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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在这二十年革命的大潮中滚来滚去的一点一滴，而且是极平凡的一点一滴，但是惟其一点一滴，惟其是极平凡的一点一滴，他所亲见亲闻亲自参加的事实，或许于一切平凡的普通的社会更较为亲切。”
历史本身的不可复原性和对历史原貌不可能完全客观的认识，决定了人们对历史解释见仁见智的多元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回溯对于中共历史的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文革”以前是以路线划线，所谓的“十一次路线斗争”基本上是“以是求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逐步向“以事求是”；从小的方面来说，即使对于一个人物的评价也是如此，譬如对中共的主要创建人陈独秀的评价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此外，也使得一些对中共历史贡献很大但后来脱离中共的人，陆续得到公正的评价。在庆贺建党90周年之际，又一个早年对中共历史有过贡献的人浮出水面，他就是高语罕。
高语罕，1887年生于安徽寿县，1947年病逝于南京。关于他的历史，在概述性的党史著作中罕有叙述，他只在一些非常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偶尔闪现身影，而且往往属于“流年碎影”那样的身影。而王军所著的《高语罕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第一次全面勾画了中共早期党员高语罕的生平，可以实实在在地说，是填补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一项空白。
早期建党时，高语罕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刘伯承、沈泽民、杨匏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接触频繁。高语罕曾兼任毛泽东为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曾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兼共产党黄埔党团书记，与周恩来共事；曾介绍朱德、孙炳文、章伯钧及学生蒋光慈、阿英、李克农、曹渊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叶剑英、叶挺、贺龙等共同策划南昌起义。张申府曾两次回忆，中共创建时期，“北京最早发展了张国焘，后来又发展了高语罕”。张国焘回忆，高语罕受陈独秀委托建团，南昌起义时反对张国焘建议的推迟起义时间，争取贺龙参加起义。
高语罕也是早期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见证了许多大事。譬如他同汪精卫、邵力子起草国民党二大宣言，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同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一起被蒋介石称为“黄埔四凶”。他在中山舰事件中是当事人，被迫离开黄埔时写了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他吟诵的“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诗句曾广为流传。他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留下了大量的社论和参加会议的记录。
1920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高语罕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白话书信》，屡遭国民党政府查禁却再版39次，影响无数青年。这部书当时与陈独秀《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并称三大畅销书。高语罕在离开政治舞台退往书斋后，始终坚持政治信仰，二十年如一日埋头著译，出版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中国思想界的奥伏赫变》等重要著作30余部。他是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思想家，若干重要文稿如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等即出自他之手，他的著作长期湮没，这与他的贡献极不相称。
高语罕是陈独秀同乡，也是挚友。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高语罕就是主要作者。后来他的命运与陈独秀也连在一起。他同陈独秀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晚年同住江津并在陈去世后发表《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并不断撰述评价陈独秀：“他至死还是一个正统派的共产党。”
高语罕与陈独秀这种密切关系，也成为他长期被历史湮没的因素之一。有人说他“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可谓颇有预见性。作者王军认为，对陈独秀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经历了从“以是求事”向“以事求是”的转变，高语罕研究理应不再是不可涉足的“禁区”，高语罕的事迹不应该再湮没无闻。这是他穷数年之功为高语罕立传的直接动因。
不过，在我看来，高语罕“身后萧条一样寒”的结局，除了与陈独秀的关系之外，与他本人的直言性格也不无关系。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高语罕具有不随时流、坚持己见的勇气。他自云：“不替人做歌功颂德的文字，不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文字，不说我所不愿意说的话”；“我只说我愿意说的话，绝对不丝毫违背我的政治良心。如不能发表我的主张，宁肯不说”。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褒贬难分的称号：“大炮”。
在1925年至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高语罕作为中共党员，就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作为监委常委，他认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即使对蒋介石他也不放过。
有一次开会，蒋介石吩咐在桌上摆了许多精美点心。高语罕走近细看，原来盛点心的盘子都是用草编的，上面有红花、绿花，中间五彩的花朵不是染的，却是用有颜色的草编的，手艺十分精巧。他脸色一板冲着蒋介石说，开会又不是请客，何必如此浪费。蒋介石本想借此笼络在军校工作的共产党员，可是高语罕竟当面批评他奢侈浪费，不像革命党人的作风，气得两颊红一块紫一块，一甩门走开了。
而作为黄埔教官，高语罕对学校行政多有批评。在孙中山纪念周上，他的演讲中，当着几千个学生公开批评学校行政。主掌黄埔的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认为高语罕在黄埔军校“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他的用意，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在中山舰事件时，蒋曾谋一个借口想将其逮捕，后经李济深极力说服，蒋才放弃行动。不过，高语罕也因此辞去在黄埔的任职。高语罕到上海后，致信蒋介石，公开与之笔战；到武汉后，继续公开反蒋，他因此得到了“大炮”的雅号。
1929年，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后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党籍。高语罕也有与陈独秀相同的政治主张，稍后他与陈独秀等81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也被开除党籍。此后，他就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托陈取消派”的重要成员，隐姓埋名，潜心著述。
性格即命运。这句被人用滥的话，依然可以作为他命运的注脚。
高语罕总结自己的经历曾说：“我只是在这二十年革命的大潮中滚来滚去的一点一滴，而且是极平凡的一点一滴，但是惟其一点一滴，惟其是极平凡的一点一滴，他所亲见亲闻亲自参加的事实，或许于一切平凡的普通的社会更较为亲切。”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的作为，都只是一点一滴。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深入挖掘这一点一滴，并用“以事求是”的心态来对待，干枯历史的躯干才能有鲜活的绿色。
（作者为当代史学者）
历史本身的不可复原性和对历史原貌不可能完全客观的认识，决定了人们对历史解释见仁见智的多元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回溯对于中共历史的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文革”以前是以路线划线，所谓的“十一次路线斗争”基本上是“以是求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逐步向“以事求是”；从小的方面来说，即使对于一个人物的评价也是如此，譬如对中共的主要创建人陈独秀的评价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此外，也使得一些对中共历史贡献很大但后来脱离中共的人，陆续得到公正的评价。在庆贺建党90周年之际，又一个早年对中共历史有过贡献的人浮出水面，他就是高语罕。
高语罕，1887年生于安徽寿县，1947年病逝于南京。关于他的历史，在概述性的党史著作中罕有叙述，他只在一些非常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偶尔闪现身影，而且往往属于“流年碎影”那样的身影。而王军所著的《高语罕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第一次全面勾画了中共早期党员高语罕的生平，可以实实在在地说，是填补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一项空白。
早期建党时，高语罕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刘伯承、沈泽民、杨匏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接触频繁。高语罕曾兼任毛泽东为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曾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兼共产党黄埔党团书记，与周恩来共事；曾介绍朱德、孙炳文、章伯钧及学生蒋光慈、阿英、李克农、曹渊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叶剑英、叶挺、贺龙等共同策划南昌起义。张申府曾两次回忆，中共创建时期，“北京最早发展了张国焘，后来又发展了高语罕”。张国焘回忆，高语罕受陈独秀委托建团，南昌起义时反对张国焘建议的推迟起义时间，争取贺龙参加起义。
高语罕也是早期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见证了许多大事。譬如他同汪精卫、邵力子起草国民党二大宣言，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同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一起被蒋介石称为“黄埔四凶”。他在中山舰事件中是当事人，被迫离开黄埔时写了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他吟诵的“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诗句曾广为流传。他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留下了大量的社论和参加会议的记录。
1920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高语罕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白话书信》，屡遭国民党政府查禁却再版39次，影响无数青年。这部书当时与陈独秀《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并称三大畅销书。高语罕在离开政治舞台退往书斋后，始终坚持政治信仰，二十年如一日埋头著译，出版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中国思想界的奥伏赫变》等重要著作30余部。他是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思想家，若干重要文稿如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等即出自他之手，他的著作长期湮没，这与他的贡献极不相称。
高语罕是陈独秀同乡，也是挚友。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高语罕就是主要作者。后来他的命运与陈独秀也连在一起。他同陈独秀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晚年同住江津并在陈去世后发表《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并不断撰述评价陈独秀：“他至死还是一个正统派的共产党。”
高语罕与陈独秀这种密切关系，也成为他长期被历史湮没的因素之一。有人说他“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可谓颇有预见性。作者王军认为，对陈独秀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经历了从“以是求事”向“以事求是”的转变，高语罕研究理应不再是不可涉足的“禁区”，高语罕的事迹不应该再湮没无闻。这是他穷数年之功为高语罕立传的直接动因。
不过，在我看来，高语罕“身后萧条一样寒”的结局，除了与陈独秀的关系之外，与他本人的直言性格也不无关系。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高语罕具有不随时流、坚持己见的勇气。他自云：“不替人做歌功颂德的文字，不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文字，不说我所不愿意说的话”；“我只说我愿意说的话，绝对不丝毫违背我的政治良心。如不能发表我的主张，宁肯不说”。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褒贬难分的称号：“大炮”。
在1925年至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高语罕作为中共党员，就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作为监委常委，他认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即使对蒋介石他也不放过。
有一次开会，蒋介石吩咐在桌上摆了许多精美点心。高语罕走近细看，原来盛点心的盘子都是用草编的，上面有红花、绿花，中间五彩的花朵不是染的，却是用有颜色的草编的，手艺十分精巧。他脸色一板冲着蒋介石说，开会又不是请客，何必如此浪费。蒋介石本想借此笼络在军校工作的共产党员，可是高语罕竟当面批评他奢侈浪费，不像革命党人的作风，气得两颊红一块紫一块，一甩门走开了。
而作为黄埔教官，高语罕对学校行政多有批评。在孙中山纪念周上，他的演讲中，当着几千个学生公开批评学校行政。主掌黄埔的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认为高语罕在黄埔军校“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他的用意，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在中山舰事件时，蒋曾谋一个借口想将其逮捕，后经李济深极力说服，蒋才放弃行动。不过，高语罕也因此辞去在黄埔的任职。高语罕到上海后，致信蒋介石，公开与之笔战；到武汉后，继续公开反蒋，他因此得到了“大炮”的雅号。
1929年，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后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党籍。高语罕也有与陈独秀相同的政治主张，稍后他与陈独秀等81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也被开除党籍。此后，他就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托陈取消派”的重要成员，隐姓埋名，潜心著述。
性格即命运。这句被人用滥的话，依然可以作为他命运的注脚。
高语罕总结自己的经历曾说：“我只是在这二十年革命的大潮中滚来滚去的一点一滴，而且是极平凡的一点一滴，但是惟其一点一滴，惟其是极平凡的一点一滴，他所亲见亲闻亲自参加的事实，或许于一切平凡的普通的社会更较为亲切。”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的作为，都只是一点一滴。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深入挖掘这一点一滴，并用“以事求是”的心态来对待，干枯历史的躯干才能有鲜活的绿色。
（作者为当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