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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读到了据说是黄庭坚的绝命词作——《南乡子·诸将说封侯》：
南乡子
黄庭坚
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结合其生平经历、思想性格和作词的背景，我觉得这首诗有着深沉难言的人生况味，有功业未就之憾，有人事变幻之思，有自我排遣之愁。可我看了黄宝华先生在《宋词鉴赏辞典》（上海此书出版社）对此词所作的赏析，也觉得黄先生解诗合理，旁征博引，颇有见地。
黄先生其主要观点如下：
1.该词的主旨是黄山谷对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雨坎坷，表达了无限深沉的感慨，对功名富贵予以鄙弃，抒发了纵酒颓放、笑傲人世的旷达之情。
2.认为上片的感情较为低沉，“诸将”一句描绘了诸将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的意味，突出了词人耿介孤高的形象，表达的是一种“超然之情”；“万事”一句是作者佛老思想的流露，体现消极虚无的人生观，含蓄深婉表达了人生感慨。
3.认为下片的情感转为开朗达观。“催酒”一句是主张开怀痛饮，莫辜负大好秋光和杯中酒酿；“花向”一句用拟人手法，借花自嘲，簪花自娱将词人热爱生活的不服老精神跃然纸上，表现出他并不因处境的拂逆和年事的增高而消沉，而显出开朗豁达的胸襟。
从词作本身的字面意义来看，黄宝华先生的解诗是合理的。词作大意是：在重阳的宴会上，诸将谈论功名，饱含对加官进爵的渴望，而作者独自一人倚在城楼边，在短笛伴奏声中“长歌”。作者想到了这世事的起伏浮沉、荣辱得失，都已经随着那些风雨消逝，没有办法，只好作罢，不再计较，曾经的戏马台前的封赏不是如梦如幻吗？那就痛快喝酒吧，要知道酒的滋味还和去年一样好哇。重阳节头上簪花，花儿在调侃作者不知老态故作痴顽，也似乎因老人不合时宜而羞赧，是啊，老头子簪花不知道（不在意）愁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黄先生的观点都可以得以引申。
只是，我在反复揣摩黄庭坚这首诗的时候，仍然不免心存疑惑：
1.黄庭坚在宜州羁管期间能与诸将在重阳节宴集，能说鄙弃功名富贵吗？他“独倚楼”就能表现他是清高耿介之人吗？
2.词作上片沉郁隐晦，下片果真就明朗开阔了吗这样矛盾的心态是性格使然，是环境所迫，还是艺术创作要超越现实的要求，抑或本来就是有机统一的呢
我怀揣鄙陋，试着从本诗的写作背景、黄庭坚的生平经历和他的诗歌创作主张等角度，谈点浅见，不周之处，万请提点批评：
首先，从词作的写作背景看，黄庭坚“鄙弃功名”“清高耿介”与他的身份处境不相符。黄庭坚词作前有小序：“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宋朝王暐《道山清话》记载：“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宁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楼，听边人相语‘今岁当鏖战取封侯’，因作小词云：‘诸将说封侯’（诸将说封侯，短笛长吹独倚楼。万事总成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催酒莫迟留，酒似今秋胜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云云，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亲见之。”这个记录和小序可以相互印证，只是诗歌版本不同，且黄庭坚在宜州的亲密友人范寥是否亲见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黄庭坚是重阳节城楼宴集的参与者，不是旁观者；但由于他是被羁管的对象，也不可能是组织者。宴会的组织者应该是有身份有资财之辈，诸将的地位至少都比羁管的黄庭坚高，既然黄庭坚应邀参加宴集，又怎么可能表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那份清高和超然呢如果作者在这种场合“正直，不同于流俗”，那“边人”情何以堪呢如果他真的耿介清高、真的鄙弃这些功名富贵，又怎会写完词作后“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宋·王暐《道山清话》）呢
黄庭坚在日记《宜州乙酉家乘》虽未提及“诸将”身份，也没有记录当天的情绪感受。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黄庭坚到宜州后的一些日常活动和整体的精神面貌，虽然处境难堪——被朝廷除名，羁管宜州，但士人、官员与之交游过从甚密，黄庭坚也经常在节日和这些人宴会、唱和酬答，并且接受他们的馈赠，这也成了他苦闷生活的一丝慰藉，也因此产生了许多雅事佳话。这本日记也可从侧面印证黄庭坚并不排斥官场、也没有自视清高。
我想他“独倚楼”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就是边人诸将在宴集中慷慨说“封侯”，勾起了黄庭坚在政治斗争中的无限往事，触碰了他内心郁结多年、压抑不堪的痛楚，他是因怅惘落寞而独，不是他主动厌弃功名，更不可能鄙夷这些边关将领而保持所谓的清高。事实上，“封侯”是对功名的希冀，是现世的价值标准。如陆游《诉衷情》中起句便说自己“当年万里觅封侯”，封侯之事是施展政治才干的代名词，这是陆游也是黄山谷的心病。这样在下文中流露出“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的感慨才显得自然深切。
其次，知人论世，考查黄庭坚生活环境和生平经历，可谓世事沧桑、风雨飘摇。他性情开朗，才华出众，他受儒道思想影响都较深，又与苏轼过从甚密，本身就是在出世和入世的门槛上徘徊的人，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次被构陷，宦海浮沉，于是常表现出在不寻常的政治伦理中的难言的苦衷、无可奈何的慨叹和人生思考。至于晚年尤甚，只不过时过境迁，有些事不想重提，有些话也不想诉说了，于是在诗歌中便又常宕开一笔，情势抖转，表现开解、放旷的一面，但这不能从本质上反映他内心的情感挣扎。
黄庭坚生活于北宋新旧党争异常激烈的年代，曾因党争牵累，在政治上几度浮沉。新党将他和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一大批列为“元祐党人”，蔡京等下令国史院核实《神宗实录》的记载，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黄庭坚，他先后被贬涪州、黔州等地。在黔州时期，他在《谒金门》一词中写到：“山又水，行尽吴头楚尾。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君似成蹊桃李，入我草堂松桂。莫厌岁寒无气味，余生今已矣！”可见作者在52岁时已经对自己的命运对远谪产生了怎样的慨叹。 后朝庭以“回避亲嫌”为由，下诏庭坚移到戎州，在州南的一个僧寺里住下来。此时他自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把寺中的居室叫作“槁木庵”和“死灰庵”。后来在城南另外租了房子，又起名叫“任运堂”，表示自已安分守命，无心世事了。后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听政，蔡京等人相继被贬出京，黄庭坚又被起用为太平州知州。不料只过九天，吏部公文就下来了，免去了知州职务。原来，此时徽宗亲政，起用蔡京为相，新党重新握政权，蔡京等人对旧党人物迫害比绍圣年间更加残酷。崇宁二年四月，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九月，又下诏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几乎把旧党人物一网打尽。又因他他初入官场时性情刚直，言辞壮烈，与赵挺之公文往来，反复争论，种下了后来遭受贬的祸根。这时，赵挺之已被蔡京荐为副宰相，他假公营私报宿怨，暗中指使荆州转动判官陈举从庭坚所写《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中摘取“天下财力屈渴”等语句，诬告庭坚“幸灾谤国”，使庭坚受到“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省宜山县）的严厉处分。崇宁三年三月，庭坚到宜州贬所，初租民房，后迁寺，都被官府刁难。崇宁四年五月，被迫搬到城头破败戍楼里栖身。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
尽管黄庭坚并没有积极地参与新旧党争，但在这个巨大的政治旋涡中，他始终难以独善其身，每一步都身不由己。他有豁达开朗的天性，但也不能完全忘怀于江湖和风雨。他一方面用他的天性和洞彻人生的目光调整，另一方面又常常陷入痛苦之中。他在政治迫害、仕途曲折、亲朋远隔等情况下，作者抒发出的怨愤悲苦之情，常表现得含蓄别致、深沉凄恻，非有人生至味不能言。
值得一提的是，黄庭坚所遭的两次贬满都是他在人生的晚年，在两次贬谪中，诗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所贬处所越来越远，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正是现实环境如此残酷，正是人生经历如此跌宕，作者才会有不愿说、不能说的苦衷，尤其是在宜州时期所作的几首诗词，晚年光景的感受越来越强烈，相应诗作明显多余其他时期，如“第四阳关云不度，山胡新啭，子规言语，正在愁人处。”（《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别夜不眠听鼠啮，非关春茗搜枯肠。”（《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平生个里愿怀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虞美人·宜州见梅作》）“江上一帆愁，梦犹寻，歌梁舞地。”（《摹山溪·至宜州作，寄赠陈湘》）“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已不如昔，后当不如今。”（《在宜州南楼作二首（之一）》）……如果他全然超然淡泊，又何来在遭受一次次打击之后不自觉地压抑呻吟如果他果真狂放傲岸，又怎么对过往人事如此小心翼翼、含蓄深婉虽然黄庭坚本人天性达观，极富生活情趣，但人生之路、世态炎凉、政治风波等难免涌上心头，时时都会触碰那根敏感脆弱的神经。这些诗作即使描写现实境遇，抒发个人心志，都显得比较深沉隐晦，应该与他的两次因文字遭遇陷害有关。
我想这或许能解释《南乡子》上下片情感基调不同的问题。作者在重阳节勾起了无限的思绪，无法释怀，只好沉醉在酒中，簪花自娱。“催酒”“簪花”恰恰是一种自我告慰，“不解愁”也不过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已经两鬓斑白，如果不去稀释、淡忘，还能选择什么呢举杯劝酒、俏皮簪花，放在此语境、此情境中，仔细想来，愈发让人觉得幽愤。
从绍圣元年初次遭贬，到最后编管宜州困顿以死，期间感情起伏，有希冀，有快意；也有自慰，有挣扎；还有落寞，有郁结……只是，黄庭坚这一辈子一身流落天涯，遭受冤屈折磨不得诉，还能剩多少“少年心”，晚景不堪，难道真能推开万事，尽随风雨
再次，曾“遭诬枉”的经历，使得黄庭坚在文学观上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诗歌创作中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格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可见，他明确反对以诗干政，反对以诗“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认为这样做是“怒邻骂座之为也”，从而使他的诗忽视了社会生活又减少了感情色彩，流入表现“不怨之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之中。这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受到构陷，却不愿在诗歌中痛陈现实、尽情宣泄的原因。他在《南乡子》下片中表现出的放旷会不会是这种创作主张的产物呢
纵观黄庭坚的诗词创作，我们发现他的诗歌在关切现实生活较少，抒写个人情志较多，并不愿意停留在对往事的追怀之中。这一方面是避祸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艺术上审美超越的要求。我们把他在被贬时期所写的几首意象相似的诗词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个特点。
在贬谪黔州期间，他写下《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
定风波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池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这首词上片首二句写黔中气候，贬谪环境之恶劣和去国怀乡之感跃然纸上。但诗人却不是着意表现这些感受，而是写久雨得晴，又适逢佳节，诗歌难言喜色，“催醉”也就自然而然了。“鬼门关”这里是用其险峻来反衬一种忘怀得失的胸襟，颇有几分傲兀之气。下片先写白发簪菊，作者借这种不入俗眼的举止，写出一种不服老的气概。“君看”、“莫笑”云云，全是自负口吻。然后再写骑马驰射，显得豪爽洒脱，风流大气。诗歌中不以贬谪为意，所写典故也并不一定是现实活动，这正是艺术修养的体现，是也在不如意的经历和环境中作者对自我人格和精神气度的塑造，也是对地理和人文环境最好的回应。
在戎州安置时，他写下《鹧鸪天》：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着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这首词辞气壮烈，有狂放，有豁达，也有一种实则出于愤懑的傲慢，时人冷眼相看，我则黄花白发牵挽，自得其乐。可谓心境豁然，不萦于外物。
以上两首诗歌与《南乡子》在创作背景、诗歌意象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细细读来，其气度却不尽相同。如果说被贬黔州还可自比风流，被贬戎州还有孤傲，那么，再次被贬且历经人世炎凉只剩羁管身份，《南乡子》整体意境明显深沉得多。
这些被贬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反映了黄庭坚的人生境界和艺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和诗歌不当有“强谏”“怨愤”“散谤侵陵”的主张。作为艺术创作，应该是源于现实，但有所超越的，故而表现出不同的气象，给人审美的愉悦。正因为他超越了个人的恩怨，诗歌才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但即使如此，虽然这几首诗都有“饮酒”“簪花”“黄菊”“白发”等意象，但读后的感受却不尽相同。也能隐隐感到情绪的变化。
综上所述，我认为本词的整体意境是协调的，诗人的形象是饱经沧桑、落寞凄惘的，情感是沉痛幽怨的，并非前深沉后开朗。山谷并非鄙弃功名、清高耿介，他在词作中表面超然，实则郁结；看似释怀自娱，实则自我劝慰、自我排遣、故作旷达。我在这首诗里读出了面对人生风雨和人事变幻，诗人那种功业未就、无可奈何的人生感慨格外婉转。
（作者介绍：赖光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现任教于广东顺德第一中学）
南乡子
黄庭坚
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结合其生平经历、思想性格和作词的背景，我觉得这首诗有着深沉难言的人生况味，有功业未就之憾，有人事变幻之思，有自我排遣之愁。可我看了黄宝华先生在《宋词鉴赏辞典》（上海此书出版社）对此词所作的赏析，也觉得黄先生解诗合理，旁征博引，颇有见地。
黄先生其主要观点如下：
1.该词的主旨是黄山谷对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雨坎坷，表达了无限深沉的感慨，对功名富贵予以鄙弃，抒发了纵酒颓放、笑傲人世的旷达之情。
2.认为上片的感情较为低沉，“诸将”一句描绘了诸将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的意味，突出了词人耿介孤高的形象，表达的是一种“超然之情”；“万事”一句是作者佛老思想的流露，体现消极虚无的人生观，含蓄深婉表达了人生感慨。
3.认为下片的情感转为开朗达观。“催酒”一句是主张开怀痛饮，莫辜负大好秋光和杯中酒酿；“花向”一句用拟人手法，借花自嘲，簪花自娱将词人热爱生活的不服老精神跃然纸上，表现出他并不因处境的拂逆和年事的增高而消沉，而显出开朗豁达的胸襟。
从词作本身的字面意义来看，黄宝华先生的解诗是合理的。词作大意是：在重阳的宴会上，诸将谈论功名，饱含对加官进爵的渴望，而作者独自一人倚在城楼边，在短笛伴奏声中“长歌”。作者想到了这世事的起伏浮沉、荣辱得失，都已经随着那些风雨消逝，没有办法，只好作罢，不再计较，曾经的戏马台前的封赏不是如梦如幻吗？那就痛快喝酒吧，要知道酒的滋味还和去年一样好哇。重阳节头上簪花，花儿在调侃作者不知老态故作痴顽，也似乎因老人不合时宜而羞赧，是啊，老头子簪花不知道（不在意）愁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黄先生的观点都可以得以引申。
只是，我在反复揣摩黄庭坚这首诗的时候，仍然不免心存疑惑：
1.黄庭坚在宜州羁管期间能与诸将在重阳节宴集，能说鄙弃功名富贵吗？他“独倚楼”就能表现他是清高耿介之人吗？
2.词作上片沉郁隐晦，下片果真就明朗开阔了吗这样矛盾的心态是性格使然，是环境所迫，还是艺术创作要超越现实的要求，抑或本来就是有机统一的呢
我怀揣鄙陋，试着从本诗的写作背景、黄庭坚的生平经历和他的诗歌创作主张等角度，谈点浅见，不周之处，万请提点批评：
首先，从词作的写作背景看，黄庭坚“鄙弃功名”“清高耿介”与他的身份处境不相符。黄庭坚词作前有小序：“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宋朝王暐《道山清话》记载：“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宁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楼，听边人相语‘今岁当鏖战取封侯’，因作小词云：‘诸将说封侯’（诸将说封侯，短笛长吹独倚楼。万事总成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催酒莫迟留，酒似今秋胜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云云，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亲见之。”这个记录和小序可以相互印证，只是诗歌版本不同，且黄庭坚在宜州的亲密友人范寥是否亲见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黄庭坚是重阳节城楼宴集的参与者，不是旁观者；但由于他是被羁管的对象，也不可能是组织者。宴会的组织者应该是有身份有资财之辈，诸将的地位至少都比羁管的黄庭坚高，既然黄庭坚应邀参加宴集，又怎么可能表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那份清高和超然呢如果作者在这种场合“正直，不同于流俗”，那“边人”情何以堪呢如果他真的耿介清高、真的鄙弃这些功名富贵，又怎会写完词作后“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宋·王暐《道山清话》）呢
黄庭坚在日记《宜州乙酉家乘》虽未提及“诸将”身份，也没有记录当天的情绪感受。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黄庭坚到宜州后的一些日常活动和整体的精神面貌，虽然处境难堪——被朝廷除名，羁管宜州，但士人、官员与之交游过从甚密，黄庭坚也经常在节日和这些人宴会、唱和酬答，并且接受他们的馈赠，这也成了他苦闷生活的一丝慰藉，也因此产生了许多雅事佳话。这本日记也可从侧面印证黄庭坚并不排斥官场、也没有自视清高。
我想他“独倚楼”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就是边人诸将在宴集中慷慨说“封侯”，勾起了黄庭坚在政治斗争中的无限往事，触碰了他内心郁结多年、压抑不堪的痛楚，他是因怅惘落寞而独，不是他主动厌弃功名，更不可能鄙夷这些边关将领而保持所谓的清高。事实上，“封侯”是对功名的希冀，是现世的价值标准。如陆游《诉衷情》中起句便说自己“当年万里觅封侯”，封侯之事是施展政治才干的代名词，这是陆游也是黄山谷的心病。这样在下文中流露出“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的感慨才显得自然深切。
其次，知人论世，考查黄庭坚生活环境和生平经历，可谓世事沧桑、风雨飘摇。他性情开朗，才华出众，他受儒道思想影响都较深，又与苏轼过从甚密，本身就是在出世和入世的门槛上徘徊的人，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次被构陷，宦海浮沉，于是常表现出在不寻常的政治伦理中的难言的苦衷、无可奈何的慨叹和人生思考。至于晚年尤甚，只不过时过境迁，有些事不想重提，有些话也不想诉说了，于是在诗歌中便又常宕开一笔，情势抖转，表现开解、放旷的一面，但这不能从本质上反映他内心的情感挣扎。
黄庭坚生活于北宋新旧党争异常激烈的年代，曾因党争牵累，在政治上几度浮沉。新党将他和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一大批列为“元祐党人”，蔡京等下令国史院核实《神宗实录》的记载，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黄庭坚，他先后被贬涪州、黔州等地。在黔州时期，他在《谒金门》一词中写到：“山又水，行尽吴头楚尾。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君似成蹊桃李，入我草堂松桂。莫厌岁寒无气味，余生今已矣！”可见作者在52岁时已经对自己的命运对远谪产生了怎样的慨叹。 后朝庭以“回避亲嫌”为由，下诏庭坚移到戎州，在州南的一个僧寺里住下来。此时他自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把寺中的居室叫作“槁木庵”和“死灰庵”。后来在城南另外租了房子，又起名叫“任运堂”，表示自已安分守命，无心世事了。后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听政，蔡京等人相继被贬出京，黄庭坚又被起用为太平州知州。不料只过九天，吏部公文就下来了，免去了知州职务。原来，此时徽宗亲政，起用蔡京为相，新党重新握政权，蔡京等人对旧党人物迫害比绍圣年间更加残酷。崇宁二年四月，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九月，又下诏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几乎把旧党人物一网打尽。又因他他初入官场时性情刚直，言辞壮烈，与赵挺之公文往来，反复争论，种下了后来遭受贬的祸根。这时，赵挺之已被蔡京荐为副宰相，他假公营私报宿怨，暗中指使荆州转动判官陈举从庭坚所写《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中摘取“天下财力屈渴”等语句，诬告庭坚“幸灾谤国”，使庭坚受到“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省宜山县）的严厉处分。崇宁三年三月，庭坚到宜州贬所，初租民房，后迁寺，都被官府刁难。崇宁四年五月，被迫搬到城头破败戍楼里栖身。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
尽管黄庭坚并没有积极地参与新旧党争，但在这个巨大的政治旋涡中，他始终难以独善其身，每一步都身不由己。他有豁达开朗的天性，但也不能完全忘怀于江湖和风雨。他一方面用他的天性和洞彻人生的目光调整，另一方面又常常陷入痛苦之中。他在政治迫害、仕途曲折、亲朋远隔等情况下，作者抒发出的怨愤悲苦之情，常表现得含蓄别致、深沉凄恻，非有人生至味不能言。
值得一提的是，黄庭坚所遭的两次贬满都是他在人生的晚年，在两次贬谪中，诗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所贬处所越来越远，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正是现实环境如此残酷，正是人生经历如此跌宕，作者才会有不愿说、不能说的苦衷，尤其是在宜州时期所作的几首诗词，晚年光景的感受越来越强烈，相应诗作明显多余其他时期，如“第四阳关云不度，山胡新啭，子规言语，正在愁人处。”（《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别夜不眠听鼠啮，非关春茗搜枯肠。”（《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平生个里愿怀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虞美人·宜州见梅作》）“江上一帆愁，梦犹寻，歌梁舞地。”（《摹山溪·至宜州作，寄赠陈湘》）“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已不如昔，后当不如今。”（《在宜州南楼作二首（之一）》）……如果他全然超然淡泊，又何来在遭受一次次打击之后不自觉地压抑呻吟如果他果真狂放傲岸，又怎么对过往人事如此小心翼翼、含蓄深婉虽然黄庭坚本人天性达观，极富生活情趣，但人生之路、世态炎凉、政治风波等难免涌上心头，时时都会触碰那根敏感脆弱的神经。这些诗作即使描写现实境遇，抒发个人心志，都显得比较深沉隐晦，应该与他的两次因文字遭遇陷害有关。
我想这或许能解释《南乡子》上下片情感基调不同的问题。作者在重阳节勾起了无限的思绪，无法释怀，只好沉醉在酒中，簪花自娱。“催酒”“簪花”恰恰是一种自我告慰，“不解愁”也不过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已经两鬓斑白，如果不去稀释、淡忘，还能选择什么呢举杯劝酒、俏皮簪花，放在此语境、此情境中，仔细想来，愈发让人觉得幽愤。
从绍圣元年初次遭贬，到最后编管宜州困顿以死，期间感情起伏，有希冀，有快意；也有自慰，有挣扎；还有落寞，有郁结……只是，黄庭坚这一辈子一身流落天涯，遭受冤屈折磨不得诉，还能剩多少“少年心”，晚景不堪，难道真能推开万事，尽随风雨
再次，曾“遭诬枉”的经历，使得黄庭坚在文学观上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诗歌创作中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格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可见，他明确反对以诗干政，反对以诗“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认为这样做是“怒邻骂座之为也”，从而使他的诗忽视了社会生活又减少了感情色彩，流入表现“不怨之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之中。这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受到构陷，却不愿在诗歌中痛陈现实、尽情宣泄的原因。他在《南乡子》下片中表现出的放旷会不会是这种创作主张的产物呢
纵观黄庭坚的诗词创作，我们发现他的诗歌在关切现实生活较少，抒写个人情志较多，并不愿意停留在对往事的追怀之中。这一方面是避祸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艺术上审美超越的要求。我们把他在被贬时期所写的几首意象相似的诗词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个特点。
在贬谪黔州期间，他写下《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
定风波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池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这首词上片首二句写黔中气候，贬谪环境之恶劣和去国怀乡之感跃然纸上。但诗人却不是着意表现这些感受，而是写久雨得晴，又适逢佳节，诗歌难言喜色，“催醉”也就自然而然了。“鬼门关”这里是用其险峻来反衬一种忘怀得失的胸襟，颇有几分傲兀之气。下片先写白发簪菊，作者借这种不入俗眼的举止，写出一种不服老的气概。“君看”、“莫笑”云云，全是自负口吻。然后再写骑马驰射，显得豪爽洒脱，风流大气。诗歌中不以贬谪为意，所写典故也并不一定是现实活动，这正是艺术修养的体现，是也在不如意的经历和环境中作者对自我人格和精神气度的塑造，也是对地理和人文环境最好的回应。
在戎州安置时，他写下《鹧鸪天》：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着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这首词辞气壮烈，有狂放，有豁达，也有一种实则出于愤懑的傲慢，时人冷眼相看，我则黄花白发牵挽，自得其乐。可谓心境豁然，不萦于外物。
以上两首诗歌与《南乡子》在创作背景、诗歌意象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细细读来，其气度却不尽相同。如果说被贬黔州还可自比风流，被贬戎州还有孤傲，那么，再次被贬且历经人世炎凉只剩羁管身份，《南乡子》整体意境明显深沉得多。
这些被贬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反映了黄庭坚的人生境界和艺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和诗歌不当有“强谏”“怨愤”“散谤侵陵”的主张。作为艺术创作，应该是源于现实，但有所超越的，故而表现出不同的气象，给人审美的愉悦。正因为他超越了个人的恩怨，诗歌才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但即使如此，虽然这几首诗都有“饮酒”“簪花”“黄菊”“白发”等意象，但读后的感受却不尽相同。也能隐隐感到情绪的变化。
综上所述，我认为本词的整体意境是协调的，诗人的形象是饱经沧桑、落寞凄惘的，情感是沉痛幽怨的，并非前深沉后开朗。山谷并非鄙弃功名、清高耿介，他在词作中表面超然，实则郁结；看似释怀自娱，实则自我劝慰、自我排遣、故作旷达。我在这首诗里读出了面对人生风雨和人事变幻，诗人那种功业未就、无可奈何的人生感慨格外婉转。
（作者介绍：赖光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现任教于广东顺德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