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传播的“伴随文本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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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共时性舞蹈传播和历时性舞蹈传播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人类舞蹈文化的历史。舞蹈符号文本的传播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大量未进入文本本身的因素,即伴随文本。伴随文本跨越共时传播与历时传播,对符号文本的表意、解释及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舞蹈符号文本的传播一方面会促使伴随文本产生,另一方面舞蹈符号文本的传播严重依赖伴随文本,从而产生“伴随文本执着”。本文以锅庄舞在兰州市的传播为例,分析其传播过程中的“伴随文本执着”特征。
  [关键词]舞蹈传播;伴随文本;锅庄舞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0-0023-03
  任何符号文本的生成、发送、接收、理解、传播乃至变异都发生在符号文本与文化网络的连接之中,这种连接会使文本之上产生一些附加文本,即伴随文本。所谓伴随文本是“伴随着一个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根据赵毅衡教授的定义,伴随文本是原文本运行过程中携带的文本,伴随文本不仅积极地参与文本建构,并且影响着文本的意义解读。在人类尚未产生语言以前,人们就用动作、姿态、表情来传达各信息和交流情感。舞蹈是人类以身体和音律为媒介创造的艺术符号,古老的舞蹈艺术更是最具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对舞蹈艺术的符号学分析是一场漫长的对人类情感的文化寻根。苏珊·朗格从符号美学的角度表示艺术是人类表达情感意义的符号。舞蹈则是人类自身以身体为材料按一定音乐节律表达情感意义的符号。在面对舞蹈这类以人体苏珊·朗格进一步指出:舞蹈是原始生活中最为严肃的智力活动,它是人类超越自己动物性存在那一瞬间对世界的观照,也是人类第一次把生命看作一个整体(连续的超越个人生命的整体),当宗教思想孕育了(神)化概念时,舞蹈则用符号表示了它。舞蹈是人体创造的符号形式,在这一符号形式中,将生命的整体性展现得淋漓尽致,透过这种生命的整体性,实现了生命情感与自然的内在链接。
  一、锅庄舞传播的伴随文本特性
  要理解舞蹈符号文本,就要依靠其自身附带的伴随文本。舞蹈符号表意过程中,伴随文本围绕着文本的展开而展开,和文本一起完成符号表意。要理解舞蹈符号的意义机制,就要分析其伴随文本的作用何在。反之,明晰了舞蹈符号文本的附加文本——伴随文本,也就清楚了其解释方式。对舞蹈符号意义的解释并不容易,舞蹈符号往往呈现出一种弱符号特征,即舞蹈意义必须依靠其特定语境、结构才能表达,意义先需要表达才能得到进一步传播。也就是说,如果要看懂舞蹈,就必须依赖舞蹈文本边缘或表达层之下的大量未进入文本本身的伴随文本。赵毅衡教授根据文本与伴随文本之间的关系,将伴随文本分为三大类,即显性伴随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和解释性伴随文本三类。本文将依次分析这三类伴随文本在舞蹈符号表意、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锅庄舞作为一种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文化表现形式,2006年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锅庄舞发源于青藏高原的藏民族游牧文化,是藏族三大民間舞蹈之一,流行于西藏昌都、四川阿坝、云南迪庆及青海、甘肃的藏族聚居区,有上千年的传承历史。锅庄舞动作舒展柔美,舞步轻快简练,深受藏族群众喜爱。不同地区的锅庄舞又呈现着不同的特点,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甘肃藏族聚居地区的锅庄舞,此类锅庄舞结合四川锅庄和青海玉树卓舞的特点,是藏族锅庄舞的典型代表。兰州作为甘肃省省会,承载着文化传播的重任,锅庄舞在兰州市的兴起、传播是舞蹈与社会文化交互运动发展的结果。符号学视域下,锅庄舞的兴起和传播是依靠其符号文本之外的伴随文本,伴随文本支撑文本的意义表达、参与意义建构并影响意义解读。
  (一)显性伴随文本支撑意义表达
  显性伴随文本中的副文本在舞蹈的意义表达中极为重要。显性伴随文本包括副文本和型文本。副文本是第一类伴随文本,是完全“显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的“框架因素”。副文本虽处在文本边缘位置,却同样对文本的意义解读起重要作用。舞蹈的副文本例如名称、编导、舞台布置等因素。锅庄舞,藏语称为“卓舞”,汉语称为“锅庄”,是“圆圈歌舞”的意思。锅庄舞最大的特点就是舞蹈呈现环形结构,舞者的舞步始终沿着环形轨迹运动。锅庄舞的副文本即其名称、环形结构、舞蹈场地。锅庄舞在城市的兴起依托于文化空间的开放,其传播主要通过广场营造的文化氛围。锅庄舞自身的特点要求舞蹈场地要大,而且要有众多参与者,广场这一公共文化领域最适合锅庄舞传播。广场舞蹈是最普遍的舞蹈传播方式,广场作为广场舞的显性伴随文本同时也是舞蹈最具亲和力的传播媒介,在广场舞符号文本展开时,可以有观者加入进来,从而使舞蹈队伍不断壮大,这是最直接有效的传播方式。锅庄舞多以徒手进行练习,不受环境、季节、场地等条件限制,无论在广场、公园、田野都适合练习,而且锅庄舞简单易学,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都可从锅庄舞中获得乐趣。这种场地易得、难易可选、娱乐身心的特点为其广泛传播及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条件。
  型文本是和文化联系最紧密的一类文本,它指明文本所属的类型,而文本归类是由其文化背景决定的,故而型文本是文本与文化相联系的重要方式。舞蹈有很多类型,当舞蹈符号文本展开时,通过舞蹈演员的服饰舞步观众就可以判断出舞蹈的类型。这是副文本名称和文本形式共同标明的。型文本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文本置于文化背景之下,有助于受众对节目意义的解读。锅庄舞属于民族舞中藏族舞蹈一类,舞步轻柔优美,很多动作是从藏族人民劳动生活中提取出的典型动作,例如挤奶、打酥油、打青稞、捻羊毛等劳动场景都出现在锅庄舞中,这些典型的劳动舞蹈动作不仅展现出藏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也将锅庄舞赋予鲜明的藏民族烙印,成为藏民族的一个符号象征,因此更易于传播。
  副文本和型文本都属于文本框架中的显性因素,在文本框架内的人物必然要受制于这个框架,正如戈夫曼所言:“这里存在着一种个人和角色的关系。这种关系要符合互动系统——框架,正是在这种互动系统或框架中,角色被扮演,并可以窥见到表演者的自我。”舞蹈演员进入舞台、音乐的文本框架后,会呈现出和日常生活状态完全不同的表演状态。正是这种框架因素支撑着舞蹈符号的意义表达,只有进入框架后的舞蹈演员才能进入舞蹈符号文本,完成符号表意。当锅庄舞的音乐响起,群众自发加入锅庄舞舞蹈队伍时,也就进入了显性文本框架,共同构成舞蹈符号文本的一部分。   (二)生成性伴随文本参与意义建构
  生成性伴随文本顾名思义是文本生成过程中遗留的文本,包括前文本和同时文本。前文本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产生的影响。狭义的前文本比较明显,包括文本中的各种引文、典故、戏仿、剽窃、暗示等;广义的前文本,包括这个文本产生之前的整个文化史”。同时文本就是在文本产生的同时出现的影响文本的因素,文本的生成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同时文本就同步产生于文本生成过程中。有学者根据唐代藏文画像碑中的舞蹈形象推测,锅庄舞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甚至卓舞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玉树卓舞中至今还保留着很多远古时代的痕迹。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的舞蹈纹彩陶盆,系马家窑文化的珍宝,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彩陶盆是用细泥红陶制成,陶盆内壁饰三组人物手拉手的舞蹈纹图案。图案中的舞者手拉着手,踏歌而舞,面向一致。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带有舞蹈图纹的陶器,为研究我国舞蹈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由于陶盆出土的地方正是锅庄舞盛行的青藏高原,加之陶盆上的图案和锅庄舞的舞蹈结构一致,这可能与锅庄舞的起源有关。这个陶盆上的图案可看作是锅庄舞的前文本,也可以说与锅庄舞相关的出土器物、画卷等都是锅庄舞的前文本。锅庄舞的产生都会受到其产生之前的整个舞蹈历史的语境压力,但同时也参与着整个舞蹈文本的建构。
  舞蹈文本的产生需要时间,在舞蹈文本的产生过程中同时产生了很多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可以看作是同时文本。锅庄舞文本的生成中有很多新的影响因素不断加入,最重要的同时文本是不断有参与者加入舞蹈中,另一类因素是舞蹈过程中锅庄舞的音乐不断变化,使得舞者的舞步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不断加入的参与者、不断变化的音乐构成锅庄舞表演的同时文本,参与建构文本意义。
  (三)解释性伴随文本影响意义解读
  解释性伴随文本包括元文本、链文本和先后文本。 元文本是“关于文本的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后被接收之前,所出现的评价,包括有关此作品及其作者的新闻、评论、八卦、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等等”。评论、八卦、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都是在文本形成后出现的,因此,评价性的元文本在文本生成后作为解释性伴随文本影响着我们对文本的意义解读。表演的本质在于表演者与观者的双向互动,在一段舞蹈表演观众对节目的评论、建议、期待都成为元文本。舞蹈表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会造成受众的深度卷入,因为受众个体运用元语言来解读节目,解释向度是开放的。
  锅庄舞的元文本即锅庄舞被接收前所出现的评价,以及和锅庄舞有关的评论性质的话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认为,“锅庄”一词是羌族的灶堂,设在火塘之上,用以做饭及取暖,同时也是家人及亲友围坐交流的地方。《国音乐词典》中指出,锅庄一是指在四川康定汉藏杂居地,藏民在庄房院子表演的歌舞;二是指藏民在表演这种舞蹈时,围着炉灶或舞火,炉灶被称为锅庄,因而得名。锅庄舞与藏民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舞蹈中有大量再现劳动生活的动作,这些动作不断的重复强化了舞蹈的形式感和象征义,并最终使之建构成舞蹈主体,成为藏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
  链文本,是指“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收的其他文本,例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注解说明、网络链接等”。由此可知,链文本是接受者接收文本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收的文本。链文本在舞蹈文本的展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链文本帮助文本传播信息,并加强观众的视听感知。伴随舞蹈的音乐传递着重要的链文本信息,舞蹈和音乐高度契合,观众在接收符号文本信息的同时,享受着一场美妙的视听盛宴,并调动着观众的情感,增强观众的投入度、积极性。锅庄舞的音乐都轻快活泼,赋予了舞蹈极强的律动性,这样富有动感且简单易学的舞蹈自然在民众间广受好评且流传甚广。
  先文本和后文本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既是共时性的连接关系,又是历时性的延续关系。先文本和后文本看似相互对立,实则相互关联。舞蹈本身自成一体,可以作为一个独立文本来解读。《西藏舞蹈概说》记载:以前的康定一带,有一种商业性组织叫“锅庄”。这是一种类似于客栈的提供住宿的地方,沿途过往的藏族商贾、民众常留宿其中。茶余饭后围着火塘歌唱跳舞,以驱散一天的劳累与疲乏。锅庄舞的先文本可以理解为是商贾、民众围着火塘跳的舞蹈,与其对应的后文本则是在都市流行的锅庄舞,这是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锅庄舞的变体。从远古时期商贾围着火塘跳的锅庄再到牧民们在高原上的卓舞再到现代都市里广场上跳的简化了的锅庄舞,锅庄舞的先后文本共同构成了这类舞蹈的流变、传播历史。
  分析舞蹈的伴随文本,有助于接收者解读舞蹈本身的意义,将舞蹈置于整个文化网络、媒介网络来考察。如果不对伴随文本进行解读,那么符号表意只会仅仅让受众感知到,而不会理解其意义所在。“伴随文本执着”是当代文化传播的特征之一。 伴随文本严重影响着舞蹈符号的生成、表意和传播,因为只有依靠伴随文本,才能使舞蹈符号文本与文化相连接,从而使符号接收者在文化符号网络中理解符号文本并进一步传播符号文本。
  二、锅庄舞在蘭州传播的“伴随文本执着”特征
  舞蹈文本本身关联着三重的符号发送者、接收者,分别是编舞者、舞者与观者。但舞蹈本身并不是一个意义的统一体,舞蹈编导不会通过舞蹈文本向观者传达一个固定的意义,舞蹈的解释意义是开放的。舞蹈的符号文本总是在人类无意识、不自觉的情况下影响着舞蹈意义是生成、解释及传播。结合锅庄舞文本本身,其中显性的伴随文本是舞蹈的服饰、场地、舞蹈的环形结构等;生成性的伴随文本是锅庄舞生成前的锅庄文化,以及不断加入舞蹈队伍的参与者、变换的音乐;解释性的伴随文本是锅庄舞生成后所受到的评价、以及舞蹈的背景音乐等因素。如果没有解释性的伴随文本,舞蹈文本的传播将不会实现,正是民众对锅庄舞的接收、参与,才让锅庄舞以人际传播途径实现传播。人际传播最直接地影响受传者,还可以根据受传者即时传来的反馈随时改变传播的内容和方式,目的性极强。2004年9月,兰州大学体育部首次将锅庄引入体育课堂使其作为一种体育项目在大学生范围内得到了推广。2006年,兰州大学成立了锅庄舞协会,不久之后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锅庄舞协会,使得锅庄舞在高校流行起来。
  锅庄舞的传播以人际传播为起点,逐渐实现群体传播。这类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民间方式向主流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现象也应当引起学者的关注。学生、民众的接纳和参与是促进其跨文化、跨地区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民族虽然拥有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但舞蹈本身跨越民族、阶级的普适性,使参与者具有认同感和参与欲望。藏族锅庄舞以其欢快的节奏和简单易学的动作不仅引起不同民族、地区人的表演欲望,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藏族锅庄舞可以为多民族共同接受的先决条件。
  参考拉斯韦尔所著《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提出的“5W”模式来分析舞蹈传播,可得出内容、媒介分析是对锅庄舞文本的显性和生成性伴随文本进行意义解读,显性媒介促使舞蹈意义的生成,并完成舞蹈传播;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则是对节目的解释性伴随文本的分析,是对舞蹈表演后受众解释意义的考量。
  舞蹈传播的“伴随文本执着”,是舞蹈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特点与广义上舞蹈的表意方式和传播结构有密切相关性。舞蹈符号是直接以人体来实现其符号意义和感知的形式。舞蹈文本更是携带编者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与生命和死亡意义的感知。认识舞蹈的伴随文本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需要回溯至舞蹈本身,而这种回溯本身,也能引发对舞蹈的重新思考,更能发现许多新的研究方法。符号学不仅蕴含了文化的最高层及(阐释),也蕴含了一个以物质性和身体性为基础的文化层次。锅庄舞是藏民族的活态文化,藏民族文化的根系里埋着锅庄舞的精魂。锅庄舞在兰州这座典型的西部城市的传播是民族文化与城市空间对话的结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还是要从其文化文本本身出发,分析其文本边缘的伴随文本,将这些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因素加以重视,加强文本与文化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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