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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已成为政治学的经典名言,它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人性假设,为国家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虽然也未能突破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其丰富内涵和巨大的理论意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永远闪耀着灿烂光芒。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政治动物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5-0091-02
《政治学》成书于公元前326年,是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正是这部著作,标志着伦理学与政治学体系的明确区分,开创了政治学这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它在西方政治思想上的影响是异常深远的。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中最有名的一句话:"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已成为政治学的经典名言。那么,亚里士多德这里所指的"人"究竟指的是哪些人?"政治动物"又该如何把握?"人"为什么"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呢?
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
(一)"人"指的是什么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了,但是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中所指的"人"绝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这里的"人",不包括奴隶,不包括女人,不包括不享有公民权的自由民。
首先,奴隶不在"人"的范围之列。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只具备体力,只能从事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缺乏理性,没有参加城邦生活的资格,因而不属于"人"。亚里士多德指出,在世界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而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断言,对于奴隶来说,他们接受主人的统治,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是正当的,这就像被驯养的家畜比野生的家畜更容易受到人们的保护一样。
其次,女人不在"人"的范围之列。同奴隶从事物质生产以维持肉体的生存一样,女人则专门从事于生养后代以延续物种。亚里士多德认为,男人同女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是顺应自然的。女人虽然有思维能力,但是不充分,女人是天生的被统治者。大多数城邦将女人排除在基本社会生活之外,女人被看作是被奴役者和私有财产。因此,女人自然也不能算作是"人"。
再次,缺乏公民权的自由民,也不在"人"的范围之列。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拥有公民权并且切实行使公民权的人才可以称之为"人",那些整天忙于物质生产的人,只能算作是奴隶;那些外来的异邦人,由于缺乏相应公民权,因而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那些本城邦的人,如果不参加城邦政治生活,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无能力参加城邦政治生活,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
(二)"政治动物"的双重属性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中的"政治动物"揭示了人的双重属性——动物性和政治性。
首先,"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论断强调了人的动物性的一面,也即人的自然性的一面。无论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人都具有其自然性——即人具有动物性,这是无法回避和否认的。
当然,更可贵的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的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这一论断首先是揭示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人都是生活在城邦之中,也就是人都生活在政治之中。亚里士多德说:"凡脱离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灵","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亚里士多德敏锐地看到了人的社会性、政治性,得出"由此可以明白城邦是处于自然地演化,而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政治"这一个词也就是从"城邦"一词衍化而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中"政治"一词,体现了人的政治性。
(三)"天生"的真正含义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论断中"天生"一词耐人寻味。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类即使在生活上用不着互相依赖的时候,也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为了共同利益,当然能够合群,各以其本分参加一个政治团体,各如其本分而享有优良的生活。就各个个人来说以及就社会全体来说,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但人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就已有合群而组成并维持政治团体的必要了,这说明人"天生"有过城邦生活的需要。
亚里士多德这一命题的本质含义是人不能离开公共领域,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善,迫切需要一个具有统摄和保护力量的公共秩序。换言之,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天生"——也就是人要过城邦生活,只能过城邦生活,必然要求过城邦生活——才能真正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才能实现人的本性。而任何孤立的个人和小规模的团体都无法使人实现人的本性,只有过城邦生活,在城邦中,成为"政治动物",才能做到。因此,一切共同体都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善而组合起来的,是人类天然性情的基本表现和要求,这一点在他们获得了生理和安全的基本需要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即:人们需要借助于政治权力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取得民主权利并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这一系列要求的最根本保障就是来源于政治秩序。
因此,人天生就希望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所以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
二、"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的理论意义
(一)这一命题揭示了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利益协调能力的,并追求友善合作、社会至善和谐的动物,为人类社会政治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人性假设
首先,这一命题揭示了人具有合群性、具有社会性。亚里士多德指出:"像某些种类的动物一样,人在任何地方都聚合为大于家庭的群体,甚至当他们并不需要相互帮助的时候也力求群聚","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其次,它揭示了人具有利益协调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和蜂群和兽群相比,更大意义上是"政治动物",因为人可以用语言和理性来揭示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利害矛盾,因而人比动物更高级的特性在于,人具有利益协调能力。
再次,它还揭示了人是追求友善合作、追求社会至善和谐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不仅是具有群居性、社会性的动物,而且是具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动物,更为可贵的是,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人是最优秀的政治动物",这里的"优秀"就体现在人追求过城邦生活,城邦是人们利益整合的最佳场所,城邦的最高目标是追求至善,追求正义,因而人也就成了追求至善和谐的政治动物。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揭示了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具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并追求友善合作、追求社会至善和谐的动物,这是对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本假设,正是由于这个假设,正是由于对人是"政治动物"的这一伟大的假设,使得人类的政治治理有了必要的人性基础——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具有政治性,因而,进行政治治理,是符合人性需要的,是发展人性的必然要求和举措。
(二)这一命题揭示了国家不是神的意志,也不是就是强权阶级谋取私利的工具,为国家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首先,这一命题揭示了国家不是神的意志,不是上帝的安排。国家关系不是神与人的结合,而是人与人的结合。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过程中,得出"家庭——村坊——国家"这一结论。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的结合,这与中世纪以来,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自由主义传统对于人性幽暗的认识形成强烈的对比,成为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对于人性的认识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不仅为国家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也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桎梏、神权桎梏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其次,这一命题揭示了国家不是强权阶级谋取私利的工具,为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亚里士多德强调,国家的本质是利益协调,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至善,是正义。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是一种合作关系"。人们组成国家生活在一起,是为了追求每个人的和谐发展,追求每个人的美好生活。有了城邦,人们可以通过城邦协调利益从而平息争斗,通过合作增强力量从而生活得更美好。国家不是相互厮杀、相互战争的代名词,后来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统治和奴役被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自身谋取私利的工具,这是国家本质的异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家一定会恢复其应有面貌,为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服务。
三、"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局限性探讨
(一)只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生存状况,忽略了对广大奴隶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即奴隶主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中的"人",将广大的奴隶排除在外了,将妇女排除在外了,将缺乏公民权的人排除在外了,这样,所谓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所涵盖的"人"的范围就显得很狭小。
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城邦奴隶制度的维护者,更是城邦奴隶制度的受益者,因而,他就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分析得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结论,并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这样的,统治阶级不会、也不愿意离开这种生活。但是,亚里士多德忽略了对奴隶阶级的研究,主观臆断奴隶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应该而且愿意接受这种城邦生活。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命题没有深刻地表明奴隶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事实,广大奴隶的生活充满痛苦和灾难,他们对所谓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观点可能有其他的理解,他们也许并不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这一论断的得出,也没能突破其历史的局限性、阶级的局限性。
(二)过分强调个人对城邦、对社会的依赖性,忽略了个人的利益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一方面看到了个人对于城邦的依赖性,看到了人与城邦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但是,亚里士多德却将这种"人对城邦的依赖"推向了极端,忽略了城邦对于个人的需要,其实没有个人,也就无法构成所谓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将城邦的公共道德和个人的道德完全统一,这种统一牺牲了个人的利益。
首先,城邦在逻辑上先于个人。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组建家庭,组建村坊,最后组建城邦。虽然在时间上个人先于城邦而存在,但是城邦是个人生活的最佳场所,是个人追求的最终目的,个人的本质是在城邦之中才能够得到和体现。
其次,城邦生活是实现个人道德的唯一途径。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城邦生活,那么,他不是一个怪兽,就是一个神灵。一个人只有在城邦中生活,才能过上真正美好的生活,才能实现个人的道德。
这样,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个人和城邦的关系,正如大树上的一片树叶和大树的关系了。城邦失去了个人,依然不失其本质;而个人倘若离开了城邦,则像一片孤零飘落的叶子,失去了意义。这种整体的城邦观,过分强调个人对城邦生活的依赖性,将个人的正当利益淹没在了城邦生活的汪洋大海之中。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衍生出了许多的政治命题和伦理命题,为后世的思想家们从正面或者反面加以阐释和发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虽然,这一命题最终也没能突破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其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关于"政治人"的大胆假设,都催生着人类思想的衍发和人类视野的扩展,展现着人类对至真、至善、至美的生活的追求,在世界历史上闪耀着灿烂光芒。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王彩波.西方政治思想史-从柏拉图到约翰·密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曾耿."政治人"假设的丰富内涵和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01).
[4]郝松山.社会的人-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J].前沿,2008,(07).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政治动物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5-0091-02
《政治学》成书于公元前326年,是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正是这部著作,标志着伦理学与政治学体系的明确区分,开创了政治学这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它在西方政治思想上的影响是异常深远的。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中最有名的一句话:"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已成为政治学的经典名言。那么,亚里士多德这里所指的"人"究竟指的是哪些人?"政治动物"又该如何把握?"人"为什么"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呢?
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
(一)"人"指的是什么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了,但是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中所指的"人"绝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这里的"人",不包括奴隶,不包括女人,不包括不享有公民权的自由民。
首先,奴隶不在"人"的范围之列。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只具备体力,只能从事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缺乏理性,没有参加城邦生活的资格,因而不属于"人"。亚里士多德指出,在世界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而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断言,对于奴隶来说,他们接受主人的统治,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是正当的,这就像被驯养的家畜比野生的家畜更容易受到人们的保护一样。
其次,女人不在"人"的范围之列。同奴隶从事物质生产以维持肉体的生存一样,女人则专门从事于生养后代以延续物种。亚里士多德认为,男人同女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是顺应自然的。女人虽然有思维能力,但是不充分,女人是天生的被统治者。大多数城邦将女人排除在基本社会生活之外,女人被看作是被奴役者和私有财产。因此,女人自然也不能算作是"人"。
再次,缺乏公民权的自由民,也不在"人"的范围之列。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拥有公民权并且切实行使公民权的人才可以称之为"人",那些整天忙于物质生产的人,只能算作是奴隶;那些外来的异邦人,由于缺乏相应公民权,因而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那些本城邦的人,如果不参加城邦政治生活,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无能力参加城邦政治生活,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
(二)"政治动物"的双重属性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中的"政治动物"揭示了人的双重属性——动物性和政治性。
首先,"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论断强调了人的动物性的一面,也即人的自然性的一面。无论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人都具有其自然性——即人具有动物性,这是无法回避和否认的。
当然,更可贵的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的政治性(或者说是社会性)。这一论断首先是揭示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人都是生活在城邦之中,也就是人都生活在政治之中。亚里士多德说:"凡脱离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灵","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亚里士多德敏锐地看到了人的社会性、政治性,得出"由此可以明白城邦是处于自然地演化,而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政治"这一个词也就是从"城邦"一词衍化而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中"政治"一词,体现了人的政治性。
(三)"天生"的真正含义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论断中"天生"一词耐人寻味。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类即使在生活上用不着互相依赖的时候,也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为了共同利益,当然能够合群,各以其本分参加一个政治团体,各如其本分而享有优良的生活。就各个个人来说以及就社会全体来说,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但人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就已有合群而组成并维持政治团体的必要了,这说明人"天生"有过城邦生活的需要。
亚里士多德这一命题的本质含义是人不能离开公共领域,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善,迫切需要一个具有统摄和保护力量的公共秩序。换言之,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天生"——也就是人要过城邦生活,只能过城邦生活,必然要求过城邦生活——才能真正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才能实现人的本性。而任何孤立的个人和小规模的团体都无法使人实现人的本性,只有过城邦生活,在城邦中,成为"政治动物",才能做到。因此,一切共同体都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善而组合起来的,是人类天然性情的基本表现和要求,这一点在他们获得了生理和安全的基本需要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即:人们需要借助于政治权力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取得民主权利并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这一系列要求的最根本保障就是来源于政治秩序。
因此,人天生就希望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所以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
二、"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的理论意义
(一)这一命题揭示了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利益协调能力的,并追求友善合作、社会至善和谐的动物,为人类社会政治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人性假设
首先,这一命题揭示了人具有合群性、具有社会性。亚里士多德指出:"像某些种类的动物一样,人在任何地方都聚合为大于家庭的群体,甚至当他们并不需要相互帮助的时候也力求群聚","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其次,它揭示了人具有利益协调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和蜂群和兽群相比,更大意义上是"政治动物",因为人可以用语言和理性来揭示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利害矛盾,因而人比动物更高级的特性在于,人具有利益协调能力。
再次,它还揭示了人是追求友善合作、追求社会至善和谐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不仅是具有群居性、社会性的动物,而且是具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动物,更为可贵的是,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人是最优秀的政治动物",这里的"优秀"就体现在人追求过城邦生活,城邦是人们利益整合的最佳场所,城邦的最高目标是追求至善,追求正义,因而人也就成了追求至善和谐的政治动物。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揭示了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具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并追求友善合作、追求社会至善和谐的动物,这是对人的本性、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本假设,正是由于这个假设,正是由于对人是"政治动物"的这一伟大的假设,使得人类的政治治理有了必要的人性基础——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具有政治性,因而,进行政治治理,是符合人性需要的,是发展人性的必然要求和举措。
(二)这一命题揭示了国家不是神的意志,也不是就是强权阶级谋取私利的工具,为国家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首先,这一命题揭示了国家不是神的意志,不是上帝的安排。国家关系不是神与人的结合,而是人与人的结合。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过程中,得出"家庭——村坊——国家"这一结论。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的结合,这与中世纪以来,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自由主义传统对于人性幽暗的认识形成强烈的对比,成为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对于人性的认识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不仅为国家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也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桎梏、神权桎梏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其次,这一命题揭示了国家不是强权阶级谋取私利的工具,为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亚里士多德强调,国家的本质是利益协调,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至善,是正义。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是一种合作关系"。人们组成国家生活在一起,是为了追求每个人的和谐发展,追求每个人的美好生活。有了城邦,人们可以通过城邦协调利益从而平息争斗,通过合作增强力量从而生活得更美好。国家不是相互厮杀、相互战争的代名词,后来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统治和奴役被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自身谋取私利的工具,这是国家本质的异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家一定会恢复其应有面貌,为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服务。
三、"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局限性探讨
(一)只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生存状况,忽略了对广大奴隶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即奴隶主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中的"人",将广大的奴隶排除在外了,将妇女排除在外了,将缺乏公民权的人排除在外了,这样,所谓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所涵盖的"人"的范围就显得很狭小。
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城邦奴隶制度的维护者,更是城邦奴隶制度的受益者,因而,他就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分析得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结论,并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这样的,统治阶级不会、也不愿意离开这种生活。但是,亚里士多德忽略了对奴隶阶级的研究,主观臆断奴隶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应该而且愿意接受这种城邦生活。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命题没有深刻地表明奴隶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事实,广大奴隶的生活充满痛苦和灾难,他们对所谓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观点可能有其他的理解,他们也许并不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这一论断的得出,也没能突破其历史的局限性、阶级的局限性。
(二)过分强调个人对城邦、对社会的依赖性,忽略了个人的利益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一方面看到了个人对于城邦的依赖性,看到了人与城邦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但是,亚里士多德却将这种"人对城邦的依赖"推向了极端,忽略了城邦对于个人的需要,其实没有个人,也就无法构成所谓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将城邦的公共道德和个人的道德完全统一,这种统一牺牲了个人的利益。
首先,城邦在逻辑上先于个人。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组建家庭,组建村坊,最后组建城邦。虽然在时间上个人先于城邦而存在,但是城邦是个人生活的最佳场所,是个人追求的最终目的,个人的本质是在城邦之中才能够得到和体现。
其次,城邦生活是实现个人道德的唯一途径。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城邦生活,那么,他不是一个怪兽,就是一个神灵。一个人只有在城邦中生活,才能过上真正美好的生活,才能实现个人的道德。
这样,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个人和城邦的关系,正如大树上的一片树叶和大树的关系了。城邦失去了个人,依然不失其本质;而个人倘若离开了城邦,则像一片孤零飘落的叶子,失去了意义。这种整体的城邦观,过分强调个人对城邦生活的依赖性,将个人的正当利益淹没在了城邦生活的汪洋大海之中。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衍生出了许多的政治命题和伦理命题,为后世的思想家们从正面或者反面加以阐释和发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虽然,这一命题最终也没能突破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其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关于"政治人"的大胆假设,都催生着人类思想的衍发和人类视野的扩展,展现着人类对至真、至善、至美的生活的追求,在世界历史上闪耀着灿烂光芒。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王彩波.西方政治思想史-从柏拉图到约翰·密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曾耿."政治人"假设的丰富内涵和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01).
[4]郝松山.社会的人-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J].前沿,20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