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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有数十所大学迎来了他们的60年校庆。这源自于1952年的那场大调整：全国所有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被撤消；原国立高校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每一所旧中国走来的大学，校史上都记载着这样一笔拐点。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由于民国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强调“博雅教育”。而苏式高等教育制度认为，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这次教育会议的设想，即把中国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肃清美帝思想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美关系降至冰点。
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应，教育界也要割断与美国的联系，肃清美帝影响，立即全面向苏联靠拢。此举针对的不仅是教会学校，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的教授多数有美国教育背景，校内普遍推行的也是美式教育，几乎全国所有大学都在改造之列。
学校所有权的改变只需一纸行政命令，然而让师生思想大转弯，却不是易事。强烈的反弹情绪使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教育界急需一场“整风”。1951年9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校停课，教职人员人人 “洗澡”，一一“过关”。“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教育部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有人回忆了当时在清华法学院目睹教授“过关”。“屋内黑压压一片，检查完毕一般教授都要泪雨滂沱，有的则失声痛哭。”几天后，清华大礼堂举行全校思想改造运动，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在台上自我检讨：“旧社会的恶习不改，厚颜无耻，下流卑鄙……”由于他刚生大病一场，最后哭到支撑不住，被人搀下去。
而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检讨了三四次仍没过关。曾留学美国的他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而且他所研究和教授的社会学，更是因发源西方而被视为带着“原罪”，潘光旦自然成为重点“洗澡”对象。1952年12月5日出版的《盟讯》发表了潘的第四次检讨，仅摘要就将近3万字。
教会大学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灾区”，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1950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有11所被改为公办，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所有美籍校董及其行政职务均被解除，美籍教师被辞退或自行离职回国。
为使学生更加深刻认清美帝本质，揭露那些“认贼作父”的面目，多家教会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最著名的燕京大学首当其冲，工作组发动全校师生批斗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他们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作为抗战、内战期间带领燕京大学度过重重难关的校长，陆志韦一直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燕大大批学生在解放前就加入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但曾经进步的陆志韦严重跟不上新时代要求，要求必须从内心深处仇视和痛恨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
大调整中的生死存亡
从1950年开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中国打造了两个高等教育样板：一是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
1952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接受了“思想洗澡”。 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文章说：“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1952 年秋季，中央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201所，分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综合性大学由49所削减为21所。原来被称为“综合性大学”的学校囊括文、法、理、工、农、医师等学院，调整后，大多仅保存文科和理科。比如北京大学工学院被撤消，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合并到清华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更名为北京医学院；南京大学原有7 个学院下设35 个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13 个系；全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和浙大，调整后都成为工科大学；清华人文学科大部分并入北大；浙大理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农学院独立建校。
所有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走向终结。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北大由沙滩红楼搬迁至燕大校址“燕园”；辅仁大学主要院系并入北师大，经济系并入人大，西语系高年级学生直接并入北大，低年级学生由英语改学俄语；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建立华东政法学院；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医学院等，校址“康乐园”成为中山大学校园。
政治学、法学与现实社会联系紧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旧社会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大多被视为无用甚至反动的人才，院系调整中对他们的处理颇为随意，大部分人被调入图书馆工作。
社会学遭遇灭顶之灾。大调整后，全国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两家，但1953年也被撤系，社会学绝迹，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
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费孝通被调至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同时被调去的还有他的老师潘光旦。1957年师徒两人双双被打成右派，潘光旦的罪名之一是“破坏民族关系”。
一批专业理工科院校在院系大调整中诞生，最典型的是北京海淀区的“八大学院”，班底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中拆解出来。1952年，北起清华东路，南到蓟门桥，“八大学院”校舍在一片庄稼地上破土动工，它们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
现在前七个学院已升级为大学，北京医学院回归北大成为北大医学部。
似是而非的苏联模式
院系调整历来被解释为照搬苏联模式，其实，苏联虽然重视单科大学建设，专业设置也比西欧和美国大学更加专业化、理论化，但并不完全排斥综合性大学。
因此，院系大调整与其说是向苏联“一边倒”，不如说是中国独立开创的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政治革命。全国大学完成了一次大洗牌、大换血，旧知识分子与旧大学的历史联系割断，旧大学与民国的历史联系割断，从而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奠定基础。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师生参加了这场运动，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改变了大学长期分布不均衡的历史状态。
整个过程惊天动地，也波澜不惊，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反抗和阻力。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每个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乐黛云，1952年刚刚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当上中文系首任系秘书，协助系主任工作。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贯彻院系调整的中央决定。许多著名教授都被派去支边，如杨振声、废名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中文系。“让这些年近半百的老先生去到遥远陌生的、艰苦的边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曾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的巫宁坤回忆，1952年7月，系主任赵萝蕤来通知他系内五名教授的去向：赵本人和另外三名教授去北大，巫宁坤去南开。话刚一出口，赵萝蕤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巫宁坤1951年在赵萝蕤鼓动下放弃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从美国回到燕大任教，不到一年出此变故，赵萝蕤满怀内疚。
赵萝蕤的父亲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义父是燕大校长陆志韦，两人都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她的丈夫陈梦家在清华也受到大批判，院系调整中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一年来的政治压力使赵萝蕤陷入绝望，只能听从摆布，无力帮助巫宁坤安排前程。
1952年9月，北京大学接收燕京大学校园，并在东门挂上毛泽东亲提的校名牌匾。有人来到还住在校内的陆志韦家催促他搬家，陆志韦一个人默默走出生活了25年的燕园。
曾经以自己是燕京高材生而倍感骄傲的学生们，不敢再提自己在这所大学读过书，学生黄宗江因为保存了一套以司徒雷登照片印的明信片，“文革”时被打为“司徒雷登的黑宠儿”。（摘编自：《档案春秋》、《南方人物周刊》）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由于民国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强调“博雅教育”。而苏式高等教育制度认为，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这次教育会议的设想，即把中国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肃清美帝思想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美关系降至冰点。
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应，教育界也要割断与美国的联系，肃清美帝影响，立即全面向苏联靠拢。此举针对的不仅是教会学校，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的教授多数有美国教育背景，校内普遍推行的也是美式教育，几乎全国所有大学都在改造之列。
学校所有权的改变只需一纸行政命令，然而让师生思想大转弯，却不是易事。强烈的反弹情绪使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教育界急需一场“整风”。1951年9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校停课，教职人员人人 “洗澡”，一一“过关”。“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教育部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有人回忆了当时在清华法学院目睹教授“过关”。“屋内黑压压一片，检查完毕一般教授都要泪雨滂沱，有的则失声痛哭。”几天后，清华大礼堂举行全校思想改造运动，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在台上自我检讨：“旧社会的恶习不改，厚颜无耻，下流卑鄙……”由于他刚生大病一场，最后哭到支撑不住，被人搀下去。
而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检讨了三四次仍没过关。曾留学美国的他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而且他所研究和教授的社会学，更是因发源西方而被视为带着“原罪”，潘光旦自然成为重点“洗澡”对象。1952年12月5日出版的《盟讯》发表了潘的第四次检讨，仅摘要就将近3万字。
教会大学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灾区”，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1950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有11所被改为公办，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所有美籍校董及其行政职务均被解除，美籍教师被辞退或自行离职回国。
为使学生更加深刻认清美帝本质，揭露那些“认贼作父”的面目，多家教会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最著名的燕京大学首当其冲，工作组发动全校师生批斗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他们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作为抗战、内战期间带领燕京大学度过重重难关的校长，陆志韦一直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燕大大批学生在解放前就加入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但曾经进步的陆志韦严重跟不上新时代要求，要求必须从内心深处仇视和痛恨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
大调整中的生死存亡
从1950年开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中国打造了两个高等教育样板：一是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
1952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接受了“思想洗澡”。 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文章说：“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1952 年秋季，中央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201所，分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综合性大学由49所削减为21所。原来被称为“综合性大学”的学校囊括文、法、理、工、农、医师等学院，调整后，大多仅保存文科和理科。比如北京大学工学院被撤消，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合并到清华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更名为北京医学院；南京大学原有7 个学院下设35 个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13 个系；全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和浙大，调整后都成为工科大学；清华人文学科大部分并入北大；浙大理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农学院独立建校。
所有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走向终结。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北大由沙滩红楼搬迁至燕大校址“燕园”；辅仁大学主要院系并入北师大，经济系并入人大，西语系高年级学生直接并入北大，低年级学生由英语改学俄语；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建立华东政法学院；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医学院等，校址“康乐园”成为中山大学校园。
政治学、法学与现实社会联系紧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旧社会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大多被视为无用甚至反动的人才，院系调整中对他们的处理颇为随意，大部分人被调入图书馆工作。
社会学遭遇灭顶之灾。大调整后，全国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两家，但1953年也被撤系，社会学绝迹，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
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费孝通被调至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同时被调去的还有他的老师潘光旦。1957年师徒两人双双被打成右派，潘光旦的罪名之一是“破坏民族关系”。
一批专业理工科院校在院系大调整中诞生，最典型的是北京海淀区的“八大学院”，班底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中拆解出来。1952年，北起清华东路，南到蓟门桥，“八大学院”校舍在一片庄稼地上破土动工，它们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
现在前七个学院已升级为大学，北京医学院回归北大成为北大医学部。
似是而非的苏联模式
院系调整历来被解释为照搬苏联模式，其实，苏联虽然重视单科大学建设，专业设置也比西欧和美国大学更加专业化、理论化，但并不完全排斥综合性大学。
因此，院系大调整与其说是向苏联“一边倒”，不如说是中国独立开创的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政治革命。全国大学完成了一次大洗牌、大换血，旧知识分子与旧大学的历史联系割断，旧大学与民国的历史联系割断，从而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奠定基础。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师生参加了这场运动，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改变了大学长期分布不均衡的历史状态。
整个过程惊天动地，也波澜不惊，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反抗和阻力。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每个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乐黛云，1952年刚刚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当上中文系首任系秘书，协助系主任工作。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贯彻院系调整的中央决定。许多著名教授都被派去支边，如杨振声、废名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中文系。“让这些年近半百的老先生去到遥远陌生的、艰苦的边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曾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的巫宁坤回忆，1952年7月，系主任赵萝蕤来通知他系内五名教授的去向：赵本人和另外三名教授去北大，巫宁坤去南开。话刚一出口，赵萝蕤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巫宁坤1951年在赵萝蕤鼓动下放弃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从美国回到燕大任教，不到一年出此变故，赵萝蕤满怀内疚。
赵萝蕤的父亲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义父是燕大校长陆志韦，两人都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她的丈夫陈梦家在清华也受到大批判，院系调整中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一年来的政治压力使赵萝蕤陷入绝望，只能听从摆布，无力帮助巫宁坤安排前程。
1952年9月，北京大学接收燕京大学校园，并在东门挂上毛泽东亲提的校名牌匾。有人来到还住在校内的陆志韦家催促他搬家，陆志韦一个人默默走出生活了25年的燕园。
曾经以自己是燕京高材生而倍感骄傲的学生们，不敢再提自己在这所大学读过书，学生黄宗江因为保存了一套以司徒雷登照片印的明信片，“文革”时被打为“司徒雷登的黑宠儿”。（摘编自：《档案春秋》、《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