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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聊天，谈到如何与知识分子相处，具体的就是如何将一个里面基本都是知识分子的单位运转起来，朋友对我说，抓住四个字：荣誉、恐惧。
　　他解释道，荣誉，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渴求的，不论是可以获得还是不可能得到。恐惧，是对可能失去已经拥有东西的害怕。事实上，荣誉和恐惧是人类所具有的特质，是人类异于其他动物的幸与不幸，这些都可以归为“欲望”。只是，在知识分子这里，荣誉变得更加重要，而对已有东西失去的恐惧程度则不异于普通人。
　　对于知识分子，荣誉是面子，恐惧是里子。在明朝，不乏为了名声，鼓起勇气对皇帝犯颜直谏的臣子们，他们甚至会被廷杖至死。
　　这种荣誉带来的勇气真是令人惊心。例如，明正德十四年（1519），因为舒芬等谏止皇帝南巡，46人被廷杖，11人死于此刑；明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仪之争，丰熙等134人受廷杖，16人死亡。
　　当然，明朝皇帝容忍一些士人清流的雅量，也十分难得。这种上下都给面子的环境，使得一些奇迹出现了，甚至出现了用廷杖来沽名钓誉。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就是明显的例子，嘉靖皇帝想“追尊私亲”，知识分子们觉得这是破坏传统毁坏名教的事情，纷纷上书请皇帝不能改称孝宗为皇伯父。九卿23人，翰林22人，给事21人，御史30人，各部郎官百余人，总共200多人，跑到左顺门，跪着的，趴着的，哭着喊着“高皇帝啊，孝宗皇帝啊”，如丧考妣。此后嘉靖只信佞臣。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受困于这样的面子和里子。
　　一个是体制内，各种级别设在那里，管理部门还经常考核你。类似的，各种基金设定荣誉等级不同的特殊基金，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各部委、地方政府也有类似的举措，使得学者们登上无穷尽的梯子，一级一级地朝上爬。做学问完全变成了敲门砖。关键是，这些面子的事现在完全成了里子的事。你获得什么荣誉、什么基金基本和你的收入挂钩。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扼杀了专业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它带来的管理效果是惊人的，因为这种做法一下子抓住了知识分子的两个最大的毛病：荣誉和恐惧。
　　可以说，在专业内，许多知识分子被各种荣誉各种阶梯绑架了，目前也看不到松绑的好办法。
　　第二个困境则来自民间，于是出现了各种大V伪公共知识分子。当专业在民间被非专业取代时，你还能期待什么？我们可以说，校门外的市井之中，无真正专业知识分子。可是，校门内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寥寥可数。
　　话剧《蒋公的面子》，与其说的是蒋公的面子，不如说的是知识分子的面子。当三位教授接到中央大学校长蒋介石的年夜饭邀请函时，反应不同。亲蒋的右派想去却担心被人说成失节谄媚，反蒋的左派不想去但却想借蒋公的面子做其他事，中庸之道的那位则惦记着蒋公的好菜以及想着蒋公也许能将校长改写成“行政院院长”——其实也是担着名教的面子。
　　专栏作者李静睿在一篇谈《蒋公的面子》的文章中提到，在台北胡适纪念馆看了一部纪录片，其中多次引用蒋介石在日记中鄙视胡适的话：“狂妄、愚劣成性、荒谬、心理病态、狐仙、蟊贼、可怜实甚、无法理喻”、“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
　　但在生活中，蒋介石却给足了胡适面子，可见，他是十分了解知识分子以及懂得“驾驭”知识分子的。
　　生为现代知识分子，不如走出象牙塔，出去做点事情，那时“荣誉、恐惧”双重紧箍咒才会失去魔力。
　　（作者为理论物理学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