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话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
人民币是否进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外国比中国更迫切。对于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是根据市场需求，稳健推出大批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
从巴黎到南京再到华盛顿，短短两个月时间不到，二十国集团（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修复世界失衡的治理和构建新的全球货币体系。
在3月31日于南京举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上，25个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曾展开一场激烈交锋。
在南京会议上，法、美代表虽然都提议把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货币（SDR），即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一篮子货币组成的储备资产，但其根本用意是要换取人民币升值。
中国将如何应对这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机会和难题？
中国加入SDR缓行
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法国希望就提高SDR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加强全球对话。法国认为，提高SDR的作用以及将人民币纳入SDR是加快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其中一个方法。
“难道现在不就是IMF把人民币这样的新兴货币纳入SDR篮子达成一致时间表的好时机么？”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南京研讨会上如是说。
两年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一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曾引起中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其中，周小川的主要意图是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加强特别提款权的功能，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而两年后的今天，周小川对人民币加入SDR的态度有所缓和——“并不着急，有耐心”。
SDR是IMF分配给每个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货币的权利，它并非真正的货币。当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使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目前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用于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IMF的贷款。
“目前SDR还只是一个符号，并不是实质意义的货币。”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于乎指出，“这决定了SDR使用途径相当有限，只能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赎回或抵押，甚至不能用于贸易结算。诞生之日就存在的短板，导致SDR的规模始终无法与美元抗衡，这么多年来进展缓慢。”
根据相关数据，SDR当前规模仅为全球储备8%左右，与美元超过60%的比例无法同日而语。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以及在全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日益提高，近年来将人民币纳入SDR的呼声渐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作为南京研讨会与会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如果加入SDR，有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意义，反映了中国国力的强大，也意味着作为大国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但基于加入SDR需要的一定条件，目前看来还不到时机，进展可能性不大。
争论的焦点在于人民币目前尚未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于不久前召开的巴黎会议上，G20以不可自由兑换为由，拒绝人民币加入SDR。这似乎挡住了人民币走向SDR的步伐。
在南京，发达国家在G20研讨会议中对中国步步紧逼。
萨科齐提出应让人民币提早加入SDR的声音刚落，重重限制条件的老调又重新弹起。
法国财长克里斯蒂•拉加德在当天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一种货币纳入SDR，需满足三个原则性条件：一是货币的可自由兑换，二是汇率的灵活性，三是央行的独立性。
美国财长盖特纳也表示，只有那些具有弹性汇率、独立央行，并且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其货币才应当包括在SDR篮子中。
中国对法美等国的相关建议态度冷淡，在会前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姜瑜说：“此次会议将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议题中没有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强调这次研讨会是非正式和学术性的。
在加入SDR的问题上，中国坚持加入SDR与汇率问题脱钩。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要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仍需要一个过程，其进入SDR将是水到渠成的事，加入SDR的先决条件并非一定是自由兑换货币以及浮动汇率。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会上说，SDR对纳入货币的要求应该是该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以及是否被广泛应用。
对于法美等国家呼吁人民币纳入SDR，李稻葵认为，这是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人民币的体现，但是人民币不一定非要加入SDR不可。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SDR本身就应该包括人民币。SDR的货币应该更多元化，更反映全球经济现状。中国应该完全按照中国自己的步骤，符合中国利益就是符合世界利益。
4月10日，李稻葵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表示，中国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要有清晰的认识，尤其是要警惕有些国家将SDR作为政治工具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这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智囊说，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完全按照中国自己的需求来发展，所谓的可自由兑换、独立央行等条件都是美国等国家硬性设置的政治条件。
当前，中国并不担心能否加入SDR，中国要做的就是努力推进货币国际化，发展更多的金融产品，符合中国及全世界投资者的需求，把中国打造成一个金融强国。
“不要为国际化而国际化”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经说过自由兑换对于人民币进入SDR并不是必要条件。从中国立场出发，人民币应该怎样改更加合适？
李稻葵：对于SDR这个话题，中国应该放松心态。因为人民币进不进入SDR这个话题，事实上是外国要比中国更加迫切。对中国来说，进不进真的无所谓。
因为SDR本来就不是重要货币，只是个虚名。如果人民币不进入SDR，这将是发达国家的遗憾，因为没有人民币的SDR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作用。反过来说，人民币进不进入SDR对中国不是重要话题，无所谓。最关键的是，中国要根据市场需求，稳健推出大批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现在中国在贸易领域推进人民币结算，但这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举措，因为贸易量很小，什么来结算区别不大。
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最大需求是投资，而不是贸易。国际上，有上百万亿的资金都有需求部分地转成人民币。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元前景一定有问题，美元的地位会逐步地下降，而且这一下降过程很可能会被美元的突然贬值打乱。
《财经国家周刊》：在3月31日G20南京会议上，对于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强调的中国不符合加入SDR的条件，你怎么分析？
李稻葵：盖特纳等人开出的完全是政治条件，跟经济、金融的运作几乎没有关系。因为SDR并不是国际货币，而且要认真追究的话，德国马克、英镑，当时也不完全是自由兑换的货币。
对照要求中国央行独立的条件，如果细加分析，人们会发现美联储也不是完全独立的，现在美联储跟财政部一起，制定一轮、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和保尔森一起研究制定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对策等，这都是不独立的表现。
所以这些话都是外交辞令，我们应该看清这点。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评价SDR中已有的几种货币，如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当前的地位？
李稻葵：美元肯定会有一个不断下降的前景。我在南京会议上用unwinding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过程，即发条拧起来之后，会有一个不断变松、退链子的过程。Unwinding退压力过程是渐进的，否则突然退的话就可能出现崩溃。这是美元的现象，但是现在看不到美国会采取改革措施的迹象，里面其实有政治问题。
欧元确实是国际货币，但可惜的是，欧洲央行却没有国际货币主宰者的霸主心态，仍然是小国心态。比如，欧洲央行现在过于把注意力集中到通胀预期的影响上，实际上他们的通胀只有2%，与欧元的信誉被怀疑这件大事相比，并不严重。
现在更重要的是稳住欧元。欧洲央行有些过于注重技术，却没有看到整个大局。欧元现在加息，其实是伤害了很多欧元弱国的利益，不利于欧元地位的稳固，增加欧元区内部的不团结。例如，德国加息时，外围一些欧元区国家实质上需要缓解财政压力，现在利率成本上升，增加了这些国家发行债券的压力。
所以，很遗憾欧元没有霸气。英镑、瑞士法郎等概念上都是很好的国际货币，但规模很小，投资难度大。
日元则已经过了时代，日元的决策体制和决策者都存在很多问题，他们的决策者很少有认认真真把货币体系想清楚的，都是靠经验，没有学理的支撑，说话也不硬气，跟美国人一谈判就败下阵来，只能完全听美国的。
所以，唯一有可能与美元对接、在unwinding过程中逐步发挥作用、承担起责任的是中国。
这并不是说人民币以后会取代美元，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多极化的货币体系，自身发展好、金融市场深度大、金融工具多的国家或地区的货币肯定会更受欢迎。
现在的情况是，国际货币体系更需要人民币，而不是反之，这个问题要看清楚。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国际货币，你认为美元的表现怎么样？
李稻葵：国际货币受外部危机影响较小，并不是说国际货币就没有压力。国际货币需要考虑更多国际利益，间接受到很多舆论和道义上的压力。当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过分考虑本国利益，引来很多外部舆论压力。
盖特纳在G20南京会议发言内容很不错，过去两年，美国国际货币体制应对得很好，如QE1、QE2都很好，没有发生危机，也没有必要改革，而且建立了双边货币互换机制。
但是，盖特纳在回答问题时却有失大国风范，他说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国家过于紧盯着美元，也不会受到美国发行QE1和QE2的影响，所以出现问题是自找的。美国指责诸如中国等国汇率不够自由，却忘了美元是国际货币老大哥，美元只要有动静对大家就是会有影响，这是客观存在。
《财经国家周刊》：既然是国际货币体系更需要人民币，对中国来说，人民国际化目的是什么？
李稻葵：人民币不要为国际化而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范大规模外部危机。国际金融投机者，一些国际炒家，如索罗斯等人无法整垮美国，但却可以去攻击俄罗斯、新加坡、中国香港。所以国际货币避免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或者说来自于外部的危机。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还注意到，在G20南京会议中，G20轮值国主席萨科齐等推崇IMF的作用。请问国际货币体系将来应该怎么改，IMF在其中发挥哪些作用？
李稻葵：萨科齐等是希望IMF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协调作用，让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能够相互协商，建立和谐的国际金融环境。当然法国也希望通过IMF的政策约束到美国。
IMF肯定要改革，从而变得更加多元化、积极。不仅对中国起到监督约束的作用，更应该监督美国。美国是IMF第一大成员国，但到目前为止，IMF实际上对美国的监督力度很不够。IMF需要加大对美国的约束，不能走过场，这比调整投票权还要重要。
总之，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应该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渐进式，否则现有的外汇储备价值会受到影响，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美元和美元债券短期迅速贬值。二是泛G20集团的广泛参与，第三是多元化的发展，如SDR逐步提高作用，币种应更多元化，更反映实体经济的现状。
《财经国家周刊》：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中国应该怎么做？
李稻葵：最关键的是要把金融市场做好。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人民币储蓄，这些资金不能全放在国内金融市场上，一定要走出去投资。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跟中国经济好坏紧密挂钩，但是完全挂钩是有风险的，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必须要找一个和中国经济好坏相反的金融工具来对冲这个风险。
所以中国人客观上有要求出国投资，反过来，世界有要求增加人民币。这两个要求同时存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动力。因此资本账户可以放开，让中国人的资金逐步出国，同时也要把外国人需求吸引过来，用美元换人民币资产。外国人拿美元换人民币资产，中国人换美元出国投资，这是一个资金的大循环，未来十年这个大循环一定要做好。
总体上讲，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一定要上升，不过，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金融资产的结构，即来自于债权、股票、存款的分别有多少。比较合理结构是增加的资产主要来自股票和债权，而不是存款。同时希望这个过程比较平稳，不要大进大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大概五到十年的时间。这段时间，要防范来自外部的冲击。例如，倘若美元在短期内大幅度贬值，大量资金撤出美国市场，涌入其他货币市场，对中国会有压力。这个过程是很微妙的。
《财经国家周刊》：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趋势，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李稻葵：这一新趋势对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大格局提出了两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如何能够在全球范围产生越来越多的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种类可以是债券、证券，或者各种各样的组合式金融资产等。当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已经看到这种客观要求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机遇。机遇体现在创造了一个在全球范围，不断推出中国自己的金融产品的强大动力。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家庭和企业仍有大量的储蓄沉淀在货币体系之内，沉淀在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转化为投资的金融工具，进入证券市场。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给中国未来五到十年金融界、证券界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
这一趋势意味着，不光是中国投资者，全世界投资者都会更有机会直接投资于人民币市场。人民币市场有可能出现在中国之内，甚至有可能出现在一些消费强国。
另一方面，除了把银行存款逐步转移到资本市场里来，同时还要看到，长此以往，中国也不可能把重要的投资放在境内，出于风险对冲的考虑，中国资产也必须要走出去。
人民币是否进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外国比中国更迫切。对于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是根据市场需求，稳健推出大批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
从巴黎到南京再到华盛顿，短短两个月时间不到，二十国集团（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修复世界失衡的治理和构建新的全球货币体系。
在3月31日于南京举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上，25个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曾展开一场激烈交锋。
在南京会议上，法、美代表虽然都提议把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货币（SDR），即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一篮子货币组成的储备资产，但其根本用意是要换取人民币升值。
中国将如何应对这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机会和难题？
中国加入SDR缓行
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法国希望就提高SDR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加强全球对话。法国认为，提高SDR的作用以及将人民币纳入SDR是加快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其中一个方法。
“难道现在不就是IMF把人民币这样的新兴货币纳入SDR篮子达成一致时间表的好时机么？”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南京研讨会上如是说。
两年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一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曾引起中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其中，周小川的主要意图是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加强特别提款权的功能，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而两年后的今天，周小川对人民币加入SDR的态度有所缓和——“并不着急，有耐心”。
SDR是IMF分配给每个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货币的权利，它并非真正的货币。当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使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目前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用于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IMF的贷款。
“目前SDR还只是一个符号，并不是实质意义的货币。”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于乎指出，“这决定了SDR使用途径相当有限，只能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赎回或抵押，甚至不能用于贸易结算。诞生之日就存在的短板，导致SDR的规模始终无法与美元抗衡，这么多年来进展缓慢。”
根据相关数据，SDR当前规模仅为全球储备8%左右，与美元超过60%的比例无法同日而语。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以及在全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日益提高，近年来将人民币纳入SDR的呼声渐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作为南京研讨会与会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如果加入SDR，有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意义，反映了中国国力的强大，也意味着作为大国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但基于加入SDR需要的一定条件，目前看来还不到时机，进展可能性不大。
争论的焦点在于人民币目前尚未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于不久前召开的巴黎会议上，G20以不可自由兑换为由，拒绝人民币加入SDR。这似乎挡住了人民币走向SDR的步伐。
在南京，发达国家在G20研讨会议中对中国步步紧逼。
萨科齐提出应让人民币提早加入SDR的声音刚落，重重限制条件的老调又重新弹起。
法国财长克里斯蒂•拉加德在当天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一种货币纳入SDR，需满足三个原则性条件：一是货币的可自由兑换，二是汇率的灵活性，三是央行的独立性。
美国财长盖特纳也表示，只有那些具有弹性汇率、独立央行，并且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其货币才应当包括在SDR篮子中。
中国对法美等国的相关建议态度冷淡，在会前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姜瑜说：“此次会议将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议题中没有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强调这次研讨会是非正式和学术性的。
在加入SDR的问题上，中国坚持加入SDR与汇率问题脱钩。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要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仍需要一个过程，其进入SDR将是水到渠成的事，加入SDR的先决条件并非一定是自由兑换货币以及浮动汇率。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会上说，SDR对纳入货币的要求应该是该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以及是否被广泛应用。
对于法美等国家呼吁人民币纳入SDR，李稻葵认为，这是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人民币的体现，但是人民币不一定非要加入SDR不可。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SDR本身就应该包括人民币。SDR的货币应该更多元化，更反映全球经济现状。中国应该完全按照中国自己的步骤，符合中国利益就是符合世界利益。
4月10日，李稻葵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表示，中国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要有清晰的认识，尤其是要警惕有些国家将SDR作为政治工具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这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智囊说，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完全按照中国自己的需求来发展，所谓的可自由兑换、独立央行等条件都是美国等国家硬性设置的政治条件。
当前，中国并不担心能否加入SDR，中国要做的就是努力推进货币国际化，发展更多的金融产品，符合中国及全世界投资者的需求，把中国打造成一个金融强国。
“不要为国际化而国际化”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经说过自由兑换对于人民币进入SDR并不是必要条件。从中国立场出发，人民币应该怎样改更加合适？
李稻葵：对于SDR这个话题，中国应该放松心态。因为人民币进不进入SDR这个话题，事实上是外国要比中国更加迫切。对中国来说，进不进真的无所谓。
因为SDR本来就不是重要货币，只是个虚名。如果人民币不进入SDR，这将是发达国家的遗憾，因为没有人民币的SDR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作用。反过来说，人民币进不进入SDR对中国不是重要话题，无所谓。最关键的是，中国要根据市场需求，稳健推出大批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现在中国在贸易领域推进人民币结算，但这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举措，因为贸易量很小，什么来结算区别不大。
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最大需求是投资，而不是贸易。国际上，有上百万亿的资金都有需求部分地转成人民币。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元前景一定有问题，美元的地位会逐步地下降，而且这一下降过程很可能会被美元的突然贬值打乱。
《财经国家周刊》：在3月31日G20南京会议上，对于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强调的中国不符合加入SDR的条件，你怎么分析？
李稻葵：盖特纳等人开出的完全是政治条件，跟经济、金融的运作几乎没有关系。因为SDR并不是国际货币，而且要认真追究的话，德国马克、英镑，当时也不完全是自由兑换的货币。
对照要求中国央行独立的条件，如果细加分析，人们会发现美联储也不是完全独立的，现在美联储跟财政部一起，制定一轮、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和保尔森一起研究制定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对策等，这都是不独立的表现。
所以这些话都是外交辞令，我们应该看清这点。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评价SDR中已有的几种货币，如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当前的地位？
李稻葵：美元肯定会有一个不断下降的前景。我在南京会议上用unwinding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过程，即发条拧起来之后，会有一个不断变松、退链子的过程。Unwinding退压力过程是渐进的，否则突然退的话就可能出现崩溃。这是美元的现象，但是现在看不到美国会采取改革措施的迹象，里面其实有政治问题。
欧元确实是国际货币，但可惜的是，欧洲央行却没有国际货币主宰者的霸主心态，仍然是小国心态。比如，欧洲央行现在过于把注意力集中到通胀预期的影响上，实际上他们的通胀只有2%，与欧元的信誉被怀疑这件大事相比，并不严重。
现在更重要的是稳住欧元。欧洲央行有些过于注重技术，却没有看到整个大局。欧元现在加息，其实是伤害了很多欧元弱国的利益，不利于欧元地位的稳固，增加欧元区内部的不团结。例如，德国加息时，外围一些欧元区国家实质上需要缓解财政压力，现在利率成本上升，增加了这些国家发行债券的压力。
所以，很遗憾欧元没有霸气。英镑、瑞士法郎等概念上都是很好的国际货币，但规模很小，投资难度大。
日元则已经过了时代，日元的决策体制和决策者都存在很多问题，他们的决策者很少有认认真真把货币体系想清楚的，都是靠经验，没有学理的支撑，说话也不硬气，跟美国人一谈判就败下阵来，只能完全听美国的。
所以，唯一有可能与美元对接、在unwinding过程中逐步发挥作用、承担起责任的是中国。
这并不是说人民币以后会取代美元，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多极化的货币体系，自身发展好、金融市场深度大、金融工具多的国家或地区的货币肯定会更受欢迎。
现在的情况是，国际货币体系更需要人民币，而不是反之，这个问题要看清楚。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国际货币，你认为美元的表现怎么样？
李稻葵：国际货币受外部危机影响较小，并不是说国际货币就没有压力。国际货币需要考虑更多国际利益，间接受到很多舆论和道义上的压力。当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过分考虑本国利益，引来很多外部舆论压力。
盖特纳在G20南京会议发言内容很不错，过去两年，美国国际货币体制应对得很好，如QE1、QE2都很好，没有发生危机，也没有必要改革，而且建立了双边货币互换机制。
但是，盖特纳在回答问题时却有失大国风范，他说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国家过于紧盯着美元，也不会受到美国发行QE1和QE2的影响，所以出现问题是自找的。美国指责诸如中国等国汇率不够自由，却忘了美元是国际货币老大哥，美元只要有动静对大家就是会有影响，这是客观存在。
《财经国家周刊》：既然是国际货币体系更需要人民币，对中国来说，人民国际化目的是什么？
李稻葵：人民币不要为国际化而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范大规模外部危机。国际金融投机者，一些国际炒家，如索罗斯等人无法整垮美国，但却可以去攻击俄罗斯、新加坡、中国香港。所以国际货币避免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或者说来自于外部的危机。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还注意到，在G20南京会议中，G20轮值国主席萨科齐等推崇IMF的作用。请问国际货币体系将来应该怎么改，IMF在其中发挥哪些作用？
李稻葵：萨科齐等是希望IMF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协调作用，让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能够相互协商，建立和谐的国际金融环境。当然法国也希望通过IMF的政策约束到美国。
IMF肯定要改革，从而变得更加多元化、积极。不仅对中国起到监督约束的作用，更应该监督美国。美国是IMF第一大成员国，但到目前为止，IMF实际上对美国的监督力度很不够。IMF需要加大对美国的约束，不能走过场，这比调整投票权还要重要。
总之，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应该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渐进式，否则现有的外汇储备价值会受到影响，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美元和美元债券短期迅速贬值。二是泛G20集团的广泛参与，第三是多元化的发展，如SDR逐步提高作用，币种应更多元化，更反映实体经济的现状。
《财经国家周刊》：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中国应该怎么做？
李稻葵：最关键的是要把金融市场做好。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人民币储蓄，这些资金不能全放在国内金融市场上，一定要走出去投资。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跟中国经济好坏紧密挂钩，但是完全挂钩是有风险的，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必须要找一个和中国经济好坏相反的金融工具来对冲这个风险。
所以中国人客观上有要求出国投资，反过来，世界有要求增加人民币。这两个要求同时存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动力。因此资本账户可以放开，让中国人的资金逐步出国，同时也要把外国人需求吸引过来，用美元换人民币资产。外国人拿美元换人民币资产，中国人换美元出国投资，这是一个资金的大循环，未来十年这个大循环一定要做好。
总体上讲，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一定要上升，不过，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金融资产的结构，即来自于债权、股票、存款的分别有多少。比较合理结构是增加的资产主要来自股票和债权，而不是存款。同时希望这个过程比较平稳，不要大进大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大概五到十年的时间。这段时间，要防范来自外部的冲击。例如，倘若美元在短期内大幅度贬值，大量资金撤出美国市场，涌入其他货币市场，对中国会有压力。这个过程是很微妙的。
《财经国家周刊》：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趋势，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李稻葵：这一新趋势对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大格局提出了两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如何能够在全球范围产生越来越多的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种类可以是债券、证券，或者各种各样的组合式金融资产等。当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已经看到这种客观要求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机遇。机遇体现在创造了一个在全球范围，不断推出中国自己的金融产品的强大动力。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家庭和企业仍有大量的储蓄沉淀在货币体系之内，沉淀在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转化为投资的金融工具，进入证券市场。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给中国未来五到十年金融界、证券界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
这一趋势意味着，不光是中国投资者，全世界投资者都会更有机会直接投资于人民币市场。人民币市场有可能出现在中国之内，甚至有可能出现在一些消费强国。
另一方面，除了把银行存款逐步转移到资本市场里来，同时还要看到，长此以往，中国也不可能把重要的投资放在境内，出于风险对冲的考虑，中国资产也必须要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