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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2日，“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外交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共18人与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四个议题：“新兴大国合作的理论与政策思考”、“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的互动”、“新兴大国各方态度与合作前景”和“中国的作用”。
一、新兴大国合作的理论与政策思考
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和教授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新兴大国联合建制与国际秩序进步”。第一，西方是否衰弱？他认为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就处于衰退之中，金融危机之后，其力量处于衰落通道。长远来说，该集团在我外交布局中相对下降，非美国因素上升。第二，新兴大国存在普遍的经济和政治觉醒。政治觉醒即民族独立运动和经济觉醒即现代化浪潮，提升了新兴大国的自觉性和自主性。随着技术扩散和教育普及，既有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发展浪潮进行批判。第三，力量对比导致格局出现松动，冲突或矛盾激化等消极因素可能增加。国际关系出现G化趋势，格局转换越快对中国外交挑战就越大。发展模式多样性增强，新兴国家出现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思潮，这能否构成新兴大国对国际政治文明的贡献有待观察。第四，新兴大国在联合建制方面涉及改制、建制和转制，在代表性上要体现多样文明；在授权上须考虑在多大程度上愿把国内事务的决策权授予国际制度。新兴大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温和，愿接受国际法的规范，而英美在国际法上持两元论，要求对新兴大国问责或审查，而很少接受国际机制对本国的审查。
北京大学宋伟副教授从历史和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新兴大国与传统力量冲突的可能性，以及新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结合当前形势作了新阐释。从权力转移理论和历史来看，新兴大国与传统力量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旧大国的恐惧感、战争作为体系资源分配的主导方式促成了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冲突的可能性在下降。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上升，新兴大国没有出现更为先进的制度，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国际贸易的开放度降低了冲突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之间合作的情况也比较悲观。旧大国是全球性大国，有很多分化新兴大国合作的资源。新兴大国由于其地区性、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还往往涉及领土争夺和对旧大国互相争宠，而不是把彼此合作作为战略重心。新兴大国有一些共同的战略基础，但比较虚，主要体现在国际制度、国际责任分配、发展道路和发言权等。中国要在宏观上形成新兴大国统一战线不那么容易，而且容易激化与霸权国的矛盾。中国应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扎实的合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赵干城研究员认为发展中大国比新兴大国的称谓更符合实际。衡量发展中大国的标准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发展指数、经济成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及对外贸易总量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的份额。发展中大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可以从物质实力、观念和制度来分析。在物质能力上，美曾达到世界总量35%，而中俄印相加也达不到这个高度。在思想观念上还提不出与自由主义形成对照或战而胜之的对应物。在制度安排上主要是强调融入、接受现行体系的安排。中印是最有潜力塑造国际体系的大国，但在目前国际体系的压力下，中印全面合作的前景很差。
二、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的互动
上海师范大学舒运国教授分析了非洲新兴大国的特征与作用。他指出非洲新兴大国的特征之一是主要关注地区事务，在国际事务中以非洲代表的面貌出现，这与泛非主义有联系。目前非盟主要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国际上强调非洲整体利益。特征之二是实力比较小，但发展趋势不可小视，非洲教育具有国际视野。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作用体现在地区和国际两个层面：在非洲大陆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努力缔造一个强大的非洲。国际上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当然这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非洲被边缘化了。
中国石油大学庞昌伟教授分析了“纳布科”项目与美欧俄及里海资源国的能源博弈。他认为里海资源国应属于新兴大国，过境国如土耳其、伊朗应如何归类有待讨论，资源争夺涉及国际体系变化。纳布科管道项目是欧盟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的首选。欧盟与俄罗斯围绕该项目在中亚-里海、外高加索和伊朗以及土耳其、中东欧过境国等展开博弈。纳布科也是美国控制欧亚能源战略的关键布局。管道的未来将取决于美国与伊朗关系改善以及俄美关系演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牛海彬博士分析了新兴大国合作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他认为合作机遇主要体现在体系层面上：和平转型可能性很大，主要大国均有改善体系的意愿；全球性和跨国性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兴大国已就此展开合作；新兴大国创设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合作机制，并在主要国际机制改革上具有共同利益。挑战主要表现为：新兴大国仍属发展中国家，实力有限；体系转型的难度在上升，既有大国加强了对新兴大国的分化与拉拢，各国多把与美国关系置于对外战略首位；新兴大国对国际体系的要求不尽相同，相互之间缺乏战略互信和相互了解，难以形成合力。综上所述，新兴大国合作可以修正但难以推动国际体系短期内发生质变。
三、新兴大国各方态度与合作前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耀副研究员分析了俄罗斯对新兴大国合作的态度与中俄关系。他认为俄罗斯对新兴大国合作的态度比较积极，旨在构建更有利的国际平台，提升与西方国家博弈的地位，帮助俄罗斯的经济复兴，进而改革国际经济体系。他认为中俄关系应放在国际体系变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今后的多极化更多是泛极化、权力分化，从经济关系来推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一定能够推得动。中俄关系还是战略定位问题，即对于未来世界的看法是否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志伟博士分析了巴西的国际战略构想及其对金砖四国合作的态度。巴西决策层认为当前国际格局是不平衡的霸权结构，巴西属于外围大国。巴西对自身的地缘关系比较满意，主要挑战是把自身潜能转化为现实实力。巴西对推动金砖四国的机制化合作态度十分积极，希望藉此进一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巴西希望借助与中国加强联系，削弱对美国的依赖性，所以担心中美走得过近。在如何看待巴西增常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可以表态支持发展中国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刘宗义博士分析了印度对新兴大国合作的态度及其对新兴大国合作前景的影响。他认为印度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对内保证国家安全和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对外建立一个多元民主包容的国际体系，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而这些必须通过多边主义途径解决。为此，印度在南亚、亚洲和全球层面建立了多个同心圆，强调其发展中国家领袖和民主国家身份，致力于在国际秩序中提升地位。中美是影响印度参与新兴大国合作的最重要因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忠祥研究员分析了南非的外交战略及对新兴大国合作的态度。他认为南非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以非洲为重点，维护南部非洲安全为优先；多边务实平衡外交，注重发展南北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多边体系实现安全；加强南南合作，尤其是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南非对新兴大国合作持积极态度，希望藉此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主张合作形式多样化。南非参与新兴大国合作也面临着内部矛盾的制约。
四、中国的作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青博士分析了新兴大国合作机制与中国的定位。他认为新兴大国合作的困难是虚多实少，今后新兴大国合作机制的构建须注意以下方面：网络上构建以核心国家集团驱动的多环结构；合作层次上既要有峰会，也要有操作层面的合作；加强战略体系规划和设想的交流，并把战略合作转化为具体项目的合作；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塑造，加强新兴大国的整合；新兴大国间合作应当是开放、非对抗的；要选择各国的优势项目加以合作。中国的定位到底是领导者、建设者、旁观者，还是搭便车，须要处理几个关系：参与新兴大国合作机制的收益问题，即寻找战略依托，稳定国际环境，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条件；风险问题，即承担更大的责任，但可能受到美国的更大打压；领导权问题；中国外交布局的相应变化。
复旦大学朱鸿博博士分析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他认为中国在新兴大国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巴西的原材料出口主要依赖中国。俄罗斯也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资源、能源需求。如果没有中国，印度不会引起西方那么重视，成为平衡中国的杠杆和筹码。中国对新兴大国的整体崛起很重要。面临资源、能源和市场的瓶颈，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作用大大增加。鉴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分化，中国需重新定义其发展中国家政策：对新兴大国、一般邻国、资源型国家、地缘政治上枢纽国家的政策要有所区别；注意以贸易和投资换取能源的政策；加强文化交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春博士分析了国际体系转型的特征与中国的作用。他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特征是主动的、设计性的体系转型，包括主动设计以掌控体系发展的步伐和方向；国际体系成员资格再设计；国家发展方向再设计，如提出巧实力、后民族国家以及绿色经济等概念。中国应尊重现有体系的历史基础，倡导国际体系的渐进式改革，保持与主导国家的关系总体稳定；推进体系合理化改革，加强与新兴大国的议题性合作，夯实与中小国家的关系基础；提升中国对未来国际体系、议题设置和国际制度的设计能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研究员从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外交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新兴大国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新兴大国是中国强国之路战略的新依托。新兴大国的合作正在建构地缘政治新格局，南南合作的新方向；经济和能源的依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改革国际体系中相互支持和相互依托也非常重要，不仅仅是经济治理体系，还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治理体系。整体来看，新兴大国间的矛盾是第二位的。今后须要加强下述问题研究：南南关系，即新兴大国如何加强合作及机制建设；南北关系，新兴大国同西方国家、守成国家的关系；如何共同建构国际体系；理论建构和话语权问题。
一、新兴大国合作的理论与政策思考
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和教授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新兴大国联合建制与国际秩序进步”。第一，西方是否衰弱？他认为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就处于衰退之中，金融危机之后，其力量处于衰落通道。长远来说，该集团在我外交布局中相对下降，非美国因素上升。第二，新兴大国存在普遍的经济和政治觉醒。政治觉醒即民族独立运动和经济觉醒即现代化浪潮，提升了新兴大国的自觉性和自主性。随着技术扩散和教育普及，既有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发展浪潮进行批判。第三，力量对比导致格局出现松动，冲突或矛盾激化等消极因素可能增加。国际关系出现G化趋势，格局转换越快对中国外交挑战就越大。发展模式多样性增强，新兴国家出现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思潮，这能否构成新兴大国对国际政治文明的贡献有待观察。第四，新兴大国在联合建制方面涉及改制、建制和转制，在代表性上要体现多样文明；在授权上须考虑在多大程度上愿把国内事务的决策权授予国际制度。新兴大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温和，愿接受国际法的规范，而英美在国际法上持两元论，要求对新兴大国问责或审查，而很少接受国际机制对本国的审查。
北京大学宋伟副教授从历史和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新兴大国与传统力量冲突的可能性，以及新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结合当前形势作了新阐释。从权力转移理论和历史来看，新兴大国与传统力量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旧大国的恐惧感、战争作为体系资源分配的主导方式促成了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冲突的可能性在下降。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上升，新兴大国没有出现更为先进的制度，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国际贸易的开放度降低了冲突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之间合作的情况也比较悲观。旧大国是全球性大国，有很多分化新兴大国合作的资源。新兴大国由于其地区性、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还往往涉及领土争夺和对旧大国互相争宠，而不是把彼此合作作为战略重心。新兴大国有一些共同的战略基础，但比较虚，主要体现在国际制度、国际责任分配、发展道路和发言权等。中国要在宏观上形成新兴大国统一战线不那么容易，而且容易激化与霸权国的矛盾。中国应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扎实的合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赵干城研究员认为发展中大国比新兴大国的称谓更符合实际。衡量发展中大国的标准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发展指数、经济成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及对外贸易总量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的份额。发展中大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可以从物质实力、观念和制度来分析。在物质能力上，美曾达到世界总量35%，而中俄印相加也达不到这个高度。在思想观念上还提不出与自由主义形成对照或战而胜之的对应物。在制度安排上主要是强调融入、接受现行体系的安排。中印是最有潜力塑造国际体系的大国，但在目前国际体系的压力下，中印全面合作的前景很差。
二、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的互动
上海师范大学舒运国教授分析了非洲新兴大国的特征与作用。他指出非洲新兴大国的特征之一是主要关注地区事务，在国际事务中以非洲代表的面貌出现，这与泛非主义有联系。目前非盟主要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在国际上强调非洲整体利益。特征之二是实力比较小，但发展趋势不可小视，非洲教育具有国际视野。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作用体现在地区和国际两个层面：在非洲大陆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努力缔造一个强大的非洲。国际上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当然这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非洲被边缘化了。
中国石油大学庞昌伟教授分析了“纳布科”项目与美欧俄及里海资源国的能源博弈。他认为里海资源国应属于新兴大国，过境国如土耳其、伊朗应如何归类有待讨论，资源争夺涉及国际体系变化。纳布科管道项目是欧盟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的首选。欧盟与俄罗斯围绕该项目在中亚-里海、外高加索和伊朗以及土耳其、中东欧过境国等展开博弈。纳布科也是美国控制欧亚能源战略的关键布局。管道的未来将取决于美国与伊朗关系改善以及俄美关系演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牛海彬博士分析了新兴大国合作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他认为合作机遇主要体现在体系层面上：和平转型可能性很大，主要大国均有改善体系的意愿；全球性和跨国性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兴大国已就此展开合作；新兴大国创设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合作机制，并在主要国际机制改革上具有共同利益。挑战主要表现为：新兴大国仍属发展中国家，实力有限；体系转型的难度在上升，既有大国加强了对新兴大国的分化与拉拢，各国多把与美国关系置于对外战略首位；新兴大国对国际体系的要求不尽相同，相互之间缺乏战略互信和相互了解，难以形成合力。综上所述，新兴大国合作可以修正但难以推动国际体系短期内发生质变。
三、新兴大国各方态度与合作前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耀副研究员分析了俄罗斯对新兴大国合作的态度与中俄关系。他认为俄罗斯对新兴大国合作的态度比较积极，旨在构建更有利的国际平台，提升与西方国家博弈的地位，帮助俄罗斯的经济复兴，进而改革国际经济体系。他认为中俄关系应放在国际体系变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今后的多极化更多是泛极化、权力分化，从经济关系来推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一定能够推得动。中俄关系还是战略定位问题，即对于未来世界的看法是否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志伟博士分析了巴西的国际战略构想及其对金砖四国合作的态度。巴西决策层认为当前国际格局是不平衡的霸权结构，巴西属于外围大国。巴西对自身的地缘关系比较满意，主要挑战是把自身潜能转化为现实实力。巴西对推动金砖四国的机制化合作态度十分积极，希望藉此进一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巴西希望借助与中国加强联系，削弱对美国的依赖性，所以担心中美走得过近。在如何看待巴西增常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可以表态支持发展中国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刘宗义博士分析了印度对新兴大国合作的态度及其对新兴大国合作前景的影响。他认为印度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对内保证国家安全和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对外建立一个多元民主包容的国际体系，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而这些必须通过多边主义途径解决。为此，印度在南亚、亚洲和全球层面建立了多个同心圆，强调其发展中国家领袖和民主国家身份，致力于在国际秩序中提升地位。中美是影响印度参与新兴大国合作的最重要因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忠祥研究员分析了南非的外交战略及对新兴大国合作的态度。他认为南非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以非洲为重点，维护南部非洲安全为优先；多边务实平衡外交，注重发展南北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多边体系实现安全；加强南南合作，尤其是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南非对新兴大国合作持积极态度，希望藉此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主张合作形式多样化。南非参与新兴大国合作也面临着内部矛盾的制约。
四、中国的作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青博士分析了新兴大国合作机制与中国的定位。他认为新兴大国合作的困难是虚多实少，今后新兴大国合作机制的构建须注意以下方面：网络上构建以核心国家集团驱动的多环结构；合作层次上既要有峰会，也要有操作层面的合作；加强战略体系规划和设想的交流，并把战略合作转化为具体项目的合作；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塑造，加强新兴大国的整合；新兴大国间合作应当是开放、非对抗的；要选择各国的优势项目加以合作。中国的定位到底是领导者、建设者、旁观者，还是搭便车，须要处理几个关系：参与新兴大国合作机制的收益问题，即寻找战略依托，稳定国际环境，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条件；风险问题，即承担更大的责任，但可能受到美国的更大打压；领导权问题；中国外交布局的相应变化。
复旦大学朱鸿博博士分析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他认为中国在新兴大国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巴西的原材料出口主要依赖中国。俄罗斯也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资源、能源需求。如果没有中国，印度不会引起西方那么重视，成为平衡中国的杠杆和筹码。中国对新兴大国的整体崛起很重要。面临资源、能源和市场的瓶颈，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作用大大增加。鉴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分化，中国需重新定义其发展中国家政策：对新兴大国、一般邻国、资源型国家、地缘政治上枢纽国家的政策要有所区别；注意以贸易和投资换取能源的政策；加强文化交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春博士分析了国际体系转型的特征与中国的作用。他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特征是主动的、设计性的体系转型，包括主动设计以掌控体系发展的步伐和方向；国际体系成员资格再设计；国家发展方向再设计，如提出巧实力、后民族国家以及绿色经济等概念。中国应尊重现有体系的历史基础，倡导国际体系的渐进式改革，保持与主导国家的关系总体稳定；推进体系合理化改革，加强与新兴大国的议题性合作，夯实与中小国家的关系基础；提升中国对未来国际体系、议题设置和国际制度的设计能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研究员从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外交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新兴大国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新兴大国是中国强国之路战略的新依托。新兴大国的合作正在建构地缘政治新格局，南南合作的新方向；经济和能源的依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改革国际体系中相互支持和相互依托也非常重要，不仅仅是经济治理体系，还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治理体系。整体来看，新兴大国间的矛盾是第二位的。今后须要加强下述问题研究：南南关系，即新兴大国如何加强合作及机制建设；南北关系，新兴大国同西方国家、守成国家的关系；如何共同建构国际体系；理论建构和话语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