了。想想以前，累死累活都不一定吃得饱;现在，退休不劳动也能有收入。有了西藏民主改革，我才可能有现在的生活。退休后，我参加了曲水县退休文艺队，创作一些节目，其中有不少是歌颂民主改革的。
　　文艺队现在有9男8女，都是农奴家庭出身，平均年龄57岁，最大的65岁。今年为迎接民主改革60周年，我们准备了25个节目。3月28日，我们将在曲水县搬迁安置示范村三有村和县里的庆祝活动中表演。有一个藏语说唱节目是我编写的，名字叫《飞跃式曲水》，讲述曲水县几十年来的发展。有一个藏族舞蹈节目叫《翻身农奴把歌唱》，以同名歌曲为背景音乐，由6名女同志表演，是今年的一个重点节目。
　　我女儿从西藏大学毕业后，在曲水县中学教藏文。他们学校也准备了节目，其中也有《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有《幸福的藏家人》《等那一天来临》《大中国》等。
　　儿子考上了西藏一所师范学校，现在是林芝市察隅县一所小学的校长。从妈妈没学可上，到我有学上了，再到儿子当上校长，这真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家庭发展的过程。
　　如今，小孙子两岁多了，平时由我和他奶奶带着。我教他讲一些汉语的拼音和常用语。等他再大些，我就把我们家的故事讲给他，告诉他我们这个家庭是怎么走过来的，更要告诉他祖国母亲是谁，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
　　尼玛次仁很喜欢《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曲子，排练完还时不时哼唱几句。我们不由想起来，唱这首歌的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应该与尼玛次仁的母亲布赤年龄相仿。才旦卓玛亦生于一个农奴家庭，幼时给农奴主放牧。1951年，14岁的她看到进藏的解放军战士宁可饿肚子也不拿东西，宁可挨冻也不占房子，心想：他们和旧藏兵不一样，也许真是给穷苦人带来吉祥的“菩萨兵”？家乡日喀则成立了妇联，才旦卓玛优美的嗓音得到了重视。1956年，她走进日喀则的文工团学习。此时，尼玛次仁的妈妈布赤还在庄园里挣扎求生。1959年，无数个布赤、卓玛、次仁的农奴身份被废除了，才旦卓玛高歌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唱进了百万农奴的心里，也唱遍了整个中国。
　　60年后的今天，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59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只有1.74亿元;2018年，达到1477.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91倍。2018年，西藏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286元。因高寒缺氧，西藏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60年来，得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社保体系的完善，西藏人均寿命从过去的35.5岁提高到了68.2岁。
　　《环球人物》记者在采访中认识了很多像尼玛次仁这样的农奴后代。如今，他们走在西藏的春天里，愉快地哼着《翻身农奴把歌唱》：“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毛主席呀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