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文化寻根热，一些文化人热衷发掘本乡本土的文化积淀，寻找自己的文化根蒂。我 列于文化人群，苟同流俗，在茶余饭后也忍不住反刍自己早年的记忆，从离别多年的乡土找找自己的文化出身。
　　我的家乡是湖南华容县幸福乡，过去通称幸福大院，在东洞庭湖的边上，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围湖造田造出来的。在外人看来，那是八百里洞庭湖滨多少个垸子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垸子，但在我心中她是独一无二的。
　　幸福乡北面流过一条河，叫藕池河。这条河听说现在基本上断流了，当年可是一泻百里，在洞庭湖口冲出了偌大一块冲积平原。常年帆影绰绰，桃花汛后则有从岳阳、汉口来的大洋船逆流而上，搅动一江春水。于是，南北文明在这里融合。有了文明的聚集，就有了河边的闻名遐迩的滨湖小镇——注滋口。渔樵耕猎各业在这里荟萃，商贾学人在这里流连。好长时间内，它是我到过的最有名的地方，我以为天下文明莫过于此。如今，那些余香袅袅的茶楼酒肆和屐痕累累的青石板路早已不复存在，但一脉人文依然悠悠绵长。
　　我们的先人大都是从上湖南或从湖北南渡来洞庭湖开荒的人。湖洲沃野千里，阳春三月插一根扁担在地里，三天就发了芽。因此，天底下的人到这里将春泥当金子来淘。有的是赤膊吊胯单身一个来的，有的是用一担箩筐挑着儿女和家当来的。初修的垸堤根本挡不住无风三尺浪的湖水，基本上年年要泡洲、倒垸，收了春收就收不到夏收，用芦苇和泥巴筑的房子前一年秋天建，第二年夏天毁。但是，开荒人从来就没有气馁过，湖水一退，又把扁担往地里一插，到春天又是一片新绿。一代代开荒人，就这样在洞庭湖的风口浪尖上讨生活，年复一年，百折不挠，生生不息。
　　在洞庭湖洲上，同扁担一起发芽的，还有开荒人带来的文化。初时，开荒人几乎一户一音，讲着南腔北调，好在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太复杂的交流，因而并没有什么障碍。开荒人还几乎一户一俗，婚丧嫁娶各有各的方式。时间长了以后，语言、习俗和文化便逐渐同化，一首山歌大家用不同的口音唱得同腔同调。也有不“同”不“化”的。有一个村子是从上湖南的湘乡整村迁来的，人称“湘乡帮”，绝对是华容全县唯一的一个“湘乡村”。数十年几代人，老老少少还是一口外人很难听懂的湘乡话。我少年时进入这个邻村，仿佛进入了异乡。但正因为这样，他们得以保留了他们独有的母土文化的底蕴。我有了点文化之后，过年时喜欢遍看各家各户新贴的门联和堂对，觉得“湘乡帮”的门联堂对最有文化。后来才知道，那些联语有的原作者意是湘乡硕儒曾文正公，比如“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有些则明显是曾氏之遗风。这个村的文化人物，我已记不得几个了，但记得一个姓傅的人，据说是黄埔四期生，与林彪同期呢！隐姓埋名几十年，20世纪70年代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清理”了出来。
　　凿石垦壤、饲牛植稻的开荒人，不讲究吃、穿，不重视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却重教兴文，重视子女读书培养。水网茅寮之间，竟然塾馆密布，直至20世纪60年代还有私塾，子曰诗云与俚语浑话一起代代传承。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会讲三国水浒的人，从一丘田里劳作的人中至少能找出一个。在我记事的时候，在我的眼里，全乡最好的建筑是我就读的一所完全小学，新式教育却是旧式江南书院建筑风格，穿中山装的老师把新式课文讲得摇头晃脑。那时，这所学校常常考出全县名列前茅甚至第一的高小毕业生。不知真是因为乡学渊源，还是偶然的因素，在我们乡里竟然出了一个教育部副部长、一个教育厅长。连我也同教育有不解之缘，做着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还兼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一个人走遍天下，很多东西都会改变，但“丢胞衣罐子”的地方改变不了，教育背景改变不了。改变不了的就是你的文化根蒂，它影响着你一生一世的思想和情感。我深感自己身上有祖辈、父辈开荒人的许多遗传。有的尽管在今天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不太合拍了，但我始终珍视着它，顽固地坚持着它，因为我觉得它对我始终是有用的。比如，我走到哪里，都会抱着扁担插到地下会发芽的信念，这让我对生活永远充满希望。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