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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飞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周训典，能够在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的恶劣气象条件下，飞越崇山峻岭，却无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度过政治风浪。
1949年5月27日清晨，当上海人推开各家大门时，发现大马路上满是穿着灰军装、打着裹腿的人民解放军。他们露宿在街头，有的横卧在铺着稻草的人行道上，有的正在洗漱。
这天，是上海解放日。一部分上海人对共产党、解放军并不那么了解，甚至充满怀疑。因为，在解放军进驻这里之前，谣言已经先来流传过一遍：有的说共产党是土匪，说共产党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甚至说共产党用电灯泡点香烟，用抽水马桶洗米等等。
和这部分上海人一样，周训典对共产党能否治理好上海也将信将疑。但是这天对他来说，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不再害怕被国民党的特务发现。可是，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的样的党？在共产党解放的上海，日后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周训典怀着复杂的心情，迎来上海解放的炮声。
国民党空军当“逃兵”
6个月前的一天，周训典找到沈兆南和葛起吾。他向这两位好友兼同乡表露了自己的内心：“厌烦内战，不愿再当国民党的‘兵’，想找个机会‘逃跑’。”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改变了国、共两党力量的对比。国民党驻北平的空运部队撤至南京，同时命部队及家属撤离大陆，携带行李逃亡台湾。此时的周训典，是国民党空运一大队102中队C—47机长。他的这两个同乡，也是同一运输大队的战友。经过一番斟酌，原来打算去台湾的沈和葛也改变主意，马上把行李隐藏起来，准备找机会一起和周训典“逃跑”。
于是，周训典以妻子钱承评第二个孩子即将分娩，行动不便为由，假意承诺等妻子分娩之后再撤到台湾。就这样，他偷偷地将妻子和第一个孩子送到上海岳母家里，将全家的行李也偷偷运往上海。
他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局势再混乱一点，时机成熟，就立即逃跑。
1948年12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和空军总部陆续撤离。周训典认为机会来了，就从南京明故宫机场空运第一大队潜逃至上海，沈兆南和葛起吾也先后逃到上海。
之所以选择上海，除了周训典岳母家在上海外，更因为上海人口众多，社会成员复杂，社会秩序混乱，容易躲藏。然而，上海并非一个安全的躲避之处。
不久，国民党空军在台湾广播下令通缉周训典。上海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常有抢米抢面和罢工风潮发生。国民党政府也经常严查户口，逮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嫌疑人员，警车成天在街上横冲直撞。
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周训典与沈兆南商量以做生意来掩护自己。他们与当时正在经商的小学同学陈德培在上海朱葆山路25号2楼10号开了一家名为“慎泰”的商行。那段时间，周训典每天到商行料理一些倒卖黄金和银元之类的业务。为了防止他人起疑，即使没有业务，他也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因为没有经商的经验，加上战火日益迫紧，而且他、沈兆南与陈德培的意见不合，4月间，生意就亏了本。所以，他不再做生意，留在家里专心照顾妻子和刚生下不久的第二个孩子。
此时，除了他的妻子和认识他的几个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位年纪轻轻的“商人”的真实身份。更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美国飞虎队的成员，是在抗日空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空战英雄。
光荣岁月
1947年秋天，周训典带着妻子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来到上海岳父母家。
有一天晚间，周训典陪着夫人和表妹到淮海路一带的“逸园夜总会”（现上海文化广场）跳舞。在当时，这是一家格调比较高雅的娱乐场所。前来参加活动的多是文化名人、社会名流和军政要员等。
周训典穿着空军军服，胸前佩戴飞行十字勋章等几枚奖章。跳舞间隙，音乐声渐息。周训典拉着夫人的手刚刚坐下。这时，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将军朝他们大步走来，走到周训典面前，主动向周行了一个军礼。
周围的人感到十分惊奇。但是周很快认出了这位美国将军是美国空军司令柯克上将，他立即站起来回敬军礼。柯克上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望着他胸前的十字勋章，用英语亲切地说：“你是受美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英雄!”。这枚十字奖章，是1945年美国空军在他出色地完成50次飞行任务之后，以罗斯福的名义授予他的。这在美国军人当中已是很高的荣誉。这枚十字勋章悄悄地诉说着周训典不凡的经历和荣光。
1939年12月，出生在宁波的周训典考上了由空军开办的“航空机械学校”。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这年，他18岁。这之前，自1937年8月日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来，战火很快烧到周训典的家乡，百姓流离失所，周训典一家也举家出逃避难。年幼的他曾几次偷偷地报考军校，都因父亲的阻止没有去成。几经波折终于如愿以偿。
1941年12月，周训典考上了空军招收的第十五期留美飞行班学员。经过驻校的美国空军军官的考查，在169名学员中，最终准许出国留美的只有71人，很幸运，周就是其中的一员。
3年之后，周训典与第15期第5批留美飞行员一起从美国顺利毕业回国抗战。他们被编入美国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联队第五大队，即飞虎队。周训典被分在27中队，成为飞虎队的一员。
1945年4月2日，周训典奉命轰炸湖南祁阳冷水滩铁桥。为了击中目标，周训典驾机朝着铁桥低空飞行，向大桥俯冲过去，对准目标投下炸弹，突然，机身一晃，机头下栽，发动机起火，飞机被敌人的炮火击中了！飞机被击中后，从700米的高空翻滚下来。周迅速跳伞，降落时，被一刻大树的树枝挂住，背部划伤，流血不止。此时，日军就在附近，眼看就要过来搜索。他见附近有一个水潭，急中生智跳进水中，忍痛潜伏在水草中，躲过了敌军的搜索。很快，他由于失血过多，昏迷不醒。两个多小时后，他被当地的8名游击队员救走。
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周训典3次死里逃生。每一次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他在后来的自传中亲笔写到：在执行每一次任务时，我总是认真的、负责的，没有考虑生死的问题。只想出一口气，狠狠地攻击目标。“凌云壮志、长空万里，凭个人愿望行动，干的痛快，只要击中敌人，死了也是痛快的”。
从1944年7月回国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周训典一共参加对日空战71次，击落日机2架，炸毁地面日机40架，军车23辆。中美双方鉴于周的参战次数和卓著战绩，授予他各类奖章和勋章13枚。其中，“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就是以罗斯福名义授予的。
1945年9月9日，周训典在空军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的带领下，护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南京，参加受降仪式，他亲眼目睹了日本投降主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此时，周训典才24岁，风华正茂。如果说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辉煌、最值得怀念的青春岁月，那么，接下来的那几年则是他的军人生涯中最失意的日子。
1949，向哪走？
1946年2月，周训典从空军第五大队调到第一大队，这是空军的空运部队。这之前，有一个小插曲，周训典在一次飞行中救了一位长官。之后，他就被调到这个“肥缺”，从事运输工作，再也没有参加过打仗。
3月，周训典与才貌双全的小学同学钱承评结婚。原本庆幸自己没有在抗战中被打死，可以很快和家人团聚，原本以为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成家立业，享受生活，老百姓也能过上和平美满的日子。然而，6月爆发的全面内战，使局势又陷入战火和动乱之中，也让他的愿望破灭了。
周训典写到：好容易抗战八年，中国已经民不聊生，痛恨内战。看到国民党军政大官大做买卖，买洋房、汽车，花天酒地，耀武扬威，财势欺人。作为当兵的，不得不服从命令，但所作所为，对不起良心。身上穿着“老虎皮”（军装）到处受人看不起，当军人没有意思。
从1946年起，周就一直从事内战物资调运工作。同年9月，他被提升为空运一大队102中队C—47机长。尽管他没有直接参加作战，在国民党的职务和待遇也很好，但是这几年，在他的内心，作为一个军人，从来没有感到满足过。正如他写的那样，当军人没有意思，他决心不再为国民党卖命，脱离空运部队，逃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隐匿起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
上海解放几天之后，周训典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航空处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公告》，公告上写道：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可到华东区军区航空出登记报到，愿意参加工作的，将酌情安排工作；愿意回原籍的，则发给路费，可以回家。
去？还是不去？自己是从国民党空军逃出来的兵，曾在内战中从事运输工作，共产党会计较这些吗？过去在国民党当兵当够了，觉得不光彩，自己还想当军人吗？共产党值得自己投靠吗？
周训典矛盾重重，镇日闲居在家，思考自己日后的前途。
1949年7、8月，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短短的几个月，上海的交通恢复了，通信畅通了，社会秩序也日趋稳定。这一城市的变化给周训典的思想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他后来写道：人民政府积极恢复交通、修筑小道、安定社会秩序、打击奸商，救济穷人，严格限制洋人行动。解放军、人民政府官员艰苦朴素、认真负责。他的内心大大被感动了。
那时的他，年仅27岁，还不到而立之年，他决心再次参军，重头开始干起。于是，又在一个白天，周找到同在上海的沈兆南和葛起吾，决心重新当个军人。
加入解放军
1949年8月中旬，周训典与沈兆南、葛起吾一同来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参加工作。他们受到了军事委员会相关领导的欢迎。很快，申请获得批准，他们一同被介绍到上海江湾五角场的华东军区航空处学习大队参加学习。
10月中旬，周训典奉命调往北京，在华北军区空运队当飞行员，成为人民空军的一员。
不久，周训典所在的机组就迎来了第一次专机任务：护送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到重庆。从重庆返回西安后，又执行送彭德怀到兰州、宁夏银川、迪化（现乌鲁木齐）视察大西北各省的党政军工作。
周训典凭借精湛的技术，很快就在人民空军的行列里立稳了脚跟。1952年，空军独立三团成立，这是专门接送中央首长的专机团。周训典被任命为专机机长，专门护送贺龙、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等人。是年年底，专机安全飞行110次，上级给他记了二等功。之后又相继立三等功两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民航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中国民航在天津成立了航空训练大队，周训典被点名到航空训练大队任职，培养飞行员。从1957年6月起，周训典调到天津航空担任飞行教研室副主任。当时飞行教研室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是两航（原国民党政府的两个航空公司）起义人员，一个是与周训典一样由空军支援的人员，时称“派遣军人”。
这天，民航的权威飞行员潘国定（两航起义人员）专门到天津来主持考核周训典的飞行技术。他给周训典设计了许多难度大的课目，如盲目夜航、穿云下降等。周训典一一过关，令潘国定和在场的人赞叹不已。从此，周训典在队员中树立了良好的威信。
1964年，中国民航高级飞行学院从天津移驻广汉。当时的广汉，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周训典在飞行训练中，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学员们眼中的这位周教官，除了在驾驶技术和理论上教导他们，在思想和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然而，这位与飞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能够在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的恶劣气象条件下，飞越崇山峻岭，却无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度过政治风浪。
无言的结局
1964年，周训典随航校调往四川，妻子儿女仍住在天津。从那时起，他和家人就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年只有两次小聚：一次探亲假，一次利用疗养间隙回家小住。
1967年春夏之交，周训典结束了在杭州的疗养，与往年一样回天津看望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4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谁知道这一次相聚竟是全家人最后的一次团圆。全家人永远都记得送周训典去火车站的那个晚上，列车一声长鸣，站台上的铃声响了，在列车员的催促下，周训典和妻子孩子们一一拥抱，转身上了车。列车缓缓地向前移动。
“二哥，别忘了吃胃药，自己多保重身体啊！”妻子提高嗓音。
“爸爸，再见，再见……”孩子们拼命挥动着手臂。
可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周训典永远地离开了他最爱的家人。
周训典回到单位之后，立即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被扣上参与“阴谋驾机外逃集团”的罪名。从1968年起，实行隔离审查。
刚开始，周训典还能通过书信，让家人得知他的一些情况。
他在信中告诉妻子：现在已经如此局面了，案情越高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各人在压力之下，力求彻底、详细交代，取得“从宽”，竟不顾客观，不顾他人而凭空捏造，互相牵连。竟有人在交代中说我曾经在1967年10月请假回天津，利用假名企图从陆路或小路逃亡外国。
后来他的家人就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了。直到1970年7月初，一个星期日的早晨，钱承评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宣布了父亲被迫害致死的噩耗，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事实上，周训典早在两个月前的5月2日已被迫害致死，时年49岁。
后来，“两航”起义人员何莹的家人何婉如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何莹、周训典被送去拉大车，每次必须拉米、拉煤、肚子饿了只能买个咸鸭蛋充饥。后来，飞行主任周训典被活活打死，他们就悄悄地把他埋在田里。因是偷偷摸摸，埋得太浅，后被狗拖了出来……
周训典生前在1969年7月12日动情又自信地写了首七律《自省》 ，寄给妻子钱承评：
当年风雷遍地激，群魔东飞气奄奄。
几经思虑主意定，拒渡海峡留家园。
二十年间庆新生，往事蹉跎犹历历。
教育改造尚感晚，岂有黑心望鬼城？
没有人知道周训典临死前在想什么。也许，这才是表露他这一生心迹的最好见证。
直到1973年，强加在周训典身上莫须有的罪名得以澄清。美国政府在2007年 12月4日又一次为周训典颁发了飞行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
1949年5月27日清晨，当上海人推开各家大门时，发现大马路上满是穿着灰军装、打着裹腿的人民解放军。他们露宿在街头，有的横卧在铺着稻草的人行道上，有的正在洗漱。
这天，是上海解放日。一部分上海人对共产党、解放军并不那么了解，甚至充满怀疑。因为，在解放军进驻这里之前，谣言已经先来流传过一遍：有的说共产党是土匪，说共产党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甚至说共产党用电灯泡点香烟，用抽水马桶洗米等等。
和这部分上海人一样，周训典对共产党能否治理好上海也将信将疑。但是这天对他来说，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不再害怕被国民党的特务发现。可是，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的样的党？在共产党解放的上海，日后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周训典怀着复杂的心情，迎来上海解放的炮声。
国民党空军当“逃兵”
6个月前的一天，周训典找到沈兆南和葛起吾。他向这两位好友兼同乡表露了自己的内心：“厌烦内战，不愿再当国民党的‘兵’，想找个机会‘逃跑’。”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改变了国、共两党力量的对比。国民党驻北平的空运部队撤至南京，同时命部队及家属撤离大陆，携带行李逃亡台湾。此时的周训典，是国民党空运一大队102中队C—47机长。他的这两个同乡，也是同一运输大队的战友。经过一番斟酌，原来打算去台湾的沈和葛也改变主意，马上把行李隐藏起来，准备找机会一起和周训典“逃跑”。
于是，周训典以妻子钱承评第二个孩子即将分娩，行动不便为由，假意承诺等妻子分娩之后再撤到台湾。就这样，他偷偷地将妻子和第一个孩子送到上海岳母家里，将全家的行李也偷偷运往上海。
他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局势再混乱一点，时机成熟，就立即逃跑。
1948年12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和空军总部陆续撤离。周训典认为机会来了，就从南京明故宫机场空运第一大队潜逃至上海，沈兆南和葛起吾也先后逃到上海。
之所以选择上海，除了周训典岳母家在上海外，更因为上海人口众多，社会成员复杂，社会秩序混乱，容易躲藏。然而，上海并非一个安全的躲避之处。
不久，国民党空军在台湾广播下令通缉周训典。上海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常有抢米抢面和罢工风潮发生。国民党政府也经常严查户口，逮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嫌疑人员，警车成天在街上横冲直撞。
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周训典与沈兆南商量以做生意来掩护自己。他们与当时正在经商的小学同学陈德培在上海朱葆山路25号2楼10号开了一家名为“慎泰”的商行。那段时间，周训典每天到商行料理一些倒卖黄金和银元之类的业务。为了防止他人起疑，即使没有业务，他也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因为没有经商的经验，加上战火日益迫紧，而且他、沈兆南与陈德培的意见不合，4月间，生意就亏了本。所以，他不再做生意，留在家里专心照顾妻子和刚生下不久的第二个孩子。
此时，除了他的妻子和认识他的几个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位年纪轻轻的“商人”的真实身份。更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美国飞虎队的成员，是在抗日空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空战英雄。
光荣岁月
1947年秋天，周训典带着妻子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来到上海岳父母家。
有一天晚间，周训典陪着夫人和表妹到淮海路一带的“逸园夜总会”（现上海文化广场）跳舞。在当时，这是一家格调比较高雅的娱乐场所。前来参加活动的多是文化名人、社会名流和军政要员等。
周训典穿着空军军服，胸前佩戴飞行十字勋章等几枚奖章。跳舞间隙，音乐声渐息。周训典拉着夫人的手刚刚坐下。这时，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将军朝他们大步走来，走到周训典面前，主动向周行了一个军礼。
周围的人感到十分惊奇。但是周很快认出了这位美国将军是美国空军司令柯克上将，他立即站起来回敬军礼。柯克上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望着他胸前的十字勋章，用英语亲切地说：“你是受美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英雄!”。这枚十字奖章，是1945年美国空军在他出色地完成50次飞行任务之后，以罗斯福的名义授予他的。这在美国军人当中已是很高的荣誉。这枚十字勋章悄悄地诉说着周训典不凡的经历和荣光。
1939年12月，出生在宁波的周训典考上了由空军开办的“航空机械学校”。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这年，他18岁。这之前，自1937年8月日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来，战火很快烧到周训典的家乡，百姓流离失所，周训典一家也举家出逃避难。年幼的他曾几次偷偷地报考军校，都因父亲的阻止没有去成。几经波折终于如愿以偿。
1941年12月，周训典考上了空军招收的第十五期留美飞行班学员。经过驻校的美国空军军官的考查，在169名学员中，最终准许出国留美的只有71人，很幸运，周就是其中的一员。
3年之后，周训典与第15期第5批留美飞行员一起从美国顺利毕业回国抗战。他们被编入美国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联队第五大队，即飞虎队。周训典被分在27中队，成为飞虎队的一员。
1945年4月2日，周训典奉命轰炸湖南祁阳冷水滩铁桥。为了击中目标，周训典驾机朝着铁桥低空飞行，向大桥俯冲过去，对准目标投下炸弹，突然，机身一晃，机头下栽，发动机起火，飞机被敌人的炮火击中了！飞机被击中后，从700米的高空翻滚下来。周迅速跳伞，降落时，被一刻大树的树枝挂住，背部划伤，流血不止。此时，日军就在附近，眼看就要过来搜索。他见附近有一个水潭，急中生智跳进水中，忍痛潜伏在水草中，躲过了敌军的搜索。很快，他由于失血过多，昏迷不醒。两个多小时后，他被当地的8名游击队员救走。
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周训典3次死里逃生。每一次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他在后来的自传中亲笔写到：在执行每一次任务时，我总是认真的、负责的，没有考虑生死的问题。只想出一口气，狠狠地攻击目标。“凌云壮志、长空万里，凭个人愿望行动，干的痛快，只要击中敌人，死了也是痛快的”。
从1944年7月回国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周训典一共参加对日空战71次，击落日机2架，炸毁地面日机40架，军车23辆。中美双方鉴于周的参战次数和卓著战绩，授予他各类奖章和勋章13枚。其中，“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就是以罗斯福名义授予的。
1945年9月9日，周训典在空军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的带领下，护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南京，参加受降仪式，他亲眼目睹了日本投降主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此时，周训典才24岁，风华正茂。如果说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最辉煌、最值得怀念的青春岁月，那么，接下来的那几年则是他的军人生涯中最失意的日子。
1949，向哪走？
1946年2月，周训典从空军第五大队调到第一大队，这是空军的空运部队。这之前，有一个小插曲，周训典在一次飞行中救了一位长官。之后，他就被调到这个“肥缺”，从事运输工作，再也没有参加过打仗。
3月，周训典与才貌双全的小学同学钱承评结婚。原本庆幸自己没有在抗战中被打死，可以很快和家人团聚，原本以为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成家立业，享受生活，老百姓也能过上和平美满的日子。然而，6月爆发的全面内战，使局势又陷入战火和动乱之中，也让他的愿望破灭了。
周训典写到：好容易抗战八年，中国已经民不聊生，痛恨内战。看到国民党军政大官大做买卖，买洋房、汽车，花天酒地，耀武扬威，财势欺人。作为当兵的，不得不服从命令，但所作所为，对不起良心。身上穿着“老虎皮”（军装）到处受人看不起，当军人没有意思。
从1946年起，周就一直从事内战物资调运工作。同年9月，他被提升为空运一大队102中队C—47机长。尽管他没有直接参加作战，在国民党的职务和待遇也很好，但是这几年，在他的内心，作为一个军人，从来没有感到满足过。正如他写的那样，当军人没有意思，他决心不再为国民党卖命，脱离空运部队，逃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隐匿起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
上海解放几天之后，周训典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航空处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公告》，公告上写道：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可到华东区军区航空出登记报到，愿意参加工作的，将酌情安排工作；愿意回原籍的，则发给路费，可以回家。
去？还是不去？自己是从国民党空军逃出来的兵，曾在内战中从事运输工作，共产党会计较这些吗？过去在国民党当兵当够了，觉得不光彩，自己还想当军人吗？共产党值得自己投靠吗？
周训典矛盾重重，镇日闲居在家，思考自己日后的前途。
1949年7、8月，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短短的几个月，上海的交通恢复了，通信畅通了，社会秩序也日趋稳定。这一城市的变化给周训典的思想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他后来写道：人民政府积极恢复交通、修筑小道、安定社会秩序、打击奸商，救济穷人，严格限制洋人行动。解放军、人民政府官员艰苦朴素、认真负责。他的内心大大被感动了。
那时的他，年仅27岁，还不到而立之年，他决心再次参军，重头开始干起。于是，又在一个白天，周找到同在上海的沈兆南和葛起吾，决心重新当个军人。
加入解放军
1949年8月中旬，周训典与沈兆南、葛起吾一同来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参加工作。他们受到了军事委员会相关领导的欢迎。很快，申请获得批准，他们一同被介绍到上海江湾五角场的华东军区航空处学习大队参加学习。
10月中旬，周训典奉命调往北京，在华北军区空运队当飞行员，成为人民空军的一员。
不久，周训典所在的机组就迎来了第一次专机任务：护送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到重庆。从重庆返回西安后，又执行送彭德怀到兰州、宁夏银川、迪化（现乌鲁木齐）视察大西北各省的党政军工作。
周训典凭借精湛的技术，很快就在人民空军的行列里立稳了脚跟。1952年，空军独立三团成立，这是专门接送中央首长的专机团。周训典被任命为专机机长，专门护送贺龙、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等人。是年年底，专机安全飞行110次，上级给他记了二等功。之后又相继立三等功两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民航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中国民航在天津成立了航空训练大队，周训典被点名到航空训练大队任职，培养飞行员。从1957年6月起，周训典调到天津航空担任飞行教研室副主任。当时飞行教研室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是两航（原国民党政府的两个航空公司）起义人员，一个是与周训典一样由空军支援的人员，时称“派遣军人”。
这天，民航的权威飞行员潘国定（两航起义人员）专门到天津来主持考核周训典的飞行技术。他给周训典设计了许多难度大的课目，如盲目夜航、穿云下降等。周训典一一过关，令潘国定和在场的人赞叹不已。从此，周训典在队员中树立了良好的威信。
1964年，中国民航高级飞行学院从天津移驻广汉。当时的广汉，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周训典在飞行训练中，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学员们眼中的这位周教官，除了在驾驶技术和理论上教导他们，在思想和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然而，这位与飞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能够在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的恶劣气象条件下，飞越崇山峻岭，却无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度过政治风浪。
无言的结局
1964年，周训典随航校调往四川，妻子儿女仍住在天津。从那时起，他和家人就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年只有两次小聚：一次探亲假，一次利用疗养间隙回家小住。
1967年春夏之交，周训典结束了在杭州的疗养，与往年一样回天津看望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4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谁知道这一次相聚竟是全家人最后的一次团圆。全家人永远都记得送周训典去火车站的那个晚上，列车一声长鸣，站台上的铃声响了，在列车员的催促下，周训典和妻子孩子们一一拥抱，转身上了车。列车缓缓地向前移动。
“二哥，别忘了吃胃药，自己多保重身体啊！”妻子提高嗓音。
“爸爸，再见，再见……”孩子们拼命挥动着手臂。
可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周训典永远地离开了他最爱的家人。
周训典回到单位之后，立即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被扣上参与“阴谋驾机外逃集团”的罪名。从1968年起，实行隔离审查。
刚开始，周训典还能通过书信，让家人得知他的一些情况。
他在信中告诉妻子：现在已经如此局面了，案情越高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各人在压力之下，力求彻底、详细交代，取得“从宽”，竟不顾客观，不顾他人而凭空捏造，互相牵连。竟有人在交代中说我曾经在1967年10月请假回天津，利用假名企图从陆路或小路逃亡外国。
后来他的家人就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了。直到1970年7月初，一个星期日的早晨，钱承评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宣布了父亲被迫害致死的噩耗，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事实上，周训典早在两个月前的5月2日已被迫害致死，时年49岁。
后来，“两航”起义人员何莹的家人何婉如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何莹、周训典被送去拉大车，每次必须拉米、拉煤、肚子饿了只能买个咸鸭蛋充饥。后来，飞行主任周训典被活活打死，他们就悄悄地把他埋在田里。因是偷偷摸摸，埋得太浅，后被狗拖了出来……
周训典生前在1969年7月12日动情又自信地写了首七律《自省》 ，寄给妻子钱承评：
当年风雷遍地激，群魔东飞气奄奄。
几经思虑主意定，拒渡海峡留家园。
二十年间庆新生，往事蹉跎犹历历。
教育改造尚感晚，岂有黑心望鬼城？
没有人知道周训典临死前在想什么。也许，这才是表露他这一生心迹的最好见证。
直到1973年，强加在周训典身上莫须有的罪名得以澄清。美国政府在2007年 12月4日又一次为周训典颁发了飞行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