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事是众所周知的。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联系，传递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消息，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9月2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中明确拒绝，信中有云：“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此话有几分蹊跷，说自己不配也就罢了，还要拉上梁启超来垫背，“自然不配”即更不在话下之意。可以推想，台静农信中肯定提到了梁启超，否则鲁迅的话就成了空穴来风。没查到台静农的信，倒发现周作人有篇文章可从侧面释疑，1927年刊于《语丝》一百三十六期署名“山叔”的《诺贝尔奖金》一文，说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事。
　　起首就是消息报道：“听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告诉人，前淞沪督办丁文江正为中国‘著作家’梁启超竭力运动诺贝尔奖金云。”台静农信中所云，恐怕也就是如此，这才有鲁迅“自然不配”之说。何以梁启超“自然不配”？鲁迅没说，也许以为其理甚明，无须解释。有意思的是，周作人的文章中倒连讥带讽地说了。该文从头到尾尽为调侃奚落之语，剥去游戏之辞，真正的理由在这里：“洋人之暗于东亚文艺与中国的艺文人士之缺少自知之明，为周知的事实，因此愚对于这个荣誉问题不能不略有怀疑。我所不能解定者即梁君到底是否一个文学家？夫梁君著作之富，与其‘笔锋常带情感’，海内无不承认，但吾人翻开《饮冰室全集》，虽处处可以看到带情感的笔锋，却似乎总难发现一篇文学作品，约略可以与竺震旦之歌诗戏曲相比拟。所以我纵亦希望梁君之能够运动到该奖金以为吾国民族争光，唯对于梁君是否一个文学家这个问题尚未能解决，故不能不抱一部分的悲观也。”周作人还加了条编者按：“本年文艺奖金顷闻已经给予义大利的Luigi Pirandello了。”意谓：得奖？别做梦了。
　　虽然周氏兄弟早已失和，此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却惊人地一致，鲁迅所谓“自然不配”后面的理由，与周作人所说，想必不会差到哪里。“洋人之暗于东亚文艺与中国的艺文人士之缺少自知之明”与鲁迅“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的说法，正可说是遥相呼应。但周作人此文其实颇多破绽。提名一个非文学家去争文学奖似乎缺乏常识，谁料想该年度的奖恰恰颁给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编者按传递的当然也是一条假消息，皮蓝德娄到1934年才获该奖），而柏格森早在1914年即已获该奖项的提名，只因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诺贝尔奖十多年停止颁发，才迟至此时得到晚来的殊荣。二十多年后，又一位哲学家罗素在诺贝尔设奖五十周年之际荣获文学奖，尽管他本人曾戏言他该得的是和平奖，舆论对其获文学奖却绝无疑义，相反，他是众望所归。罗素得奖，除其他原因之外，还在于“他能够把一般性的哲学思想成功地介绍给人们，他这样做，是令大众对哲学家始终保持兴趣的最成功的范例”。文体家，这是他获奖的唯一文学的理由。梁启超当然不是罗素，不过就将思想普及于民众，唤起民众对文明进步的兴趣而言，绝对是一把好手，而他“笔锋常带情感”的文风，也足以称为一位文体家。说他的文体还不够“文学”则可，因他不是文学家就说他没有起码的资格，断语就下得过于斩截。
　　然而周作人的发难实有超乎文学的理由，锋芒所向，与其说是对准梁启超，不如说是对着所谓“正人君子”集团。“语丝派”是不会放过“现代评论派”可予攻击之处的。正因不是为文学而文学，所以该文虽短短六七百字，却牵连出诺贝尔奖之外诸多事体，说起来都曾是“语丝”与“正人君子”的过节。比如1924年泰戈尔访华，“正人君子”都很起劲，吹捧不遗余力，“语丝”这边因对其不抵抗主义的不满，当时就发出不同声音，这里周作人就拿了“竺震旦”说事儿。“竺震旦”可以说是个经典，事缘泰戈尔访华期间适逢六十四岁生日，北京“讲学社”为在京的泰戈尔举行隆重祝寿仪式。祝寿活动在天坛草坪召开，胡适主持，其中一个特别的节目，是梁启超献赠给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梁氏引经据典，说明这三个字的出处：“罗宾德罗纳特”有“太阳”、“雷”的含义，可引申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译时意译为“震旦”，又以古印度曾称中华为“震旦”，而中国人也称印度为“天竺”，故“按中国习惯姓名的称谓，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国名为姓氏，以本名为名，泰戈尔先生的中国姓名不就是‘竺震旦’吗？”当然是宾主尽欢。这可以说是酬酢中文人的风雅，然在反对者那里，就近于肉麻。所以“语丝派”是当作笑柄的，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之二》就拿这名字开过涮，周作人这里也翻出旧账，幽他一默，与鲁迅倒是默契。
　　文中提到梁氏的“笔锋常带情感”，也有揶揄之意。此系梁氏文体的特征，周作人即在未悬“平淡自然”为文章极境之前，对此也是不以为然的，以其浮夸空洞。他的言下之意，“情感”则有之，“文学”则非我所知。
　　既然“就事论事”之外，其意更在攻伐“现代评论派”，连累其他就是题中应有，文章指东打西，最后就奔奖金之外去了：“丁总办何为而不南下，乃尚栖迟于都门之下乎？金陵虎踞龙蟠之地，正在招贤纳俊，国家主义与研究系之徒，望门投止，悉可量才录用，淞沪之需总办之续办也久矣，不务其远大而奔走区区奖金，将何以慰吾民望治之心也乎？吁！”说的是丁文江，棒打的是所有“国家主义之徒”，梁启超、胡适，与当局合作者均在其列，显现的是鲜明的不合作立场，以及对胡适们从政趋向的不屑。
　　不论事里事外，梁启超“不配”是肯定的，那么鲁迅呢？文中一字未提，想想倒也有趣：鲁迅被酝酿提名的消息周作人不会不知道，若问鲁迅是否够格，周作人的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他就未置一辞。当然别人想提名是一事，去“运动”又是一事，但深究起来，丁文江们的“运动”也未必就查有实据。说到底，当时的周作人跟鲁迅还在一条战壕里，以后他身上的“流氓鬼”淡出，“绅士鬼”显身，该文未收入自编文集，也是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