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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6年长沙市市长、去年底刚刚升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张剑飞，依然没有丢掉做市长时“注重细节”的习惯。
2月22日，张剑飞参加央视财经频道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对于城镇化这个宏大的话题，他侃侃而谈，从建筑色彩、城市雕塑，到路灯、道旁树，用众多案例来说明中国过去20年城镇化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新型城镇化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新型城镇化一定要着力解决过去‘老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可能就是新型城镇化。”张剑飞说，不能一谈新型城镇化，就先想到一个农民工进城可以带来20万元的投资，全国加起来30万亿到40万亿元，就能有土地指标、投资规模、项目……所以要加快城镇化速度，这是功利主义的城镇化。
张剑飞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城镇化最需要把每个细节都做好。“我们现在不缺大的思路，缺的是把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好。老谈战略，不就浮在面上了嘛。细节跟战略相比，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反对建设造价奇高的异型建筑
过去10年是我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10年，城镇化率平均年增加1.36个百分点。截至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73%，也就是说，7.3亿人口居住在城镇。但是，在速度提升的同时，城镇化的质量并没有明显提高，反而产生了诸多问题。
张剑飞表示，比如，在城镇化高速推进的同时，出现了耕地资源被大量消耗的情况。长三角、珠三角的许多耕地被用来建设城市。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首先就要关注集约用地，不要宽马路、大广场。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用最少的资源、最小的环境影响，实现较高的生活水平。
张剑飞说，过去修路，讲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强调宽、平、直，带来了大量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按照自然的理念，依山就市，不仅减少资源破坏，同时也与环境协调，做到美观。
城镇化还需要科学规划，要打破过去的惯性思维，缓解大城市病，方便交通出行。“比如，很多人想到城市形态，就是‘一轴两带’、‘一主三副’、‘一网五纵六横’这样宏大的规划。中国每个县城都请了知名规划院做规划，但这些规划并不能保证是好的城镇化。”张剑飞说，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贪大求洋。
为什么我们勤劳而不富裕？张剑飞认为，在过去城镇化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财富是原因之一。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建设要科学规划，努力建设高质量、耐久性的工程。“工程的耐久性提高一倍，资源的消耗就下降一半，建设高质量、耐久性的工程是最聪明的集约，绝不能再干60年代房子80年代拆，80年代房子90年代拆，搬出了施工队，搬进了维修队，这样我们的财富没有得到有效的积累。”
他还反对建设造价奇高的异型建筑。在国外一些城市，建筑风格相对统一、色彩素雅，街区整齐，显得城市很精美。
2009年，《长沙市建筑色彩管理规定》下发，要求塑造统一和谐、丰富有序的城市建筑色彩形象。张剑飞说，对长沙的部分建筑进行外立面简化、色彩调整后，建筑显得漂亮，城市也显得宁静。
农民市民化，必须强调权利、义务对等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是当前城镇化过程急需解决的问题。要把农民变成市民，湖南打算怎样做？
张剑飞：现在有这么多农民在城市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安顿下来，那你再去城镇化，再去吸引人，干什么呢？得先把这些人的问题妥善地解决。
农民工的市民化，要客观看待，我感觉这个问题被夸大了。现在，比如说像长沙，700万人口，300万在农村，400万在城市。可以说，你找不到几户人家愿意把户口迁到城市来。在农村，种粮有补贴，还有新农合、养老保险，迁到城市来没有什么好处。关键在于使农民工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相匹配，医疗、养老、农民工子女上学，跟城市居民相匹配，享受的是一样的公共服务就可以。
但是，这里面有个条件，必须要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你的贡献越大，享受的待遇就越高。
宅基地流转或导致“逆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如何保护好农村，建设好农村？
张剑飞：要保护农村，从根本上还是要用经济杠杆。如果我们想着中国农民的2亿多亩宅基地可以卖40万亿元，大量流转宅基地， 农村最后肯定留不下东西来。现在，随着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小汽车进入家庭，有一个现象是，农村建房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农村宅基地权益是法定权益，爷爷、父亲、儿子、孙子都要宅基地，有无限的需求。一旦宅基地进入流转，可能农村现有的承包地都会拿去做宅基地，城市人也会到农村建房，出现一种“逆城镇化”的模式。对此要加强管理，对基本农田、宅基地的管理。
对于农村土地流转，我也有一种顾虑。现在一亩地种粮食一年有600元左右的纯收入。如果进入商业化的流转，首先要给农民600元，然后还要请人来种，没有效益怎么办，就种蔬菜水果、种苗木。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大家都不种粮食了，将来吃什么？所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还要考虑粮食战略安全、农产品价格问题。
政府债用了很贵的、期限不匹配的融资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城市建设、城市投资。在城镇化过程中，作为地方领导，如何突破“唯GDP是从”的理念呢？
张剑飞：现在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经济建设是什么？肯定是要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所以我觉得，追求GDP没有错，关键是要科学。比如说，违背市场规律，不顾环境保护，不顾资源约束地追求GDP，那是千万搞不得。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政府就有更多财力来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分管城乡建设，也分管金融。您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该如何很好地借用金融力量，同时又避免地方债过于庞大？
张剑飞：我们现在进行城市建设、地铁建设、桥梁建设，服务年限大多是50年、80年、100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如果用当期的财政收入来支付一个服务百年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需要金融工具。假如我用三年的财政收入建成了地铁，这三年，老百姓全部勒紧裤带，之后的人不用付费，只享受，是不公平的。所以，政府负债，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对于政府债务，关键在于，一是规模问题，不能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第二，要干该干的事情，最有效地使用资金；第三，经常项目下不能贷款。意思就是，政府运转都没钱，那你永远还不清。
政府债这方面，我们由于过去重视不够，金融工具不够多，现在，我们在最需要用钱的时候，用了很贵的、期限又不匹配的融资方式。在国外，地铁、城际铁路发债，期限大多在20年、40年，利息可能在3%、4%左右；而在国内，现在不少政府债期限是3年、5年，设施还没建完就要还钱了。贷款利息8%、9%，甚至有的百分之十几。所以，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为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提供规范透明、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融资服务。
2月22日，张剑飞参加央视财经频道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对于城镇化这个宏大的话题，他侃侃而谈，从建筑色彩、城市雕塑，到路灯、道旁树，用众多案例来说明中国过去20年城镇化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新型城镇化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新型城镇化一定要着力解决过去‘老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可能就是新型城镇化。”张剑飞说，不能一谈新型城镇化，就先想到一个农民工进城可以带来20万元的投资，全国加起来30万亿到40万亿元，就能有土地指标、投资规模、项目……所以要加快城镇化速度，这是功利主义的城镇化。
张剑飞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城镇化最需要把每个细节都做好。“我们现在不缺大的思路，缺的是把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好。老谈战略，不就浮在面上了嘛。细节跟战略相比，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反对建设造价奇高的异型建筑
过去10年是我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10年，城镇化率平均年增加1.36个百分点。截至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73%，也就是说，7.3亿人口居住在城镇。但是，在速度提升的同时，城镇化的质量并没有明显提高，反而产生了诸多问题。
张剑飞表示，比如，在城镇化高速推进的同时，出现了耕地资源被大量消耗的情况。长三角、珠三角的许多耕地被用来建设城市。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首先就要关注集约用地，不要宽马路、大广场。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用最少的资源、最小的环境影响，实现较高的生活水平。
张剑飞说，过去修路，讲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强调宽、平、直，带来了大量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按照自然的理念，依山就市，不仅减少资源破坏，同时也与环境协调，做到美观。
城镇化还需要科学规划，要打破过去的惯性思维，缓解大城市病，方便交通出行。“比如，很多人想到城市形态，就是‘一轴两带’、‘一主三副’、‘一网五纵六横’这样宏大的规划。中国每个县城都请了知名规划院做规划，但这些规划并不能保证是好的城镇化。”张剑飞说，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贪大求洋。
为什么我们勤劳而不富裕？张剑飞认为，在过去城镇化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财富是原因之一。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建设要科学规划，努力建设高质量、耐久性的工程。“工程的耐久性提高一倍，资源的消耗就下降一半，建设高质量、耐久性的工程是最聪明的集约，绝不能再干60年代房子80年代拆，80年代房子90年代拆，搬出了施工队，搬进了维修队，这样我们的财富没有得到有效的积累。”
他还反对建设造价奇高的异型建筑。在国外一些城市，建筑风格相对统一、色彩素雅，街区整齐，显得城市很精美。
2009年，《长沙市建筑色彩管理规定》下发，要求塑造统一和谐、丰富有序的城市建筑色彩形象。张剑飞说，对长沙的部分建筑进行外立面简化、色彩调整后，建筑显得漂亮，城市也显得宁静。
农民市民化，必须强调权利、义务对等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是当前城镇化过程急需解决的问题。要把农民变成市民，湖南打算怎样做？
张剑飞：现在有这么多农民在城市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安顿下来，那你再去城镇化，再去吸引人，干什么呢？得先把这些人的问题妥善地解决。
农民工的市民化，要客观看待，我感觉这个问题被夸大了。现在，比如说像长沙，700万人口，300万在农村，400万在城市。可以说，你找不到几户人家愿意把户口迁到城市来。在农村，种粮有补贴，还有新农合、养老保险，迁到城市来没有什么好处。关键在于使农民工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相匹配，医疗、养老、农民工子女上学，跟城市居民相匹配，享受的是一样的公共服务就可以。
但是，这里面有个条件，必须要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你的贡献越大，享受的待遇就越高。
宅基地流转或导致“逆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如何保护好农村，建设好农村？
张剑飞：要保护农村，从根本上还是要用经济杠杆。如果我们想着中国农民的2亿多亩宅基地可以卖40万亿元，大量流转宅基地， 农村最后肯定留不下东西来。现在，随着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小汽车进入家庭，有一个现象是，农村建房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农村宅基地权益是法定权益，爷爷、父亲、儿子、孙子都要宅基地，有无限的需求。一旦宅基地进入流转，可能农村现有的承包地都会拿去做宅基地，城市人也会到农村建房，出现一种“逆城镇化”的模式。对此要加强管理，对基本农田、宅基地的管理。
对于农村土地流转，我也有一种顾虑。现在一亩地种粮食一年有600元左右的纯收入。如果进入商业化的流转，首先要给农民600元，然后还要请人来种，没有效益怎么办，就种蔬菜水果、种苗木。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大家都不种粮食了，将来吃什么？所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还要考虑粮食战略安全、农产品价格问题。
政府债用了很贵的、期限不匹配的融资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城市建设、城市投资。在城镇化过程中，作为地方领导，如何突破“唯GDP是从”的理念呢？
张剑飞：现在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经济建设是什么？肯定是要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所以我觉得，追求GDP没有错，关键是要科学。比如说，违背市场规律，不顾环境保护，不顾资源约束地追求GDP，那是千万搞不得。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政府就有更多财力来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分管城乡建设，也分管金融。您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该如何很好地借用金融力量，同时又避免地方债过于庞大？
张剑飞：我们现在进行城市建设、地铁建设、桥梁建设，服务年限大多是50年、80年、100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如果用当期的财政收入来支付一个服务百年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需要金融工具。假如我用三年的财政收入建成了地铁，这三年，老百姓全部勒紧裤带，之后的人不用付费，只享受，是不公平的。所以，政府负债，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对于政府债务，关键在于，一是规模问题，不能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第二，要干该干的事情，最有效地使用资金；第三，经常项目下不能贷款。意思就是，政府运转都没钱，那你永远还不清。
政府债这方面，我们由于过去重视不够，金融工具不够多，现在，我们在最需要用钱的时候，用了很贵的、期限又不匹配的融资方式。在国外，地铁、城际铁路发债，期限大多在20年、40年，利息可能在3%、4%左右；而在国内，现在不少政府债期限是3年、5年，设施还没建完就要还钱了。贷款利息8%、9%，甚至有的百分之十几。所以，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为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提供规范透明、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融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