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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半夜骑自行车回家,街道冷落车马稀,十字路口的民警早已下班,所以总是违反交通规则---冲红灯!不过,机动车倒是规矩得很,摩托车还偶有违规,但汽车全都老老实实地跟在路口傻等。开头还有些疑惑:怎么司机大佬素质这么高?这么自觉遵守规则?
以后才明白,大凡主要的十字路口,都或明或暗地装着自动摄像枪和电子追踪仪器呢。骑自行车冲红灯虽然无可追究,可汽车冲红灯却难逃处罚,司机大佬非不想也,是不敢也。
为什么只抓大,不抓小?一是汽车吨位大,一旦发生事故,危险性也大;二是汽车个头大,监视也较容易。如果对自行车也同样监视,则成本高,效率低,极不经济。
由冲红灯,联想到腐败问题。反腐败,不也跟防止冲红灯同一道理吗?防止违反交通规则,不能寄望于个人的自律,而要依赖仪器的监视;反腐败,同样不能寄望于个人内在的道德自律,而要依赖外在的法律监督。大车小车都会冲红灯,但仪器只监视危害更甚的大车;同理,贪欲人人皆有,腐败人人可能,但反腐败却宜重点监督大人物---因为,越有权势者,就越有贪污的能力和条件,其腐败的可能也越大,其腐败的恶果也越大。这表现为两点:
一、权势越大,腐败的程度可能越大。近的:云南玉溪红塔集团原总裁、董事长褚时健贪污受贿超过5000万元;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受贿300多万元,不明财产600多万元;广东天龙食品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贪污超过1000万元……远的:印尼原总统苏哈托银行存款有300多万美元,土地40多万公顷(一说有900多万公顷,面积与印尼的爪哇岛相当!),其家族总财产更是难以数计;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问题财产"之巨世界闻名,前些时候又有报道说,马科斯幼女在瑞士联合银行竟有存款132亿美元!
二、权势越大,腐败的危害越大。近的:如工程项目的腐败行为导致建筑偷工减料,已造成多起重大事故---重庆市綦江县彩虹桥整体垮塌,40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00多万元;远的:国际奥委会成员接受贿赂的丑闻连续被揭露---据悉,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澳大利亚方面正是通过对非洲委员的贿赂,至少买到5张选票,最终使悉尼以两票之优击败北京。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检察机关1998年立案侦查的贪污受贿案件有几个特点:一是大案多,共立案247件,万元以上的大案就达245件;二是高干犯案多,处级以上干部犯案共61件61人,其中厅局级干部占7件7人;三是权力部门犯案多,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共56件65人---这正暴露出腐败与权势者的亲缘性: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权力越大,腐败越大!针对这种现实,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定中表示:1999年要集中力量查大案要案,重点是权力部门,将贪污受贿大案的标准上调至5万元以上,挪用公款大案标准上调至10万元以上。这就是说,要抓大人物,打大老虎。有人说,"廉政建设"要面向全民,官员要廉政,百姓也要廉政,不可因小"腐"而不拘(《南方周末》1999、1、29)---作为反腐败的道德教育,当然要全民开展;但作为反腐败的政策执行,却应当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大人物身上。借用国企改革的话,就是"抓大放小"!
开汽车比骑自行车舒适,可开汽车也比骑自行车受更多限制;做官比做平民百姓威风,因而做官理应比做平民百姓受更多的限制。自行车可以冲红灯,但汽车不可以;小市民可以贪小便宜,但大人物不可以!可是向来的情形却正相反,做大官易,做小民难,做大人物反比做小市民更不受监督,大权在手,踌躇满志,腐败的勇气自然越来越大。所以,要抑制腐败,首先必须使权势者受到更多的行政和法律监督(越南共产党的办法是:所有官员申报主要财产,有子女在国外留学的官员要汇报其学费来源),地位越高,监督也应越严,使大人物贪污腐败的风险成本高至难以支付。什么时候,为官者人人自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廉洁奉公则有望焉。
话说回来,即使有监视,也不是任何汽车都不敢冲红灯,挂特种车牌的车就敢,特种车辆不但不怕夜里的自动摄像枪,就连白天的民警叔叔也不怕!同样的,即使有法律监督,"特种"的大人物也经常眼空无物。你有法律,我有特权,法网其奈我何!
如何对付冲红灯的特种车辆?广东佛山市的办法是登报:公安局花钱将违章车辆的车主姓名及车牌号码每周在报上公布,包括特种车辆。据说效果颇佳,违规的特种车辆越来越少(《羊城晚报》1999、1、16)。如何对付腐败的大人物?也是登报!法律监督固然重要,但目前法律运作尚缺乏真正的独立性,没有党政权力的支持,对腐败官员的惩处根本难于施行。所以,仅有法律监督,不够,还要新闻监督。法律借新闻之势,新闻助法律之威,相得益彰,方显监督效力。总理朱基提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正是为了强化新闻的监督功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和《南方周末》引起广泛关注,也正因它们相对能起到一些监督功能。当然,只是一些。
无论对冲红灯,还是对腐败现象,登报都是有效的办法。但最大的问题是,想登报就能登报吗?□(本栏编辑:秦彤插图:黄穗中)
以后才明白,大凡主要的十字路口,都或明或暗地装着自动摄像枪和电子追踪仪器呢。骑自行车冲红灯虽然无可追究,可汽车冲红灯却难逃处罚,司机大佬非不想也,是不敢也。
为什么只抓大,不抓小?一是汽车吨位大,一旦发生事故,危险性也大;二是汽车个头大,监视也较容易。如果对自行车也同样监视,则成本高,效率低,极不经济。
由冲红灯,联想到腐败问题。反腐败,不也跟防止冲红灯同一道理吗?防止违反交通规则,不能寄望于个人的自律,而要依赖仪器的监视;反腐败,同样不能寄望于个人内在的道德自律,而要依赖外在的法律监督。大车小车都会冲红灯,但仪器只监视危害更甚的大车;同理,贪欲人人皆有,腐败人人可能,但反腐败却宜重点监督大人物---因为,越有权势者,就越有贪污的能力和条件,其腐败的可能也越大,其腐败的恶果也越大。这表现为两点:
一、权势越大,腐败的程度可能越大。近的:云南玉溪红塔集团原总裁、董事长褚时健贪污受贿超过5000万元;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受贿300多万元,不明财产600多万元;广东天龙食品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贪污超过1000万元……远的:印尼原总统苏哈托银行存款有300多万美元,土地40多万公顷(一说有900多万公顷,面积与印尼的爪哇岛相当!),其家族总财产更是难以数计;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问题财产"之巨世界闻名,前些时候又有报道说,马科斯幼女在瑞士联合银行竟有存款132亿美元!
二、权势越大,腐败的危害越大。近的:如工程项目的腐败行为导致建筑偷工减料,已造成多起重大事故---重庆市綦江县彩虹桥整体垮塌,40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00多万元;远的:国际奥委会成员接受贿赂的丑闻连续被揭露---据悉,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澳大利亚方面正是通过对非洲委员的贿赂,至少买到5张选票,最终使悉尼以两票之优击败北京。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检察机关1998年立案侦查的贪污受贿案件有几个特点:一是大案多,共立案247件,万元以上的大案就达245件;二是高干犯案多,处级以上干部犯案共61件61人,其中厅局级干部占7件7人;三是权力部门犯案多,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共56件65人---这正暴露出腐败与权势者的亲缘性: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权力越大,腐败越大!针对这种现实,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定中表示:1999年要集中力量查大案要案,重点是权力部门,将贪污受贿大案的标准上调至5万元以上,挪用公款大案标准上调至10万元以上。这就是说,要抓大人物,打大老虎。有人说,"廉政建设"要面向全民,官员要廉政,百姓也要廉政,不可因小"腐"而不拘(《南方周末》1999、1、29)---作为反腐败的道德教育,当然要全民开展;但作为反腐败的政策执行,却应当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大人物身上。借用国企改革的话,就是"抓大放小"!
开汽车比骑自行车舒适,可开汽车也比骑自行车受更多限制;做官比做平民百姓威风,因而做官理应比做平民百姓受更多的限制。自行车可以冲红灯,但汽车不可以;小市民可以贪小便宜,但大人物不可以!可是向来的情形却正相反,做大官易,做小民难,做大人物反比做小市民更不受监督,大权在手,踌躇满志,腐败的勇气自然越来越大。所以,要抑制腐败,首先必须使权势者受到更多的行政和法律监督(越南共产党的办法是:所有官员申报主要财产,有子女在国外留学的官员要汇报其学费来源),地位越高,监督也应越严,使大人物贪污腐败的风险成本高至难以支付。什么时候,为官者人人自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廉洁奉公则有望焉。
话说回来,即使有监视,也不是任何汽车都不敢冲红灯,挂特种车牌的车就敢,特种车辆不但不怕夜里的自动摄像枪,就连白天的民警叔叔也不怕!同样的,即使有法律监督,"特种"的大人物也经常眼空无物。你有法律,我有特权,法网其奈我何!
如何对付冲红灯的特种车辆?广东佛山市的办法是登报:公安局花钱将违章车辆的车主姓名及车牌号码每周在报上公布,包括特种车辆。据说效果颇佳,违规的特种车辆越来越少(《羊城晚报》1999、1、16)。如何对付腐败的大人物?也是登报!法律监督固然重要,但目前法律运作尚缺乏真正的独立性,没有党政权力的支持,对腐败官员的惩处根本难于施行。所以,仅有法律监督,不够,还要新闻监督。法律借新闻之势,新闻助法律之威,相得益彰,方显监督效力。总理朱基提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正是为了强化新闻的监督功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和《南方周末》引起广泛关注,也正因它们相对能起到一些监督功能。当然,只是一些。
无论对冲红灯,还是对腐败现象,登报都是有效的办法。但最大的问题是,想登报就能登报吗?□(本栏编辑:秦彤插图:黄穗中)