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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的理论建构，完全是基于个人处境产生的敏感：他本来就缺少归属感，而一个流动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崩毁的消费主义世界正在降临，让他的焦虑与日俱增。
“我怀疑，我是个天生的，或者后天养成的书写狂……一个瘾君子，每天都需要一定的剂量，否则就要因为放弃职守而受折磨。我别无选择。”2010年9月，齐格蒙特·鲍曼在日记里写道。当时他接近85岁，看什么都已经透亮了，每个秉着求真之心书写的人，早晚都要撞上的那堵时间的叹息墙，似乎也等在不远处了。“我寻找原因的历程必然会变得绝望和无果而终，根本原因或许就在此。”
鲍曼出了多少书，也许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但是总的来说，他还算是大器晚成的学者，要到50岁以后，出版了《立法者和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作为社会学家的名气才大了起来。他是犹太裔波兰人，母语并非英语，是从1970年代定居英国利兹以后才慢慢把英语练好的，他的书太多，主题还都相当接热点，吸引了大量的中译者，去把清晰顺畅、词汇既简明又丰富的英语原作译成疙里疙瘩的中文。
《现代性与大屠杀》可能是最能吸引不特定读者群的一本书。读人文书的读者，一般会有兴趣知道，鲍曼如何从大屠杀中不落俗套地揭示出现代性的病灶来。鲍曼说，他有一种信念，一种所有做某项研究的人都持有的信念，那就是他的研究论题matters——有价值，跟当下有关。他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现代性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古老的紧张，与理性有效行为的强力手段之间，产生了一次独一无二的遭遇”，这场遭遇产生了大屠杀，而在这之后，人们也并没有做够功课，以求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鲍曼要人们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还远没有过去。
但是，他的焦虑也是人文学者典型的焦虑，即担心自己所深信不疑的关联，别人会不以为然：“Who cares？”举例而言，书中对纳粹“犹太人事务所”的几名官员的心理所作的探究，鲍曼说，分工使得行动的人与行动的结果远了，残忍行为的施行者和受害者产生了距离，所以人的道德感就弱了。那么，那些必须直面杀人行为的人，他们的道德感怎么驱除呢？得靠专家，专家提供技术，于是道德责任就从具体的人头上转到了技术上。“专家的责任在于准确表述知识，没有知识的人，对行为负责就意味着听从专家的意见。”
道德力量的约束力，由于社会组织的存在而削弱了。鲍曼的观点句句戳着当下的读者，就算它们并非他的首创，他也是将其谈得比较透彻的学者之一。这本书的末尾是一篇极具震撼人心之力的告白，鲍曼写道，我们不应该纠结于那些活下来的人到底是该感到耻辱还是觉得自豪，或者庆幸，问题仅仅在于“释放出羞耻感，将有助于恢复恐怖的历史经验的道德意义”，并有助于驱除大屠杀的幽灵，这幽灵“至今困扰着人们的良知”。
他接着说，如果你问他，一个陌生人来敲他家的门，要求他牺牲自己和全家来保护这位陌生人，他不确定自己会怎样反应，因为“我已经逃脱了面对这样的选择”，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拒绝庇护，那么他完全可以用冷酷的计算方式向自己和别人交代（是否联想到著名的“电车难题”？），“不过我也可以肯定，我会因此遭受羞耻心的折磨，这羞耻是再人性不过的了。”
他觉得这是世人最该关心的问题，而且在讨论这些的时候，他不让自己置身事外。关于大屠杀的讨论，更多的还是受到他妻子雅尼娜的刺激——雅尼娜战时被一户波兰农家藏匿了起来，而鲍曼自己，当时随着全家逃到了苏联，在那里他加入了波兰的军队，后来随军向西进攻柏林。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一开头就提到了雅尼娜。鲍曼在雅尼娜死后一周年引了史蒂文森对罗斯福夫人的厚赞，然后写，雅尼娜从未做过总统夫人，“她只有足够的蜡烛驱赶掉房中的黑暗，温暖房内的人，但也仅此而已。”
2010年10月22日，鲍曼（左）与法国社会学家阿兰·杜罕（右）参加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颁奖仪式
持之以恒的低调是鲍曼的作风，他太清楚自己的渺小，也只愿以渺小来度人论世。他很少谈到自己，甚至可以说对往事讳莫如深，只是在《现代性与大屠杀》出版前一年，他太太出版的回忆录《渴望归属》里说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事，他在波兰和苏联分别感到的不自在。这些不自在，这些无归属感，在文人身上很常见，也会被他们尽量地开发为思想能量。鲍曼虽然爱写，一天不写都不行，但他说到往事，一般都不太具体。例如这一段：
“童年时期，我被强行带离我所属的世界，不许我再进去;战争期间，我曾无助地想加入一个世界，结果却被流放在它之外;回到祖国之后，现实因‘肉食者’的伪善而变得可恶，与我的希望、我的期待之间渐行渐远;我在另一个国家暂留，这回的经验是‘进’到这个地方了，但不属于它;而最后，我生命的后一半居住在一个对异邦人极友善的地方，不过，友善的前提是异邦人不要老以为自己是本国人……”
跟着他的人生行踪翻译一遍：因为信仰，鲍曼没能得到苏联的信任，让他很失望;回波兰后他在军队里担任要职，是官员，但体制根本无法得他的喜欢;他去过以色列，不能“属于它”，是因为他内心还是认自己为波兰人;最后他定居英国利兹，安分守己地做个得到宽容的欧洲异邦人，一直活到去世。
鲍曼在1990年代之后的著作频率明显加快，进入新世纪则年年出书。他的知识储备让写书似乎成了他生命中最容易的一件事，他的思考比别人不思考所耗的脑力还少。人们总是将鲍曼誉为预报后现代社会的先知型人物，事实上，他的理论建构，完全是基于个人处境产生的敏感：他本来就缺少归属感，而一个流动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崩毁的消费主义世界正在降临，让他的焦虑与日俱增。
他写了那么多书，21世纪之后尤其井喷一般，可他从未养成一代宗师的气场。从政治组织到教育，从官僚体制到社会主义的未来，从消费主义到穷人，越是以一介会思考的平民自命，他越是要触及能触及的一切论题。愤怒于全球化资本的控制力，要终结资本主义，这种念头他至死都有，只是作为武器的理论也被他完全肢解了，未来蓝图散化成了一些关于自由思考、积极参与、和谐相处的具体念想。鲍曼在进入新世纪后就看清了他的宿命：不住地写，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学术体制——因而也缺少学府光环的实力加成——的人，保持犀利、敏锐和容易愤怒的性格，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最起码的——活着的必需。
2006年，鲍曼与妻子在意大利米兰
鲍曼的孤独是彻底的——他几乎从未将自己的流亡者、异邦人、错位、无归属状态与什么名人前辈相比，这真的很惊人。在说到前辈英国作家H·G·威尔斯的错位感时，鲍曼先说，正因为这种相似的缺陷，才让他能迟迟疑疑、战战兢兢地去猜想，在“我这么一个粗俗的匠人和他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之间”有什么亲和性。
“我从未真正意义上‘属于’任何派别、宗教团体、学术圈子、政治联盟和利益集团;我没有申请加入他们，更不要说值得他们的邀请;我也不会被他们任何一个列入名单之中，‘成为我们的一员’，哪怕说我暂时还不够格。我想，我的自闭症是难以痊愈的……”社会学家总是以百分百的冷峻示人，那种性情使然的内敛也极易被忽略，但当鲍曼一朝逝世，再读这几行日记，方始察觉到这个深知自己多么孤僻、多么不受欢迎的困惑的老头儿，真是太可亲了。
“我怀疑，我是个天生的，或者后天养成的书写狂……一个瘾君子，每天都需要一定的剂量，否则就要因为放弃职守而受折磨。我别无选择。”2010年9月，齐格蒙特·鲍曼在日记里写道。当时他接近85岁，看什么都已经透亮了，每个秉着求真之心书写的人，早晚都要撞上的那堵时间的叹息墙，似乎也等在不远处了。“我寻找原因的历程必然会变得绝望和无果而终，根本原因或许就在此。”
鲍曼出了多少书，也许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但是总的来说，他还算是大器晚成的学者，要到50岁以后，出版了《立法者和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作为社会学家的名气才大了起来。他是犹太裔波兰人，母语并非英语，是从1970年代定居英国利兹以后才慢慢把英语练好的，他的书太多，主题还都相当接热点，吸引了大量的中译者，去把清晰顺畅、词汇既简明又丰富的英语原作译成疙里疙瘩的中文。
《现代性与大屠杀》可能是最能吸引不特定读者群的一本书。读人文书的读者，一般会有兴趣知道，鲍曼如何从大屠杀中不落俗套地揭示出现代性的病灶来。鲍曼说，他有一种信念，一种所有做某项研究的人都持有的信念，那就是他的研究论题matters——有价值，跟当下有关。他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现代性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古老的紧张，与理性有效行为的强力手段之间，产生了一次独一无二的遭遇”，这场遭遇产生了大屠杀，而在这之后，人们也并没有做够功课，以求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鲍曼要人们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还远没有过去。
但是，他的焦虑也是人文学者典型的焦虑，即担心自己所深信不疑的关联，别人会不以为然：“Who cares？”举例而言，书中对纳粹“犹太人事务所”的几名官员的心理所作的探究，鲍曼说，分工使得行动的人与行动的结果远了，残忍行为的施行者和受害者产生了距离，所以人的道德感就弱了。那么，那些必须直面杀人行为的人，他们的道德感怎么驱除呢？得靠专家，专家提供技术，于是道德责任就从具体的人头上转到了技术上。“专家的责任在于准确表述知识，没有知识的人，对行为负责就意味着听从专家的意见。”
道德力量的约束力，由于社会组织的存在而削弱了。鲍曼的观点句句戳着当下的读者，就算它们并非他的首创，他也是将其谈得比较透彻的学者之一。这本书的末尾是一篇极具震撼人心之力的告白，鲍曼写道，我们不应该纠结于那些活下来的人到底是该感到耻辱还是觉得自豪，或者庆幸，问题仅仅在于“释放出羞耻感，将有助于恢复恐怖的历史经验的道德意义”，并有助于驱除大屠杀的幽灵，这幽灵“至今困扰着人们的良知”。
他接着说，如果你问他，一个陌生人来敲他家的门，要求他牺牲自己和全家来保护这位陌生人，他不确定自己会怎样反应，因为“我已经逃脱了面对这样的选择”，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拒绝庇护，那么他完全可以用冷酷的计算方式向自己和别人交代（是否联想到著名的“电车难题”？），“不过我也可以肯定，我会因此遭受羞耻心的折磨，这羞耻是再人性不过的了。”
他觉得这是世人最该关心的问题，而且在讨论这些的时候，他不让自己置身事外。关于大屠杀的讨论，更多的还是受到他妻子雅尼娜的刺激——雅尼娜战时被一户波兰农家藏匿了起来，而鲍曼自己，当时随着全家逃到了苏联，在那里他加入了波兰的军队，后来随军向西进攻柏林。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一开头就提到了雅尼娜。鲍曼在雅尼娜死后一周年引了史蒂文森对罗斯福夫人的厚赞，然后写，雅尼娜从未做过总统夫人，“她只有足够的蜡烛驱赶掉房中的黑暗，温暖房内的人，但也仅此而已。”
持之以恒的低调是鲍曼的作风，他太清楚自己的渺小，也只愿以渺小来度人论世。他很少谈到自己，甚至可以说对往事讳莫如深，只是在《现代性与大屠杀》出版前一年，他太太出版的回忆录《渴望归属》里说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事，他在波兰和苏联分别感到的不自在。这些不自在，这些无归属感，在文人身上很常见，也会被他们尽量地开发为思想能量。鲍曼虽然爱写，一天不写都不行，但他说到往事，一般都不太具体。例如这一段：
“童年时期，我被强行带离我所属的世界，不许我再进去;战争期间，我曾无助地想加入一个世界，结果却被流放在它之外;回到祖国之后，现实因‘肉食者’的伪善而变得可恶，与我的希望、我的期待之间渐行渐远;我在另一个国家暂留，这回的经验是‘进’到这个地方了，但不属于它;而最后，我生命的后一半居住在一个对异邦人极友善的地方，不过，友善的前提是异邦人不要老以为自己是本国人……”
跟着他的人生行踪翻译一遍：因为信仰，鲍曼没能得到苏联的信任，让他很失望;回波兰后他在军队里担任要职，是官员，但体制根本无法得他的喜欢;他去过以色列，不能“属于它”，是因为他内心还是认自己为波兰人;最后他定居英国利兹，安分守己地做个得到宽容的欧洲异邦人，一直活到去世。
鲍曼在1990年代之后的著作频率明显加快，进入新世纪则年年出书。他的知识储备让写书似乎成了他生命中最容易的一件事，他的思考比别人不思考所耗的脑力还少。人们总是将鲍曼誉为预报后现代社会的先知型人物，事实上，他的理论建构，完全是基于个人处境产生的敏感：他本来就缺少归属感，而一个流动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崩毁的消费主义世界正在降临，让他的焦虑与日俱增。
他写了那么多书，21世纪之后尤其井喷一般，可他从未养成一代宗师的气场。从政治组织到教育，从官僚体制到社会主义的未来，从消费主义到穷人，越是以一介会思考的平民自命，他越是要触及能触及的一切论题。愤怒于全球化资本的控制力，要终结资本主义，这种念头他至死都有，只是作为武器的理论也被他完全肢解了，未来蓝图散化成了一些关于自由思考、积极参与、和谐相处的具体念想。鲍曼在进入新世纪后就看清了他的宿命：不住地写，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学术体制——因而也缺少学府光环的实力加成——的人，保持犀利、敏锐和容易愤怒的性格，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最起码的——活着的必需。
鲍曼的孤独是彻底的——他几乎从未将自己的流亡者、异邦人、错位、无归属状态与什么名人前辈相比，这真的很惊人。在说到前辈英国作家H·G·威尔斯的错位感时，鲍曼先说，正因为这种相似的缺陷，才让他能迟迟疑疑、战战兢兢地去猜想，在“我这么一个粗俗的匠人和他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之间”有什么亲和性。
“我从未真正意义上‘属于’任何派别、宗教团体、学术圈子、政治联盟和利益集团;我没有申请加入他们，更不要说值得他们的邀请;我也不会被他们任何一个列入名单之中，‘成为我们的一员’，哪怕说我暂时还不够格。我想，我的自闭症是难以痊愈的……”社会学家总是以百分百的冷峻示人，那种性情使然的内敛也极易被忽略，但当鲍曼一朝逝世，再读这几行日记，方始察觉到这个深知自己多么孤僻、多么不受欢迎的困惑的老头儿，真是太可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