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天津市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是中共中央北方局1936年春至1937年2月的办公地点，也是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居住过的地方。1936年春，为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刘少奇抵达天津以后，先是以茶叶商人的身份住进日租界的北洋饭店。后来，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的协助下选择了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19号作为北方局的办公地点。这里虽然位于市中心，但却能够闹中取静，便于更好地隐蔽和观察外部情况。刘少奇居住的楼房有3个出口：前门、后门和通向屋顶之门，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迅速撤离。依靠这些优越条件的掩护，刘少奇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到1937年春。
纠正“左”倾错误思想
1936年初，党中央与中央红军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在长征过程中，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所限，北方党组织与党中央一度失去联系，致使党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正确路线无法及时传达到北方，而此时，王明“左”倾错误思想仍在北方党组织占据主导地位，给北方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思想，确立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倾注了极大心血，在党内开展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1936年3月，北平学生为追悼被国民党当局迫害致死的郭清烈士，采取抬棺游行示威的冒险行动，不小心暴露了党的组织，使革命力量遭到反动当局殘酷镇压，受到重大损失。刘少奇抓住这一事件的教训，深刻分析政治形势，指出“在这时候鼓动少数的先进分子向敌人去做冒险的进攻，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是敌人所寻求而不可得的一个机会和口实”，“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他认为，应该追悼郭清烈士，并利用这个事件来激发群众的抗日情绪，但不应采取这样激进的方式，而是可以采取相对平和的方式公开地进行纪念，这样既不会失掉群众与社会的同情，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残酷镇压。刘少奇的指示，对形势和策略分析透彻明确，给华北地区尤其是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思想上带来很大震动，对于纠正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巩固和发展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以陶尚行、胡服、莫文华、k.v等为笔名，撰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等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系统批判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阐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并提出了党领导职工运动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对于肃清北方党内错误思想残余，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实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策略方针的转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恢复发展党的组织
为了恢复和发展北方党的各级组织，刘少奇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一是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恢复重建各地党组织。1936年4月，将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在组织机构上实行分设。重组后的北方局负责领导河北、山西、山东、绥远、河南、内蒙垦区党的工作。刘少奇选派一批综合素质过硬的干部，担任党的各级机关的领导，以加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重建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恢复和发展晋鲁豫地区党的工作。还派出一些干部赴南方国民党统治区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二是对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受到错误打击和处理的干部，一经查清事实，立即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三是纠正冒险主义做法，严格区分公开斗争与秘密工作，加强对党的干部的保护和掩护，降低暴露的危险。对于领导群众开展公开斗争的干部，进行一两次公开活动后就通知其隐蔽起来，暂时不再参与组织领导公开活动，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等过一段时间后，再参加组织公开活动。干部在一个地区工作久了，或因暴露难以立足，立即易地工作，或派往根据地学习和工作。四是打破关门主义，大量吸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入党，大胆提拔优秀青年干部担负党的重要领导工作。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刘少奇要求各地加强发展党员工作，壮大党的组织。至1936年底，北方党员数量由不足千人发展到5000人以上，其中天津党员的数量由不足30人增至500人左右。从而为在华北地区贯彻落实瓦窑堡会议精神，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迫切需要大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刘少奇到华北后，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干部的不足。此时，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里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些干部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初因北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而被捕的同志。他们在狱中遭受严酷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到1936年，尚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被关押。如果能将这批幸存下来的党员营救出狱，不仅能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可以在日军步步进逼华北时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1936年4月，北方局组织部负责同志向刘少奇介绍了这一情况，并向刘少奇请示：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让这些同志出狱？刘少奇认为，对于在敌人监狱中长期进行坚贞不屈斗争的干部来说，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因事关重大，必须向党中央请示。1936年6月，营救被捕党员干部的请示得到党中央批准后，立即通过秘密渠道传达到狱中全体党员，并开始组织执行。从1936年8月底至1937年3月，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员根据组织决定，分九批履行“出狱手续”，陆续出狱。他们出狱后，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重新投身革命斗争，大大加强了党在北方的力量。
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各界民众团结起来，凝聚成伟大的抗日力量，刘少奇在党内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广泛宣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方针，向各阶层群众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他强调，人民阵线的范围“应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必须打破关门主义。号召人们“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这些文章广泛传播，对于在北方迅速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抗日民族统—战线在北方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1936年5月，北平、天津、山东等地联合发起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与此同时，被派往南方开展工作的黄敬等人，还推动在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联合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济南、广西等地区代表，于5月下旬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全国，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
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刘少奇的直接指导下，1936年5月28日，天津万余名学生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大游行，并召开了市民大会，各界代表在会上纷纷进行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国演说，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有力推动了天津和北方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根据党中央这一策略变化，刘少奇把争取国民党军队站到抗日阵线上来确定为北方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按照他的指示，平津党组织、“民先”队员和广大爱国学生，通过慰问、谈心、联欢等方式，开展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交朋友的活动，用二十九军长城抗战的英勇事迹激发官兵的抗日热情。1936年10月25日，为应对日本侵略军在平津附近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二十九军在红山口和国安镇举行对抗性军事演习。在演习当天，平津广大学生纷纷前往助威，有些学生还与士兵一起进行冲锋演习，以表达对二十九军抗战爱国行动的支持，使官兵受到极大鼓舞，完全扭转了一二·九运动初期二十九军官兵与学生的对立情绪，形成军学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生动局面。
1936年11月，日伪军联合进犯绥远东北部，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奋勇抵抗，击溃日伪军，收复百灵庙，全国民心大振。为了推动国民党政府积极投身抗战，刘少奇发表文章赞扬绥远抗战精神，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绥远的抗战，实行全面抗战，号召人民支持绥远抗战。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北方掀起声势浩大的支援绥远抗战运动。
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在北方引起了强烈反响。面对群众因不明真相而产生思想混乱的情况，刘少奇在12月14日发表《北方共产党发言人谈活》，阐明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迅速澄清了人们的混乱思想，粉碎了反动分子的污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刘少奇又连续发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等文章，介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再次阐述党的正确方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党中央对刘少奇主持下的北方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
纠正“左”倾错误思想
1936年初，党中央与中央红军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在长征过程中，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所限，北方党组织与党中央一度失去联系，致使党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正确路线无法及时传达到北方，而此时，王明“左”倾错误思想仍在北方党组织占据主导地位，给北方党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思想，确立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倾注了极大心血，在党内开展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1936年3月，北平学生为追悼被国民党当局迫害致死的郭清烈士，采取抬棺游行示威的冒险行动，不小心暴露了党的组织，使革命力量遭到反动当局殘酷镇压，受到重大损失。刘少奇抓住这一事件的教训，深刻分析政治形势，指出“在这时候鼓动少数的先进分子向敌人去做冒险的进攻，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是敌人所寻求而不可得的一个机会和口实”，“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他认为，应该追悼郭清烈士，并利用这个事件来激发群众的抗日情绪，但不应采取这样激进的方式，而是可以采取相对平和的方式公开地进行纪念，这样既不会失掉群众与社会的同情，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残酷镇压。刘少奇的指示，对形势和策略分析透彻明确，给华北地区尤其是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思想上带来很大震动，对于纠正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巩固和发展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以陶尚行、胡服、莫文华、k.v等为笔名，撰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等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系统批判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阐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并提出了党领导职工运动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对于肃清北方党内错误思想残余，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实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策略方针的转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恢复发展党的组织
为了恢复和发展北方党的各级组织，刘少奇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一是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恢复重建各地党组织。1936年4月，将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在组织机构上实行分设。重组后的北方局负责领导河北、山西、山东、绥远、河南、内蒙垦区党的工作。刘少奇选派一批综合素质过硬的干部，担任党的各级机关的领导，以加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重建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恢复和发展晋鲁豫地区党的工作。还派出一些干部赴南方国民党统治区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二是对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受到错误打击和处理的干部，一经查清事实，立即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三是纠正冒险主义做法，严格区分公开斗争与秘密工作，加强对党的干部的保护和掩护，降低暴露的危险。对于领导群众开展公开斗争的干部，进行一两次公开活动后就通知其隐蔽起来，暂时不再参与组织领导公开活动，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等过一段时间后，再参加组织公开活动。干部在一个地区工作久了，或因暴露难以立足，立即易地工作，或派往根据地学习和工作。四是打破关门主义，大量吸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入党，大胆提拔优秀青年干部担负党的重要领导工作。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刘少奇要求各地加强发展党员工作，壮大党的组织。至1936年底，北方党员数量由不足千人发展到5000人以上，其中天津党员的数量由不足30人增至500人左右。从而为在华北地区贯彻落实瓦窑堡会议精神，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迫切需要大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刘少奇到华北后，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干部的不足。此时，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里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些干部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初因北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而被捕的同志。他们在狱中遭受严酷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到1936年，尚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被关押。如果能将这批幸存下来的党员营救出狱，不仅能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而且可以在日军步步进逼华北时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1936年4月，北方局组织部负责同志向刘少奇介绍了这一情况，并向刘少奇请示：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让这些同志出狱？刘少奇认为，对于在敌人监狱中长期进行坚贞不屈斗争的干部来说，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个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因事关重大，必须向党中央请示。1936年6月，营救被捕党员干部的请示得到党中央批准后，立即通过秘密渠道传达到狱中全体党员，并开始组织执行。从1936年8月底至1937年3月，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员根据组织决定，分九批履行“出狱手续”，陆续出狱。他们出狱后，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重新投身革命斗争，大大加强了党在北方的力量。
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各界民众团结起来，凝聚成伟大的抗日力量，刘少奇在党内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广泛宣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方针，向各阶层群众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他强调，人民阵线的范围“应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必须打破关门主义。号召人们“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这些文章广泛传播，对于在北方迅速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抗日民族统—战线在北方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1936年5月，北平、天津、山东等地联合发起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与此同时，被派往南方开展工作的黄敬等人，还推动在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联合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济南、广西等地区代表，于5月下旬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会”，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全国，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
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刘少奇的直接指导下，1936年5月28日，天津万余名学生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大游行，并召开了市民大会，各界代表在会上纷纷进行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国演说，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有力推动了天津和北方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根据党中央这一策略变化，刘少奇把争取国民党军队站到抗日阵线上来确定为北方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按照他的指示，平津党组织、“民先”队员和广大爱国学生，通过慰问、谈心、联欢等方式，开展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交朋友的活动，用二十九军长城抗战的英勇事迹激发官兵的抗日热情。1936年10月25日，为应对日本侵略军在平津附近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二十九军在红山口和国安镇举行对抗性军事演习。在演习当天，平津广大学生纷纷前往助威，有些学生还与士兵一起进行冲锋演习，以表达对二十九军抗战爱国行动的支持，使官兵受到极大鼓舞，完全扭转了一二·九运动初期二十九军官兵与学生的对立情绪，形成军学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生动局面。
1936年11月，日伪军联合进犯绥远东北部，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奋勇抵抗，击溃日伪军，收复百灵庙，全国民心大振。为了推动国民党政府积极投身抗战，刘少奇发表文章赞扬绥远抗战精神，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绥远的抗战，实行全面抗战，号召人民支持绥远抗战。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北方掀起声势浩大的支援绥远抗战运动。
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在北方引起了强烈反响。面对群众因不明真相而产生思想混乱的情况，刘少奇在12月14日发表《北方共产党发言人谈活》，阐明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迅速澄清了人们的混乱思想，粉碎了反动分子的污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刘少奇又连续发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等文章，介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再次阐述党的正确方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党中央对刘少奇主持下的北方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