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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约谈被行政机关广泛运用，成为一种新型而高效率的行政执法方式，但是现行的行政约谈制度的设置存在着法律争议，需要将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确定其法律属性，规范其适用范围和程序，
关键字：行政约谈，背景及概念，法治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F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88-01
一、案例引发的思考
2015年6月2日，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就网上打车服务违反想行政许可的问题约谈了“滴滴打车”公司的负责人。就公司推出的打车中出现的违反现行法规的情形予以说明，随后，公司负责人表示，会尽快对现有的工作进行整改，在以后的工作中会严格遵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目前，这种新形式的行政方式已经非常普遍，但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行政约谈的定义、适用范围却十分模糊本文试着从行政约谈的概念着手，进而展开对行政约谈依法化的论述。
二、行政约谈的概念及法律属性探究
（一）行政约谈产生的背景。
1.平衡论是其产生的理论基础。平衡论是关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论，是由我国著名行政法学者罗豪才教授于 1993 年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行政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利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利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平衡。”①平衡论的独到之处在于肯定了行政主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两者间要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改变行政机关在原有法律关系中的领导地位。
2.脱胎于税务稽查制度后在中国普及。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存有怀疑时，可以直接进行税收调查，查找其中漏洞和偷税的证据，也可以发函质询，由纳税人对自己的申报情况作出合理性的解释，当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答复不满意，认为其有隐瞒漏报的嫌疑，则可请纳税人到税务部门当面约谈，约谈时一杯香浓的咖啡，成了该项制度最富有特色的代称。而在香港这样各项制度比较健全的法治社会，少缴的税多数还是乖乖缴了。北京市税务机关是我国试行这一制度最早的部门，制定了相关的实施办法。这种税务稽查约谈的方式，使得税务部门在各项评比的分数均名列前茅。行政约谈在税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后，其他行政机关也开始了这一方式的尝试，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煤矿安全方面等方面均规定了约谈的方式。
（二）行政约谈的概念。
约谈一词是舶来品，来自香港，而且仅是港台媒体的泛指。结合我国学者在学术上对这一概念的已有成果及实践中的约谈实例，笔者将这一概念界定为：当有证据表明行政相对人有违法行为时，行政采用非强制的方式邀请行政相对人，双方在意思自由、地位平等的原则下进行沟通，获得与强制的行政行为相同效果的新型的行政行为。在这一概念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即方式上的非强制性。行政约谈是基于平等自愿基础上进行的，虽然在约谈中会涉及行政机关“软权力”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影响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形成，这一点与行政合同相同。从实施效果上讲上讲，传统的行政行为着眼于行政机关决定、政策的单方性的传达而忽略了最终的实施效果以及大众的认可度。行政约谈相比较以前的方式，使相对人更易于理解行政机关某一决定的原因，更易达到行政机关所实施的目的。
三、我国行政约谈的法治化建设
目前我国的法律中没有对行政约谈这一概念有明确规定，但是各地依据地区的情况制定出一系列的通知办法，虽然对于规范行政约谈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各地对于行政约谈规定的不同影响了法律的一致性，因此，规范行政约谈实属必要。
（一）明确行政约谈的法律地位及内容。
首先应明确行政约谈的程序内容。行政机关应在约谈前做出明确的调查报告，确保约谈是在十分必要的前提下进行。其次，约谈必须履行一定的审批手续，一般应经行政机关分管负责人批准，并由负责该案件的执法人员、法制机构等组成约谈工作小组（进行约谈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不得少于 2 人），及时以邮件或信件的方式通知行政相对人。同时行政机关将约谈记录备案归档。对行政约谈程序具体内容的规制要具体明确， 确保行政行为的跨界适用。
另外，在行政约谈中也应注重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行政约谈不完全是终极程序。所以，要确定在行政约谈失败后是否需要转为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继续进行？这一点也需要在法律中进行补充规定。其次，信息公开是这一制度的必要要求，让相对人和案外人有了解案情的进展的渠道，让行政行为处在阳光下，受到监督实属必要。
四、监督与救济途径的设立
作为柔性执法中的一种类型化行为，虽然并不具有强制性，但行政约谈作为一种具有公权力背景的行政活动，如果运用过度或使用不当，容易异化成事实上的行政命令的强制行为，会对相对人造成很大影响，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里的监督包括了内部和外部监督两种方式。完善监督则必须要提高行政机关工作的透明度，使公共机构或公共人员知晓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唯有如此，才不至于使行政约谈的监督变成一纸空文。
其次，应完善行政约谈的救济途径。当约谈失败或者出现意外情况，有效的救济途径可以维护相对人的权益，完善整个约谈制度体系，可以将其纳入到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中。
注解：
①沈斌，《行政约谈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载于中国知网
参考文献：
[1]葛然，《当代行政法视野中的行政约谈研究》，2014年1月载于中国知网
[2]罗豪才、崔卓兰：《论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及其相互关系》，载《中国法学》1993 年第 3 期
[3]罗豪才、沈岿：《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的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 年第 4 期
[4]郑毅：《论约谈》，第六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 2011 年版，第 152 页
[5]沈斌，《行政约谈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载于中国知网
作者简介：华珍（1992-），女，汉族，现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字：行政约谈，背景及概念，法治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F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88-01
一、案例引发的思考
2015年6月2日，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就网上打车服务违反想行政许可的问题约谈了“滴滴打车”公司的负责人。就公司推出的打车中出现的违反现行法规的情形予以说明，随后，公司负责人表示，会尽快对现有的工作进行整改，在以后的工作中会严格遵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目前，这种新形式的行政方式已经非常普遍，但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行政约谈的定义、适用范围却十分模糊本文试着从行政约谈的概念着手，进而展开对行政约谈依法化的论述。
二、行政约谈的概念及法律属性探究
（一）行政约谈产生的背景。
1.平衡论是其产生的理论基础。平衡论是关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论，是由我国著名行政法学者罗豪才教授于 1993 年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行政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利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利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平衡。”①平衡论的独到之处在于肯定了行政主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两者间要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改变行政机关在原有法律关系中的领导地位。
2.脱胎于税务稽查制度后在中国普及。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存有怀疑时，可以直接进行税收调查，查找其中漏洞和偷税的证据，也可以发函质询，由纳税人对自己的申报情况作出合理性的解释，当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答复不满意，认为其有隐瞒漏报的嫌疑，则可请纳税人到税务部门当面约谈，约谈时一杯香浓的咖啡，成了该项制度最富有特色的代称。而在香港这样各项制度比较健全的法治社会，少缴的税多数还是乖乖缴了。北京市税务机关是我国试行这一制度最早的部门，制定了相关的实施办法。这种税务稽查约谈的方式，使得税务部门在各项评比的分数均名列前茅。行政约谈在税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后，其他行政机关也开始了这一方式的尝试，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煤矿安全方面等方面均规定了约谈的方式。
（二）行政约谈的概念。
约谈一词是舶来品，来自香港，而且仅是港台媒体的泛指。结合我国学者在学术上对这一概念的已有成果及实践中的约谈实例，笔者将这一概念界定为：当有证据表明行政相对人有违法行为时，行政采用非强制的方式邀请行政相对人，双方在意思自由、地位平等的原则下进行沟通，获得与强制的行政行为相同效果的新型的行政行为。在这一概念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即方式上的非强制性。行政约谈是基于平等自愿基础上进行的，虽然在约谈中会涉及行政机关“软权力”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影响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形成，这一点与行政合同相同。从实施效果上讲上讲，传统的行政行为着眼于行政机关决定、政策的单方性的传达而忽略了最终的实施效果以及大众的认可度。行政约谈相比较以前的方式，使相对人更易于理解行政机关某一决定的原因，更易达到行政机关所实施的目的。
三、我国行政约谈的法治化建设
目前我国的法律中没有对行政约谈这一概念有明确规定，但是各地依据地区的情况制定出一系列的通知办法，虽然对于规范行政约谈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各地对于行政约谈规定的不同影响了法律的一致性，因此，规范行政约谈实属必要。
（一）明确行政约谈的法律地位及内容。
首先应明确行政约谈的程序内容。行政机关应在约谈前做出明确的调查报告，确保约谈是在十分必要的前提下进行。其次，约谈必须履行一定的审批手续，一般应经行政机关分管负责人批准，并由负责该案件的执法人员、法制机构等组成约谈工作小组（进行约谈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不得少于 2 人），及时以邮件或信件的方式通知行政相对人。同时行政机关将约谈记录备案归档。对行政约谈程序具体内容的规制要具体明确， 确保行政行为的跨界适用。
另外，在行政约谈中也应注重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行政约谈不完全是终极程序。所以，要确定在行政约谈失败后是否需要转为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继续进行？这一点也需要在法律中进行补充规定。其次，信息公开是这一制度的必要要求，让相对人和案外人有了解案情的进展的渠道，让行政行为处在阳光下，受到监督实属必要。
四、监督与救济途径的设立
作为柔性执法中的一种类型化行为，虽然并不具有强制性，但行政约谈作为一种具有公权力背景的行政活动，如果运用过度或使用不当，容易异化成事实上的行政命令的强制行为，会对相对人造成很大影响，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里的监督包括了内部和外部监督两种方式。完善监督则必须要提高行政机关工作的透明度，使公共机构或公共人员知晓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唯有如此，才不至于使行政约谈的监督变成一纸空文。
其次，应完善行政约谈的救济途径。当约谈失败或者出现意外情况，有效的救济途径可以维护相对人的权益，完善整个约谈制度体系，可以将其纳入到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中。
注解：
①沈斌，《行政约谈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载于中国知网
参考文献：
[1]葛然，《当代行政法视野中的行政约谈研究》，2014年1月载于中国知网
[2]罗豪才、崔卓兰：《论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及其相互关系》，载《中国法学》1993 年第 3 期
[3]罗豪才、沈岿：《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的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 年第 4 期
[4]郑毅：《论约谈》，第六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论文集 2011 年版，第 152 页
[5]沈斌，《行政约谈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载于中国知网
作者简介：华珍（1992-），女，汉族，现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