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我作为政协委员，曾因教师编制问题，到邻近区县调研，做改进方案，然后与有司协商。有司仍是那番话：情况知道，但我们也没有办法，总理早就说了“只减不增”，那是红线，不能越过。
　　“仍是”，说明他们说的次数多，我听的回数也不少——连续几年政协会上，我都在呼吁关注和解决教师编制，但有司的说辞，几乎都是如此。
　　这问题，我没作更多调研，不敢说有多普遍。仅就区域而论，由于私立学校兴起，市场竞争加剧，中学教师超编，小学教师缺编，早已是普遍现象。而政府对此，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只是把中学教师往小学转，小学教师再不够，就找代课。
　　表面看，中学教师的确超编，但实际上，“結构性缺编”几乎是普遍现象。学科难以配套，年龄结构失衡。这种情况下，中学愿意转出的，多是老弱病残、教书不力的“包袱”。好些小学校长反映，从中学转来三四个老师，只能承担一个小学老师的工作量，此其一。
　　其二，绩效工资实未能改变“大锅饭”的格局，就教师来说，待在超编学校，钱不会少拿，工作却不用多干，压力也相对较小，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中学老师突然转入小学，适应本就困难，年龄偏大，积极性不高，要转变观念和行为，更难。中学和小学，本就有很大不同——讨论“转岗”时，曾有人说，中学老师怎么不可以教小学？我反问：“把你的小孩放在那班上，你愿意吗？”对方顿时哑口无声。
　　更多的，是代课教师。我所在区域，目前代课教师近300人，接近教师编制的10%。这些教师，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学历不成问题，但大多没经过专门培训，而一年不到三万的微薄收入，很难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加之，代课本就是“临时工”，显然不可能稳定、固定。所以，每逢开学，很多校长都会四处找人代课。
　　最先我以为，农村才有“代课教师”，后来才知道，城区学校的代课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城市化加速，进城人员增多，生源不断膨胀，加上城内小学女教师居多，“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请产假的教师日益增多，学校的正常运转都难以保证，只好请代课教师。而且，学校规模越大，代课现象越严重，因为，教师基数大，出现的缺额往往更多。
　　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整编制和结构及时解决。但是，因为“只减不增”的紧箍咒，无论学校还是政府，都显得束手无策，焦头烂额。
　　总理的话，出自5年前两会期间的记者见面会，即所谓的“约法三章”。我不太懂政策，但直觉告诉我，“财政供养的人员”说得太笼统，含糊，“只减不增”又有些随意，任性。
　　我当然知道，“财政供养人员”，既包括机关公务员，也包括事业单位和学校教师。问题是，教育的发展，远超其他部门，教师的编制，会随生源变化而起伏波动，需及时跟进、调整。但因为“只减不增”的高压线，加上学校相对于政府总是弱势，即便随着自然减员，区域出现编制缺口，政府首先考虑的，肯定不会是教育，而是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所以，尽管年年都有公务员和其他事业单位的招聘，却很少有教育。
　　在此情况下，不少学校因多年没进教师，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人才断档和断层。现在的教育问题，表面看，只是编制失衡，只是代课现象，往深层里说，人才的断档和断层，或许才最为可怕。教育发展自有其规律，问题的出现和暴露可能很慢，而要真正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可能更慢，一旦积重难返，很难立竿见影，药到病除。
　　就此而言，我说“只减不增”正给教育带来灾难性影响，应该不算危言耸听——但愿我只是心忧天塌的可笑杞人，但愿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和影响，能即时得到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