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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身份证上的信息，郭建民离世的前一天，正是他82岁的生日。也是在这一天，他的家人拿到一份胜诉判决书。
在判决中，邯郸市丛台区法院撤销了邯郸市人社局开具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郭桂芳被认定为工伤。此前，市人社局认定，郭桂芳的情况不属于工伤，于是郭建民一家将其诉讼至法院。
郭桂芳是郭建民的女儿。她在一次夜班中失踪，距今已整整25年。
女儿没了
郭建民生前患了阿兹海默症，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已经完全说不了话，鼻孔里插着管子。
“我把法院判决书拿回家，在床边念给他听，老头突然把半眯着的眼睁得溜圆，两只手也有力气了。”据此，郭会增觉得，父亲“啥都知道，只是说不了”。
在郭会增看来，自父亲成了“反腐英雄”，家里就“怪事”不断。“我姐姐失踪，只是其中一遭。”他摇摇头，说道。
郭会增是郭建民的第二个儿子，也是老人最亲近的一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的性格最像我爸，有看不惯的事就爱管。哥哥和我一样，平时打打零工，收入时好时坏，妹妹在交通局有份固定工作。”他说。
郭建民生前就和郭会增两口子住在一起。在客厅里，一幅郭建民生前和老友的合影、几幅写给他的书法，还挂在墙上，郭桂芳的大幅黑白照片被立在靠墙的桌子上。但这客厅已少有人来访，显得空荡荡。
郭建民是邯郸市肥乡县的“老名人”。而这“成名”，则要追溯到1982年的一次举报。那一年肥乡党代会期间，时任县委书记落选。彼时任肥乡县常耳寨公社书记的郭建民发现，这次选举当中存在很多反常现象，在民主程序上也存在问题。
于是，郭建民向当时的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赵德润说明了相关情况。后者写了一篇内参上报中央，引起高度重视。随后，专案组进驻肥乡，几十名县（乡）级干部被处理。
但也是在这之后，郭建民和家人的生活开始出现诸多不顺。郭会增觉得，这些不顺，大多都事出于父亲的“反腐”。
1984年，郭建民和其妻蔡朋娥双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原因是“不交党费”。“没人敢给他们做党员登记，自然也交不了党费。”郭会增回忆说，父母到县委会议上说明情况，却被以“冲击会场”的理由拘留——两张拘留证，郭家人仍留着。后来，经过多次上访，情况得到上级介入，两人的党籍才得以恢复。
郭桂芳还曾被无故辞退，后来在赵德润的干预下，农业局才给恢复了职务。对郭建民打击最大的，还是女儿的失踪。1990年6月16日晚，郭桂芳到农业局值夜班，第二天一早却没见着人。据郭家人称，当日，郭建民夫妇就到肥乡县公安局报了案。
1993年2月，在肥乡县的一个枯井中，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尸体上还压着一个磨盘大小的石头。蔡朋娥觉得，石头上的皮带、尸体的身形和头发都很像自己女儿的。当天下午，蔡朋娥和郭建民再次去辨认尸体时，尸体却已经不见了。
多年过去，肥乡县公安局却表示没有当年的报案记录，而且案件已经过了20年追诉期，所以现在也无法立案。去年10月，郭会增向肥乡县公安局寄出一份申请书，要求公开当年的报警和值班记录、93年肥乡县的无名女尸数量、命案数等相关信息。
至今，肥乡县公安局未对此公开回应。郭建民没等到自己女儿的确切消息，就去世了。“他还在的时候，就常常为这事睡不好觉。”郭会增说，走的时候，郭建民的眼还是没合上。
犟老头的“污点”
郭建民几乎从来不和人开玩笑。“别人都喜欢聊家长里短，他就爱说国家大事。有时候说着说着，都没人爱听了。”在郭会增眼中，自己的父亲是个极严肃的人。
在照片里，郭建民也很少笑，衣着简单的他看上去有几分木讷。关于他，亲人们还爱说起的是，他某些方面很“犟”，比如一辈子从不吃宴。“最开始，别人家里有个红白喜事还会跟他说一声，但是后来谁都知道喊不动他，也都再也不叫他了。”郭会增回忆。
“一点不夸张。”郭会增的妻子在一旁插了句嘴。据她回忆，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就置办了些旧家具，几床棉被。“连个亲戚也没请，就在家里弄了一桌菜，婚就这么结了。”
郭建民的“犟”，还表现在另一些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不收礼，也不许家里其他人收。“有一回，别人带了点东西来请他帮忙，他把人家臭骂一顿。”在郭会增的印象中，也是因为这种“犟”，父亲没有交往特别密切的朋友，甚至被一些人私底下称作“神经病”。
郭建民生前有一桩“退苹果轶事”，也常被家里人说起。一天，有人送了箱苹果来，郭建民不在家，郭会增没推脱得了，就收了下来。老人回屋后见家里多了一箱苹果，跟其他人问了前因后果，就下了道“命令”：家里谁也不能吃那箱苹果。“苹果烂一个，他就放一个新的补回去，直到把苹果成功退回人家手里。” 郭会增回忆道。
“不断举报，无故被拘，多次上访，你说犟不犟？”郭会增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父亲是“有污点”的。举报肥乡事件两年之后，某报曾发表一篇“揭露文章”，称郭建民为“告状专家”。
在这篇《“告状专家”告状始末》里，郭建民被描述为“长期不干工作，到处告状”，“诬陷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领导同志”。
為此，郭建民一家曾多次要求报社为其公开恢复名誉。郭会增称，该报社的一名谢姓总编甚至还因向上级请示此事而被开除。后来，这名总编生病住院，郭建民父子前去看望，刚踏入病房的门，就见对方被护士搀扶着下了床。“拦也拦不住，他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说对不住父亲。”
郭建民去世后，郭会增不无遗憾。“‘告状专家’这个污点，到死都没得到报社的正式回复。我们只想要一个公正的说法。”
当劳模已成往事
郭建民第一次“反腐”其实是在1981年。那时，他刚调任肥乡县常耳寨公社书记，举报了一起公社和砖厂贪污群众22万元的事情，后来7名公社干部和砖厂领导被处理。
1983年，肥乡县成了“整党”典型后，郭建民看不惯个别人弄虚作假，编造成果经验，欺骗上级领导，又给中央写了十来封挂号信。这一写，又让一批人被处理。
1988年，肥乡县第一油棉厂领导玩忽职守，导致200万斤棉纸霉烂。郭建民住在油棉厂，发现问题就上报了此事，4名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撤职。
郭会增说，一时也数不清父亲到底“告了多少状”，因为“告状”而染过多少“污点”。
1964年，时间退回郭建民被批评为“告状专家”的20年前，一篇表扬郭建民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题目是《要像郭建民那样在农村闹革命》，表扬其担任公社书记期间生产抓得好。
郭建民也拿过不少荣誉证书。上世纪60年代，因表现突出，他作为先进典型被刊登在党报上。被评为河北省劳模的郭建民，曾是一家人的骄傲，从1952年到1966年文革前，郭建民年年是先进模范。三年困难时期，他主动提出不拿工资。“别人都笑他傻。”打郭会增会记事起，父亲在乡邻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
“‘文革’期间，有人给他戴高帽，他不服，一把扯下来踩脚底下。”郭会增觉得，父亲也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但就因为“认死理”，给他“使绊子”的人才多。
肥乡县政协法制提案委员会主任王庆堂曾撰写了一份材料，表示郭建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并对其在“文革”中不参与帮派斗争表示高度肯定。
但曾经的荣誉都没能帮他和家人过得更好。郭建民的儿女到社会上找工作，曾到处碰壁。“别人跟我明确说了，有人打了招呼，不让用郭建民家的人。”郭会增感慨道，因为这些原因，自己的哥哥妹妹还埋怨过父亲。
“对歧视、压制、打击或诬告劳动模范的，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郭建民的劳模证上，《河北省省级职工劳动模范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被其家人划下了重点符号。“这么看来，劳模身份好像也没啥用。”郭会增拿手摩挲着父亲的劳模证，轻声说了一句。
在判决中，邯郸市丛台区法院撤销了邯郸市人社局开具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郭桂芳被认定为工伤。此前，市人社局认定，郭桂芳的情况不属于工伤，于是郭建民一家将其诉讼至法院。
郭桂芳是郭建民的女儿。她在一次夜班中失踪，距今已整整25年。
女儿没了
郭建民生前患了阿兹海默症，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已经完全说不了话，鼻孔里插着管子。
“我把法院判决书拿回家，在床边念给他听，老头突然把半眯着的眼睁得溜圆，两只手也有力气了。”据此，郭会增觉得，父亲“啥都知道，只是说不了”。
在郭会增看来，自父亲成了“反腐英雄”，家里就“怪事”不断。“我姐姐失踪，只是其中一遭。”他摇摇头，说道。
郭会增是郭建民的第二个儿子，也是老人最亲近的一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的性格最像我爸，有看不惯的事就爱管。哥哥和我一样，平时打打零工，收入时好时坏，妹妹在交通局有份固定工作。”他说。
郭建民生前就和郭会增两口子住在一起。在客厅里，一幅郭建民生前和老友的合影、几幅写给他的书法，还挂在墙上，郭桂芳的大幅黑白照片被立在靠墙的桌子上。但这客厅已少有人来访，显得空荡荡。
郭建民是邯郸市肥乡县的“老名人”。而这“成名”，则要追溯到1982年的一次举报。那一年肥乡党代会期间，时任县委书记落选。彼时任肥乡县常耳寨公社书记的郭建民发现，这次选举当中存在很多反常现象，在民主程序上也存在问题。
于是，郭建民向当时的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赵德润说明了相关情况。后者写了一篇内参上报中央，引起高度重视。随后，专案组进驻肥乡，几十名县（乡）级干部被处理。
但也是在这之后，郭建民和家人的生活开始出现诸多不顺。郭会增觉得，这些不顺，大多都事出于父亲的“反腐”。
1984年，郭建民和其妻蔡朋娥双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原因是“不交党费”。“没人敢给他们做党员登记，自然也交不了党费。”郭会增回忆说，父母到县委会议上说明情况，却被以“冲击会场”的理由拘留——两张拘留证，郭家人仍留着。后来，经过多次上访，情况得到上级介入，两人的党籍才得以恢复。
郭桂芳还曾被无故辞退，后来在赵德润的干预下，农业局才给恢复了职务。对郭建民打击最大的，还是女儿的失踪。1990年6月16日晚，郭桂芳到农业局值夜班，第二天一早却没见着人。据郭家人称，当日，郭建民夫妇就到肥乡县公安局报了案。
1993年2月，在肥乡县的一个枯井中，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尸体上还压着一个磨盘大小的石头。蔡朋娥觉得，石头上的皮带、尸体的身形和头发都很像自己女儿的。当天下午，蔡朋娥和郭建民再次去辨认尸体时，尸体却已经不见了。
多年过去，肥乡县公安局却表示没有当年的报案记录，而且案件已经过了20年追诉期，所以现在也无法立案。去年10月，郭会增向肥乡县公安局寄出一份申请书，要求公开当年的报警和值班记录、93年肥乡县的无名女尸数量、命案数等相关信息。
至今，肥乡县公安局未对此公开回应。郭建民没等到自己女儿的确切消息，就去世了。“他还在的时候，就常常为这事睡不好觉。”郭会增说，走的时候，郭建民的眼还是没合上。
犟老头的“污点”
郭建民几乎从来不和人开玩笑。“别人都喜欢聊家长里短，他就爱说国家大事。有时候说着说着，都没人爱听了。”在郭会增眼中，自己的父亲是个极严肃的人。
在照片里，郭建民也很少笑，衣着简单的他看上去有几分木讷。关于他，亲人们还爱说起的是，他某些方面很“犟”，比如一辈子从不吃宴。“最开始，别人家里有个红白喜事还会跟他说一声，但是后来谁都知道喊不动他，也都再也不叫他了。”郭会增回忆。
“一点不夸张。”郭会增的妻子在一旁插了句嘴。据她回忆，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就置办了些旧家具，几床棉被。“连个亲戚也没请，就在家里弄了一桌菜，婚就这么结了。”
郭建民的“犟”，还表现在另一些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不收礼，也不许家里其他人收。“有一回，别人带了点东西来请他帮忙，他把人家臭骂一顿。”在郭会增的印象中，也是因为这种“犟”，父亲没有交往特别密切的朋友，甚至被一些人私底下称作“神经病”。
郭建民生前有一桩“退苹果轶事”，也常被家里人说起。一天，有人送了箱苹果来，郭建民不在家，郭会增没推脱得了，就收了下来。老人回屋后见家里多了一箱苹果，跟其他人问了前因后果，就下了道“命令”：家里谁也不能吃那箱苹果。“苹果烂一个，他就放一个新的补回去，直到把苹果成功退回人家手里。” 郭会增回忆道。
“不断举报，无故被拘，多次上访，你说犟不犟？”郭会增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父亲是“有污点”的。举报肥乡事件两年之后，某报曾发表一篇“揭露文章”，称郭建民为“告状专家”。
在这篇《“告状专家”告状始末》里，郭建民被描述为“长期不干工作，到处告状”，“诬陷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领导同志”。
為此，郭建民一家曾多次要求报社为其公开恢复名誉。郭会增称，该报社的一名谢姓总编甚至还因向上级请示此事而被开除。后来，这名总编生病住院，郭建民父子前去看望，刚踏入病房的门，就见对方被护士搀扶着下了床。“拦也拦不住，他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说对不住父亲。”
郭建民去世后，郭会增不无遗憾。“‘告状专家’这个污点，到死都没得到报社的正式回复。我们只想要一个公正的说法。”
当劳模已成往事
郭建民第一次“反腐”其实是在1981年。那时，他刚调任肥乡县常耳寨公社书记，举报了一起公社和砖厂贪污群众22万元的事情，后来7名公社干部和砖厂领导被处理。
1983年，肥乡县成了“整党”典型后，郭建民看不惯个别人弄虚作假，编造成果经验，欺骗上级领导，又给中央写了十来封挂号信。这一写，又让一批人被处理。
1988年，肥乡县第一油棉厂领导玩忽职守，导致200万斤棉纸霉烂。郭建民住在油棉厂，发现问题就上报了此事，4名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撤职。
郭会增说，一时也数不清父亲到底“告了多少状”，因为“告状”而染过多少“污点”。
1964年，时间退回郭建民被批评为“告状专家”的20年前，一篇表扬郭建民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题目是《要像郭建民那样在农村闹革命》，表扬其担任公社书记期间生产抓得好。
郭建民也拿过不少荣誉证书。上世纪60年代，因表现突出，他作为先进典型被刊登在党报上。被评为河北省劳模的郭建民，曾是一家人的骄傲，从1952年到1966年文革前，郭建民年年是先进模范。三年困难时期，他主动提出不拿工资。“别人都笑他傻。”打郭会增会记事起，父亲在乡邻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
“‘文革’期间，有人给他戴高帽，他不服，一把扯下来踩脚底下。”郭会增觉得，父亲也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但就因为“认死理”，给他“使绊子”的人才多。
肥乡县政协法制提案委员会主任王庆堂曾撰写了一份材料，表示郭建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并对其在“文革”中不参与帮派斗争表示高度肯定。
但曾经的荣誉都没能帮他和家人过得更好。郭建民的儿女到社会上找工作，曾到处碰壁。“别人跟我明确说了，有人打了招呼，不让用郭建民家的人。”郭会增感慨道，因为这些原因，自己的哥哥妹妹还埋怨过父亲。
“对歧视、压制、打击或诬告劳动模范的，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郭建民的劳模证上，《河北省省级职工劳动模范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被其家人划下了重点符号。“这么看来，劳模身份好像也没啥用。”郭会增拿手摩挲着父亲的劳模证，轻声说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