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18世纪的欧洲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由于它将理性奉为最高权威，因而这一时期又被称为“理性时代”。崇拜理性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进步、发展、理性、文明成为人们坚定不移的新信仰。在改造自然和征服世界的狂热中，人们虔诚地企盼着“理性王国”的到来。被誉为现代小说创始人的丹尼尔·笛福在其《鲁滨逊漂流记》中通过对鲁滨逊一系列传奇经历的逼真描绘，讲述了一个关于启蒙理性的神话，其中明显透露着他对人类文明与理性发自内心的乐观与自信。但理性真的能使人远离野蛮，变得文明而进步吗？甚而言之，人自身真的是那么富于理性吗？同期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的《格列佛游记》却发出了一种不同的声音，并以其讽刺的锋芒无情地戳穿了这一美妙神话。
　　像《鲁滨逊漂流记》一样，这部小说也是在作者59岁时出版的，因而凝结了斯威夫特大半生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与思考。但不同于笛福的是，作为一代讽刺大师，斯威夫特却以其尖刻而犀利的笔锋刺向了启蒙主义日渐膨胀的理性，通过剖析政治、科学、伦理、法律、思想等领域的非理性现象，对人类的理性本质提出了深刻的质疑。首先，特定的政治阅历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对英国统治阶层的罪恶洞烛幽微。通过格列佛在小人国的经历他生动地揭露了英国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争权夺利、穷兵黩武、嫉妒贤能等罪恶行径。朝廷官员因为所穿皮靴后跟的高低不同而分为两党，长年势不两立，明争暗斗；两个国家之间因为吃鸡蛋时应该先打破大端还是小端的意见分歧而连年血战，势如仇敌；国王选拔官员不是靠其才德，而是根据他们在绳上跳舞时间的长短。作者就这样以漫画般的方式揭露和嘲讽了英国政府内政外交中黑暗而荒唐的内幕。既揭穿了这个自诩为“道德、虔诚、荣誉、真理的中心，世界的骄子，全世界敬仰的国家”所具有的虚伪本质，也令读者窥视到理性力量的虚妄与脆弱。
　　启蒙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科学理性。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科学崇拜，斯威夫特也泼了一盆冷水。格列佛在参观拉格多科学院时，发现那些“了不起的科学家”们在研究如何从黄瓜里提取阳光，如何将粪便还原为食物，如何用猪来耕地以及如何用蜘蛛来纺织，甚至有的在试图发明一种能够改变人类思辨知识的机器。通过对这些奇思怪行的描述，斯威夫特不仅批评了科学研究中脱离实际的弊病，而且对人们崇信科学造福人类的思想也表示了怀疑。在小说中，他通过格列佛两次“炫耀”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发明”：“用这种方法射出去的最大的弹丸，不但可以一下子消灭一支军队，而且能够把最坚固的城墙轰成平地，把载着一千名兵士的船只击沉海底”。以这种反讽的手法，斯威夫特极大地消解了科学至上的正当性。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斯威夫特是“最早表达对现代科技以及所谓‘进步’的忧虑的人之一”。
　　对当时帝国主义方兴未艾的殖民活动，斯威夫特也给予了迎头痛击。他大胆揭露了这一“文明壮举”背后那野蛮、残忍的罪恶行径和虚伪、反动的本质。小说中的那个“飞岛”其实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宗主国的化身。它镇压叛乱所使用的诸如“断绝他们的阳光和雨水”以及“投掷巨石”等办法正是当今帝国主义实施霸权统治所采取的诸如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等行为的生动写照。而那些所谓的鲁滨逊式的 “现代英雄”们，在斯威夫特看来，不过“都是一些亡命之徒，为贫穷所迫或者犯了什么罪，才不得不远走他乡”。他们为了“搜刮黄金”，而“进行一切不人道的、放荡的行为，于是遍地染满居民的鲜血。这一帮专作这种虔诚的冒险事业的可恶屠夫，也就是派去开导感化那些崇拜偶像的野蛮人的现代殖民者”。他们带给当地人的并不是什么文明与进步，而是杀戮与掠夺，是欺骗与奴役，是鲜血与泪水。相比于当时像《鲁滨逊漂流记》一样的那些殖民主义叙事文本，《格列佛游记》再次显出示了它的特异与深刻。
　　对斯威夫特来说，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对人的省察是密不可分的。现实的荒唐、怪诞折射出的是人性的堕落和丑陋。《格列佛游记》既是一幅社会罪恶的讽刺画，也是一幅人性丑态的写真图。这在小说第四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文雅、礼貌、充满“友谊和仁慈”的“慧马”面前，格列佛逐渐丧失了作为“唯一有理性的动物”的自豪感，以致最终“无法保持人类的尊严”。因为人类“只用理性来增长他们的罪恶”：金钱成为滋生贪欲的酵母，政治成为腐败堕落的渊薮，法律成为混淆是非的艺术，历史成为颠倒黑白的幌子，科学也沦为威力空前的杀人工具。理性非但没有使人类变得文明和进步，反而“助长我们的堕落腐化的天性，同时连造物主没有赋予我们的坏习性，我们也感染上了”。人类甚至连他们身边的动物都不如。因为它们“只具有天生的一些罪恶”，而绝不会有那些发明与创造。斯威夫特像笛福一样也在小说中设置了“野蛮人”的角色。但他不是为了以其为参照来反衬自身的进步与强大，反而是通过与“耶胡”的比照来消解自身，以展示人类及其本性的真实面目。有人因此认为斯威夫特“憎恶人类”，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这恐怕有些失之偏颇。爱之深才痛之切。他这样写并非出于对人类的厌恶，只不过是以偏激、彻底的方式揭示出人性中的病苦，以显微镜和扩音器刺痛人们的视听，以期“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正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桑德斯所说的，“他对于人类的描绘不仅暗示人类因原罪而固有的堕落，而且暗示人类持续不断地沉溺于罪孽中，没有受到理性自律、利他道德或神授美德的约束”。 的确，警醒“沉溺于罪孽中”的人类并重塑完整而和谐的人性，这也许才是斯威夫特最终极的目的。
　　斯威夫特还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理性主义的一整套话语系统，通过对其体裁、题材、风格的戏仿戳破了其“理性”的外包装，从而将其貌似合法的思想内核淹没在人们轻蔑的笑声里。与《鲁滨逊漂流记》一样，《格列佛游记》也采用了游记体的形式，也讲述了一个以获取财富为目的而出海远游的故事。乍一看，格列佛的身份、欲望、心态、出行目的以及言语风格无不与鲁滨逊如出一辙。但综观全文，他们的冒险实际上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历程。苏珊·桑塔格曾说过：“前现代的旅行文学……以旅行者的口吻讲述的故事一定会为文明社会辩护”。但《格列佛游记》却是个例外。格列佛也曾试图像鲁滨逊那样在异域他乡显示“文明社会”的高贵和优越，但结果却暴露出它的野蛮和落后。他为大英帝国(甚至人类)的炫耀和辩护非但没有为其赢得荣耀与尊重，反而更显示出它们的委琐和丑陋。对于格列佛自身来说，他屡次的海外冒险不是像鲁滨逊那样成为自我认同的旅行，反而变为自我否弃的过程。因而，他没有像鲁滨逊那样成为“文明”的使者和伟大的“救世主”，并最终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中坚，反而变成“文明世界”的异己者和批判者，并最终沦落为与兽为伍的“耶胡”。就像当年塞万提斯以《堂·吉诃德》横扫西班牙文坛的骑士小说一样，斯威夫特通过《格列佛游记》有力地批批评了当时旅行文学的泛滥，同时对其所承载的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也给予了彻底的颠覆。所以有的评论者指出：《格列佛游记》是对旅行文学以及“造就了旅行文学并使之风行一时的时代情感的一个抨击”，是对张扬鲁滨逊式主人公的正在兴起的小说的一种全面的反驳。
　　不惟如此，小说还将理性主义的语言风格作为戏仿的对象。和笛福一样，斯威夫特也“酷爱”列举数字和细目表，表现出鲜明的“算账”思维。比如，格列佛离开小人国时对物品的数目、航行的时间以及地点的方位等数据的叙述可谓精确之极，他对第二次出海时家庭情况的介绍则如“流水账”般客观而冷峻，透露着一股浓浓的“科学”气息。而第三卷第三章对勒皮他岛的介绍则充斥着大量的数字、图表、符号和公式等，俨然一篇严谨、审慎的科学论文。联系到这一节作者的讽刺意图，这种对科学语言的模拟无疑收到了极大的反讽效果。另外，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位文学大师拉伯雷在其《巨人传》中一样，斯威夫特也在这部小说中多次描写“粪便”等污秽之物，以狂欢化的方式“肆无忌惮”地将这些被文明社会视为“肮脏”的东西置于文字的前台，直刺现代人的审美目光。这不啻是对人类文明与理性的又一种“挑衅”。
　　正如我国学者黄梅在其《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中指出的，斯威夫特是作为“启蒙的抵制者和‘现代精神’的敌人”而驰骋于文坛的，他的作品是对以启蒙思想为代表的所谓“现代性”——包括理性主义，实验的和理论的科学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进步”史观，认为人性本善的新看法，新富阶级的行为方式等等——全面的口诛笔伐。他“敏锐地洞察了正在生成的‘现代文化’的令人目瞪口呆的愚蠢乖谬”。可见，斯威夫特是不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在进行启蒙反思的今天，我们才似乎有些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在《格列佛游记》那轻松热闹的故事背后，我们仿佛感到了他的那份冷静与沉重，在他这个小说“独生子”带给人们的笑声里，我们似乎也听到了那位“父亲”孤独地哀叹与悲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