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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分析了电影《末代皇帝》中所展现的东西方文化视角差异的问题。通过论述文化平等论的不可能性，以及西方眼中的中国，女性和末代皇帝形象，从而说明了当今存在的文化霸权问题。
【关键词】文化霸权；东方女性；文化相对论
【中图分类号】G640
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1988年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美国奥斯卡九项大奖。在西方世界抛起了一股“中国热” ， 使更多的西方人开始关注东方世界。
有人说《末代皇帝》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有人说《末代皇帝》是一部关注人性的巨著，也有人说《末代皇帝》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代言人。毋庸置疑的是，这部电影为中外观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上世纪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以及故事中人物跌宕起伏的悲剧人生。西方人带着猎奇的目光欣赏它：气势宏伟的东方古典建筑，华丽的皇族服饰，盛大的登基典礼，令人捧腹的忠字舞，无不让西方人瞠目结舌或唏嘘感叹。中国人则带着新奇的目光欣赏它，那个在课本中被贴上“卖国贼，汉奸”标签，无能而没有骨气的末代皇帝，却成了有血有肉，与命运抗争无果的悲剧人物。
影片讲述了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坎坷的一生。未懂人事的三岁孩童，被迫离开亲人，入宫做了小皇帝，在宫中度过了孤独的童年；21岁的时候，被军阀逐出皇宫逃往天津，后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日本战败后，被苏联俘虏成为战犯，后被移交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劳改所，十年后获特赦恢复自由。影片在老年溥仪重游故宫的场景中结束。
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剧，只能从文艺学的角度来鉴赏它，因为影片并没有完全真实地诠释上个世纪的中国，相反，而是从东方主义者的角度，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东方，虚构了一个带有神秘与神奇色彩，与西方有着本质区别，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影片明显带有后殖民主义的色彩，西方本着高高在上的姿态，审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把中国描述成落后，苦难和亟待拯救的形象。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民族优等论很早就脱胎而出，时至今日仍然在某些区域活跃。虽然在二战期间，这一观点被希特勒发展到了极致，造成了犹太人的巨大灾难。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深刻反省，相反它却披着善良的外衣，以另一种方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文化优等论便是民族优等论的变种。那些对异己文化持有偏见的人常常认为自己的文化代表着先进，崇高和理性，而其他文化则是愚昧，落后的象征。美国学者赛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一书中明确提到了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
而美国另外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则提出了种族平等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他认为世界上的民族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任何一个民族或部落都有自己的逻辑，社会理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其他的民族文化。衡量文化没有绝对的判别标准，尺度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只有西方文化一个尺度。虽然这一理论认为任何道德评价都是相对的，不能令人接受，至少它指出了不能以欧洲中心文化作为唯一的判别标准。 在自动化机器和科学主导的人类社会中。人作为个体，已经被异化。进入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甚至连受到剥削的劳动阶级也尝到了甜头。与那些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较，代表科学，并能创造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的西方文化，自然是优越的，是令人仰慕的。 这也难怪西方文化总是以凌驾于东方文化的姿态自居。
然而，自古代以来，西方就有对东方文明的崇拜。把东方想像成幸福和智慧的乐园，无论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对大汗统治下的蒙古帝国的描述，还是到文艺复兴时代流行与欧洲的大中华帝国形象，都体现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印象。影片中，小溥仪被带到了一个烟雾缭绕的宫殿去见慈禧。无论是慈禧座榻前冒着热气，煮着乌龟的大锅，还是面部涂抹得煞白的宫女，溥仪奶妈孔雀屏似的夸张发饰，老太妃们怪异的走路姿势，神秘的祭天仪式，北京城街头如潮水般的自行车流，街道旁高高堆起的白菜，无不带有异国情调，将那个时代的中国特色彰显得淋漓尽致。通过溥仪的西洋家庭教师休斯敦之眼，西方看到了一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东方的中国。保守而迂腐的思想充斥着皇宫，视西方的东西为洪水猛兽， 拒绝接受西方的科学。 比如：太傅说自行车对身体有害；老太妃们反对让近视的皇帝戴眼镜等等。
影片对中国人的忠君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也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猎奇的心理。年轻的父亲跪在三岁的儿子面前，这与父权社会的思想背离，让西方人不能理解。同样，红卫兵小将们抬着毛主席的画像，举着红本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押着头戴高顶帽的“反革命”分子游行的场面，同样也让西方人瞠目结舌。总体来说，在这部影片中，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被打上了诸如 “腐败，堕落，落后，愚昧，野蛮”的烙印。
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影片也糅合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谈到中华民族女性形象的时候，常常会用“温柔，贤惠，善良”等字眼来形容他们，然而在这部影片中，中华女性常常被描绘成“放荡，妩媚，妓女，随便”的形象。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几千年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是严酷的， 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男权社会的重压之下，没有什么自由而言。尤其是中国女性的贞操观念很强，安徽的徽州地区，现在仍然存留着大量的贞节牌坊。这是为那些在丈夫去世后终身不改嫁，或者那些丈夫常年离家而恪守妇道的妇人建造的。 可以说，这些有悖人性的牌坊便是那个时代对女性压迫的控诉。
而在《末代皇帝》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东方女性，却以另一种姿态呈现在观众的眼前。无论是当众裸露着乳房哺乳的奶妈，还是三人同床嬉戏的婉容和文秀，都给一种随便和性开放的形象。在影片中，婉容和川岛芳子竟然搞起了同性恋。 这些明显不符合史实。
对于文秀和溥仪离婚的事件。影片从女权主义的视角解读了文秀反抗男权社会的精神。在影片中，文秀提出离婚的唯一原因是无法忍受一夫多妻制度。影片把文秀和婉容的关系描写的情同手足，很是融洽，但是，根据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文秀和婉容有着很深的积怨，而溥仪总是偏袒婉容，最终导致文秀提出离婚。可以说，这是用西方的伦理社会标准为东方贴标签。按照聂珍钊教授的伦理批评理论，伦理批评是不能离开历史的。民国政府虽然颁布了一夫一妻的制度，但是并没有严格的执行。一夫多妻制不在少数，所以，在当时文秀的行为也不能算是一种反抗精神。显然，影片对中国女性的诠释是有失偏颇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方女性形象。
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溥仪，大多数中国人只会想到“傀儡皇帝”这四个字。 而影片却还原了作为“人”的溥仪，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他，去诠释他在每个阶段的心理活动。 用休斯敦的话说：“the emperor is the loneliest boy in the world . ”（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 溥仪的童年是不幸的， 没有父母的关爱，没有玩伴。身为皇帝却没有任何的自由和权利，十二岁的时候唯一的亲人奶妈被赶出皇宫，母亲死的时候，连去看一眼的权利都没有。 身为伪满国的皇帝，却保护不了自己的皇后。影片从头至尾，始终从人性的角度诠释溥仪悲惨而命运多舛一生。
另外，带着同情的目光，影片展示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却生不逢时的皇帝形象。 在与休斯敦第一次见面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少年溥仪的理想和知识的渊博；他渴望到英国的剑桥大学接受西方的正统教育，他们谈到了美国总统华盛顿，俄国皇帝彼得；他说：“沙皇侵占的我的土地，但是那终究是我的土地。”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怀揣梦想又爱国的有志少年，而不是后来那个软弱怕死的傀儡皇帝。在伪满国务会议上，他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强调满洲国和日本国的地位是平等的；强调自己和日本天皇是平等的。 俨然成了一个反抗压迫的勇敢人物。影片给我们展示的溥仪形象，在国人看来，完全是颠覆性的。
时隔二十年，当我们重新审视这部电影的时候，依然能够看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子。西方和东方的地位依然是不平等的， 西方政治和文化话语霸权依然存在，压制了东方说话的权利。西方中心主义者依然推行文化二元对立的思想， 将东西方文化对立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的博弈。 而西方依然以“文化领导”的身份进行文化霸权的活动。如果东西方能够多进行交流，本着平等的关系进行合作，也许可以还原东方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1]博厄斯.语言和文化，东西方文化研究[M].第二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2]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关键词】文化霸权；东方女性；文化相对论
【中图分类号】G640
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1988年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美国奥斯卡九项大奖。在西方世界抛起了一股“中国热” ， 使更多的西方人开始关注东方世界。
有人说《末代皇帝》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有人说《末代皇帝》是一部关注人性的巨著，也有人说《末代皇帝》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代言人。毋庸置疑的是，这部电影为中外观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上世纪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以及故事中人物跌宕起伏的悲剧人生。西方人带着猎奇的目光欣赏它：气势宏伟的东方古典建筑，华丽的皇族服饰，盛大的登基典礼，令人捧腹的忠字舞，无不让西方人瞠目结舌或唏嘘感叹。中国人则带着新奇的目光欣赏它，那个在课本中被贴上“卖国贼，汉奸”标签，无能而没有骨气的末代皇帝，却成了有血有肉，与命运抗争无果的悲剧人物。
影片讲述了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坎坷的一生。未懂人事的三岁孩童，被迫离开亲人，入宫做了小皇帝，在宫中度过了孤独的童年；21岁的时候，被军阀逐出皇宫逃往天津，后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日本战败后，被苏联俘虏成为战犯，后被移交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劳改所，十年后获特赦恢复自由。影片在老年溥仪重游故宫的场景中结束。
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剧，只能从文艺学的角度来鉴赏它，因为影片并没有完全真实地诠释上个世纪的中国，相反，而是从东方主义者的角度，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东方，虚构了一个带有神秘与神奇色彩，与西方有着本质区别，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影片明显带有后殖民主义的色彩，西方本着高高在上的姿态，审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把中国描述成落后，苦难和亟待拯救的形象。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民族优等论很早就脱胎而出，时至今日仍然在某些区域活跃。虽然在二战期间，这一观点被希特勒发展到了极致，造成了犹太人的巨大灾难。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深刻反省，相反它却披着善良的外衣，以另一种方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文化优等论便是民族优等论的变种。那些对异己文化持有偏见的人常常认为自己的文化代表着先进，崇高和理性，而其他文化则是愚昧，落后的象征。美国学者赛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一书中明确提到了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
而美国另外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则提出了种族平等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他认为世界上的民族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任何一个民族或部落都有自己的逻辑，社会理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其他的民族文化。衡量文化没有绝对的判别标准，尺度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只有西方文化一个尺度。虽然这一理论认为任何道德评价都是相对的，不能令人接受，至少它指出了不能以欧洲中心文化作为唯一的判别标准。 在自动化机器和科学主导的人类社会中。人作为个体，已经被异化。进入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甚至连受到剥削的劳动阶级也尝到了甜头。与那些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较，代表科学，并能创造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的西方文化，自然是优越的，是令人仰慕的。 这也难怪西方文化总是以凌驾于东方文化的姿态自居。
然而，自古代以来，西方就有对东方文明的崇拜。把东方想像成幸福和智慧的乐园，无论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对大汗统治下的蒙古帝国的描述，还是到文艺复兴时代流行与欧洲的大中华帝国形象，都体现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印象。影片中，小溥仪被带到了一个烟雾缭绕的宫殿去见慈禧。无论是慈禧座榻前冒着热气，煮着乌龟的大锅，还是面部涂抹得煞白的宫女，溥仪奶妈孔雀屏似的夸张发饰，老太妃们怪异的走路姿势，神秘的祭天仪式，北京城街头如潮水般的自行车流，街道旁高高堆起的白菜，无不带有异国情调，将那个时代的中国特色彰显得淋漓尽致。通过溥仪的西洋家庭教师休斯敦之眼，西方看到了一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东方的中国。保守而迂腐的思想充斥着皇宫，视西方的东西为洪水猛兽， 拒绝接受西方的科学。 比如：太傅说自行车对身体有害；老太妃们反对让近视的皇帝戴眼镜等等。
影片对中国人的忠君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也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猎奇的心理。年轻的父亲跪在三岁的儿子面前，这与父权社会的思想背离，让西方人不能理解。同样，红卫兵小将们抬着毛主席的画像，举着红本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押着头戴高顶帽的“反革命”分子游行的场面，同样也让西方人瞠目结舌。总体来说，在这部影片中，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被打上了诸如 “腐败，堕落，落后，愚昧，野蛮”的烙印。
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影片也糅合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谈到中华民族女性形象的时候，常常会用“温柔，贤惠，善良”等字眼来形容他们，然而在这部影片中，中华女性常常被描绘成“放荡，妩媚，妓女，随便”的形象。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几千年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是严酷的， 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男权社会的重压之下，没有什么自由而言。尤其是中国女性的贞操观念很强，安徽的徽州地区，现在仍然存留着大量的贞节牌坊。这是为那些在丈夫去世后终身不改嫁，或者那些丈夫常年离家而恪守妇道的妇人建造的。 可以说，这些有悖人性的牌坊便是那个时代对女性压迫的控诉。
而在《末代皇帝》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东方女性，却以另一种姿态呈现在观众的眼前。无论是当众裸露着乳房哺乳的奶妈，还是三人同床嬉戏的婉容和文秀，都给一种随便和性开放的形象。在影片中，婉容和川岛芳子竟然搞起了同性恋。 这些明显不符合史实。
对于文秀和溥仪离婚的事件。影片从女权主义的视角解读了文秀反抗男权社会的精神。在影片中，文秀提出离婚的唯一原因是无法忍受一夫多妻制度。影片把文秀和婉容的关系描写的情同手足，很是融洽，但是，根据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文秀和婉容有着很深的积怨，而溥仪总是偏袒婉容，最终导致文秀提出离婚。可以说，这是用西方的伦理社会标准为东方贴标签。按照聂珍钊教授的伦理批评理论，伦理批评是不能离开历史的。民国政府虽然颁布了一夫一妻的制度，但是并没有严格的执行。一夫多妻制不在少数，所以，在当时文秀的行为也不能算是一种反抗精神。显然，影片对中国女性的诠释是有失偏颇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方女性形象。
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溥仪，大多数中国人只会想到“傀儡皇帝”这四个字。 而影片却还原了作为“人”的溥仪，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他，去诠释他在每个阶段的心理活动。 用休斯敦的话说：“the emperor is the loneliest boy in the world . ”（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 溥仪的童年是不幸的， 没有父母的关爱，没有玩伴。身为皇帝却没有任何的自由和权利，十二岁的时候唯一的亲人奶妈被赶出皇宫，母亲死的时候，连去看一眼的权利都没有。 身为伪满国的皇帝，却保护不了自己的皇后。影片从头至尾，始终从人性的角度诠释溥仪悲惨而命运多舛一生。
另外，带着同情的目光，影片展示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却生不逢时的皇帝形象。 在与休斯敦第一次见面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少年溥仪的理想和知识的渊博；他渴望到英国的剑桥大学接受西方的正统教育，他们谈到了美国总统华盛顿，俄国皇帝彼得；他说：“沙皇侵占的我的土地，但是那终究是我的土地。”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怀揣梦想又爱国的有志少年，而不是后来那个软弱怕死的傀儡皇帝。在伪满国务会议上，他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强调满洲国和日本国的地位是平等的；强调自己和日本天皇是平等的。 俨然成了一个反抗压迫的勇敢人物。影片给我们展示的溥仪形象，在国人看来，完全是颠覆性的。
时隔二十年，当我们重新审视这部电影的时候，依然能够看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子。西方和东方的地位依然是不平等的， 西方政治和文化话语霸权依然存在，压制了东方说话的权利。西方中心主义者依然推行文化二元对立的思想， 将东西方文化对立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的博弈。 而西方依然以“文化领导”的身份进行文化霸权的活动。如果东西方能够多进行交流，本着平等的关系进行合作，也许可以还原东方的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1]博厄斯.语言和文化，东西方文化研究[M].第二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2]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