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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西游记》为研究对象，在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传统宗教之间的联系的背景下，阐述《西游记》的宗教思想、尊佛贬道的思想倾向及形成原因。
【关键词】《西游记》；尊佛贬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060-1.5
《西游记》尊佛贬道倾向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作品中的佛道之争是历史上佛道斗争的反映，这种斗争历史上由来已久，道教和佛教几乎在同一时期产生或传入，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则属于“舶来品”，由印度传入。它们的教义各不相同，道教的教义核心是长生说，主张通过炼气、服药等手段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佛教则主张通过修行而脱离苦海以成正果。两种宗教长期以来始终是既互补又互争。汉魏时期，佛教、道教都处在产生、发展的初期，二者之间都吸取对方的信仰因素。至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兴盛起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其兴盛景象。而这一时期道教也由民间而跻身于上层社会，得到统治阶层支持，形成佛道并盛的局面。这一时期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是异常激烈的，道教徒和佛教徒纷纷著书立说诋毁对方，引起佛道二教的大论争。道士们认为华夷异俗，道教适于华域而佛教则适于异邦，“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认为效西戎之法必废中华之礼义。佛教徒则竭力证明佛教有助于王化，劝佐礼义，认为君王信佛则兵戈不用，家家信佛则民无不治，他们反过来指责道教是“挟道作乱“、“左道惑众”。佛道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争论，而且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跟统治者结合。这一时期既有如宋文帝、梁武帝这样崇佛排道的，也有象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这样信道灭佛的。隋朝时，佛道之间也有冲突，隋文帝曾将双方召集到一起进行辩论。唐代帝王既自命为李耳的后裔而扶持道教，亦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大力推行佛教，提倡佛道并盛，政府曾明令禁止佛道互相攻击。宋代皇帝崇道甚于信佛，宋徽宗曾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他影响下，道教盛极一时。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少年时曾做过和尚，当皇帝后也利用佛教来为他的五朝服务，明代诸帝大多数是信佛的，但明代中叶的明武帝、明世宗却迷信道教而极力排斥佛教。总之，佛教、道教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互相融合又互相斗争的过程，不仅统治阶层的信仰不同，民间百姓亦有信佛和信道的争议。
其次，《西游记》尊佛贬道倾向的形成还与其作者吴承恩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他个人尊佛贬道的态度直接有关。吴承恩生活在佛道之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中叶明世宗嘉靖时期。明代诸帝大多是信佛的，而嘉靖皇帝明世宗却迷信道教而排斥佛教，他即位后就尽毁各地佛教寺院，“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焚佛骨万三千斤”。由于明世宗体弱多病却又希望长生不老，道教长生之说正投其所好，故此他迷信道教，他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他宠信道士，如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竟被封为一品之臣。世宗醉心于道术而不理朝政，只知在后宫炼丹服药希求长生，道士们与内臣、权奸互相勾结、把持朝政，致使王公士大夫也以求丹药、修房中术为时尚、趋走于道士门下以求幸进。当时竟出现了“青词宰相”，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章之词，世宗行斋设醮无虚日，常令阁臣礼官书撰青词，作青词以讨取龙颜欢心一时成了当时的一条升官捷径，当时因撰写青词称旨而入阁为宰辅的就有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等八、九人之多。世宗评价朝臣好坏的标准是看他是否赞玄奉道，凡赞玄奉道者即为忠臣，如严嵩之流因媚上奉道而被宠幸。凡谏阻修玄者即为叛逆，世宗一朝中，因劝谏修玄而失官流放的大臣就有十数人之多，海瑞就是其中之一，有的甚至被当廷杖死。一时间道风鼎盛而朝政乌烟瘴气。世宗奉道的另一大害是耗费钱财。他大量营建宫观，建斋设醮，广求丹药、赏赐道士，从中加上道士官吏贪污，所费不计其数，致使国库空虚。正如海瑞上书劝谏所陈：“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驰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吴承恩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因此憎恶奉道的当世，怀念信佛的明朝前期，因而生尊佛贬道之心也是情理所致。
最后，尊佛贬道倾向也是吴承恩平生所郁积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一种宣泄方式。吴承恩的一生是在落拓潦倒、郁郁不得志中度过的。他出于一个小商人家庭，虽然年少时即“性慧而多敏，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但在科举的阶梯上却很不得意，眼看才学远不及他的人都举人、进士地上去了，可他到五十多岁却还是一名岁贡生。由于母老家贫，生计煎迫，六十三岁时才谋得一个长兴县丞的职位，县丞是一个八品小官，是县令的辅佐，是一个吃苦受气的差事，与他的性格格格不入，“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西游记》应该成书于他的晚年，是他阅尽了人世沧桑后的创作，倾注了他的心血，也倾注了他的愤懑和不满。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他所看见的现实的黑暗也使他产生强烈的愤慨。吴承恩一生中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这一段主要时期都是在嘉靖一朝度过的，这一时期是整个明朝最黑暗腐朽的时期，嘉靖皇帝昏庸腐朽，迷信道教，深居后宫荒淫享乐，朝政为严嵩父子把持。严嵩父子和皇帝周围的道士结党营私、贪污纳贿、专横跋扈，他们的爪牙东、西厂、锦衣卫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朝政败坏，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灾荒连年、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吴承恩的家乡淮安一带就发生饥民变乱、人民相食的惨状。面对这样的黑暗现实，吴承恩感到强烈的不满，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中这样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不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他认为百姓的灾难正是衣冠楚楚的大人物造成的，他们是真正的妖魔鬼怪，是“五鬼”“四凶”。他希望政治能清明，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只能“胸中磨损斩邪力，欲起平之恨无力”。然而这种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的小说《西游记》中却强烈地流露、宣泄出来，这种流露、宣泄既表现为孙悟空一条金箍棒的斩妖除怪、荡平妖魔，也表现为小说中的尊佛贬道倾向。吴承恩把统治者迷信道教看成是社会黑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迁怒于道教，在小说中加以嘲讽、贬薄，而他对于佛教却是有好感的。他曾写过一首《钵池山劝缘偈》，为重建他的家乡淮安的佛寺而劝人施舍，其中写道：“自佛行中国，于今数千年，若有半米错，一刻行不去，吾今告大众，愿汝信不疑。”可见吴承恩是信仰佛教的。他也把佛教作为希望，作为拯救黎民于苦难的信仰寄托。在吴承恩看来，东土（实指明代中叶）之所以“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实因众生愚蠢，不识佛法旨要，毁谤佛法，所以中兴佛教势在必行。正如《西游记》第八回中如来佛祖在盂兰盆会讲经所说：“‘三藏真经’乃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我待要送上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瑜迦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苦历千山，远经万水，到我处求处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这里借如来佛祖之口道出了《西游记》弘扬佛教以济世的动机。因此，敬佛的吴承恩又恰好处于皇帝迷信道教、祸国殃民的时代，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在小说中反其道而为之，于是就形成了《西游记》尊佛贬道的倾向。
【作者简介】雷晓雯（1987- ）：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西游记》；尊佛贬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060-1.5
《西游记》尊佛贬道倾向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作品中的佛道之争是历史上佛道斗争的反映，这种斗争历史上由来已久，道教和佛教几乎在同一时期产生或传入，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则属于“舶来品”，由印度传入。它们的教义各不相同，道教的教义核心是长生说，主张通过炼气、服药等手段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佛教则主张通过修行而脱离苦海以成正果。两种宗教长期以来始终是既互补又互争。汉魏时期，佛教、道教都处在产生、发展的初期，二者之间都吸取对方的信仰因素。至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兴盛起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其兴盛景象。而这一时期道教也由民间而跻身于上层社会，得到统治阶层支持，形成佛道并盛的局面。这一时期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是异常激烈的，道教徒和佛教徒纷纷著书立说诋毁对方，引起佛道二教的大论争。道士们认为华夷异俗，道教适于华域而佛教则适于异邦，“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认为效西戎之法必废中华之礼义。佛教徒则竭力证明佛教有助于王化，劝佐礼义，认为君王信佛则兵戈不用，家家信佛则民无不治，他们反过来指责道教是“挟道作乱“、“左道惑众”。佛道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争论，而且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跟统治者结合。这一时期既有如宋文帝、梁武帝这样崇佛排道的，也有象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这样信道灭佛的。隋朝时，佛道之间也有冲突，隋文帝曾将双方召集到一起进行辩论。唐代帝王既自命为李耳的后裔而扶持道教，亦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大力推行佛教，提倡佛道并盛，政府曾明令禁止佛道互相攻击。宋代皇帝崇道甚于信佛，宋徽宗曾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他影响下，道教盛极一时。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少年时曾做过和尚，当皇帝后也利用佛教来为他的五朝服务，明代诸帝大多数是信佛的，但明代中叶的明武帝、明世宗却迷信道教而极力排斥佛教。总之，佛教、道教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互相融合又互相斗争的过程，不仅统治阶层的信仰不同，民间百姓亦有信佛和信道的争议。
其次，《西游记》尊佛贬道倾向的形成还与其作者吴承恩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他个人尊佛贬道的态度直接有关。吴承恩生活在佛道之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中叶明世宗嘉靖时期。明代诸帝大多是信佛的，而嘉靖皇帝明世宗却迷信道教而排斥佛教，他即位后就尽毁各地佛教寺院，“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焚佛骨万三千斤”。由于明世宗体弱多病却又希望长生不老，道教长生之说正投其所好，故此他迷信道教，他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他宠信道士，如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竟被封为一品之臣。世宗醉心于道术而不理朝政，只知在后宫炼丹服药希求长生，道士们与内臣、权奸互相勾结、把持朝政，致使王公士大夫也以求丹药、修房中术为时尚、趋走于道士门下以求幸进。当时竟出现了“青词宰相”，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章之词，世宗行斋设醮无虚日，常令阁臣礼官书撰青词，作青词以讨取龙颜欢心一时成了当时的一条升官捷径，当时因撰写青词称旨而入阁为宰辅的就有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等八、九人之多。世宗评价朝臣好坏的标准是看他是否赞玄奉道，凡赞玄奉道者即为忠臣，如严嵩之流因媚上奉道而被宠幸。凡谏阻修玄者即为叛逆，世宗一朝中，因劝谏修玄而失官流放的大臣就有十数人之多，海瑞就是其中之一，有的甚至被当廷杖死。一时间道风鼎盛而朝政乌烟瘴气。世宗奉道的另一大害是耗费钱财。他大量营建宫观，建斋设醮，广求丹药、赏赐道士，从中加上道士官吏贪污，所费不计其数，致使国库空虚。正如海瑞上书劝谏所陈：“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驰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吴承恩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因此憎恶奉道的当世，怀念信佛的明朝前期，因而生尊佛贬道之心也是情理所致。
最后，尊佛贬道倾向也是吴承恩平生所郁积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一种宣泄方式。吴承恩的一生是在落拓潦倒、郁郁不得志中度过的。他出于一个小商人家庭，虽然年少时即“性慧而多敏，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但在科举的阶梯上却很不得意，眼看才学远不及他的人都举人、进士地上去了，可他到五十多岁却还是一名岁贡生。由于母老家贫，生计煎迫，六十三岁时才谋得一个长兴县丞的职位，县丞是一个八品小官，是县令的辅佐，是一个吃苦受气的差事，与他的性格格格不入，“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西游记》应该成书于他的晚年，是他阅尽了人世沧桑后的创作，倾注了他的心血，也倾注了他的愤懑和不满。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他所看见的现实的黑暗也使他产生强烈的愤慨。吴承恩一生中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这一段主要时期都是在嘉靖一朝度过的，这一时期是整个明朝最黑暗腐朽的时期，嘉靖皇帝昏庸腐朽，迷信道教，深居后宫荒淫享乐，朝政为严嵩父子把持。严嵩父子和皇帝周围的道士结党营私、贪污纳贿、专横跋扈，他们的爪牙东、西厂、锦衣卫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朝政败坏，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灾荒连年、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吴承恩的家乡淮安一带就发生饥民变乱、人民相食的惨状。面对这样的黑暗现实，吴承恩感到强烈的不满，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中这样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不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他认为百姓的灾难正是衣冠楚楚的大人物造成的，他们是真正的妖魔鬼怪，是“五鬼”“四凶”。他希望政治能清明，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只能“胸中磨损斩邪力，欲起平之恨无力”。然而这种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的小说《西游记》中却强烈地流露、宣泄出来，这种流露、宣泄既表现为孙悟空一条金箍棒的斩妖除怪、荡平妖魔，也表现为小说中的尊佛贬道倾向。吴承恩把统治者迷信道教看成是社会黑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迁怒于道教，在小说中加以嘲讽、贬薄，而他对于佛教却是有好感的。他曾写过一首《钵池山劝缘偈》，为重建他的家乡淮安的佛寺而劝人施舍，其中写道：“自佛行中国，于今数千年，若有半米错，一刻行不去，吾今告大众，愿汝信不疑。”可见吴承恩是信仰佛教的。他也把佛教作为希望，作为拯救黎民于苦难的信仰寄托。在吴承恩看来，东土（实指明代中叶）之所以“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实因众生愚蠢，不识佛法旨要，毁谤佛法，所以中兴佛教势在必行。正如《西游记》第八回中如来佛祖在盂兰盆会讲经所说：“‘三藏真经’乃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我待要送上东土，叵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怠慢了瑜迦之正宗。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苦历千山，远经万水，到我处求处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这里借如来佛祖之口道出了《西游记》弘扬佛教以济世的动机。因此，敬佛的吴承恩又恰好处于皇帝迷信道教、祸国殃民的时代，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在小说中反其道而为之，于是就形成了《西游记》尊佛贬道的倾向。
【作者简介】雷晓雯（1987- ）：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