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似他的直接，不会让人觉得他高傲，难得的真实可爱。他的语气里没有盛气凌人，只有跟你讲道理的认真，还带着些列举事实佐证的着急。对于这个头衔，他确实当之无愧。96岁的他还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且很文艺地称他在“从夜晚偷几点钟弥补白天”，不是熬夜。他说，还有个小目标，再有不到30本书，就把莎士比亚译完了。
　　许渊冲在96岁高龄时又随着《朗读者》的开播走进了我和更多人的视线，欣喜、感叹，诸多情绪融会在一起，便想写一写先生。
　　第一次知道先生是在大学的翻译课堂上，老师带我们赏析古籍英译，几乎只在一瞬间就被许老的诗歌韵文吸引了。中国诗词的美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一便是韵律美。在这之前，我曾读过一些诗歌英译，但几乎没有能够完全保留韵脚的版本，读来也是美，却总觉得是在读英文诗，失去了唐诗宋词的亲切感。而先生的译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曾被诟病，却不妨碍它的美人身姿。
　　古籍英译在当时是一门选修课，纵使我被译文吸引，也没有料到先生和他的翻译理论会在之后陪我度过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几段时光。
　　先生的联大时光
　　每每提及联大，我对先生的感情就极为复杂：高兴有之、羡慕有之、嫉妒亦有之，这种情绪在听先生讲述他们那一年的特殊福利时达到了顶峰。当时，西南联大所有的老师轮番给学生上课，每个老师教两个礼拜。钱锺书、朱自清、闻一多等人，这些只会化成文字出现在我眼前的人，曾站在讲台上为先生及他的同学们传道授业。我梦里才能出现的场景，鲜活地出现在先生的人生中，是以，我对他的联大时光极为好奇。
　　他的书中有这样一段序言：
　　重现的时光远比当初的一切有意味。只有认真生活过的人，才有值得回忆的一生。回忆是另一种生活。没有值得回忆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而美好的，哪怕是痛苦的回忆，则保证了一个人照样活上两辈子。如果回忆变成了一部書，那就是永恒的回忆。
　　这段普鲁斯特的话道尽了许渊冲写书的初衷，他出版了许多的文学译作，除去学术上的译文，我最爱的还是他为数不多的回忆录。那个大家的时代，凝结了多少纯粹！
　　西南联大对许老先生来说，不仅是他翻译理论确立的重要时期，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在他的眼中，西南联大大师云集，而且学风非常民主，每个学生都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而这，也是西南联大能在抗战期间成为“民族堡垒”的重要原因。
　　五六十年过去后，联大的时光在先生的记忆里依然如昨：
　　他谈到朱自清讲《狂人日记》，自己兴冲冲地举手回答他的问题，说“狂人就是吃人的社会”，受到了朱自清的表扬。这让他十分振奋，印象深刻，同时也认识到作为学生需要得到老师的鼓励。
　　他谈闻一多讲唐诗，说他不仅会讲诗，还会画画。诗画合一，能将唐诗解说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闻一多先生的美学三段式“说美而不美，说美也美，不说美而美”也启发了日后许渊冲在翻译上对美的体会。
　　他谈同学杨振宁为自己写序，经年相逢后一起探讨宋词，直言“自别离，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依然像学生时代那样为了“歌尽桃花扇底风”还是“歌尽桃花扇影风”争辩不休。
　　求学的时光总是无忧，浸润着无数人年少时最单纯快乐的日子，在联大，有着许老先生一生都感念的人，于我们，亦是如此。
　　先生与翻译
　　如今的许老被称为“诗译英法惟一人”，书销国外百余本，更在2014年获颁国际译联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亚洲得此奖项的第一人。或许很多人认为，他的翻译事业一定起步很早，翻译路也一定走得极为平坦顺畅。事实上，并非如此。
　　虽然早早与翻译结缘，但大部分的中国典籍翻译都是在他60岁以后开始的。早期，他的翻译理论并不受人推崇，反对者比支持者更多。他用自己的方法重翻了恩师钱锺书译过的《毛泽东诗词》，却受到多方批评，甚至被称为“歪曲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是极严重的。60岁以前的人生，他无数次听别人对他讲要“夹着尾巴做人”。
　　直到60岁以后，他才有了“敢为天下先”的底气。曾经不能翻的外国名著可以翻了，亡国之君李后主、哭啼哀怨的李清照的诗词也能翻了，他便一头扎进自己热爱了多年的翻译中去，直到现在。
　　我看过的先生访谈不多，若《朗读者》上那短短的十几分钟也算，至今只有两个。82岁的他和96岁的他给我的感觉一模一样，14年光阴除了让他鬓发雪白、行动迟缓，丝毫没带走他眼中对翻译的爱和光。谈及诗歌，记忆力惊人，张口即来。
　　他对自己翻译的要求是不仅要美，还要有情。他会先去考究诗歌背后的故事，了解诗人的感情，再动笔翻译。他译过的东西，总是一改而再改，到自己满意为止。这个过程对他来说非但不枯燥，反而很有乐趣。他说翻译要“知之好之乐之”，你想让读者“理解”、“喜欢”还是“愉快”决定了你的翻译是何种样子。
　　1999年，国内有些高校教授曾联名提议许老先生去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对于翻译家而言，这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因为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并非文学创作。
　　先生对此的解读是，翻译可以上升到创作的高度，可以比原文更好更美。他曾说，中国文化不要走向世界则已，世界文化不要吸收中国文化则已，如果中国文化要全球化，那么非要把翻译提到创作的高度才可以。
　　先生的特立独行
　　前面写过，许老先生的理论曾受到多方的批评，即使时至今日，也依然如此。对学术研究而言，这是好事，有争议才有百家争鸣的可能。先生自己也是身体力行，跟老师书信探讨，跟同窗争辩不休，敢为天下先是他一直以来的风格。
　　只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总是道阻且长，为先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先生在大学时代的日记中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果然，他的一生都在这样做。 　　他说，我没办法违背自己的良心，没有办法不喜欢自己的东西。我现在是星星之火，将来就可以燎原。钱锺书先生评价他成就很高，“以诗译诗，好比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朱光潜评价他的三美论不仅能翻诗还能写诗。这些对于争议中的许渊冲而言都是莫大的鼓励，在他看来，钱锺书是天才，是大家，朱光潜也是大前辈，他们能肯定自己，那就够了。
　　除此之外，支撑他一直走下去的便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在先生眼中，我们的文化和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全世界那么多国家，我们的文化那么好，为何不能让全球看到？这些好的传统不能我们独享，我们是在给予而不是夺取。
　　而先生带给我的感动也正在于此，那些根须正、古老又绝美的文化离现在的我们越来越远了，却还有人在努力地为我们留住。连诺奖委员也赞叹先生的翻译是“把中国文化昭示于世界，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
　　先生的可爱和赤子之心
　　无独有偶，我看过的两次采访中主持人都提到了许渊冲先生的名片，问他对“诗译英法惟一人”这个头衔有何想法。他的回答一贯的坦荡，“这不是名利思想，我没有夸大事实，而是名副其实。如果有人有异议，可以举出例子来，找出另外一个把中国诗歌译成英法韵文并且把英法诗歌译成中文的人。”
　　恰似他的直接，不会让人觉得他高傲，难得的真实可爱。他的语气里没有盛气凌人，只有跟你讲道理的认真，还带着些列举事实佐证的着急。对于这个头衔，他确实当之无愧。96岁的他还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且很文艺地称他在“从夜晚偷几点钟弥补白天”，不是熬夜。他说，还有个小目标，再有不到30本书，就把莎士比亚译完了。
　　谈起罹患直肠癌，他笑得很爽朗，说生命是自己可以掌控的。诚然，先生做到了，打破了“最多活7年”的魔咒，做到了联大的校训“中兴业，须人杰”，也让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值得记忆。
　　时代和学术造就了先生不一样的赤子之心，名利不加于心，却会“较真”，你讲实事求是。他在西南联大抗战纪念碑前遇到一位年岁小他的老人，他熟络地问老人是不是在看这个石碑，问完了还补充说：“我的名字就在这个碑上呢。”
　　《朗读者》的现场他念及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诗，突然哽咽，没有任何渲染和煽情，却轻易触发了我的情绪。我几乎是和先生同时落泪，他心里的情感依然那么丰盈，他的心里永远有着一个少年。他曾说自己不知老之已至，因为他的翻译事业是年轻有为的，饱满向上的，沉浸其中，不觉时光流逝。
　　是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林庚曾说唐诗里有少年精神，与诗歌结缘大半生的许老大抵就是如此，少年意气，鲜衣怒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先生随着《朗读者》的开播走入更多人的视线里，这是我未曾料及的，欣喜和感慨一并而來，惟愿更多人因为他爱上那些古老而美丽的文化和语言，而不只是叨念先生的第一首诗是为了告白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