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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看并不缺地的小县城，也像大都市一样盖满了高楼。只是，这些不断升高的风景，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最近，有关部委相继出台文件，对城市建筑的高度做出限制。
先是住建部出台《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县城新建住宅以 6 层为主，最高不超过 18层。随后，国家发改委又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严格限制建设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正如那句“走出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楼层盖得越来越高，也会让人们遗忘修建高楼的真正意义。
当高度成为攀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楼林立都是城市化最直观的体现，也是人们对于“都市”想象不可缺少的部分。
建造宏伟的地标性建筑，往往成为一个城市提高知名度最直接的方式，而在各類地标性建筑当中，又以建造摩天大楼最为直接简单。近年来，多个城市激烈角逐“中国第一高楼”这一头衔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从改革开放前开始，1976年广州白云宾馆完工，高达120米的白云宾馆成为中国当时的第一高楼。在此后的40余年里，“中国第一高楼”的宝座不断易主，在上海、深圳和广州这几个大城市之间轮流转手。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超100米高层住宅最多的城市为重庆，其30层以上住宅小区2219个，其次为武汉1500个。
尽管这些城市高层建筑诞生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地形限制和土地资源紧缺，但仍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盲目加入“追高”的行列。
而现在，这种迷梦到了要醒来的时刻。最先醒来的，或许是那些人口外流、房价失真的小县城们。
县城不配拥有“向往的高楼”？
近两年，小县城加速复刻“高层城市模型”的行为愈演愈烈，在今年被按下暂停键也就在意料之中。
有人为此叫好，也有人表示不解：县城真的不配拥有“向往的高楼”吗？
事实上，抛开房价原因，县城打造“高层城市模型”，本就有诸多弊端。
首先是消防安全，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消防云梯能抬升到112米，而我国的消防云梯最高可达到101米，即约35层的高度，但这样的消防云梯造价在2000万元以上，多数县城还无法配备。目前多数城市的消防云梯最高抬升大概50米，即17楼左右。
另一方面，县城本身“地多人少”的事实不可忽略。当开发商成功用高楼把居民集中起来，市场需求势必不断减少，而正在继续兴建的高楼就会变得前途未卜。这几年县城越来越多的烂尾楼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例子。
以陕西府谷县为例，据此前媒体报道，丰富煤炭资源带来了财富，也催生了小县城的成片高楼。但随着煤炭经济下行，原本源源不断流入固定资产中的投资被拧上了水龙头。仅仅几年，高楼和烂尾楼比邻而立，数十平方公里的新区内人迹罕至，“空城化”严重，一个个高层楼盘，玻璃、外墙尚未完成，施工队伍却已经不知所踪。
无独有偶，河南南阳也曾因为烂尾楼引来广泛关注。据报道，高峰时期南阳共有300多个楼盘出现问题，直到2019年，还有上百个楼盘等待处理。
东拼西凑、贷款上车的新市民，望着开发商遁逃的背影，卡在了住不进的高楼和回不去的村居之间。
事实上，由于高层成本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如果决定前讨论不充分、仓促上马，很容易导致此后的停工、烂尾，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建成投入使用后，其运营和维护成本巨大，也存在拆除困难、能耗高、光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此外，县城普遍正面临人才流失的压力。大城市的高层附带的是一二线城市资源，盲目在县城扩建高层，不仅无法从根本上吸引人才回流、返乡置业，还可能会加剧住宅空置率提升，当“鬼城”“鬼楼”丛生，县城想要规划转向，便会面临更大难度。
另外，县城多以小开发商为主，资金管理能力一般，风控意识不高。它们能不能建好高楼，并提供后续几十年的物业服务，也要打一个问号。
重新发现县城
表面上看，住建部的“意见稿”替县城城市化进程中的乱象进行了一次“正轨”，更深层来看，其实是赋予了中国县城重新思考自身定位的契机。
粗放的城市化正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更精准科学的城市规划。《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就提出，以1万人/平方公里的标准，进行人口密度的控制。
如果照此标准，103个城市的紧凑程度是在1万人每平方公里以上，还有40个城市的这一标准甚至没有达到0.5万人/平方公里，三沙、双河、图木舒克、阿拉山口、嘉峪关等城市密度更低，一二线城市和县城人口密度差距正逐渐拉大。
大城有大城的灯红酒绿，小城有小城的喜怒哀乐，乡村有乡村的酸甜苦辣。熙熙攘攘，纷纷扰扰，县城卡在中间位置。进，可看到城市的繁华热闹;退，可看到农村的慢节奏。
在那些愿意回到县城发展的青年群体眼中，县城最有吸引力的或许是众生百态、人情冷暖，或许是家乡味道和历史记忆，或许是宽广的空间和安逸的生活，但一定不会是和大城市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
城市化进程汹涌向前，县城成为乡愁的重要载体。高层住宅走下神坛，摆脱烂尾或空置的宿命，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县城们的幸运。
未来的县城长什么样？意见稿勾勒出轮廓：人口密度应控制在每平方公里0.6万至1万人，县城建成区的建筑总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应控制在0.6至0.8。
与此同时，县城还应保持山水脉络和自然风貌、保护传承县城历史文化和风貌，保存传统街区整体格局和原有街巷网络，推行“窄马路、密路网、小街区”，打造县城宜人的空间尺度。
高层建筑的生长键被按停的一刻，一种更富人情味的生活或许正从其阴影中解脱。一线城市感慨折叠，但县城本不需要折叠，在两千多座中国县城缓缓铺开的画卷里，被焦虑折磨的人们，或许能找到一种梦寐以求的生活。
最近，有关部委相继出台文件，对城市建筑的高度做出限制。
先是住建部出台《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县城新建住宅以 6 层为主，最高不超过 18层。随后，国家发改委又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严格限制建设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正如那句“走出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楼层盖得越来越高，也会让人们遗忘修建高楼的真正意义。
当高度成为攀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楼林立都是城市化最直观的体现，也是人们对于“都市”想象不可缺少的部分。
建造宏伟的地标性建筑，往往成为一个城市提高知名度最直接的方式，而在各類地标性建筑当中，又以建造摩天大楼最为直接简单。近年来，多个城市激烈角逐“中国第一高楼”这一头衔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从改革开放前开始，1976年广州白云宾馆完工，高达120米的白云宾馆成为中国当时的第一高楼。在此后的40余年里，“中国第一高楼”的宝座不断易主，在上海、深圳和广州这几个大城市之间轮流转手。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超100米高层住宅最多的城市为重庆，其30层以上住宅小区2219个，其次为武汉1500个。
尽管这些城市高层建筑诞生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地形限制和土地资源紧缺，但仍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盲目加入“追高”的行列。
而现在，这种迷梦到了要醒来的时刻。最先醒来的，或许是那些人口外流、房价失真的小县城们。
县城不配拥有“向往的高楼”？
近两年，小县城加速复刻“高层城市模型”的行为愈演愈烈，在今年被按下暂停键也就在意料之中。
有人为此叫好，也有人表示不解：县城真的不配拥有“向往的高楼”吗？
事实上，抛开房价原因，县城打造“高层城市模型”，本就有诸多弊端。
首先是消防安全，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消防云梯能抬升到112米，而我国的消防云梯最高可达到101米，即约35层的高度，但这样的消防云梯造价在2000万元以上，多数县城还无法配备。目前多数城市的消防云梯最高抬升大概50米，即17楼左右。
另一方面，县城本身“地多人少”的事实不可忽略。当开发商成功用高楼把居民集中起来，市场需求势必不断减少，而正在继续兴建的高楼就会变得前途未卜。这几年县城越来越多的烂尾楼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例子。
以陕西府谷县为例，据此前媒体报道，丰富煤炭资源带来了财富，也催生了小县城的成片高楼。但随着煤炭经济下行，原本源源不断流入固定资产中的投资被拧上了水龙头。仅仅几年，高楼和烂尾楼比邻而立，数十平方公里的新区内人迹罕至，“空城化”严重，一个个高层楼盘，玻璃、外墙尚未完成，施工队伍却已经不知所踪。
无独有偶，河南南阳也曾因为烂尾楼引来广泛关注。据报道，高峰时期南阳共有300多个楼盘出现问题，直到2019年，还有上百个楼盘等待处理。
东拼西凑、贷款上车的新市民，望着开发商遁逃的背影，卡在了住不进的高楼和回不去的村居之间。
事实上，由于高层成本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如果决定前讨论不充分、仓促上马，很容易导致此后的停工、烂尾，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建成投入使用后，其运营和维护成本巨大，也存在拆除困难、能耗高、光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此外，县城普遍正面临人才流失的压力。大城市的高层附带的是一二线城市资源，盲目在县城扩建高层，不仅无法从根本上吸引人才回流、返乡置业，还可能会加剧住宅空置率提升，当“鬼城”“鬼楼”丛生，县城想要规划转向，便会面临更大难度。
另外，县城多以小开发商为主，资金管理能力一般，风控意识不高。它们能不能建好高楼，并提供后续几十年的物业服务，也要打一个问号。
重新发现县城
表面上看，住建部的“意见稿”替县城城市化进程中的乱象进行了一次“正轨”，更深层来看，其实是赋予了中国县城重新思考自身定位的契机。
粗放的城市化正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更精准科学的城市规划。《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就提出，以1万人/平方公里的标准，进行人口密度的控制。
如果照此标准，103个城市的紧凑程度是在1万人每平方公里以上，还有40个城市的这一标准甚至没有达到0.5万人/平方公里，三沙、双河、图木舒克、阿拉山口、嘉峪关等城市密度更低，一二线城市和县城人口密度差距正逐渐拉大。
大城有大城的灯红酒绿，小城有小城的喜怒哀乐，乡村有乡村的酸甜苦辣。熙熙攘攘，纷纷扰扰，县城卡在中间位置。进，可看到城市的繁华热闹;退，可看到农村的慢节奏。
在那些愿意回到县城发展的青年群体眼中，县城最有吸引力的或许是众生百态、人情冷暖，或许是家乡味道和历史记忆，或许是宽广的空间和安逸的生活，但一定不会是和大城市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
城市化进程汹涌向前，县城成为乡愁的重要载体。高层住宅走下神坛，摆脱烂尾或空置的宿命，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县城们的幸运。
未来的县城长什么样？意见稿勾勒出轮廓：人口密度应控制在每平方公里0.6万至1万人，县城建成区的建筑总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应控制在0.6至0.8。
与此同时，县城还应保持山水脉络和自然风貌、保护传承县城历史文化和风貌，保存传统街区整体格局和原有街巷网络，推行“窄马路、密路网、小街区”，打造县城宜人的空间尺度。
高层建筑的生长键被按停的一刻，一种更富人情味的生活或许正从其阴影中解脱。一线城市感慨折叠，但县城本不需要折叠，在两千多座中国县城缓缓铺开的画卷里，被焦虑折磨的人们，或许能找到一种梦寐以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