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2年的时候就追寻邓小平南巡的脚步来到珠三角这一片热土上来从事改革开放的调研。当时教育部组织了一个博士生考察团到东莞、顺德和中山考察，我当时所在的小组在东莞，后来也来过多次中山。1992年来的时候留下了三个非常深的印象。第一个是去东莞考察到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和成就，主要是看两个东西，一个是看养猪场，第二个是看三位一补的主要是做鞋的企业和纺织的企业，留下了一些故事。当时去看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养猪场，要过消毒室才能进去，在仓库拿出雨靴穿上，有个博士穿着走了一段路觉得不太合适，觉得鞋子有问题，就把鞋脱下来，结果里面倒出来一只老鼠，把我们吓得够呛。可以想象，1992年时的这片热土也还处于一个拓荒的阶段。另一个故事是，当时领导讲话时，说王村的书记一清早就上茶楼了，李村的村长可能比较传统，每天一早起来去放牛，后来有个村民就对村长说：你看王村那个书记早就上茶楼了，你天天早上起来放牛，有什么用呢？你天天放牛，我们都跟着你放牛，你为什么不上茶楼呢？这是我听来的故事，但是我也好奇上茶楼的钱是哪里来的，算不算腐败。上茶楼对于1992年的广东来说也是个新鲜事儿。第三个印象特别深的事是当时的省委书记给我们发了一本《先行一步》的书，当时我不太理解“先行一步”这个主题对于广东、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但这次过来调研，我就有许多记忆涌上心头，做调研、做学者还是要有点历史感，才能接受广东的改革或广东新的社会治理领域成果的历史逻辑。所以我就想起来这本书，后来一看，这本书2008年还出了第二版，那个作者叫傅高义，写《邓小平传》的，在中国影响特别大，是学社会学出身的。但让我感到沧桑的是，出版的前言里，当时两个译者找不到了，出版社就在出版前发了一个说明寻找译者，希望译者看到能主动与出版社联系，这也涉及到版费和翻译的劳务费，时事沧桑，的确是有很多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广东改革开放在全国是先行一步的，但是，先行一步可能只是个空间感，或者只是区域经济学这样一个概念，并不一定有着对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系统的思考，或者说，我觉得傅高义他的确没有探讨到广东或中国未来的发展中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比如说，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非常新的课题。
　　现代社会的确是一个系统社会、风险社会、复杂性社会，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里面，这种作用的因素的确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是非常不确定的。它解释了当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社会、工业社会以后，为什么我们要从对技术经济的考虑进入到关于社会公平的考虑，关于社会建设的强调。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复杂的理论思维过程，也是制度上的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今天我们从强调GDP、强调技术和经济、强调经济管理到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和强调社会善治，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一个表现，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和条件的。
　　从理论上讲，我们从以前的自然经濟、农业经济的社会形态已经过渡到了一个以商业、以工业为主要产业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社会形态、社会机构。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里面，我们更主要讲公正、讲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
　　目前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国的社会建设，是非常伟大的事业。西方人没有社会治理这个词，我曾经在专业机构做过专门的研究，在英文文献里面，你找不到一篇真正出自西方人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文献，但是有一个例外，华盛顿大学政治学院的一个博士生有一篇论文，叫《中国的新社会治理范示》，这位女士本身到中国来是按照她固有的思路方式来研究中国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或者说，可能是到中国来搞事的。来到中国这片热土后，她发现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对立关系，而且在她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我们的政府好像花了很大的力气培育民间组织、培育社会组织，如果他们真的是对立的，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去培育它呢？为什么要去保护他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他们后来发现一个流行的词语叫社会治理。
　　我们古镇概括描述了GCP模式，一个非常新的探索，也反映了我们中国社会治理的总体的一个特色和精髓，GCP不仅是古镇社会治理的探索成果，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西方世界目前完全不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