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13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发表原国家建委办公厅副主任曹大澄所写的《余党末日》时，编者按评价：这篇文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另外，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的秘书王守家至今保存着当年被派遣到上海时的工作日记。
　　如今，曹大澄、王守家已是耄耋之年，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长期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彭真，研究“文革”历史，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三人合作，如实记录下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以飨读者。
　　
　　八人小组赴上海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实际肩负深人虎穴的秘密使命
　　
　　1976年10月7日晚上。王守家在家里接到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打来的电话：“守家吗?你明天上班时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王守家多年担任袁宝华的秘书，对这样的电话习以为常。10月8日8点，他一进计委大楼就直接来到袁宝华的办公室，看到除袁宝华外，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王守家心中一惊，谷牧副总理亲自过来，出了什么大事?
　　很快。又进来七位同志，这些都是王守家熟悉的。他们是：
　　徐良图，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文革”期间负责北煤南运、南粮北调和海运石油，解决濒临停产的钢厂、电厂等企业和人民生活问题。自封为“救火队”队长。
　　李景昭，国家建委核心小组成员。
　　周力，物资部调度局局长。
　　曹大澄，原国家建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运输处处长，“文革”期间历届计划会议、经济工作务虚会简报组组长。
　　干志坚，国家计委干部，石油钻探钻头工程师，地下钻管、钻头专家。
　　王德瑛，国家建委燃料动力局负责人。
　　陈斐章，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9时，谷牧宣布：昨天，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把祸国殃民的四个大坏蛋抓起来了!把“四人帮”抓起来了!
　　其实是10月6日晚把“四人帮”抓起来的。7日上午，谷牧到玉泉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时，他仍然沿用玉泉山会议宣布的“昨天”。
　　大家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使劲鼓掌，叫好。
　　谷牧等大家安静下来后，继续说，上海是“四人帮”长期把持的地方，现在我们对上海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派你们八个人先去上海，执行秘密任务：了解上海深层情况，帮派的动态，每天把上海的情况告诉北京。你们到上海以后，先做秘密串联工作，通过熟人、亲戚、朋友了解上海动态。你们要做好经受残酷考验的准备。这件事要高度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甚至对老婆也不能讲，只能说到上海出差。你们向外公开的任务是了解上海生产情况，了解计划完成情况。他宣布，派遣小组的名义是“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组长徐良图。
　　谷牧对曹大澄说，你到了上海去找王一平同志。
　　兵贵神速，此时距粉碎“四人帮”仅仅过了36个小时，“四人帮”上海余党还没有摸清北京的动向。
　　曹大澄、李景昭、王德瑛这三位国家建委的同志是谷牧提名的。国家计委的徐良图、干志坚、陈斐章、王守家四位同志是袁宝华提名的。物资部的周力也是袁宝华提名的，袁担任过物资部部长。
　　为什么挑选这八个人呢?意图很明显：在当时，各省区市的计委(上海称计划组)、经委(上海市称工交组)、建委和物资系统对这八个管业务的干部都很熟悉。每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这八个人都是和各省区市打交道，平时也经常联系，所以他们到上海出差，都会相信是真来抓计划、生产、建设业务工作的，不会怀疑另有秘密使命。
　　王守家在派遣小组中负责总务工作。徐良图要王守家立即到计委接待处订八张飞机票，越快越好。
　　王守家当即请计委接待室订妥次日晨第一班飞机票。订好票后，王守家立刻给上海市工交组值班室打电话，告诉接电话的甲某：明天我们八个人到上海出差。7点4分起飞，8点半到上海。请你们到飞机场接机，并安排住宿。
　　谷牧为什么派曹大澄去找王一平“接头”呢?王一平和谷牧本是山东荣成同乡，青少年时代同学，1931年两人同时参加革命。王一平1935年底组织胶东起义失败后，到北平找谷牧接上组织关系，当晚住在西城辟才胡同谷牧租的公寓。1936年4月30日深夜，两人同时被宋哲元的军警督察处逮捕，关押在府右街军警督察处看守所。出狱后，两人一起到东北军学兵队。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同在山东根据地。解放后，同在上海市委工作。1955年，谷牧调国务院任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建委副主任。建委撤销后，谷牧任经委副主任。王一平在上海市委做组织工作，后任书记处书记。“文革”开始后就靠边站了，以后又作为团结对象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委会。
　　王一平和曹大澄都爱好书画。每逢王一平到北京办事。必邀曹大澄陪同去拜访黄胄、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老画家，因而王一平、曹大澄成为书画朋友。谷牧要曹大澄到上海先找王一平，就是私下以书画往来。掩护此行的秘密活动。
　　曹大澄想，这次到上海既然以以画会友为掩护，就要带上一幅画才好。晚上，他和夫人一起来到黄胄家。
　　黄胄已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曹大澄一进来看见画案上摆着几幅画，上面画有四只螃蟹，有的题诗句：“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时。”有的题诗句：“人心大快喜若狂。除尽四害共举觞，神州欢呼新胜利，莺歌燕舞菊花香。”曹大澄说明来意后。黄胄非常爽快地将案子上的一幅《四蟹图》卷起来交给他，说：“你给他带去，保你平安。”
　　10月9日一早，徐良图、曹大澄、王守家等八人准时在首都机场登机。
　　自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后，上海建立革命委员会，1971年建立市委，十年来人员一直稳定：张春桥任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姚文元任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在上海也是这样排名。
　　另外，马天水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但周纯麟一直受到打击、排挤。
　　徐景贤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虽然居第六位，但是在上海号称徐老三。他的地位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深受张春桥、姚文元的信任。
　　王秀珍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有：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金祖敏。列席常委有：陈阿大(工交组)、叶昌明(工会)、陈新发(团市委书记)。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干部。金祖敏1975年调北京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黄涛、陈阿大、叶昌明是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小兄弟，握有实权。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金祖敏都已于10月6日被抓起来，马天 排工作。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来观察上海余党动向，现在却先被软禁起来。我们唯有针锋相对，主动出击。”商定派王守家、陈斐章到工交组找黄涛、陈阿大正面谈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问题，派曹大澄去拜访王一平探听“内幕”消息。
　　徐良图说：“去工交组拜访陈阿大，被他们盯梢紧跟，还算是一个保镖。去王一平家的一定要甩掉尾巴，保证一平同志安全。”
　　于是，先安排干志坚出门快走。此公膀大腰圆，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后留苏学石油钻探，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他疾步走出门去，“服务员”紧盯不放。过了五分钟，王德瑛慌慌张张地跑出去，追干志坚。“服务员”见状。不容分说尾随其后。稍后。周力下楼买烟，跟上一个尾巴。李景昭逛南京路，又跟上一个尾巴。四个“服务员”都走了。这时，曹大澄最后下楼，和看门的“服务员”打招呼：“阿拉，吃饭去!”守门的“服务员”不敢擅离门岗，眼巴巴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
　　曹大澄出门后，三拐两拐匆匆来到武康路4号上海市委宿舍。进门看见王一平和一位同志坐在桌边谈话。王一平说，谷牧同志在今天8点半，你们所乘飞机落地之后来过电话。我本想把10月8日晚，上海市委宣布全市进入一级备战的情况向谷牧反映。他阻止我，说电话里什么都不要讲，已派曹大澄来接头。王一平听到谷牧用山东荣成家乡话拖腔说的接头，明白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曹大澄拿出黄胄所作的《四蟹图》，王一平看罢此画，笑笑说：“我明白了。”
　　曹大澄扼要地介绍了谷牧委派的任务。王一平介绍屋里的那位同志：“自己人。”那位同志自我介绍，名叫李庸夫。
　　王一平介绍，李府夫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是原上海市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的秘书，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王一平、李府夫向曹大澄提供了lO月7、8两日，徐景贤、王秀珍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内容及行动细节。这距离徐景贤、王秀珍下令准备武装叛乱不到24个小时。这是徐景贤、王秀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王一平对曹大澄说：“我这里目标太大，你以后和李庸夫联系。”当即，李庸夫和曹大澄商定了下次接头地点。
　　事不宜迟。曹大澄马上赶回衡山饭店，向徐良图汇报。李景昭在座，大家一起研究。形势严峻，问不容发，徐良图对曹大澄说：“你今天就坐飞机回北京，当面向谷牧同志报告。”
　　李景昭说：“我回北京。曹大澄对上海人熟，继续了解情况。”
　　王守家买好票。当晚送李景昭上飞机。
　　李景昭回北京的事情引起“服务员”注意。第二天，他们就问王守家：“你们刚来就回北京?上午来，晚上走，他回北京干什么去了?”王守家回答：“他回去拿东西。来时落了东两。”
　　李景昭乘晚上飞机回到北京，将王一平、李庸夫收集到的情报交给谷牧，由谷牧的秘书胡光宝迅速编写成《上海来信》第一号，连夜送交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剑英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知道“四人帮”余党已下令武装叛乱的消息，当晚决定速叫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来。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华国锋决定由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俩。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乘专机到了北京，华国锋决定由周纯麟、马天水向他们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听了传达，心中一惊，知道大势已去，马上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经请示同意后，徐景贤打电活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我和王秀珍已经安全到达北京。第二，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
　　因谷牧派出的八人小组，及时掌握了上海动向，华国锋、叶剑英不费一枪一弹，一个电话，调走徐景贤、王秀珍两人，使上海群龙无首，打乱了“四人帮”余党武装叛乱的部署，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来接管。12日晚，中央政治局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经过几日教育，马天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果断措施。徐景贤、王秀珍交代在上海调动了民兵，准备决一死战。现在了解了这儿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决心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华国锋决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第二天回上海，但是没有告诉他们起飞的具体时间，这要看上海的情况而定。
　　
　　王洪文小兄弟决定发动叛乱，王一平、李庸夫冒险登门，曹大澄用红机子报告谷牧
　　
　　10月9日晚。李景昭走后，留在上海的同志不顾危险，外出访亲问友，但都没有得到有用的情报。
　　曹大澄胆大心细，又熟悉王一平、李庸夫，便继续与他们联系。和李庸夫的接头地点都是双方临时约定。为了保证曹大澄的安全，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保护。他们三人坐一辆汽车。快到接头的路口，提前下车。曹大澄胆子大，走在最前面，中间是陈斐章，王守家随后，每人相隔十几米。就这样，曹大澄一趟一趟出去和李庸夫联系。中央派人到上海来一事极大地鼓舞了李庸夫和上海市委反对“四人帮”的同志，他们将收集到的材料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曹大澄。
　　取情报不容易，送情报也颇费周折。曹大澄、王守家等在衡山饭店试验密写。用糨糊在纸上写出来，干了以后，什么都看不出来。到了北京那边用碘酒一抹就出来了。听说上海四个市区轮流检查邮件，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坐火车到苏州寄信。王守家、陈斐章刚到火车站。王德瑛赶来叫他俩回去。说不送了。大家回到衡山饭店才知道时间来不及，已另想办法，找老干部或军区打电话。
　　同时。大家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的任务，分头到各个工厂了解生产情况。这样一来，一方面掩护秘密工作，麻痹、迷惑对方；另一方面突破“四人帮”余党的封锁、监视，外出更广泛地接触干部、群众，直接观察社会动向，了解更多政治情况。
　　10月13日8点，王一平、李庸夫突然来到衡山饭店。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服务员”仍然在监视。徐良图急忙将他们迎进屋内。王一平、李庸夫告诉徐良图，王洪文的小兄弟决定今天下午5点发动武装叛乱。
　　原来10日那天，徐景贤、王秀珍走后，黄涛、陈阿大走上前台。要领导一切，指挥一切。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强调毛泽东“三要三不要”的指示。11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大标题《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12日上午，新华社得到消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黄涛、陈阿大证实“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极为震惊，要行动了。12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马振龙、戴立清、黄金海、王明龙、廖祖康等人情绪激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五楼会议室召开秘密会议。
　　10月12日晚，黄涛、陈阿大一伙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