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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大家朱光潜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其最受大众熟悉的莫过于《谈文学》《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先生的作品文笔优美,带着真知灼见,娓娓道来,平易亲切。悉心读来,对提高我们的美学修养与艺术鉴赏能力都极有益处。
深耕美学的朱先生,其实也是一位“语文教育大家”。青年时代的他,便有感于当时国内“有诗学无诗论”的现状,呼吁“研究诗学似尤刻不容缓”。求学海外期间,他立志将建构新诗理论体系作为自己学术目标之一。《诗论》成稿之后又多次增删校阅,呕心沥血十余载,终在抗战时期得以出版,后又几经波折,数次修订再版。这本书详尽透彻地探讨了诗的起源与境界,解析了诗与音乐、散文、绘画三者的关系,以及中国诗的节奏、声韵、格律等问题,个别章节还阐释了作者关于莱辛、陶渊明等古今中外名家诗画思想的感悟。一部诗学理论经典能够跨越近一个世纪不断再版,足以印证其厚重的学术价值和对社会大众的深刻影响力。
朱光潜先生是如何评价自己这本《诗论》的呢?他说:“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歌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探索分析。”可见朱先生对这本书的重视。它不仅实现了作者的学术心愿,也为中国特色现代诗学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以诗的名义,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比较文学发展的坦途正道。
阅读體验
读书,讲求缘分。我感觉自己和朱光潜先生便很有缘分。喜爱诗歌的我在任何时候打开他的书,便仿佛见到了贴心的老朋友。他似能洞悉我心中的感觉情思,只是以谈心的口吻“随便聊聊”,那亲切的态度和风趣的言语使我难以忘记。他引我由诗意走进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诗意之中。读罢数页,便需掩卷沉思,每有会心得意之处,便喜不自胜!
《诗论》带给我的领悟,不仅是审美思想迈上一个新台阶,更让我跟随先生一同思考了一系列基本问题:什么是诗?诗从哪里来?诗有什么特点?该怎样欣赏诗?又该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诗意?……这些思考本身就让我沉浸在一种诗意的享受中。
诗与“谐”:啼笑皆非两难分
朱光潜先生认为,诗的本质就是文字游戏,其第一大起源便是“谐”。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解释道:“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可见,“谐”就是“说笑话”。从心理学观点看,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因而“谐”的需要也是原始而普遍的。读到这里,使我不由得浮想联翩。
我从小喜听相声、爱看小品,平日里自认为还算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本着研究的精神,我也读过一些类似研究“喜剧原理”的书籍,让我对一个词语产生了兴趣——啼笑皆非。这个词语形容处境尴尬或既令人难受又令人发笑的行为。这样的解释当然没有问题,一直以来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中国成语因其高度提炼,往往意思的表达也常常显得含糊不清。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某个词语的理解也会发生改变,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中叫“讹变”。如果我们多一点质疑精神的话,不妨也问一问:“啼笑皆非”这个词语会不会另有一番深意呢?这一想,让我颇有顿悟之感。
“非”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违也。从飞下肢,取其相背。”什么意思呢?当站在石崖边的雏鸟学飞时,如果它能够双翅展开、腾空而起,那么这就是繁体字的“习”,表示练习、学习;它如果两翼被反拧过来,双翅相背,那么肯定飞不起来了,这种状态就叫“非”。鸟儿为什么会“非”呢?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被风雨打折了翅膀,二是被人抓住,绑住了翅膀。可见,“非”实为一种悲惨的、可怜的、痛苦的状况,后来才引申为“不正常的,错误的”。
如此一想,“啼笑皆非”就有了一个更为深刻得近乎残酷的意思:啼哭也好,欢笑也好,都是因为那个“非”。当人世间有了“非”的状态时,当事人会哭,与当事人心有同感的人也会跟着一起哭。而对其他那些无关痛痒的人而言,他人痛苦的“非”,反而会衬托出他的优越感来,所以便会自然地笑。想到这里,我心里不免有些寒凉,但又无须谴责什么。这就是人性的本质,这就是人生的常态,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既然人性如此冷漠,人生这般艰难,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啼笑皆非”的境况呢?朱光潜先生说:“对于命运开玩笑,这句话说得最好。”是的,有诗意的人便有能力和人性中的不足微笑着和解。这个时候,看似无用的诗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在有诗意和谐趣时,欢欣与哀怨往往能并行不悖。诗人的本领就在于能“谐”,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
作为语文教师,在我们努力追求所谓“诗意课堂”的时候,先别急着“诗情画意”,也别忙着“沁人心脾”。不妨回归原点,先让学生在我们的课堂里“笑起来”吧!因为长久而深刻的“欢笑”即是诗意,它连通着人性的哲理、生活的智慧。
我,愿做一位带给学生欢笑的老师。
诗与“隐”:指月之手不是月
朱光潜先生认为,诗的第二大来源便是“隐”,即谜语。隐语在现代是一种文字游戏,在古代却用于极严肃的事,它最早大概应用于预言、谶语,诗歌开始是神与人互通款曲的媒介。
读到这里,也使我若有所悟。朱先生常说:“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在他看来,诗是最早问世的文学艺术。诗源于“隐”,正揭示了一个真谛——艺术的最大秘密在于隐藏。所谓“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我们教书育人、为人处事、工作学习以及自身成长等方面,如果要追求那一份诗意美的话,也应该多多在“隐”字上仔细琢磨。比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教学艺术的“隐”;“春风化雨”“因势利导”“欲扬先抑”,这是心育艺术的“隐”;“人前莫论是非,人后不道长短”,这是为人处世的“隐”。
结合我的学习经验,也能领悟到“隐”的诗意。年少的我背诵了不少唐诗宋词,懂诗的父亲建议我不必太早把精力花在宋词上。我问为何?答曰:“年少多读唐诗,老来多咏宋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体会到父亲的教诲是多么意味深长。的确,十五六岁的少年喜欢上五言、七言的古诗,随兴吟咏,口占一绝,朗朗上口,意气风发。待到有了一定生活阅历后,再来读宋词,才有可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的哲理之美,咀嚼出千古不变的人生况味。 真正开始喜欢琢磨并创作格律诗和长短句,是在工作以后这十余年的时间。每天面对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喜乐烦忧,与其“吐槽抱怨”,不如倚声填写几句含蓄隽永的古诗词,才是抒发内心情感最“艺术”的方式。尤其是过了而立之年后,更觉得倚声填词是可以与自己心灵对话的“知音”。
2016年元旦,我在登山迎新之后,兴之所至写下了一首《七言·元旦登山有感》:“山迎红旭江流远,风高气朗云霭纷。松涛澎湃时强弱,得舍坦泰各由人。随鸟高飞逐日去,学树扎根山岩深。我勤便觉冬夜短,心头期盼百花春。”以此抒发自己在新的一年攀登向上的心愿。熟读之后,自我感觉甚佳,便斗胆将这首诗发给了我极为尊敬的语文教育大家袁浩先生。一来送去我的新年祝福,二来渴望得到袁先生的指正。很快,袁先生便给予了我热情的回复:“谢谢小赵,在冬日里读了你的诗,感到很温暖。希望你勤奋创作,不断收获成功的快乐!”
2019年,袁先生的著作《走近绿叶》出版。蒙先生厚爱,还让我为他的一幅画作《牵牛花开》配诗词。我填写了一首《洞仙歌·牵牛花》:“长向竹篱,绽阡陌如火。叶细枝柔尽婀娜。引蜂蝶,采蜜播粉殷勤,相思泪,一任群芳寂寞。墙头自攀缘,不傍阑干,藤长蔓高檐楹上。待看沃秋时,笑口欢襟,举喇叭,大千唱和。名在星河花开晓露,抬头望牵牛,好歌应我。”能和袁浩先生结缘是我莫大的荣幸。他似乎并没有直接教我些什么,但那些隐藏在亲切话语间的鼓励,足以让我感兹念兹,铭记在心。
诗与我:心上晴空便是好
有了鼓励,虽然距离行家里手的水平甚远,但是我却心生一个愿望,每当有重要节日或是农历节气时,每当遇到喜讯或是心有烦闷时,每当游览名胜或是取得些成绩时,我便会花些心思填写一首古诗词,纪之以为念。如此时时积累,勤加创作,待到自己年老时,也能凑成一本诗集,寄予友人,赠给亲人,更重要的是送给自己走过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而立之年,我独自坐在苏州寒山寺脚下的枫桥旁,遥想唐代诗人张继的千古名句,近想自己内心的彷徨,且思且吟出一首《枫桥闲坐》:“十年未到枫桥寺,年少豪情半磨光。钟声千载叹不尽,乌啼绝唱满天霜。失落功名人孤影,江上渔火照冷窗。丹枫策策迷烟雨,逆旅诗篇永流芳。”诗以明志,以此让自己很快走出那段短暂的迷茫。35岁生日那天,我填写了一首《鱼游春水·生日》作礼物:“春阳抚照我。城中桃李灼云朵。燕来相识,三十五岁虚过。操持耕耘为生活,寻章摘句费琢磨。反躬自省,灯下独坐。明朝花如雨落。观满枝生新果。日日辛劳如常,惟心不惰。慢走驿站一座座,边读边赏遣寂寞。一路恩情,铭心记刻!”以此告诫自己在今后的生命里该如何更好地度过。2019年中秋,我填写了一首《古香慢·己亥中秋》:“日馨月婉,藤青花红,茶香壶暖。素净人家,一片爽清灿烂。觉悟在修行,追梦人,勤劳习惯。把能及力所走过,生活便是无憾。庆贺事,晨司昏散。多少团圆,多少期盼。去去来来,好景佳期天算。故乡或他乡,在此处,书灯酒盏。且留歌,且留笑,风轻云淡。”以此为这个本不该那么清清淡淡的日子里增添一点传统节日的气氛。2020年这个特别的春天,注定会长久地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我也填了一首小词《倾杯乐·过年好》:“无雪无风,不寒不暖,豬辞鼠到。又一岁,弹指挥间,平辛淡苦,少焦微躁。心上晴空便是好。走街过巷,忽闻梅香萦绕。抬头举目,近水远山一道。过去了,落日飞鸟。看枝头树梢,轻摆摇。除夕乐,孩提举杯,未泯童心一笑。爱思考,我虽渺小。勤耕作,无忧无恼。撷欢喜寄新年,把春来报。”以此在宏大叙事之外,留下一点个人珍藏的回忆。
闲来吟咏自己生命时光里的“创作”,那份意境美,如清风、若明月、似醇酒……每每在倚声填词的时候,那种身临其境的陶醉之感,常常忘我。这正是倚声填词带给我的一种诗意,让我忘掉许多忧愁,找回几许古朴,寻到几分宁静的美好。
在一首又一首的诗词创作中,平凡的我,乐在其中,也能走向诗意的美境那方。
(作者系南京市长江路小学教科室主任,一级教师,南京市玄武区兼职科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