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9日，是伟大的思想、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鲁迅先生1927年定居上海后，即被称为“迅翁”和“老人”了，但逝世时他才56岁，以今天的眼光看，绝对是英年早逝。按说，作家一般多长寿，鲁迅先生怎么会英年早逝呢?
　　鲁迅先生的死因是肺结核，这种病今天不算什么了，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却不是小病。为鲁迅治病的是一个叫须藤的日本人，但须藤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军医，并非肺病专家。1936年下半年，鲁迅病情加剧，高烧不退，连饮食都很困难了，鲁迅之弟周建人和夫人许广平等人非常着急，在宋庆龄先生的积极敦促和协助下，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来美国肺病专家邓韦医生会诊。邓韦医生诊断鲁迅患的是结核性胸膜炎，病情严重，胸膜大量积液，须马上抽掉，这样才会退烧、恢复胃口，病情才会出现转机。邓韦还说“如果现在抓紧治疗和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否则，恐怕活不到半年了”。而须藤却并未采纳邓韦医生的意见，直到1个月后才同意抽取胸膜积液，但此时鲁迅已病入膏肓回天乏术了。
　　后来周建人、许广平等人和鲁迅之子周海婴一直对须藤的医术和人格耿耿于怀，认为鲁迅的死纯属须藤的误诊。甚至怀疑他“蓄意谋害”。直至2001年，周海婴写《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时，仍念念不忘这段“公案”，说“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团”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他难以释然，“病人胸膜大量积液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怎么会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鲁迅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但也有学者认为，须藤医生有意贻误或谋害鲁迅，似不可能，鲁迅是何等世情练达目光犀利之人，他能将须藤视为朋友并且将治病的大事交给须藤，可见对须藤医生是充分信任的。究竟孰是孰非，恐怕永远是个谜了。
　　我们且避开须藤医生的问题不谈，鲁迅患有肺结核和支气管炎总是事实，而且已经成疾久矣。早在1912年，鲁迅的日记中就出现“肺痛”、“肋痛”、“发烧”等记录。据鲁迅回忆，其父亲就有肺病．且在鲁迅16岁时“因庸医延误而过早离世”。可见鲁迅的肺病有家族史，而肺结核，众所周知是传染病，鲁迅的肺病可能与家庭有关。当时肺结核又是较为棘手的顽症，正如鲁迅1935年前后致母亲的信中，多次提到自己的肺病“已经二三十年了”、“不会断根”、“痊愈是不可能的”云云，这应该是导致鲁迅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可惜鲁迅先生对自己的病太过忽视了。
　　其次，鲁迅有多年的吸烟史。吸烟对人体特别是对肺部和气管的伤害尽人皆知，而鲁迅的“烟瘾”又特别大，平均每天要抽三四包烟，常常是从早到晚一支接一支连着抽，无论写作、看书、谈话、赴宴甚至在床上总是烟不离手．以至于吸烟和浓浓的“一字胡”，成为人们心目中鲁迅的经典形象。周海婴打小就知道往父亲的烟嘴里装香烟；甚至先生在临终前几日已经不能进食了，却还在吸烟。鲁迅原先吸的还是哈德门、白锡包之类较高级的烟，后来因为情况变化，改吸较为廉价的纸烟了。长期与劣质烟草为伍，对一个肺病患者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第三，长期伏案工作，且习惯夜间写作，对鲁迅身体的摧残也不言而喻。在上海的最后10年，工作尤为紧张，先后出版《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杂文集，基本上每两天写一篇新作，有时报馆催得急甚至登门索稿，要“立等可取”。他生命的最后两年，还奉献出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如此有劳无逸地“玩命”工作，无疑是透支生命，健康人都吃不消，何况一位沉疴在身的重病号呢?
　　第四，缺乏身体锻炼，不注意保健，是导致鲁迅英年早逝又一原因。鲁迅少年时喜欢体育，又在日本学过医，自然懂得“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据说，鲁迅先生还学过柔道。回国后一次夜里途径坟地，忽见一形同鬼魅的东西，鲁迅上前飞起一脚，直踢得那家伙哇哇乱叫抱头鼠窜，原来是个装神弄鬼的盗墓贼。可惜30岁以后，日益繁重的“用笔战斗”使鲁迅忽略了健身，又长期过着“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生活，加之伪政府的迫害、“友军”的暗箭等严峻的政治情势，使他根本无缘任何体育活动，连外出散步都不可能，实乃“非不为也，势不能也”，这使鲁迅先生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降至低谷，更加剧了本已不轻的病情……
　　由此看来，造成鲁迅先生英年早逝的根源，乃是过度劳累、吸烟成癖、缺乏运动加上致命的肺病的误诊!这里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倘若鲁迅当年能注意劳逸结合、断烟或者少吸，经常散散步、练练太极拳，抑或早日请医学专家诊治、听人劝告“转地疗养”一番，也许不至于英年早逝——但话又说回来，倘果然如此，恐怕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编辑　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