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去采访冯良鸿,具体的地方对出租汽车司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不过司机是个耐心的人:“咱们就慢慢找吧,反正那边画画儿的特别多。”于是顺着机场辅路直向东,一路上有不少画廊的路牌。到东郊的北皋村,车开进了一个大院子,据说以前是一家汽车俱乐部,一栋栋灰色的,线条简洁的低矮楼房,看着朴素却透着骄傲。
见到冯良鸿,马上明白了为什么人家都叫他“大冯”。身材高大,应该是年届不惑了吧,却依旧非常挺拔。黑夹克黑布裤,头剃得光光的,墨一般黑的头发茬和连鬓胡,中间是一双明亮而异常清澈的眼睛,怎么看怎么是个北方汉子,说话却是上海口音,柔和动听。
一落座,先就他的籍贯一通审问,可问了半天,还是没能找出一点北方的基因来。他说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是个北方人,可不知为什么就成了南方人。大家还都说他应该能演黑帮片,说着,他找出一幅在纽约买的黑眼睛戴上,一下子就和《黑客帝国》里的基努利维斯有几分相似了。不过在黑眼镜下一脸温和的笑意,让人觉得,即使大冯做了杀手,也是这个杀手不太冷。
冯良鸿的工作室高大宽敞,随意却不凌乱,青砖墙涂成灰色,挂着他新画的画,布置得和他在纽约画室有些像。他说这是有利于自己尽快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更快地进入创作的状态。为了让我们对他和他的画多一些了解,大冯很友好地给我们准备了照片和几本画册。照片是在纽约布鲁克林他的工作室附近拍的,他站在成片涂鸦的大墙前面,仍然是一副不太冷的杀手模样,显得自由轻松。
U.S And US
许多认知道冯良鸿的名字,是从陈丹青那里。
冯良鸿和陈丹青、马可鲁三个人在纽约是好朋友,陈丹青曾经这样描述他们的友谊:“可鲁、大冯、我,在九十年代是彼此的‘人证’,我们的‘证人’,是纽约。我们三个人在九十年代成为良友,常在彼此的画室喝酒看画,高谈阔论。早先我们都曾在纽约大街为路人画像挣钱,像纽约无名画家那样,用别种收入供养自己的画室与画梦:可鲁与大冯的画室在布鲁克林区河边,隔岸望见曼哈顿(大冯告诉我,夏天,南美人在他画室下端的哈德逊河边捉螃蟹吃),我的画室在曼哈顿第四十二街。我们从墙边翻转新画的湿漉漉的作品给对方看,兴奋而宁静地交谈,彼此请教、彼此批评、彼此夸好。我们从未试图获取美国主流艺术的注意,使我们成为好友的原因是:这三个家伙似乎并不操心这类事物,并坦然相信我们是自主而成熟的画家。”
去年,陈丹青忽然发现他们三个人都在北京的郊区置办了画室,他们可以像在布鲁克林一样,再次经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周围是他们的新交和旧友,墙上挂着他们的新作和旧作。 2007年4月28日,在北京的TRA画廊,陈丹青、马可鲁、冯良鸿他们共同举办了一个画展“U.S & US”。昔日三个人在布鲁克林的旧作,那天挂在这家由酿酒厂房改建成的画廊的粉墙上,仍然带着纽约的尘土和气味。-
这几年,陈丹青尖锐犀利的言辞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有的媒体甚至称他为“话题人物”,因此他的所到之处总是围着一大帮记者。“U.S And US”开幕那天,来了很多捧场的人。人们在看到陈丹青的同时,还注意到了高大挺拔,温厚谦和,“长得很好看”的冯良鸿。
??冯良鸿九十年代初期去了美国。“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画抽象画,”大冯说,“那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西方人的艺术,他们是在前面领跑的榜样”。可是到了美国,傻眼了,原来中国人们在国内谈论的各种主义,在这里不过是一些艺术的现象,而且是过时的现象。“一下子,没有目标了”,他形容那时的状态。好在他很幸运,一到纽约就有人找他做版画,他还可以为别人画画肖像,可保生活无虞。于是,在布鲁克林的大画室,大冯站立了十年,隔着窗户,对面的曼哈顿白天繁忙,夜晚繁华,不过那是别人的生活,与他无干。窗下就是那条宽宽的河,上面有时有船在航行。看够了风景,大冯仍然怡然自得地画着他的画。
那时候的冯良鸿 “年轻,开朗、好奇、无拘束、远离争议”,绘画之于大冯的天性,适可归结为一个“玩”字,而纽约画坛正是花样百出的游戏场。在那里,种种规则时常出于反规则,而绘画的反规则在世纪之交不再严守各种“主义”,而是展开富于知性和感性的游戏,这种游戏性在大冯画中非常具体:滴彩、泼色、半自动、混浊的平面,丙稀、油彩与蜡的混用、各种符号与符号的消除(譬如,当克里斯多·沃尔选择数字,大冯则排列整齐的印刷体汉字)……
冯良鸿认为,纽约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环境,使他成长。不过,在纽约十几年,他从未寻找过画廊,“从未期待主流的视看与接纳,一如鸟的鸣唱从不寻求录音。”冯良鸿熟悉了纽约,纽约却不如他熟悉纽约那样熟悉他。
2007年6月,在“U.S And US”之后,冯良鸿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各人展览。他的画仍然有涂鸦,还有泼彩,还可以看到“美国画家”的影子。但是有几张画,他认真写实地描绘了工作室周围北皋村的田野,在这里纽约完全看不见了,只有那种北京郊区特有的毫无特色和百无聊赖的单调。这种单调,不知道为什么,能使人无端地感伤起来,故国平整沉闷的土地上,仿佛被他注入了几分乡愁。
上海VS北京
冯良鸿是上海人,八十年代中期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上学,89年毕业后分到上海华东师大教了一年书,然后就去了美国,2005年,冯良鸿再度回到北京安家。“我其实是个countryman,不知道为什么却总生活在大城市里面。”
“上海是现在世界上生活最舒服的城市”,冯良鸿这样评价说。“上海非常安全,东西便宜。上海人守信用,不爱管别人的闲事。”不过他认为,上海表面的东西太多,太多新的楼,太多装饰。这点有点像香港,好像生怕被人看不起,拼命地打扮自己“秀”给别人看。“这方面,纽约就大气得多。” 冯良鸿说,“纽约很开放, 很自由,有全世界最前沿最丰富的艺术信息。纽约人自信,不管是黑人还是南美人,从不自卑。纽约没有上海那么多漂亮的新楼,灰灰的,但是它的内涵极其宏大,需要不断地探索他。纽约不需要打扮自己,它有强大的自信。但是纽约同时也很tough!,在纽约是需要拼搏的。”在纽约的时候,冯良鸿还喜欢摄影。有时看完展览会,他经常坐在路边台阶上,仰视着拍摄那些匆匆的路人,他们的目光无一例外都是直直地向前看,目标明确的样子。
“而北京,怎么说呢?北京的变化太大了,” 冯良鸿感慨着,“八十年代在北京上大学,大北窑向东就是一条大马路直达通县,两旁栽的整整齐齐的树。那时候,学校所在的光华路就是郊区了,还可以见到进城的马车在街上拉白菜。现在一回来,什么树都没了,只有成片的楼。”但是北京仍然深深吸引着他,“北京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城市,它有太深的文化和历史的积淀,有点像一个穿的很破烂的穷人,却突然会从他的兜里一会儿掏出这个宝贝,一会儿掏出那个宝贝一样,给你惊喜。”“还有,”冯良鸿的脸上浮起有点顽皮的笑,“北京人有世界上最爽朗的笑声,他们会在你肩膀上猛拍一下说‘嗨,哥儿们!你这个大傻帽!’然后哈哈大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没有听到过这种笑,只有北京。”因为这种快乐的笑声,冯良鸿最终选择了北京,他说也许他会一直在这里呆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